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中國國內存在哪些機制可以作為對抗西方在信息技術和電信領域壟斷的平台？中國是如何應對“數字新殖民主義（網絡殖民）”的？

司馬平邦：我本人從上世紀末就已經開始進行互聯網自媒體的創作，並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從事互聯網平台的建設和管理工作，自覺投入到了互聯網上的中美意識形態鬥爭里，現在想來，甚至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時間。在本世紀之初，我也有幸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博客專欄作家，後來又成為最早的一批微博客創作者，一直到堅持現在。

我最切身的體會是，中國互聯網，尤其是在本世紀以來這二十幾年的歷史過程里，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打破美西方在信息技術和電信領域的全面壟斷和部分壟斷的鬥爭歷史，而且是連續不斷的全過程的鬥爭史，雖然中國的信息技術和中國互聯網技術早期都源於引進西方，但整個過程又是邊引進邊鬥爭、邊鬥爭邊成長的，以我之見，這與大部分非美西方國家的信息技術、電信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過程都極為不同——它們大多數只能無條件接受被網絡殖民，而沒有任何力量進行反網絡殖民。

而經過二三十年的這種邊引進邊鬥爭、邊鬥爭邊成長，現在從鬥爭和對抗的一面說，中國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備的獨立自主的機制和平台。

🔻其一，是以三大運營商，即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為核心的產業主體平台。

中國電信行業經歷了多次的拆分和重組，從最初的政企合一到政企分離，再逐步發展為多家企業激烈競爭的市場格局；目前，三大運營商都是完全國資的央企，國際資本和私營資本都被屏蔽在運營體系之外，這既保持了充分的市場競爭，防止了單一企業的壟斷，又從產業形態上過濾掉了美西方資本的侵蝕——雖然這種完全國資的產業格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和詬病，但事實卻有力地證明，國家這個決策是完正確的。

中國的三大運營商，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鐵塔，以最高效率建設起了全世界最強大的4G、5G和5G-A網絡體系，我認為這更是足為全世界其他國家，也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借鑑的信息產業成功經驗。

🔻其二，是以一系列法律規制為核心機制的網絡主權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已經出台接近20年，中國的《反壟斷法》旨在預防和制止作為新技術巨頭們的壟斷行為，保護了國內充分的公平市場競爭，在諸多關鍵事件中，都有效打擊了內資、外資巨頭們的破壞市場行為，尤其是對諸如微軟、谷歌、蘋果、英特爾、特斯拉、高通等等美國信息技術巨頭在中國市場的危險性擴張進行了有效的警告和遏制。

2026年發布的《互聯網平台反壟斷合規指引》明確禁止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資本優勢從事“二選一”“算法共謀”和“不公平高價”等行為，直接指向了高技術巨頭利用市場支配地位進行壟斷的慣用手法。

除此之外，像《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也都算得上及時且精準，保護了中國消費者的利益，更是維護了國家的網絡主權和安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版新增了“數據權益保護專款”和“禁止惡意交易”條款，建立起域外管轄制度，即使在境外發生的針對中國主體的壟斷或不正當競爭，同樣也可能受到中國法律的追責。

🔻其三，以華為公司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高技術公司在二十多年時間裡全面崛起，它們已經徹底打破了美西方信息技術巨頭的壟斷，使中國的信息技術主權完成了從零到一，從一到百的越來越快的建設過程，此過程堪稱奇蹟，堪稱不可思議，令人驚嘆。

數年前，在華為、中興等中國高技術企業面臨着美國政府的全面的政治性和技術性的封鎖打壓的最關鍵時刻，中國政府動員起綜合實力和豐沛資源給予堅定不移的支持，這才讓中國公司得以在5G技術上率先於美國實現了研發和建設上的大突破，中國技術終於已經把美國技術甩在了身後。

現在，中國的高技術企業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即使在6G技術研發和標準研製方面上，中國企業也已形成了超過300項全球最大規模的關鍵技術儲備。我認為現在正在失去技術主權的其實是美西方，長此下去，如果它們仍然頑固地以中國為死敵，它們的未來甚為堪憂。

我認為，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對於中國的信息技術和電信產業的發展來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包括了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在內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出台，其實是提前預判了，也是提前部署了後來的中美科技戰。

當然，時至今日，中國在某些重要信息技術領域仍然存在着明顯短處，比如在操作系統、芯片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上還很難說擁有了完全可控的自主地位，美國人最近數年以來，一直換着花樣在高技術領域對中國進行卡脖子，給中國經濟體的發展搗亂，甚至到了他們哪怕自己不發展，也要拖後中國的發展步伐，中美在這方面的競爭和鬥爭在今後很長時間裡仍然無止無休，仍然非常嚴峻。

另外，關於中國在應對“數字新殖民主義（即網絡殖民）”方面，其實也有着相類似的路徑，也是一個邊引進邊鬥爭、邊鬥爭邊成長的艱難且漫長的過程，我對此有幾個深刻的體會：

🔻其一，2012年十八大的召開，對中國的反網絡殖民事業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分水嶺，是整體上從迷失到清醒，從分裂到團結，從被動到主動，從失守到收復的大轉折。

🔻其二，十八大以前，以當年的南方係為核心的中國公知群體作為美國“數字新殖民主義”的代理人，已經幾乎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話語權，而十八大以來這十數年，中共的最高意識形態工具與最大多數的中國普通網絡用戶實現了全面結合，經過長期拉鋸戰，才漸漸肅清了中國公知帶來的負面影響，打掉了中國公知，美國人對中國的網絡殖民也就失去了寄生體。

🔻其三，從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從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還有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的中美關稅戰，都是中國得以反擊美國數字新殖民主義的最重要時間、事件的關鍵節點，在這些關鍵節點上，主動作為和有所作為，集中力量打意識形態思想傳播的殲滅戰，才讓我們得以一步一步從全面被動局面中實現力量和形勢上的翻轉。

🔻其四，中國人在技術上進行的反網絡殖民更是“硬剛”式的，2020年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為全球數據治理提供了西方模式外的另外一種選項，中國還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和GTI國際產業大會，推動中國技術標準從源頭上一步步瓦解掉美國技術標準的全球壟斷。

🔻其五，據我所知，中國高技術企業逐步建立起的強大技術主權已經基本上可以支撐中國力量在美西方的網絡平台上與美國人進行“出海”的意識形態鬥爭，而在這次由伊朗戰爭所引發的極為激烈的意識形態戰爭中，美國人其實已經輸得比當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時期還要慘，對美國的反噬還在以後。

我認為，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平面化了，也越來越失去邊界性了，美國的網絡殖民和中國的反網絡殖民的鬥爭已經接近於一種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鬥爭是無止無休的，更是不死不休的，在這方面，中國作為幾十年漫長過程里的承受方，即使現在形勢有所緩和，壓力有所減輕，亦不可有任何放鬆和懈怠，總之一句話：不是美國人網絡殖民中國，就是中國人反網絡殖民美國，絕不可能會有任何的中間狀態。（此文為司馬平邦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