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库克即将结束他在苹果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辉煌任期。这位言辞温和的经营者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接过富有远见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衣钵，将iPhone从一种文化现象转变为金融巨擘，并将公司打造成市值4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15年来，苹果的市值平均每天增长6.82亿美元。就投资者关心的指标而言，库克无疑是一位摇滚巨星。

但如果从美国历史的长河来看，他的遗产就变得复杂得多，因为苹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将公司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务都整合到了中国。

其结果是深远的。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足够低的价格大规模生产iPhone，使得大约一半的美国人都拥有一部。他的选择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地位和技术实力，以至于其日益威权的领导层现在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强力竞争对手。

如果习近平主席的帝国主义本能消退，库克将因帮助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带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被铭记。但如果中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别是如果北京兑现其攻击台湾的威胁——这个民主政体恰好生产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半导体芯片，库克的名声将截然不同。他将被视为不仅葬送了公司前途（因为苹果仍高度依赖中国），而且将西方的技术优势拱手让给了西方的最大威胁。

历史可能是一位残酷的评选者。想想通用电气长期备受推崇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在他截至2001年的20年任期内，韦尔奇为股东赚取了惊人的21%年化回报率——仅比库克略低一点——并被《财富》杂志誉为“世纪经理人”。他在金融工程方面的举措曾是华尔街的传奇，直到金融危机暴露了这家公司已经空心化且杠杆过高、风险巨大。到2009年，通用电气不得不乞求政府注资；其股价暴跌了85%。2022年，作家戴维·盖尔斯将韦尔奇重新定义为“毁掉资本主义的人”。

库克于1998年加入苹果担任运营高级副总裁，并迅速改革了苹果的制造战略，转而依靠海外廉价劳动力。通过掌控生产流程而非拥有工厂，苹果在保持生产控制权的同时，将制造风险转嫁给了供应商。库克还向应用开发商征收版税，并进军流媒体和广告业务，这一切都是“服务”战略的一部分，其利润率是苹果硬件销售额的两倍。

年复一年，库克排除了苹果业务中的微观风险，使其财务表现更加平稳且可预测。但与此同时，他却对宏观风险视而不见，就在中国这个威权国家转变为美国最激烈的对手之际，他将苹果绝大部分的业务转移到了那里。

根据我的研究，我确信没有哪家公司比苹果为习近平提供的助力更多。自2008年以来，苹果与供应商合作培训了3000万名工人，主要是在中国。它在大陆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并促进了一场关于制造工艺的史诗级制造实践知识转移，惠及了数百家中国工厂。我在书中写道，有两次，苹果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总部派出极多的工程师去协调生产，以至于它说服美联航开通每周三班从旧金山飞往成都和杭州的航班，理由是苹果购买的头等舱座位足以让这条航线在飞机其余座位全空的情况下也能盈利。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代价是对该国日益增长的威权冲动视而不见。苹果根据北京的指示，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了数万个应用。它将中国大陆用户的iCloud数据迁移到一家国有企业运营的服务器上，这可能将个人数据暴露给政府。（苹果称其遵守中国法律。）

库克曾公开支持投票权、环境保护、枪支管制和LGBTQ权益，但对于中国镇压香港抗议者、迫害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判处亲民主媒体大亨黎智英20年监禁等事件，他一直保持引人注目的沉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自担任苹果CEO以来，他从未踏足台湾——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但在北京看来却是一个叛乱省份。作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技公司掌门人，却不愿访问其最重要的芯片供应商所在地，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苹果并非个例。许多美国公司为了追求更低的价格，实际上已经将大量的实用技术、机械设备、工艺流程和人才拱手让给了中国。它们为习近平提供了所需资源，帮助中国在稀土磁铁、太阳能硅片、钢铁和制药等迥异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仅中国投入于电动汽车领域的数十亿美元，就可能让底特律望尘莫及。

中国的产能远超国内需求或进口商所需。当西方经济学家批评这种过度供应的低效时，他们其实没抓住重点。中国的目标不是为股东提供回报，而是通过掌握全球物质生产来控制世界。正如经济学家诺亚·史密斯所观察到的：“利润不是战争的目标。”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努力减缓中国的这种势头，但到2030年，中国在全球工业生产中的份额预计将从2025年的约30%上升到45%。而且北京刚刚实施了新规定，对采取措施撤资中国的外国企业予以惩罚。

就苹果而言，虽然已经初步尝试将iPhone组装扩展到印度，但其供应链的主体依然深植于中国。

库克的继任者约翰·特纳斯相对年轻、能干且有抱负。我们有理由希望他能重新思考并摒弃库克的一些核心假设。但库克并未退休，而是转任执行董事长。如果当前战略的架构师依然高居其上，特纳斯未必能开辟出新的航向。

当然，没有哪个商人能真正预知其行为的历史后果。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是政治人士们在复杂世界中做出的一系列理性且合理的决策叠加的结果。库克将苹果业务向中国集中的决策也符合这种模式：当时每一步加深在华业务布局的决定，在当时看来都是合理的。

这些决定确实为苹果及其投资者赚取了巨额财富。但股票价格并不能反映这些决策给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那些被掏空的产业所带来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