克里米亚公投与周易政治学――周易言之三，孔子言之八

玄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象

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

一　克里米亚公投的时代意义

日前发生的克里米亚公投事件将自诩为人权民主自由卫士的欧美列强放在了极其尴尬的位置上。96.7%这个公投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有这样一致的民意基础还需要用公投来确认，其本身就是对当代世界政治生态的讽刺。而面对这样的结果，欧美发达文明世界表现得方寸大乱又无所适从。自己谋划好了的政治格局被击碎，相关的军事安排也作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翼而飞，按他们的思维惯性，这样的损失是无法容忍的。

西方文明所标榜的精神与理想是民主自由，是人权大于主权，如果强硬违背当地民众意志，且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种政治操守也直接违背了民主自由精神。克里米亚回归了俄罗斯，西方世界虽表达不满，但从起初就明言否定了武力干涉。这不是因为西方政治势力坚守政治精神而损失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利益，首先是对俄罗斯的忌惮。从好的方面看，则是对当地一致的民意无可奈何，强硬措施只会更进一步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并且淆乱当地的政治格局。西方主要政治家一方面要安抚本国的财团与政客的情绪，同时还要顾及长远的政治大局，出现如此难堪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

此次俄罗斯获胜，却也彰显了俄罗斯与周边兄弟民族的隔阂之深。俄罗斯发轫于基辅，后来因为蒙古入侵等历史事件而衍生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不同族群。苏联解体以来，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乌克兰与俄罗斯几乎形同陌路。可以想见，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与兄弟民族结了多深的梁子。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兄弟阋墙，本就没有胜利可言。俄罗斯莫弹冠相庆，先反思自己的政治文化为宜。

西方世界的尴尬也和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变革中的走势相关。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政治变革往往与西方的政治精神一致，同时又与西方的经济利益一致，这里面当然有西方政客预先作局的成分。于是西方世界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可以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品格与高尚的精神追求，名利双收。当年科索沃公投的时候，将人权大于主权吹上了天，俨然是上帝意志。如今为了利益又反过来大喊主权大于人权，对时局的影响却是杯水车薪。面对自己无力撼动的局势，不妨清高一把，还能赚个名声。如今可好，利益没了，节操也碎了一地，好个鸡飞蛋打。

政治是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政治则是其中的一种，其理念并非那样崇高神圣。政治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元的，没有哪一种政治理念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没有哪一种政治理想垄断了正义。人权平等自由等民主政体元素是政治的重要组分，使得人类政治获得了长足的提升，但民主政体元素并非是人类政治的主体，更不是政治的终极方案。克里米亚公投事件透彻地揭示了这一误解。政治的主体是什么？是发展了七千年的传统政治，而不是仅有两百多年实践史的现代政治。传统政治元素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就像阳光与土地，人时刻需要却不用意识到其存在。在人类的传统政治哲学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哲学是最杰出的代表，而在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中，周易所表达的哲学理念则处于核心与支配角色。周易哲学应用于政治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周易政治学。世界经历了对现代政治的狂热追捧之后，如今应该反思一下人类政治的整体，将更多的精力回归到人类政治的主体--传统政治上来。

二　周易政治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人立身处世的必备素质，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长久所必需的灵魂。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国家就变成一滩没有生气的软泥。失去厚德载物的品格，国家就变成强也速灭也忽的混世魔王。

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恶斗所衍生出的政治派系对政治理念的操弄，致使当代人多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人的品德培养。政治本身永远需要政治人物的个人情操，单纯的貌似完善的政体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你并不一定承认，政治人物的个人品德对世界的影响并不见得比制度造成的影响小。表面上，制度对政治的影响是长期的，个人品德对政治的影响是暂时的。实际上，大家并没有看到品德传承这条线，人的品德是从圣贤以及自己的亲人与政治人物那里传承来的，而不是自己凭空思辩来的，而自己的品德也将影响到后代的许多人。人类社会中，制度是一条线，而品德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条线。

人类行为准则和社会组织方式中，有许多东西比较适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清晰地规定下来，这就是法律和制度的形成。也有许多更靠近人的精神与灵魂的东西很难用文字清晰的表述出来，或者表述出来却难以实际操作。这样的东西只能用品德来传承，人必须以坦诚之心体味这些品德，这充分体现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与哲学思辩中。政治家的品德对后世的社会与政治有着极其深远和恒久的影响。周太王亶父重视属民的利益而轻视自己的王权，后世效法而在道义上形成重民轻君的民本政治。周公旦辅佐成王，握有实权并遭受谗言的时刻，主动示弱躲避，周公品德成为后世宰辅摄政大臣的模板。中国历朝开国帝王的品德一般都为其子孙效法，而其品德缺陷也致使其子孙在这些方面找到了拒绝自律的借口。宋太祖立了不杀文官的规矩，导致赵宋两朝的朝堂不像其他朝代那样腥风血雨，这样的规矩在宋朝算法律，而在历史角度只能算作赵匡胤的品德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市井，疏于文典，致使子孙中多有荒诞不经者。而同为市侩出身的刘邦却能审时度势而赏纳正言，汉朝与明朝历史地位的差距与两位开国皇帝品格差距关系甚大。唐太宗千古明君，睿智开明，然玄武门之变是最严重劣迹，导致后代在皇位争夺中毫不避讳互相杀戮。大唐盛世，国泰民安，而皇族中却是另外景象。

个人品德在政体中的作用，孔子的论述十分经典。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当代有一股强大的潮流，几乎是政治学界的主流，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人治思想的典型代表，是阻碍中国走向法治的障碍。实际上，这个思想是政治一直在遵循的铁律。法制必不可少，但人的品德也同样重要。近两百年中，民主法制的进步的确对全球政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从政者的品德起着同样巨大的作用，只是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而已。制度建设和品格培养是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两个必备成分，二者交替发展。这好比两条腿走路，总要抬起一条腿，只有另一条腿支撑着，如果在某个时刻觉得抬起的那条腿没用而要当做骈拇支趾截掉，那是怎样的目光短浅呢？片面强调制度建设而忽视品德建设是百年中的最严重问题。当代世界政治正在呼唤着从政者品格培养方面的突破。

近些年，中国专业人士多乐于鼓吹程序正义。当然，程序正义是社会发展与安定的必备要件，但程序正义之先必须有内心正义，如果内心没有正义，程序正义非但无法达成正义，反而会更严重地摧毁正义。以程序正义之名实现个人欲望的案例，古今中外都不乏实例。禅让是中国上古尧舜禹时代以贤能为依据而传承帝位的模式，历来为史家所推崇。东汉三国之际，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夺取皇权，冠以禅让之名，得逞后感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不愧魏晋文学先驱，放浪形骸之外，有了点滴感悟就对圣人大放厥词。原因在于内心失去了正义，这程序正义就变成了为虎作伥的工具。当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等制度同样，打着这样的旗号实现强权利益的事情触手可及，区别只是没像曹丕那样放肆辱圣而已。

政治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外显的原则与精神，现代政治是人权民主法治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是德政孝道等等。当代政客往往要展示给民众自己拥有多么充足的民主自由精神，如何尊重人权等等。中国古代政客则要展示自己的行为思想多么符合孝道与民本德政。这些都是外显给世人的规范，而不是主导人执政过程的核心理念。从政者外显给世人的品德，或者说世人用流行的政治标准所评价的从政者品德，与其本心所拥有的品德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反。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种追求言行上与道德标准以及民主精神天衣无缝地契合，而心底深处却为虚名和利益操控着。某些人为达成政治经济利益，不顾他国具体政治生态，借宣扬民主自由之名，行祸乱当地社会之实，当地政治平衡被破坏了，而民主自由又根本建立不起来。

古代社会是君主政体吗？我们已经告别了威权政治而步入民主政治了吗？这里我只论自认为享受到最充分民主与人权的欧洲和北美人民，不谈特殊国家。如果您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您太入戏了。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政体是单纯的民主政体，也没有任何一个是单纯的君主威权政体。人们喜欢将现实向占据正统地位的政治理论靠拢。以中国为例，古代社会的政府颁布法令总要上溯到皇权，一切命令都必须是皇帝的意志，这样才具备合法性。实际上呢，绝大部分时代的绝大部分情况是朝廷各级议事机构决策，最后由皇帝盖上胡萝卜大章而已。当代社会的政府则不同，一切法令都要上溯到民主和人民的意志，只有这样才具备合法性。实际上呢，绝大部分情况是高层官员在决策和发号施令，但显露在外面的必须是民主的形象。

让法律准确发挥作用，需要人的品德。孟德斯鸠曾定义有道德的人是主动追求法律精神的人，是成就法律的人。对于现代政治模板的美国社会，人们往往过度夸大制度的作用，而忽略人品德的作用。华盛顿在两届总统后坚持退休，效果上维护了制度，这本身就是品德。美国依据制度来选举总统，一方面的确显示了制度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了品德的重要性，因为大家挑选总统的标准就是品德与才干。

三　西方政治必须革除的诸多弊病

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政治的整体都变得人心不古，习惯于给祖先贴上愚昧腐朽僵化的标签。认为古代的政治体制是威权残暴的，没有自由没有平等，野蛮蒙昧，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只有近代民主政体以后，世界政治才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其实这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在自己所实现的物质成果面前忘乎所以。而在政治领域，人们的政治行为当然会有许多现代特点，但更多的是传承古来的人性原则。政治的进化并非如历来政治学家所说的那样大。

政治制度只是一种显性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强弱与善恶并不完全决定于这个国家是否举着民主的旗帜，喊着人权的口号，更关键的因素是人内心的价值定位如何，人的灵魂如何。同样一种科学理论，可以立人也可以害人，同样一套政治理念，今年强调这一点，明年可以强调另外一点，要看那一点对舆论强权有利。当人的追求是虚荣和欲望，目的在于掠夺和放纵，无论他掌握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会被欲望驱动去选择能给他带来利益的那个道路。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来说，社会化群体的需求也社会化，完成公共事业的任务只能由一个单一的意志来执行，这个单一的意志就是政体。这里面主要涉及两个方向的事情，其一是属于民众的资源与权利赋予给一个团体或者一伙某个架构的人群，其二是这群人在面对公众利益的时候能够从公众利益出发来行动。前一个侧面是自然属性逼迫出来的必然，有史以来都没有问题，或者史前时代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道路最终固定在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上。后一个侧面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执政为民，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甚至灾难，不得不逐渐调整政体形式来解决。

西方政治中以鄙陋推理掩盖纵欲劣迹的做法很多，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典型代表。在霍布斯，达尔文以及斯宾塞等思想者在生命演化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而建立了生命演化进化的理论体系之后，从一百年前开始，西方世界据此衍生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应该说，几位哲学家是值得尊敬的，而哲学在市侩与政客手中异化出的说法构成了西方世界的耻辱。在西班牙人的杀戮以及英法人的移民导致美洲大陆原住民濒临灭绝和美洲文化彻底灭亡之后，在英国对塔斯马尼亚施行残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暴行之后，在英国对澳大利亚施行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同化政策之后，西方那些真正信奉耶稣的人一直重复的耶稣的话“爱人如己”终于唤醒了公众的思维能力，背负如此深重罪恶的人每周站在耶稣圣灵面前是否会遭受谴责呢？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令人恐怖的痛苦，因为他们正走在通往地狱之门的宽广坦途上。正当这个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了。咱们中国同胞往往以为这是针对自己说的，其实完全错误。西方主流没有任何时刻敢于轻蔑这个东方大国，即使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主要是欧洲人在向耶稣忏悔时用来掩饰自己在非洲美洲和澳洲的滔天罪行。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说法的错误。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确是人类历史的主要规则之一，那么欧洲人即使不灭亡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也会被奥斯曼土耳其杀个八百里听不见狗叫。蒙古帝王成吉思汗和忽必列等在中国文化强大的教化力之下禁止过度杀戮，而伊斯兰教也少不了仁爱元素，欧洲才免于灭顶之灾。仁爱是欧洲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武力强权只造就了欧洲的暂时强大，国家民族富强了就自鸣得意叫嚣适者生存，显然是忘本的做法。

达尔文与斯宾塞等人的理念无疑是科学与社会哲学的重要组分，经过严密考证和谨慎思辩得出的结论很有价值，问题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哲学的断章取义和对适者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在相关哲学家眼里，人类演化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仁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成功健康社会的核心价值。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适者异化成了拥有先进武器的强盗和战争的胜利者，成了短暂历史中的强者。短暂历史中的强者并非是天道之下的适者，而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准确的诠释了强盗劫掠者的结局，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基于掠夺和殖民而达成的繁荣，在二十世纪初使得欧洲人的占有欲和虚荣心达到顶峰，其结果是险些毁灭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我相信这个伤痛欧洲人记忆犹新，因此欧洲的有识之士也真正理解了适者在人类文明中到底如何定义，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被最终抛弃。二战之前的欧洲片面强调了自强不息这一精神，而将厚德载物这一品质束之高阁了，如今已经有所领悟。当代欧美在攻势外交中表现得咄咄逼人，而一旦遇到针锋相对的对手时却不得不退缩，原因所在就是欧美社会明白这个道理，不愿再落入片面强横这个陷阱。

最近发生的克里米亚公投事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民主人权的确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世界不是民主人权的代言人，西方政府不具备代表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素质，他们只能代表那个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不怎么了解的选民的意志，也代表着那个地区醉心于不均衡贸易的财团们的意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可以说明一切。

当代金融业潜藏的世界危机也是同理。金融业可能是深入到当代每个人生活的东西，而且是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元素。然而，金融业从业人员对这一行业的忘乎所以的估量，导致这一行业越来越成为世界的毒瘤。人类社会的财富从何处来？根本上只能靠人的双手，而不是数字的搬运。许多金融业人士总觉得金融运作最重要，但是金融业不可能创造任何财富，一分钱的创造力都没有，其作用只是将钱从人的一个口袋之中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去。金融业发挥其效力的时候，可以将钱转移到能发挥最佳效力的地方，对经济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建设作用十分巨大，无法替代。然而，当这个行业腐败的时候，就会将钱愈发集中到少数财阀手中，轻易地造就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代，金融业就成了世界的大祸害。当今社会正在急速滑入这个方向。

克林顿先生对金融业的评判可谓深刻。去年访问中国时给习近平的忠言是不要玩弄金融产品。也许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会注意这句话，但是多年之后所有中国人都会因此而感激克林顿先生。克林顿在位时正是金融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享尽了金融业带来的经济增长，但是他能保持清醒，看明白金融业带给社会的潜在风险，同时又不为财阀所操控，到跟他利益不相关的中国说这句话，的确是难得的政治品德。

陶醉于金融产品的花样翻新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是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而依靠民众双手的辛勤劳作来改变生活则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关键元素。欧洲与美国同步走衰，主要因为民众养尊处优。欧美与中国一反一正证明了财富必须靠双手来创造，不能靠玩弄数字。美国因为二战而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凯恩斯主义功不可没，然而其根基在于美国民众的勤勉与纯朴品格。拥有勤劳淳厚的民众，经济宏观调控与金融衍生产品的魔棒会点石成金，激活沉重的经济。拥有浮华奢侈的民众，同样的宏观调控与金融产品只会在维持虚假的繁荣大厦的同时越来越深地掏空社会的根基，从而导致最后的崩塌造成更沉重的灾难。当代美国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而这也正是克林顿先生警示给中国的危险。

此文为＜圣道三百言＞之一章，全书在以下网址陆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