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歷史上，可能再沒有比紅衛兵運動更奇怪的政治運動了。 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紅衛兵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蔚然成勢、遍布全國，又在兩年之後徹底退出政治舞台。青年人旺盛的政治熱情、做事不計後果的草率衝動，都在紅衛兵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紅衛兵運動深刻影響了高層政治的走向，而高層對於紅衛兵的態度，最終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在所有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成果可謂紮實而獨到。在2009年出版的《分裂的造反派》（Fractured Rebellion）一書中，魏昂德細緻分析了大量史料，展現了在模糊變動的政治大環境中，紅衛兵運動是如何一步步動員、壯大、選擇策略、內鬥、與高層政治互動、最終走向消亡的。 紅衛兵派系的來源，是這本書討論的一個重點問題。這一部分內容，也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在了2006年的《美國社會學雜誌》上。 派系分裂＝階級分裂？錯！
一個十分詭異的事實是，當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在1966年8月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它已然分裂成了兩派：人數較多的“保守派”和人數較少的“造反派”。 這兩派之間的鬥爭在1966年下半年不斷激化，直到造反派紅衛兵取得全面勝利。之後，得勝的造反派紅衛兵內部再次分裂，這場內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紅衛兵運動被鎮壓。 為什麼紅衛兵運動從誕生之初就有派系分裂？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在1966年六七月份，中央為每個在京高校都派駐了一個工作組，這些工作組保護學校當權者、壓制學生對當權者的不滿。在八月份，工作組從各大高校撤出之後，支持工作組的學生就成了“保守派紅衛兵”，他們認同既有的權力結構。這部分紅衛兵的人員構成，主要是既有權力結構下的獲益者——黨員、學生幹部、家庭出身好的學生。
而“造反派紅衛兵”主要是反對工作組、受工作組壓制的學生，他們希望徹底打破現有的權力結構。這部分人，主要來自既有政治格局的邊緣，家庭出身不好。換言之，這種觀點認為：紅衛兵內部的派系分裂，體現的是當時中國社會兩個政治階級之間的分裂。 但魏昂德指出，這一解釋不符合史實。 首先，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的路線差異，根本不體現在“支不支持當權者”這個問題上。誠然，保守派支持工作組、造反派反對工作組，但大多數學校的工作組，在進駐的短短兩月內，就已經將學校的全部或部分領導層打倒了，哪裡還有什麼學生敢支持被打倒的當權者？ 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政治出身，和他最終加入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沒有必然關係。許多史料表明，大量來自紅五類家庭的學生、已經入黨的學生站在了反對工作組的一邊，並最終成為造反派紅衛兵。 另外，如果政治出身真的決定了學生們加入哪個派系，那麼其背後隱含的假設是：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階級利益和所處的社會位置，“理性”地選擇自己的政治行動。然而，在1966年這個政治環境劇烈變動、模糊不定的時間點上，人們真的能理性計算自己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策略嗎？魏昂德的答案是：不能。 為什麼要“造”工作組的“反”？ 在魏昂德分析的22所北京高校中，只有兩所學校的工作組從始至終都支持學校的主要領導。進駐其他高校的工作組，要麼打倒了相當一部分學校領導，要麼將學校的權力體系完全推翻。在短短兩月時間內，許多工作組的政治立場發生劇烈變化，從起先支持學校領導到最終懲辦學校領導。還有一些學校的工作組，因為政治立場保守而被中央撤回，替換他們的新工作組往往政治作風激進、不遺餘力地將學校領導打倒。 換句話說，在絕大部分高校中，根本就不存在“要不要支持學校當權者”的問題——當權者已然被踏上一萬隻腳、萬劫不復了。那麼，為什麼一部分學生反對進駐學校的工作組呢？在工作組撤出高校之後，這些反對者為什麼進一步發展成了造反派紅衛兵呢？ 在不同學校，工作組遭到學生反對的原因各不相同。在那些當權者被打倒的高校，一些學生試圖使用極端、暴力的方式“教訓”被打倒的當權者。而這些學校的工作組，往往想控制學生使用暴力的幅度、讓學生的行為不要太出格。工作組試圖在“應該用什麼方式對當權者進行鬥爭”的問題上說了算，而一些學生則認為輪不到工作組來干涉學生採取什麼鬥爭方式。學生的不滿由此產生。 在許多高校，工作組往往先容許學生對任何校領導進行隨意批判，然後再有選擇性地把某些校領導作為鬥爭對象“揪出來”。這樣一來，一些學生起初大肆批判過的校領導，有可能不僅沒被工作組打倒，反而被認定為“政治可靠”、從而與工作組配合打倒其他校領導。而那些選錯批判目標的學生，自然引火燒身，在政治鬥爭中遭到打擊報復。 在那些工作組的立場發生重大轉變的學校，一些學生對工作組的突然“變心”感到懷疑，堅持認為工作組最初對校領導的支持已經說明了其立場的保守反動。而在那些工作組遭到撤換的學校，新的工作組沒能對成功逼走了原先工作組的“有功”學生進行“論功行賞”，也招致了許多學生不滿。 可以想見，當時的高校學生，面對的是一個複雜、模糊、讓人無法理解的政治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必須做出一系列棘手的選擇：是應該聽從工作組指揮、在工作組劃定的框架內批判校領導，還是應該反對工作組的干涉、堅持採用極端暴力手段？是應該只批判那些已經被工作組打倒的人，還是應該繼續給工作組施加壓力、迫使其揪出其他人？當工作組的立場突然從保守轉向激進，是應該支持工作組，還是應該批判工作組反“假裝激進”、實則是“當權者的走狗”？ 沒有人能看透波詭雲譎的政治形勢，也很少有人能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身成分出發，去思考自己該怎樣做。學生們必須在稀里糊塗的情況下當機立斷。這樣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偶然性。大家在懵懂之中迅速完成了選邊站隊。 而這一懵懂的選擇，卻招致了嚴重的政治後果。在六月底、七月初，各大高校的工作組開始對那些挑戰自身權威的學生進行打擊報復。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和已經被打倒的當權者一起，成為了鬥爭對象——諷刺的是，這些被打倒的學生，一開始恰恰是因為主張使用最極端的方式嚴懲當權者，才站到了工作組的對立面上。 從“反動派”到“造反派” 七月底八月初，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中央決定將派駐在各大高校的工作組悉數撤回。工作組的撤回使得高校出現了權力真空，學生領導的紅衛兵組織繼而成為實質上的校園掌權者。這些紅衛兵組織的領導權掌握在那些原先支持、配合工作組的學生手裡。 原先反對工作組的學生，本已被工作組打成“反動派”。而工作組的撤出，使得這些被打倒的學生獲得了寶貴的翻案機會。為了摘掉“反動派”標籤，這些學生動員起來、另立新的紅衛兵組織，對工作組的行徑嚴加批判，已證明自己才是“革命”的、“正確”的，並對正在掌權的紅衛兵組織形成奪權之勢。
對於正在掌權的紅衛兵組織來說，受到這樣的威脅，當然也不能坐視不管，旋即也開始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保守派紅衛兵”就此成型。而之前被工作組打倒的學生，則成為了“造反派紅衛兵”的骨幹。兩派之間的內鬥層層升級。 為了將工作組批倒批臭，許多造反派紅衛兵對派遣這些工作組的中央部委進行了圍攻、以揪出工作組的負責人。一方面，紅衛兵的派系鬥爭為高層政治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可利用的民意資源；另一方面，在高層政治的干預之下，造反派紅衛兵最終獲得了內鬥的勝利。 換句話說，決定了紅衛兵派系分裂的政治身份，在1966年6月以前是不存在的。這一政治身份並非來自於學生們的階級出身和社會背景，而是來源於他們在工作組進駐高校的兩月時間內所做出的稀里糊塗的選擇。工作組的所作所為，使得一部分學生們為自己在懵懂之中做出的選擇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這種政治代價，創造出了新的“敵我”格局，也成為學生們進一步開展政治動員的基礎。 在模糊與混亂的局勢中，人們在短時間內做出的選擇必然是高度隨機的。但政治環境的快速變化，卻逼迫人們不得不用一連串的行動來回應當初的選擇所帶來的政治後果。無奈之中的不經意選擇，最終決定了一整代人的命運——這樣的結局不得不讓我們感嘆，歷史是多麼的荒誕、諷刺、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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