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庫克即將結束他在蘋果公司擔任首席執行官的輝煌任期。這位言辭溫和的經營者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接過富有遠見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的衣缽，將iPhone從一種文化現象轉變為金融巨擘，並將公司打造成市值4萬億美元的龐然大物——15年來，蘋果的市值平均每天增長6.82億美元。就投資者關心的指標而言，庫克無疑是一位搖滾巨星。

但如果從美國歷史的長河來看，他的遺產就變得複雜得多，因為蘋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將公司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務都整合到了中國。

其結果是深遠的。在庫克的領導下，蘋果在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以足夠低的價格大規模生產iPhone，使得大約一半的美國人都擁有一部。他的選擇也顯著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地位和技術實力，以至於其日益威權的領導層現在將自己視為美國的強力競爭對手。

如果習近平主席的帝國主義本能消退，庫克將因幫助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帶入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被銘記。但如果中美緊張局勢持續升級，特別是如果北京兌現其攻擊台灣的威脅——這個民主政體恰好生產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半導體芯片，庫克的名聲將截然不同。他將被視為不僅葬送了公司前途（因為蘋果仍高度依賴中國），而且將西方的技術優勢拱手讓給了西方的最大威脅。

歷史可能是一位殘酷的評選者。想想通用電氣長期備受推崇的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在他截至2001年的20年任期內，韋爾奇為股東賺取了驚人的21%年化回報率——僅比庫克略低一點——並被《財富》雜誌譽為“世紀經理人”。他在金融工程方面的舉措曾是華爾街的傳奇，直到金融危機暴露了這家公司已經空心化且槓桿過高、風險巨大。到2009年，通用電氣不得不乞求政府注資；其股價暴跌了85%。2022年，作家戴維·蓋爾斯將韋爾奇重新定義為“毀掉資本主義的人”。

庫克於1998年加入蘋果擔任運營高級副總裁，並迅速改革了蘋果的製造戰略，轉而依靠海外廉價勞動力。通過掌控生產流程而非擁有工廠，蘋果在保持生產控制權的同時，將製造風險轉嫁給了供應商。庫克還向應用開發商徵收版稅，並進軍流媒體和廣告業務，這一切都是“服務”戰略的一部分，其利潤率是蘋果硬件銷售額的兩倍。

年復一年，庫克排除了蘋果業務中的微觀風險，使其財務表現更加平穩且可預測。但與此同時，他卻對宏觀風險視而不見，就在中國這個威權國家轉變為美國最激烈的對手之際，他將蘋果絕大部分的業務轉移到了那裡。

根據我的研究，我確信沒有哪家公司比蘋果為習近平提供的助力更多。自2008年以來，蘋果與供應商合作培訓了3000萬名工人，主要是在中國。它在大陸投資了數千億美元，並促進了一場關於製造工藝的史詩級製造實踐知識轉移，惠及了數百家中國工廠。我在書中寫道，有兩次，蘋果位於加州庫比蒂諾的總部派出極多的工程師去協調生產，以至於它說服美聯航開通每周三班從舊金山飛往成都和杭州的航班，理由是蘋果購買的頭等艙座位足以讓這條航線在飛機其餘座位全空的情況下也能盈利。

在中國開展業務的代價是對該國日益增長的威權衝動視而不見。蘋果根據北京的指示，從中國的應用商店下架了數萬個應用。它將中國大陸用戶的iCloud數據遷移到一家國有企業運營的服務器上，這可能將個人數據暴露給政府。（蘋果稱其遵守中國法律。）

庫克曾公開支持投票權、環境保護、槍支管制和LGBTQ權益，但對於中國鎮壓香港抗議者、迫害新疆維吾爾人，以及判處親民主媒體大亨黎智英20年監禁等事件，他一直保持引人注目的沉默。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自擔任蘋果CEO以來，他從未踏足台灣——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但在北京看來卻是一個叛亂省份。作為全球最具標誌性的科技公司掌門人，卻不願訪問其最重要的芯片供應商所在地，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蘋果並非個例。許多美國公司為了追求更低的價格，實際上已經將大量的實用技術、機械設備、工藝流程和人才拱手讓給了中國。它們為習近平提供了所需資源，幫助中國在稀土磁鐵、太陽能硅片、鋼鐵和製藥等迥異領域取得主導地位。僅中國投入於電動汽車領域的數十億美元，就可能讓底特律望塵莫及。

中國的產能遠超國內需求或進口商所需。當西方經濟學家批評這種過度供應的低效時，他們其實沒抓住重點。中國的目標不是為股東提供回報，而是通過掌握全球物質生產來控制世界。正如經濟學家諾亞·史密斯所觀察到的：“利潤不是戰爭的目標。”

儘管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努力減緩中國的這種勢頭，但到2030年，中國在全球工業生產中的份額預計將從2025年的約30%上升到45%。而且北京剛剛實施了新規定，對採取措施撤資中國的外國企業予以懲罰。

就蘋果而言，雖然已經初步嘗試將iPhone組裝擴展到印度，但其供應鏈的主體依然深植於中國。

庫克的繼任者約翰·特納斯相對年輕、能幹且有抱負。我們有理由希望他能重新思考並摒棄庫克的一些核心假設。但庫克並未退休，而是轉任執行董事長。如果當前戰略的架構師依然高居其上，特納斯未必能開闢出新的航向。

當然，沒有哪個商人能真正預知其行為的歷史後果。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是政治人士們在複雜世界中做出的一系列理性且合理的決策疊加的結果。庫克將蘋果業務向中國集中的決策也符合這種模式：當時每一步加深在華業務布局的決定，在當時看來都是合理的。

這些決定確實為蘋果及其投資者賺取了巨額財富。但股票價格並不能反映這些決策給我們的經濟，以及我們那些被掏空的產業所帶來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