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窦不开（二）

二，水路

小霞的妈妈照说应该是清白的，文革开始了一段后，批判妈妈的大字报顶多只是说妈妈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因为一般打扫教室时，学生们只是用扫帚扫扫，到了妈妈这里，妈妈就要求学生们用抹布把教师的地板擦干净。学生们很烦小霞妈妈这样的要求，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妈妈在日本人占领过的东三省生活时，上日本学校，受日本人教育的结果，日本人擦他们的地板都是用抹布跪在地板上擦的。由此又得知妈妈懂日语，还在当时的南满铁路局工作过，便添油加醋地说妈妈是为日本人效劳的日本特务，这就够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条件了。

又因妈妈喜欢听歌儿，家里原有的一台二极管收音机又坏了，那时半导体收音机刚刚上市，妈妈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可以收短波的那种，就被怀疑上了：妈妈是在收听敌台。

总之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加上妈妈“认罪”的态度很不好，想想就觉得委屈：在东三省，像妈妈这样懂日语多了，总不能都说成是“日本特务”吧？而在武汉，懂点儿日语就被划成“历史反革命”是不是太冤枉了!?小霞妈妈没有好好坦白，因为没有东西可坦白，无法“从宽”，就只能对她“抗拒从严”了。这样，小霞妈妈也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妈妈也被抄家，隔离审查，给关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家里只剩下小霞一个人了。

小霞的大姐是最后一届的大学生，65年入学时已是当年的九月，到66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学了还不到一年的基础课就开始停学闹革命了，大姐参加了大学的文艺宣传队，成天跳舞唱歌，根本没有上专业课了；小霞的二姐是67届高中的老三届，眼看就要考大学了，来了这样一场大革命，夺走了她上大学的机会，她也跟其他红卫兵们一样造反、串联，偶尔回家时看到小霞这时一个人在家，就跟小霞俩过上几天。二姐毕竟比小霞大九岁呢，生活能力比小霞要强得多，除了炒白罗卜丝，还教会了小霞烧茄子、炒西红柿，煮绿豆荷叶粥等。

60年，小霞爸爸从中央调到这所大学时，因为当时只是他一个人先来的，大学分配给了他半间房间，在学院最靠山脚的平房里，还是最后（最东面）的一间。房间只有18平米。后来62年妈妈也跟着调来后，一家五口人住这样一间房，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是不可能的，学院给爸爸在单身宿舍的九号楼里分了一个床铺，跟黄老师在一个房间睡觉。好在小霞的大姐和二姐都上了中学，可以住校了，只是周末才回家，爸爸也只是在周末才去黄老师那儿睡觉的，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星期六是要照常上课、上班的。

这18平米的房间里放着一个大床，即妈妈、爸爸双人床，小霞要挤在他俩之间睡的，一个上下两层的高低床，是为大姐二姐周末睡觉用的，平日堆放着一些乱杂的衣物，一个爸爸的写字台，一个妈妈的穿衣柜，一只藤条椅，一个脸盆架—是爸爸自己做的—两条长、两条短的木杆用两个十字木杆组成的，房间里就没什么空间了。

平房里住着有学院的校医，勤杂人员、食堂工作人员，单身老师，也有几家教师。平房因靠山，三面都被树木包围着，西面隔着一片老是潮湿的空地接着八号楼的土堰。平房入口处是一排槐树，外面有一圈两三米高的冬青树—学名叫女贞子吧—包围着，平房东面有几株高大的榆树，夏天，大多数的平房人都来这些树下吃饭、乘凉。从树叶间隙中常常有被孩子们称为是“吊死鬼”的虫子掉下来，就在头顶上、身旁晃来晃去，弄不好还会掉到饭碗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小霞听到过许多有趣的或是惊险吓人的故事，都是别人家里的家家（姥姥）、婆婆（奶奶）们讲的。后山是郁郁葱葱的松林，不光平房的人，学院里有些老师和家属在山上开出些小块的地来，种一些自己喜爱的植物。小霞的爸爸也开了一块小地，种了芝麻，到秋天收芝麻时，爸爸找来大张的报纸，铺在家里地板上，小霞帮着爸爸把晒干的芝麻杆一根一根地倒过来，敲打芝麻杆，就会有许多芝麻掉出来。

从62年到70年，断断续续，小霞在这里也生活了近八年了，跟平房的孩子们也玩得很好，文革前，大家约在一起去上学，孩子们自己组织了起来，轮流背邻居家的一对的了小儿麻痹症腿瘫痪了的双胞胎孩子上学。每天早上孩子们都在一起跑步、体操什么的，下午放学后常常是在那些奶奶婆婆的带领下，去山上拾柴、捡蘑菇，采竹笋，扒松毛，拾松果，也乐在其中的。可后来大革命了，家长们分了派别，孩子们也因自己家长一个接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不在一起玩了。这次搬家，对小霞来说多少有些失落；可一想，走了，起码就不会再被这里的孩子们指鼻子说“你个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了，也有些解脱。

妈妈被下放的五七干校属于市文教卫系统，下放地点是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区下面的几个公社和大队。五七干校用部队的连排班编制，妈妈被编排在六连三排二班--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妈妈在家具上都写上了这个连排班才交去托运的，--妈妈的班被分配在前进公社前进三队一小队。跟妈妈编排在一个班的有老尚、小常老师、小余医生、武刚老师和大李，等，年龄有老有少，参差不齐。

监利县是省里主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是经济作物，人们的生活水平应该比产粮的好一些。这白螺区因为其地理位置靠长江，是以水稻为主，棉田也有一部分，所以不算富也不算穷。妈妈他们这五七干校还是带薪的，对于这些被斗得快没了魂的牛鬼蛇神们来说，到这里来或许还是一种解脱。

监利县白螺区就在长江边，一连人人带架家具都是走水路乘船赴往。先从武汉乘江轮逆水到岳阳，再换机动船过江到白螺，到了白螺有农民的木船来接这些五七战士们。从白螺到前进公社有三十里旱路，若从水路走，就更长了。

农民的木船载着五七战士们的家具，也载着五七战士，在人工开挖出来的“用水路”上，由农民用竹篙撑水走。

小霞坐在载着自己家家具的木船上，看着农民伯伯用长长的竹篙乘船，觉得很新鲜，她原来知道的只是，船应该是用浆来划的，对“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词一直觉得应是“宰相肚里能划船”才对，现在她知道了，船原来也是可以撑的。

“用水路”因为是人工挖掘出来了，所以水路笔直，主干水渠的宽度可达十米、二十米；窄的地方也有四、五米的宽度呢。只是水有深有浅，有的地方浅浅的长了水草，担心吃水太多的船会触底，有的地方水很深，农民伯伯的竹篙全都拄进了水里才触到了河底，船才可以前进一点儿。

在小霞前面的船载的是老尚和武刚老师的家具，他俩因为都是大块头，坐在一条船上会过重，武刚老师就座到了小霞的船上，把小霞座的这条船压得船外的水面都快齐船帮了。小霞妈和小常老师座一条船，跟在小霞和武刚乘的船后面，是小常老师要找妈妈聊天，把妈妈叫过去的。小余医生与大李在最后的一条船上。

老尚老师年龄不下五十的了，原来在市图书馆工作，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儿政治问题也算是正常的吧；大李的年龄跟小霞妈差不多，据说原是市教育局负责编制中学教材的，小余医生也有三十多岁了，原在市第二医院当妇产科医生，据说是第二医院妇产科的顶梁柱。小常老师来自市第五中学，跟小霞妈一样是教音乐的，武刚老师来自武钢夜校，是教物理的。小常老师和武刚老师看上去很年轻，跟小霞妈妈在试验师范教的那些学生的年纪相仿，他们会出了什么问题被下放了呢？

反正都已经下放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不管原来多么反动，现在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了”。

老尚和武刚老师两人很滑稽，爱说些笑话来逗小霞。在江轮上时，这些五七战士们就很活跃了，武刚老师会拉二胡、京胡，他还随身带着把京胡，小常老师有一幅好嗓音，在武刚的京胡伴奏下，唱了好几段样板戏，弄得小霞的嗓子也痒痒开了，小霞也会唱许多样板戏呢。

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头顶的烈日和水面反射着的日射让小霞热得汗津津的。到了一个休息点，木船靠岸后，小霞窜上了河堤，找到一颗大树下，妈妈递过来装着从江轮上接到白开水的塑料水壶，大口大口地喝了个痛快。

撑船的农民告诉五七战士们说，前面的水路有些湾绕，五七战士们可以走旱地，走直线，会比乘船要快。因为农民说话带监利口音，开始五七战士们没听明白，后来武刚老师听明白了，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说船走水路是要走直角三角形的勾和股，而我们可以走旱路的三角形的弦，这样可以减轻撑船农民的负担，我们也可以抄近路，看看这里的庄稼地。

问了问离目的地大概还有多远，回答说不远了，大家便同意在庄稼地里“行军”了。大李说小霞还是个小孩子，跟我们大人们一起走怕是会吃亏，还是让小霞乘船为好。小霞不服小，说自己能走路，小霞妈也怕小霞一个人在船上不安全，也附和着小霞，说小霞不会拉大家的后腿的。于是一行人就踏上了田间小路。

没走多远，老尚就掉队了，小霞问妈妈是不是要大家等等老尚，大李和武刚都说不用，老尚一会儿就会赶上来的。果然，过了一会儿老尚就干了上来。小霞问老尚刚才干什么去了，老尚说：“打了个岔子！”小霞没听明白，妈妈小声跟小霞说：“姑娘家家的，就别问那么清楚了！”

一会儿，武刚也说他去“打个岔”，小霞这才明白他们去解小了。

刚才喝多了水，小霞也感到“内急”了，男的好办，找一块密集一些的棉田，走进去，站在那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女孩子们该怎么办？密集的棉田，走得进去可蹲不下来。直到小霞实在是憋不住了，就站在齐她肩高的棉花树从里，任尿水顺着裤管流下。那个狼狈的样子，直到现在小霞想起来就脸红。

小霞穿着尿湿了的裤子，不敢走在一堆人的中间，只好远远地掉在队伍的后面，直到尿湿了裤子干得看不出影子了才悄悄地赶回到了妈妈身边，心里想着：就让大李他们认为她是走不动了掉队了吧，总比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尿了裤子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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