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人與人的關係中，那些充滿控制欲和以“愛”為名實施精神操控的敘事，並非為現代社會所獨有，它早在古代神話、歷史、宗教與民族記憶中就埋下了伏筆。那些所謂的“浪漫幻想”，也並非完全是個人臆想，其中更包含有被文化傳承與意識形態所餵養、並以相同的敘事反覆上演的真實戲碼。 據古羅馬傳說，公元前8世紀，羅慕路斯（Romulus）建羅馬城，宣稱此地是所有渴望解放之人的庇護地，遂吸引了大批流亡者、逃跑的奴隸、殺人在逃犯以及形形色色的罪犯，羅馬城迅速擴張。但當時羅馬人所面臨得一個嚴重問題是：城中人口幾乎全是男性，難以繁衍後代，建立真正的國家。為此，羅慕路斯想出一計。他邀請鄰近部落的薩賓人（Sabines）前來參加他舉辦的大型宴會。當鄰居們興高采烈地帶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前來赴宴時，羅馬人突然發動襲擊，擄走了許多薩賓年輕女性，將她們強行留作妻子，卻任由男子逃離。這就是著名的“薩賓婦女劫擄”事件（Rape of the Sabine women）。這裡的“rape”係指“劫掠”或“強行帶走”，不一定是現代意義上的性暴力。
由意大利的雕塑家、建築師、畫家科爾托納（Pietro da Cortona）創作的《薩賓婦女的劫擄》
起初，薩賓人震怒，他們人數眾多且驍勇善戰，他們發動戰爭試圖討回他們的女兒們。正在兩軍對峙、劍拔弩張之時，被擄的薩賓婦女突然從羅馬城中衝出，她們穿過步兵陣列與遍地屍體奔向各自的丈夫、父親和兄弟，其中有些還懷抱着孩童。兩軍都被陣前這突如其來的景象驚呆了，紛紛為婦女們讓出一條道路。薩賓婦女們表示：自己已經適應了新的生活，並已為羅馬人生下孩子，不希望看到親人互相殘殺，所以懇求她們的羅馬丈夫與薩賓父兄放下武器，化干戈為玉帛。於是兩軍深受觸動，最終達成和解聯合建國，薩賓人成為羅馬的組成部分。 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期，《聖經.士師記》記載了另一樁大規模通過搶劫他人女兒給自己當妻子的事件：一個利未人與他的妾在便雅憫的屬地基比亞受到當地人的性暴力威脅，最終妾被輪姦致死。這一惡性事件引發了以色列各支派的集體震怒，終至支派間的內戰爆發：以色列其他支派聯合攻打便雅憫人，幾乎將其滅族，僅剩的600名男子倖存者也都遠逃它地。 不過，戰後的以色列人立即陷入了後悔的良心掙扎。他們起初誓言不給便雅憫人女子作為妻子，但如今又不願看到一個支派因此在以色列中滅絕。於是就有了通過幫助便雅憫人擄取他人女子作為自己妻子的“解決方案”。他們慫恿便雅憫人在一個叫做示羅的地方，趁着示羅節日時動手。節日期間，果然有眾多的示羅人在田間跳舞，其中自然有不少女子。“於是便雅憫人照樣而行，按着他們的數目從跳舞的女子中搶去為妻，就回自己的地業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士師記21章23節） 上述兩個事件，或許在古代的“叢林”社會習以為常，因為在戰爭中女性常常會淪為戰利品。況且，不是都說“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嗎？ 但以現代人的角度來審視這些事件，人們會清晰地意識到：那些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他們屢屢藉助神話和傳說，為國家的擴張與同化其他民族的行為尋找“正當性”理由。而本該受到譴責的戰爭殺戮、暴虐與掠奪，則被一個個“一代天驕”、建國“英雄”和史詩般的勝利敘事所取代，在歷史上不斷地受人景仰，被人謳歌。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原本是受害者的女性，隨着這種敘事，搖身一變竟成了“和平使者”，例如陣前為雙方都帶來和平的薩賓婦女。 在這類的敘事中，女性的角色被工具化，她們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橋梁”感化他人、化敵為友，進而完成了民族融合。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這樣的劇情也屢見不鮮，如：西漢的王昭君於匈奴、唐代的文成公主於吐蕃，以及那些被送往突厥、回紇、契丹、西夏、蒙古等地的“和親公主”們。 
兩軍陣前的薩賓婦女成為“救贖者”、和平的象徵（1799創作的油畫） 所有這些，觸及到跨文化、跨宗教語境中有關女性、權力、集體危機與生存的共同敘事結構，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統治者正是利用了這一點，通過宣傳洗腦，為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尋找來源。結果就是，在國家長期的教育和引導之下，那些受害者——無論是群體還是個人——常常被後人視為“民族英雄”。她們為國家大局、民族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會成為“不朽”，在各種形式的文學藝術作品中，這種犧牲更是被大量、反覆地呈現。於是原有的暴力與控制，便披上了一件帶有某種美化和“救贖”的外衣，令無數後人學習、效仿，並從中受到激勵。 顯然，從羅馬建國神話到《士師記》，不論是古以色列的支派存續，還是羅馬的民族擴張，這些故事的“解決之道”幾乎都涉及女性的被動奉獻與沉默犧牲，當中不乏政治暴力、英雄神話與控制型的浪漫敘事。由此帶給人們一種複雜且獨特的文化、心理和倫理觀察： 在文化敘事中：無論是聖經還是羅馬神話，女性的身體都被作為族群生存繁衍的工具，擄取女性成為危機管理的一種“理性解決方案”。這種現象的背後，隱含了一種集體性的默認，即：女性歸屬於集體而非個體，她們的同意與否無人在意，她們的情感、意志與創傷經歷常常為人們所忽視，她們的身體與忠誠更淪為男性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比如統治的穩固、族群的延續和秩序的重建等。 在上述兩個故事中，節日、宗教儀式、集體誓言等要素共同構成了一種集體的“合法化暴力”機制。由此便導致了一個荒謬的結果：本來，擄取行為在道德上理應令人震驚和遭人譴責，但卻在這種特殊敘事之下變得既合理又讓人感動，甚至社會上還被廣泛認為是顧大局、明大義的光榮行為。 這些故事也構成了當今PUA或精神操控敘事的雛形： 施害方以生存、愛、責任、民族之名重構受害者的意義，使受害者的痛苦與身份變得模糊不清，她們的情感開始變化、逆轉：從原本的受害者逐漸變成了“拯救者”，這使得她們的受害變得“高尚”起來。此前一直對文革中的施暴者、充滿仇恨的一類以及今天的老小“粉紅”為什麼多為年輕女性深表不解，現在想來全都是PUA在作怪。因為在很多人眼中，告密、出賣、綁架、大義滅親、暴力、控制、恐嚇等行為是可以被宣傳成英雄壯舉，從而充滿了浪漫化的深情表達。 說到當今的PUA（Pickup artists），也就是所謂的搭訕藝術家、把妹達人，最初其實只是個中性詞，指的是學習如何吸引異性、提升社交技巧的男性一族。他們通過心理學、語言技巧、身體語言等系統學習，將自己的戀愛能力得到提高。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群體中的一些人開始步入歧途，進而發展出形形色色的欺騙、虛假承諾、情感操控（Gaslighting）、洗腦話術甚至詐騙等手段，以此獲取他人感情、身體或金錢上的付出。顯而易見，這類行為會引發大量爭議，PUA也因此成為貶義。 倘若我們把PUA推廣到當今廣義的受害者時，你會發現“洗腦”性的敘事與欺騙無所不在。無數被欺騙者深陷其中，不僅毫不自知，而且還洋洋自得。他們陶醉於“在宏大敘事中犧牲自己無比光榮”的虛幻和自我感動之中，甘願淪為他人或組織的工具。 這類帶有精神操控性質的“洗腦”具有如下特點： 1）製造外敵虎視眈眈、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民族危局； 2）通過灌輸，讓原本就缺乏自我意識的受害者們相信：個人是渺小的，組織是無所不能的，你的所有東西、甚至包括生命都屬於且依託於組織、政府、國家，沒有了統治者的供養與全方位的支持，你將什麼都不是！ 3）通過國家的宏大敘事和“英雄”事跡的持久宣傳，讓一切可用的資源最終“心甘情願”地成為統治者（施暴者）的工具； 4）打着為了人民、為了民族、為了國家以及一切都是為你好的幌子，集體實施最大限度的操控與暴力； 5）受害者因此對組織產生依賴感與負罪感，或選擇集體沉默，或成為“阿Q”，最終接受命運。 如此，精神控制乃至暴力行為，就被冠冕堂皇地“正當化”，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人們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就變成了為極少數人利益服務的“馴服工具”。 這種被“正當化”了的精神控制的核心是： 通過製造華麗詞彙、高級話術與不斷變換的策略，將受害者捲入一種既浪漫又壓迫的窘境之中欲罷不能。他們在被培養教育成溫順、忍耐、包容與犧牲的同時，會因油然而生的“神聖感”、“使命感”以及身上肩負的“拯救者”的崇高角色而自命不凡。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因頻繁“洗腦”所帶來的對“階級敵人”的滿腔仇恨而甘當“勇士”與“戰狼”，完全不覺得自己已在無形之中被剝奪了個人真正選擇與拒絕的權利，落得個被操控、被虐待的下場。 而施害者所主導的一切野蠻、暴力和侵略性行為，則被賦予了崇高、偉大、正確和浪漫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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