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公投與周易政治學――周易言之三，孔子言之八

玄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象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卦·象

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

一　克里米亞公投的時代意義

日前發生的克里米亞公投事件將自詡為人權民主自由衛士的歐美列強放在了極其尷尬的位置上。96.7%這個公投結果是令人震驚的，有這樣一致的民意基礎還需要用公投來確認，其本身就是對當代世界政治生態的諷刺。而面對這樣的結果，歐美發達文明世界表現得方寸大亂又無所適從。自己謀劃好了的政治格局被擊碎，相關的軍事安排也作廢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不翼而飛，按他們的思維慣性，這樣的損失是無法容忍的。

西方文明所標榜的精神與理想是民主自由，是人權大於主權，如果強硬違背當地民眾意志，且不論最終結果如何，這種政治操守也直接違背了民主自由精神。克里米亞回歸了俄羅斯，西方世界雖表達不滿，但從起初就明言否定了武力干涉。這不是因為西方政治勢力堅守政治精神而損失自己的經濟與軍事利益，首先是對俄羅斯的忌憚。從好的方面看，則是對當地一致的民意無可奈何，強硬措施只會更進一步損害自身的長遠利益，並且淆亂當地的政治格局。西方主要政治家一方面要安撫本國的財團與政客的情緒，同時還要顧及長遠的政治大局，出現如此難堪的局面就不足為奇了。

此次俄羅斯獲勝，卻也彰顯了俄羅斯與周邊兄弟民族的隔閡之深。俄羅斯發軔於基輔，後來因為蒙古入侵等歷史事件而衍生出俄羅斯和烏克蘭等不同族群。蘇聯解體以來，與其他獨聯體國家一樣，烏克蘭與俄羅斯幾乎形同陌路。可以想見，在蘇聯時期俄羅斯與兄弟民族結了多深的梁子。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兄弟鬩牆，本就沒有勝利可言。俄羅斯莫彈冠相慶，先反思自己的政治文化為宜。

西方世界的尷尬也和近三十年來西方國家在世界政治變革中的走勢相關。這些年來，世界各地的政治變革往往與西方的政治精神一致，同時又與西方的經濟利益一致，這裡面當然有西方政客預先作局的成分。於是西方世界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可以大肆宣揚自己的政治品格與高尚的精神追求，名利雙收。當年科索沃公投的時候，將人權大於主權吹上了天，儼然是上帝意志。如今為了利益又反過來大喊主權大於人權，對時局的影響卻是杯水車薪。面對自己無力撼動的局勢，不妨清高一把，還能賺個名聲。如今可好，利益沒了，節操也碎了一地，好個雞飛蛋打。

政治是社會組織形式，民主政治則是其中的一種，其理念並非那樣崇高神聖。政治不是單向的，而是多元的，沒有哪一種政治理念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沒有哪一種政治理想壟斷了正義。人權平等自由等民主政體元素是政治的重要組分，使得人類政治獲得了長足的提升，但民主政體元素並非是人類政治的主體，更不是政治的終極方案。克里米亞公投事件透徹地揭示了這一誤解。政治的主體是什麼？是發展了七千年的傳統政治，而不是僅有兩百多年實踐史的現代政治。傳統政治元素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中，就像陽光與土地，人時刻需要卻不用意識到其存在。在人類的傳統政治哲學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政治哲學是最傑出的代表，而在中國政治哲學思想中，周易所表達的哲學理念則處於核心與支配角色。周易哲學應用於政治理論，我們可以稱之為周易政治學。世界經歷了對現代政治的狂熱追捧之後，如今應該反思一下人類政治的整體，將更多的精力回歸到人類政治的主體--傳統政治上來。

二　周易政治學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人立身處世的必備素質，更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繁榮長久所必需的靈魂。沒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國家就變成一灘沒有生氣的軟泥。失去厚德載物的品格，國家就變成強也速滅也忽的混世魔王。

二十世紀意識形態惡鬥所衍生出的政治派系對政治理念的操弄，致使當代人多重視制度建設，而忽視人的品德培養。政治本身永遠需要政治人物的個人情操，單純的貌似完善的政體並不能解決問題。也許你並不一定承認，政治人物的個人品德對世界的影響並不見得比制度造成的影響小。表面上，制度對政治的影響是長期的，個人品德對政治的影響是暫時的。實際上，大家並沒有看到品德傳承這條線，人的品德是從聖賢以及自己的親人與政治人物那裡傳承來的，而不是自己憑空思辯來的，而自己的品德也將影響到後代的許多人。人類社會中，制度是一條線，而品德是同樣重要的另一條線。

人類行為準則和社會組織方式中，有許多東西比較適合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清晰地規定下來，這就是法律和制度的形成。也有許多更靠近人的精神與靈魂的東西很難用文字清晰的表述出來，或者表述出來卻難以實際操作。這樣的東西只能用品德來傳承，人必須以坦誠之心體味這些品德，這充分體現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與哲學思辯中。政治家的品德對後世的社會與政治有着極其深遠和恆久的影響。周太王亶父重視屬民的利益而輕視自己的王權，後世效法而在道義上形成重民輕君的民本政治。周公旦輔佐成王，握有實權並遭受讒言的時刻，主動示弱躲避，周公品德成為後世宰輔攝政大臣的模板。中國曆朝開國帝王的品德一般都為其子孫效法，而其品德缺陷也致使其子孫在這些方面找到了拒絕自律的藉口。宋太祖立了不殺文官的規矩，導致趙宋兩朝的朝堂不像其他朝代那樣腥風血雨，這樣的規矩在宋朝算法律，而在歷史角度只能算作趙匡胤的品德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市井，疏於文典，致使子孫中多有荒誕不經者。而同為市儈出身的劉邦卻能審時度勢而賞納正言，漢朝與明朝歷史地位的差距與兩位開國皇帝品格差距關係甚大。唐太宗千古明君，睿智開明，然玄武門之變是最嚴重劣跡，導致後代在皇位爭奪中毫不避諱互相殺戮。大唐盛世，國泰民安，而皇族中卻是另外景象。

個人品德在政體中的作用，孔子的論述十分經典。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當代有一股強大的潮流，幾乎是政治學界的主流，認為這是中國傳統人治思想的典型代表，是阻礙中國走向法治的障礙。實際上，這個思想是政治一直在遵循的鐵律。法制必不可少，但人的品德也同樣重要。近兩百年中，民主法制的進步的確對全球政治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從政者的品德起着同樣巨大的作用，只是在理論上沒有重大突破而已。制度建設和品格培養是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兩個必備成分，二者交替發展。這好比兩條腿走路，總要抬起一條腿，只有另一條腿支撐着，如果在某個時刻覺得抬起的那條腿沒用而要當做駢拇支趾截掉，那是怎樣的目光短淺呢？片面強調製度建設而忽視品德建設是百年中的最嚴重問題。當代世界政治正在呼喚着從政者品格培養方面的突破。

近些年，中國專業人士多樂於鼓吹程序正義。當然，程序正義是社會發展與安定的必備要件，但程序正義之先必須有內心正義，如果內心沒有正義，程序正義非但無法達成正義，反而會更嚴重地摧毀正義。以程序正義之名實現個人慾望的案例，古今中外都不乏實例。禪讓是中國上古堯舜禹時代以賢能為依據而傳承帝位的模式，歷來為史家所推崇。東漢三國之際，曹丕逼迫漢獻帝退位，奪取皇權，冠以禪讓之名，得逞後感嘆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不愧魏晉文學先驅，放浪形骸之外，有了點滴感悟就對聖人大放厥詞。原因在於內心失去了正義，這程序正義就變成了為虎作倀的工具。當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制度同樣，打着這樣的旗號實現強權利益的事情觸手可及，區別只是沒像曹丕那樣放肆辱聖而已。

政治在任何時代都有一些外顯的原則與精神，現代政治是人權民主法治等等，中國傳統政治是德政孝道等等。當代政客往往要展示給民眾自己擁有多麼充足的民主自由精神，如何尊重人權等等。中國古代政客則要展示自己的行為思想多麼符合孝道與民本德政。這些都是外顯給世人的規範，而不是主導人執政過程的核心理念。從政者外顯給世人的品德，或者說世人用流行的政治標準所評價的從政者品德，與其本心所擁有的品德並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反。古今中外歷史上從不缺乏那種追求言行上與道德標準以及民主精神天衣無縫地契合，而心底深處卻為虛名和利益操控着。某些人為達成政治經濟利益，不顧他國具體政治生態，借宣揚民主自由之名，行禍亂當地社會之實，當地政治平衡被破壞了，而民主自由又根本建立不起來。

古代社會是君主政體嗎？我們已經告別了威權政治而步入民主政治了嗎？這裡我只論自認為享受到最充分民主與人權的歐洲和北美人民，不談特殊國家。如果您這麼認為，那只能說您太入戲了。實際上，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成功的政體是單純的民主政體，也沒有任何一個是單純的君主威權政體。人們喜歡將現實向占據正統地位的政治理論靠攏。以中國為例，古代社會的政府頒布法令總要上溯到皇權，一切命令都必須是皇帝的意志，這樣才具備合法性。實際上呢，絕大部分時代的絕大部分情況是朝廷各級議事機構決策，最後由皇帝蓋上胡蘿蔔大章而已。當代社會的政府則不同，一切法令都要上溯到民主和人民的意志，只有這樣才具備合法性。實際上呢，絕大部分情況是高層官員在決策和發號施令，但顯露在外面的必須是民主的形象。

讓法律準確發揮作用，需要人的品德。孟德斯鳩曾定義有道德的人是主動追求法律精神的人，是成就法律的人。對於現代政治模板的美國社會，人們往往過度誇大制度的作用，而忽略人品德的作用。華盛頓在兩屆總統後堅持退休，效果上維護了制度，這本身就是品德。美國依據制度來選舉總統，一方面的確顯示了制度的重要性，同時也顯示了品德的重要性，因為大家挑選總統的標準就是品德與才幹。

三　西方政治必須革除的諸多弊病

二十世紀初以來，世界政治的整體都變得人心不古，習慣於給祖先貼上愚昧腐朽僵化的標籤。認為古代的政治體制是威權殘暴的，沒有自由沒有平等，野蠻蒙昧，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只有近代民主政體以後，世界政治才走到了正確的道路上來。其實這是現代人的一種通病，在自己所實現的物質成果面前忘乎所以。而在政治領域，人們的政治行為當然會有許多現代特點，但更多的是傳承古來的人性原則。政治的進化並非如歷來政治學家所說的那樣大。

政治制度只是一種顯性的組織形式，國家的強弱與善惡並不完全決定於這個國家是否舉着民主的旗幟，喊着人權的口號，更關鍵的因素是人內心的價值定位如何，人的靈魂如何。同樣一種科學理論，可以立人也可以害人，同樣一套政治理念，今年強調這一點，明年可以強調另外一點，要看那一點對輿論強權有利。當人的追求是虛榮和欲望，目的在於掠奪和放縱，無論他掌握了什麼樣的政治體制，都會被欲望驅動去選擇能給他帶來利益的那個道路。

政治的本質是什麼？簡單來說，社會化群體的需求也社會化，完成公共事業的任務只能由一個單一的意志來執行，這個單一的意志就是政體。這裡面主要涉及兩個方向的事情，其一是屬於民眾的資源與權利賦予給一個團體或者一夥某個架構的人群，其二是這群人在面對公眾利益的時候能夠從公眾利益出發來行動。前一個側面是自然屬性逼迫出來的必然，有史以來都沒有問題，或者史前時代人類已經走過了漫長道路最終固定在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上。後一個側面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實現執政為民，這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問題甚至災難，不得不逐漸調整政體形式來解決。

西方政治中以鄙陋推理掩蓋縱慾劣跡的做法很多，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典型代表。在霍布斯，達爾文以及斯賓塞等思想者在生命演化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而建立了生命演化進化的理論體系之後，從一百年前開始，西方世界據此衍生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應該說，幾位哲學家是值得尊敬的，而哲學在市儈與政客手中異化出的說法構成了西方世界的恥辱。在西班牙人的殺戮以及英法人的移民導致美洲大陸原住民瀕臨滅絕和美洲文化徹底滅亡之後，在英國對塔斯馬尼亞施行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暴行之後，在英國對澳大利亞施行了臭名昭著的種族同化政策之後，西方那些真正信奉耶穌的人一直重複的耶穌的話“愛人如己”終於喚醒了公眾的思維能力，背負如此深重罪惡的人每周站在耶穌聖靈面前是否會遭受譴責呢？這對歐洲人來說是令人恐怖的痛苦，因為他們正走在通往地獄之門的寬廣坦途上。正當這個時候，社會達爾文主義誕生了。咱們中國同胞往往以為這是針對自己說的，其實完全錯誤。西方主流沒有任何時刻敢於輕蔑這個東方大國，即使是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主要是歐洲人在向耶穌懺悔時用來掩飾自己在非洲美洲和澳洲的滔天罪行。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會明白這種說法的錯誤。如果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確是人類歷史的主要規則之一，那麼歐洲人即使不滅亡於蒙古人的鐵蹄之下，也會被奧斯曼土耳其殺個八百里聽不見狗叫。蒙古帝王成吉思汗和忽必列等在中國文化強大的教化力之下禁止過度殺戮，而伊斯蘭教也少不了仁愛元素，歐洲才免於滅頂之災。仁愛是歐洲得以存在的先決條件，武力強權只造就了歐洲的暫時強大，國家民族富強了就自鳴得意叫囂適者生存，顯然是忘本的做法。

達爾文與斯賓塞等人的理念無疑是科學與社會哲學的重要組分，經過嚴密考證和謹慎思辯得出的結論很有價值，問題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哲學的斷章取義和對適者這一概念的定義上。在相關哲學家眼裡，人類演化和社會進步的歷程中，仁愛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構成了成功健康社會的核心價值。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中，適者異化成了擁有先進武器的強盜和戰爭的勝利者，成了短暫歷史中的強者。短暫歷史中的強者並非是天道之下的適者，而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準確的詮釋了強盜劫掠者的結局，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基於掠奪和殖民而達成的繁榮，在二十世紀初使得歐洲人的占有欲和虛榮心達到頂峰，其結果是險些毀滅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我相信這個傷痛歐洲人記憶猶新，因此歐洲的有識之士也真正理解了適者在人類文明中到底如何定義，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被最終拋棄。二戰之前的歐洲片面強調了自強不息這一精神，而將厚德載物這一品質束之高閣了，如今已經有所領悟。當代歐美在攻勢外交中表現得咄咄逼人，而一旦遇到針鋒相對的對手時卻不得不退縮，原因所在就是歐美社會明白這個道理，不願再落入片面強橫這個陷阱。

最近發生的克里米亞公投事件，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民主人權的確是普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世界不是民主人權的代言人，西方政府不具備代表西方哲學家和思想家的素質，他們只能代表那個地區對世界其他地區不怎麼了解的選民的意志，也代表着那個地區醉心於不均衡貿易的財團們的意志。克里米亞公投結果可以說明一切。

當代金融業潛藏的世界危機也是同理。金融業可能是深入到當代每個人生活的東西，而且是現代經濟至關重要的元素。然而，金融業從業人員對這一行業的忘乎所以的估量，導致這一行業越來越成為世界的毒瘤。人類社會的財富從何處來？根本上只能靠人的雙手，而不是數字的搬運。許多金融業人士總覺得金融運作最重要，但是金融業不可能創造任何財富，一分錢的創造力都沒有，其作用只是將錢從人的一個口袋之中放到另一個口袋裡去。金融業發揮其效力的時候，可以將錢轉移到能發揮最佳效力的地方，對經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建設作用十分巨大，無法替代。然而，當這個行業腐敗的時候，就會將錢愈發集中到少數財閥手中，輕易地造就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世代，金融業就成了世界的大禍害。當今社會正在急速滑入這個方向。

克林頓先生對金融業的評判可謂深刻。去年訪問中國時給習近平的忠言是不要玩弄金融產品。也許絕大部分中國人不會注意這句話，但是多年之後所有中國人都會因此而感激克林頓先生。克林頓在位時正是金融業迅猛發展的時代，他享盡了金融業帶來的經濟增長，但是他能保持清醒，看明白金融業帶給社會的潛在風險，同時又不為財閥所操控，到跟他利益不相關的中國說這句話，的確是難得的政治品德。

陶醉於金融產品的花樣翻新來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是美國衰落的根本原因，而依靠民眾雙手的辛勤勞作來改變生活則是中國必然崛起的關鍵元素。歐洲與美國同步走衰，主要因為民眾養尊處優。歐美與中國一反一正證明了財富必須靠雙手來創造，不能靠玩弄數字。美國因為二戰而一躍成為世界霸主，凱恩斯主義功不可沒，然而其根基在於美國民眾的勤勉與純樸品格。擁有勤勞淳厚的民眾，經濟宏觀調控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魔棒會點石成金，激活沉重的經濟。擁有浮華奢侈的民眾，同樣的宏觀調控與金融產品只會在維持虛假的繁榮大廈的同時越來越深地掏空社會的根基，從而導致最後的崩塌造成更沉重的災難。當代美國所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危險，而這也正是克林頓先生警示給中國的危險。

此文為＜聖道三百言＞之一章，全書在以下網址陸續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