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紅化和黑化的孫中山

作者  艾地生

在中國近現代史敘事中，孫中山既有被紅化（共產黨塑造為革命先驅），又有被黑化（自由派學者和部分大眾的批判與貶低）。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敘事，實際上與中共的縱容和利用有着密切關係。

一、中共如何紅化利用孫中山

孫中山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其思想與實踐具有複雜性：既包含民族主義與共和憲政的訴求，也包含一定程度的社會改良主義色彩。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的歷史敘事中，孫中山被系統性地“紅化”，其思想被有選擇地重構，以服務於中共的合法性建構。

中共主要從歷史敘事的再造、政治合法性的借用兩個層面”紅化”孫中山，通過選擇性記憶、符號化包裝和話語改造，把一個多元、複雜、充滿矛盾的複雜歷史人物，塑造成“共產黨革命的先驅”，從而掩蓋其民主共和思想，服務於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分幾個方面來梳理：

（一）歷史敘事上的紅化

1、選擇性繼承：中共強調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把它解釋為孫中山思想的核心與最終歸宿，淡化乃至遮蔽他早期“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憲政理想。

2、歪曲“三民主義”：中共在宣傳中強調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接近，甚至說是“社會主義的萌芽”，而忽略了孫中山本人對自由憲政與私有產權的承認。

3、刻意淡化其反共一面：實際上，孫中山晚年雖然接受蘇聯援助，但對布爾什維克的專制有所保留。他死後，國民黨迅速與中共決裂。但中共的官方敘事會把孫中山塑造成天然的“革命同路人”。

（二）符號利用上的紅化

1、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中共在奪取政權前後，都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毛澤東甚至說過“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孫中山沒有完成的任務”，把自己塑造成“孫中山未竟事業”的實現者。

2、儀式化的尊崇：在中共話語中，孫中山被稱為“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但這種尊崇是一種符號化、去政治化的包裝，方便與“共產黨革命”銜接。

3、與國民黨的競爭：國民黨自稱是“孫中山革命的正統”，中共則通過“紅化孫中山”來與之爭奪革命話語權。比如：中共會強調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共產黨才是其忠實繼承者。

（三）教育與宣傳中的紅化

1、教科書敘事：大陸教材往往把孫中山描繪成“從民族主義走向接受社會主義”，然後自然過渡到共產黨登場，把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描繪為共產黨革命的前奏。

2、紀念與象徵：比如在天安門廣場懸掛孫中山像、在政治儀式上反覆提到他，都是一種“借屍還魂”式的紅化，讓孫中山成為中共合法性的工具。

（四）原貌與紅化後的對比

中共抽空孫中山憲政、法治、民主、多黨制等自由主義思想內核，突出其聯俄、扶工、改良土地制度等親共元素，把其追求民族獨立等同於反帝，追求民主共和等同於”人民民主專政”，民生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通過“繼承”敘事，把孫中山塞進中共的歷史連續性。

1、民族主義：以反清、反帝為核心，強調國家獨立與民族自決。

2、民權主義：倡導共和制度、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及普選，強調公民權利。

3、民生主義：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旨在抑制兼併、實現社會公平，但總體是溫和改良而非激進社會主義。

4、對俄與對共態度：晚年在政治困境下提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主要是策略性考量，對布爾什維克模式仍保持謹慎。

（五）時間軸上的紅化過程

中共“紅化孫中山”的過程，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記憶政治：通過選擇性闡釋與符號化操作，將一位具有複雜思想的歷史人物簡化為單一革命符號，從而構建共產黨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正統性。這種敘事不僅遮蔽了孫中山對憲政與民主的追求，也剝奪了公眾對其思想獨立價值的理解空間。

辛亥革命（1911）：孫中山主張民族獨立與民主共和。→ 中共敘事中被改寫為“反帝、反封建”的起點。

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4）：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作為現實策略。→ 中共將其解釋為“思想飛躍”，等同於走向社會主義。

孫中山逝世（1925）：遺囑強調“革命未竟”。→ 中共敘事：“未竟事業只能由共產黨完成”。

1949建政後：孫中山被定性為“偉大革命先行者”，但其民主思想被消解。

改革開放後：中共將“民生主義”與“共同富裕”掛鈎，繼續符號化利用。

孫中山思想演變與中共“紅化敘事”時間軸

（六）學界對中共紅化孫中山的批判

中共通過話語壟斷，對孫中山的思想進行篩選和再解釋，篡改與遮蔽，弱化其民主共和理念，突出其反帝、扶助農工的部分，將其複雜思想納入共產黨線性歷史敘事，否認其獨立性，將孫中山塑造成“革命先驅”，為共產黨革命提供歷史合法性。

學界對中共紅化孫中山多有批判，不同學者角度各異，但核心都指向：中共在歷史敘事中對孫中山進行了選擇性改造和符號化利用。

1、秦暉的批判

核心觀點：秦暉認為中共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切割、變形，把“民權”與“民生”重新解釋為走向專制與社會主義的過渡。

他強調：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原本就是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思想，但在中共的版本裡被削弱甚至消失，只剩下“民生主義”被“社會主義化”。

秦暉指出，這種敘事讓孫中山的民主追求被掩蓋，使他變成共產黨“革命合法性”的裝飾。

2、徐賁的批判

核心觀點：徐賁從政治語言與教育敘事的角度，批評中共“去政治化”的操作。

在中共教材里，孫中山被描述為“革命的先行者”，但這種“先行”只是為了服務於“共產黨才是最後勝利者”的邏輯。

也就是說，孫中山被放置在一個“共產黨歷史敘事的預備章”里，被剝奪了作為獨立政治思想家的複雜性。

徐賁特別指出，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話語壟斷”，讓公眾誤以為“孫中山的革命自然指向共產黨”。

3.、張鳴的批判

核心觀點：張鳴認為，中共對孫中山的利用是符號化與工具化，實

際對其思想並無真正認同。

他指出：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當時政治困境下的策略，並不是認同布爾什維克模式，但中共卻把這當作“思想歸宿”，以證明孫中山天然親共。

張鳴也批評，這種做法使得孫中山的思想內核（尤其是對民主共和的執着）被遮蔽，只留下對共產黨有用的片段。

4.、其他自由派學者觀點

章詒和等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在回憶與評論中多次提到，中共“紀念孫中山”是表演化的，實質上是“借屍還魂”。孫中山在中共語境下成了“空殼的偉人”。

學界共識：中共“紅化”孫中山是為了在與國民黨的正統之爭中獲勝。國民黨以“繼承孫中山”為合法性，中共則通過“紅化”來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繼承者”。

二、自由派學者對孫中山的批評批判

對孫中山持否定或較為批判態度的學者主要集中在自由主義學者以及一些西方研究者。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他政治實踐中的專制傾向、思想的不系統性、革命策略的機會主義、以及其思想的“西化嫁接”等方面。

（一）張鳴的現實政治批判視角

張鳴並不否定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但他多次強調孫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而是一個“政黨極權主義”的先行者，具有極強的政治工具主義傾向。在張鳴看來，孫更像一個“革命活動家”而非制度建設者。他認為孫中山的“以黨治國”構想，使國民黨成為“黨國體制”的起點，“三民主義”模糊混亂，尤其“民權主義”既鼓吹民主，又要實行“訓政”，邏輯不通。孫曾公開主張“中國人素質太差，不能搞民主”，必須“由黨來訓政”，這與西方憲政民主相悖。認為孫對待政治對手毫不手軟，如“二次革命”後主張暗殺、絞殺敵對力量；與蘇俄合作建立黃埔軍校、接受蘇聯援助，是出於現實考慮而非思想認同。（出處：張鳴在《晚清大變局》《歷史的細節》《民國那些人》等書中多有論述，部分在網絡專欄、公開講座中發表。）

（二）徐賁的政治思想史角度的批判

徐賁強調中國現代早期的“啟蒙不徹底”，認為孫中山雖然借用了許多西方

概念，但並沒有對“民主”、“人民主權”進行制度化的設計，而是建立了一種精英主義的“訓民體制”。代表語句：“訓政就是在民眾沒有政治能力時，由國民黨代為統治。”這等於否定了民眾的主體性，是一種“披着民主外衣的專制實踐”。

（三） 秦暉的民粹批判視角

秦暉雖然較少直接批判孫中山，但他在談論“民粹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時，隱含了對孫中山“民族主義至上”的三民主義體系的批評。他認為孫在推動國家現代化時，犧牲了自由主義價值，偏向集體主義、精英主義與民粹化。

(四)其他通俗化色彩的批判

張宏傑、袁騰飛等公眾史學者多以“歷史八卦”的方式質疑孫中山的個人品質、革命策略。例如：孫“革命靠捐款、軍閥、外國”，並不完全獨立自主；頻繁失敗卻不斷鼓動“起義”，造成不穩定；與宋慶齡的關係也被通俗化為“政治婚姻”工具。

劉仲敬批判孫中山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災難的奠基者”，將其思想視為“後發國家現代性焦慮的體現”，認為三民主義是模仿西方的失敗產物，民粹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導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與統一焦慮循環，未能真正實現國家構建。

這些學者的觀點在大陸媒體與高校中仍屬“邊緣”或“溫和異議”，但近些年已在網絡空間廣泛傳播，影響甚廣。

（五）港台學者的主要批判觀點

台灣香港學者從中華民國正統敘事出發，強調孫中山“國父”地位，肯定其建立中華民國、提出三民主義的歷史功績。對其“以黨治國”有批評聲音，但普遍持肯定態度。如戴玄之《孫中山與中華民國》、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精神》等。而自由主義與批判史觀認為，孫中山的“黨國思想”有政黨專制傾向，其革命策略中有“權謀政治”的一面，也指出其部分思想受西方影響而非完全原創。如李敖的《孫中山研究》。

李敖在其多部作品中批判孫中山是“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指出其“以黨治國”構想違背民主精神，強調其晚年思想與法西斯有相似性（如五權憲法中“考試、監察”權的官僚主義傾向）。

許倬雲認為孫中山的政治構想理想主義過強、實際操作性弱。他批評孫未能有效建構制度性民主，其革命更多依賴個人魅力與“臨時結盟”，導致後期政局動盪，三民主義體系鬆散、政黨組織依附性強、未能抑制軍閥割據。

（六）西方學者的主要批判觀點

西方學者多以革命現代化視角從比較革命或現代國家建構角度來分析孫中山，強調其在政治動員、革命策略與現代民族國家構想上的嘗試錯誤。如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其《孫中山傳》（Sun Yat-sen）中強調孫的複雜性：既是理想主義者也是現實政治家，指出孫對“民主”、“民族”、“民生”的定義並不清晰，更多是政治動員口號，也指出孫與蘇俄的合作非出於深層認同，而是權宜之計；孫是一個“模糊理想主義者”，其思想多為西方概念拼貼，其政治手段充滿策略性與妥協。美國學者Harold Schiffrin在《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中提出孫中山並非堅定革命家，而是不斷調整其策略以應對現實壓力，出於對權力現實的認識而不斷妥協。他不認為孫中山有清晰的政治哲學，其早年多次失敗後接受日俄英等外援，政治路線反覆搖擺，聯盟策略不穩定。

      學術界主要爭議點集中在孫中山的思想原創性（三民主義是否為西方思想嫁接）、他與共產黨的關係（與蘇聯的合作是否具有“策略性”或“認同”）、他是否為現代中國“奠基人”或“歷史轉折點人物”、“以黨治國”與政黨專制的早期雛形是否由其設定等方面。

自由派學者對孫中山的批評批判屬理性批評和思想學術自由的範疇，有利於祛魅和去除國共兩黨對孫的神話、聖化，揭示並還原歷史的約束條件、複雜性以及人物的局限性、有限性。

三、大眾話語全面否定甚至黑化孫中山

在近代中國歷史敘事中，孫中山長期被國共兩黨視為“國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政治理想與個人形象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象徵。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着意識形態多元化與網絡輿論的碎片化，“黑化孫中山”的言論在民間輿論場和網絡空間頻繁出現。從嚴肅質疑到惡意抹黑，從學術反思到情緒化攻擊，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及華語網絡的擴散，反映出代中國公共歷史記憶的一場新的顛覆。

黑化孫中山並非單純的歷史認知偏差，而是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它折射出當代社會中關於國家、革命與現代性的集體焦慮，也體現了不同意識形態對歷史資源的重新爭奪。

（一）批評與黑化的分界

要理解當代黑化孫中山的話語機制，首先必須區分理性批評與意識形態性醜化。
批評，是學術和思想領域的必要工作，其目的在於揭示歷史人物與思想體系的局限；而黑化則是一種政治化與情緒化的敘事操作，目的在於否定、貶損乃至顛覆歷史符號本身。

近年來，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如張鳴、秦暉、徐賁等人對孫中山思想與政治實踐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們指出，孫中山雖以民主革命自居，但其政治理念仍帶有傳統“家長式革命”的遺產。例如張鳴認為，孫中山的革命邏輯是“以領袖治國”的現代延續；秦暉指出，他在革命實踐中未能真正信任民眾自治，而更傾向於以政黨和個人意志取代制度化權力制衡；徐賁則從文化批評角度認為，孫中山的政治動員方式仍是“救世式的政治宗教”。

這些觀點雖然具有批判性，卻是基於對現代政治制度與公共理性的反思，目的在於深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理解，屬於理性批評範疇。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代網絡空間中盛行的黑化孫中山言論。它們往往以陰謀論、情緒化敘事或民族主義逆反心理為特徵，聲稱孫中山“崇洋媚外”“投機革命”“出賣國家”“靠外國勢力上台”等。這類言論既無史料依據，也無邏輯自洽，而是將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化為個人陰謀或道德墮落。這種黑化不再是思想討論，而是一種文化政治操作：通過摧毀歷史中的啟蒙符號，消解公眾對民主與共和理念的信任。

（二）黑化的主要類型與意識形態根源

在民間和網絡輿論大眾華語中，不僅存在對孫中山的負面評價，甚至到了全面否定甚至黑化的程度。有人諷刺他是“革命失敗家”“空想家”，一生多次革命卻始終無法真正建國；也有人批評他思想模糊、缺乏政治實踐能力，只會搞口號；還常有人指責孫中山“出賣革命”，與蘇俄妥協，從而間接讓中國走向極權。

1、毛左與新左派史觀：革命正統的排他邏輯

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事中，孫中山被定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其歷史地位有限且從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邏輯。這種史觀延續至今仍在部分左翼輿論中存在，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革命無出路”，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完成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
這種以“革命正統性”劃分歷史意義的模式，使得孫中山被視為“革命的失敗者”或“妥協者”，進而為後來者樹立了否定的參照。這種黑化並非出於對孫中山思想的實質分析，而是出於政治教義對“歷史合法性”的壟斷需求。

2、民族主義與反西化話語：文化焦慮的投射

另一類黑化來自極端民族主義或“皇漢派”話語。他們將孫中山視為“西方化的產物”“背叛中華傳統”的象徵，指責其引入“洋教”“共和制”“民權”等西方理念，是導致中國“失去傳統正統”的罪魁。這種論調往往混合着反基督教、反現代化、反民主的意識形態傾向，其心理根源在於現代性焦慮：面對全球化與價值多元化，一部分群體通過“否定近代化的起點”來構築文化身份的安全感。孫中山作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自然成為他們宣泄焦慮的靶標。

3、網絡民粹與陰謀論：反精英的文化快感

第三類黑化現象主要出現在網絡空間，尤其是短視頻、自媒體與匿名論壇。它們常以“揭秘”“真相”“還原歷史”為噱頭，製造大量關於孫中山的虛假敘事：
如“孫中山是日本間諜”“靠外國資金革命”“騙捐”“政治投機者”等。

承接學界批評批判者孫破壞清末君主立憲，顛覆政體導致軍閥混戰，未建成真正民主制度，反而開啟了”專制的新階段”的觀點，大約在2000年代前後 ， “兩黨黨父，一國國賊”這句話開始流傳，尤其是微博興起之後，“民國熱”與“黨國批判”並存。 這句話是對孫中山非常激烈的否定性評價甚至黑化，主要流傳於民間和網絡空間，尤其是在一些對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持批判否定態度的自由派、民間歷史圈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中頻繁出現。      

這句話的確切首發者已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並非出自某個權威歷史學者的著作，而是網絡輿論場中的諷刺言辭，大多出現在論壇（如天涯、凱迪、知乎早期）、微博或一些極端政治立場公眾號文章中。

一些批評民國與中共政治傳統的人，用這句話表達對“ 孫中山黨國體制遺

產”的否定態度。常見使用者群體多為極端反國共兩黨派（如泛自由主義者劉仲敬影響下的聯邦主義者），認為孫中山建立的政體是“黨國雛形”，對中國百年憲政發展是災難； 部分歷史修正主義者主張清末君主立憲才是憲政正途，批判辛亥革命為“造反式革命”，此種觀點在網絡歷史博主/極端保皇派（如“支那遺民派”“新清帝國派”網民）中尤為流行。

主自由派學者、學術界（包括批判者如張鳴、徐賁、秦暉等）不會使用如此極端語言，但他們可能從學理層面提出類似批評。例如張鳴指出孫中山訓政思想為專制鋪路，秦暉提出警惕孫中山的“國家主義”傾向與現代極權主義的共通性；劉仲敬（非主流歷史評論人）對孫的批判極為激烈，認為其開啟了“中華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暴政史”，其言論最為接近這句話的語義調性。

這種“反主流敘事”的流行反映出網絡民粹主義的普遍心理：不信任一切精英與權威，偏好“揭穿”“反轉”的快感。在這種語境下，孫中山的歷史複雜性被消解為“被包裝的騙子”形象，而這種扭曲又被算法強化、不斷傳播。

這種“黑化”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滿足大眾的情緒宣泄與娛樂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否定啟蒙人物，間接強化了威權政治的合理性——如果連孫中山都是“騙子”，那麼“民主”“共和”等理念自然也被視為虛偽的外來裝飾。

（三）傳播機制：從意識形態到算法政治

過去十年間，互聯網的輿論生態重塑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記憶機制。歷史人物不再只屬於教科書與學術論文，而被納入流量與娛樂邏輯的再生產體系。
黑化孫中山的擴散正是這種文化機制的產物。

首先，網絡算法傾向於推送情緒強烈、觀點極端的內容，從而製造注意力優勢。黑化性內容因其戲劇化與衝突感而更容易被點擊與轉發。其次，平台缺乏歷史事實核查機制，使得虛假敘事長期流傳並被不斷複製。再次，

網絡審查制度對現實政治話題的限制，使得“歷史人物”成為一種替代性政治表達的安全載體。部分群體借“批孫”之名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卻在過程中無意強化了對民主與啟蒙傳統的敵意。

在這種語境下，黑化孫中山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政治現象：它表面上是“歷史再評價”，實質上是一種反啟蒙的輿論工程。通過貶損近代中國啟蒙象徵，輿論空間逐漸被“虛無化的反現代話語”占領。這種趨勢與當代全球“後真相”與“反精英主義”潮流互為鏡像，具有深刻的社會心理基礎。

（四）現實危害與文化政治功能

1、破壞歷史記憶與理性思考

黑化孫中山的最大危害在於，它侵蝕了公眾對歷史理性的信任。辛亥革命是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重要轉折，孫中山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完美成功，而在於開啟了政治現代性的可能性。當這一歷史節點被否定，公眾便失去了理解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邏輯的參照系。

2、削弱民主與共和的文化根基

孫中山是中國歷史中少有的以“民權”“民生”為核心理念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理想雖未完全實現，卻為後來的民主化思潮提供了語義資源。
黑化孫中山等於抹去這一語義空間，使“民主”“共和”成為被污名化的詞彙，為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提供了文化正當性。

3、被極端政治與權力話語所利用

在某些語境中，黑化孫中山被權力話語有意或無意地利用，用來證明“歷史英雄皆虛偽”“民主體制不適合中國”。這種敘事邏輯與極權主義的歷史修辭高度相似——通過摧毀理想，製造犬儒。它讓民眾相信：“一切理想都是騙局，唯有服從才是現實”。

4、反智化與文化娛樂化的擴散

黑化現象同時體現了當代中國歷史敘事的“娛樂化”。網絡平台上對孫中山的戲謔、剪輯、惡搞視頻，模糊了歷史教育與娛樂消費的界限。歷史被降格為流量產品，而啟蒙人物的象徵意義在消費過程中被解構殆盡。這種反智化的文化氛圍，使公共理性進一步衰退。

（五）重建理性記憶與公共歷史

黑化孫中山並非孤立的歷史現象，而是當代中國公共文化中“反啟蒙”“反理性”趨勢的集中體現。它顯示出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認同危機——當官方話語失去說服力，民間話語又被情緒化與陰謀論占據，歷史便成為無主的戰場。

要走出這種困境，關鍵不在於恢復某種“英雄崇拜”，而在於重建理性記憶。這意味着：學術界需以開放與批判的態度重新闡釋孫中山及近代啟蒙傳統的意義；公共教育應強化歷史批判思維，避免將複雜的歷史簡化為道德審判；媒體與網絡平台需建立基於事實與責任的歷史傳播機制。

孫中山作為歷史人物，並非完美無缺，他的政治實踐也有時代局限。但無論如何，他所象徵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是中國近代歷史中難得的光源。
在當代社會重陷權力崇拜與民族主義狂熱的時刻，維護這種啟蒙傳統，不僅是對孫中山的歷史尊重，更是對公共理性的捍衛。

四、紅化與黑化的關係

這裡的邏輯比較微妙。

（一）中共對黑化的縱容與利用

1、官方主旋律：必須紅化
在官方歷史中，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是共產黨合法性的來源。

所以在主流教科書、紀念場合，絕不能黑化。
2、有限度縱容黑化
中共並不嚴厲打擊民間對孫中山的批評，尤其是學界的“反思”與“貶低”；
這與其對毛澤東、鄧小平的嚴禁批評形成鮮明對比。
3、利用黑化來轉移矛盾
學界與大眾的黑化往往集中在孫中山的失敗、搖擺和“聯俄聯共”，這在事實上 削弱了國民黨的正統性（因為國民黨自稱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批評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反向強化”了中共的敘事：
自由派說孫中山失敗 ，中共說“對，所以只有我們才能完成他的事業”；
自由派說孫中山聯俄引禍 ， 中共說“對，那正是他最偉大的選擇，我們繼承了”。

（二）黑化與紅化的互補關係

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黑化：突出孫中山的失敗、搖擺和歷史局限。
中共紅化：截取其“聯俄聯共”和“民生主義”，強化自己是繼承者。

紅化和黑化，表面看是對立，一個貶低，一個拔高；實質上互為補充：自由派的批評削弱了國民黨傳統的“孫中山正統性”，而中共正好藉機壟斷對孫的解釋權。
孫中山被黑化與紅化的兩極敘事，其實並非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局面：在中共話語中，他是共產黨革命的合法性前驅；在自由派批評中，他是失敗的革命者，甚至是中國極權化的“開門人”。兩種敘事交錯，使得孫中山作為“民主憲政思想的探索者”的複雜形象反而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