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毅的那个周末，没有与文的约会，估计就是文约我，我也不会有心情去的。那几天心里一直都很别扭。我责备自己太狠心了，怎么不让毅把话都说出来，他还有谁能说说心里话的呢？我怎么就这么无情？我怎么没去追上他，跟他说，。。我甚至都想马上去找毅，跟他说，。。可是让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什么呢？让他说他爱我？跟他承认我心里并没有他？这不是更残忍吗？可是让我去说不从心的话，那会更让我不安的。翻来复去我找不出个头绪来，而且，从那天以后我就再没有在课堂上和校园里看到毅的身影了。我们的辅导员，一位留校的工农兵学员，说毅又去住院治病了。

那之后文约过我几次，我都推辞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只是想清静一些。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毅找我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了放射线治疗，那是很痛苦的治疗方法，每次照射了放射线后，人都要难受好一阵，体力消耗得很厉害。而且他的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了，整个肠道、腹腔布满了癌肿块，大夫也不知道该集中照射哪里才好了。后来医生干脆放弃了放射线治疗，只是给他一些止痛的和提高体力的药物，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将他的生命维持得长一些。

大一时，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在相互了解；大二时，同学们有了相互了解，热熔起来；大三，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进一步加深，有了感情；大四，同学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开始寻思各自的去向了，对与自己不怎么相关的人和事，也就不怎么太关心了。

不过那时我们班的女生们还是很抱团儿的，记不清是大儿还是大三了，我们十个女生一起去烫了头发，当然只是在刘海儿和辨梢--给了班上的男生们一大震惊！

我还差点儿忘记了一件事：记不清是大二还是大三了，不知是因为学生食堂伙食差，还是卫生条件差，全院有 60% 的学员都得了轻重不同的急性肝炎，学院不得不取消了那年的期末考试，在我们的成绩单上，那年期末的成绩是个空白。据说那次肝炎风波的不仅是我们学校，别的大学也波及到了，但不知是否取消了期末考试。还有一次，大夏天的，整个学院停水，在闷热的武汉，没有水洗澡是很难受的。学生们拿着洗脸盆或是水桶，敲打着，在校园抗议。 --- 这是题外话了。

大四时期，我要准备考研，还要学习好我不怎么擅长的专业课，田径队的训练，也还是要参加的，加上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时地还要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一心好几用，不仅时间紧张，精力也觉得有些不够用了。

毅再次住院的事儿，以及毅的病情，我只是断断续续从班同学那里得到的。 --- 知情的 同学，不在我面前说毅的事情，不知情的同学，倒是谈论到毅时不避着我。不知情的同学估计还是占多数的。他们中有些人去医院看过毅，说毅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了，可还是在看书学习，毅力惊人，连医生都说人到了这种地步，还想着读书学习的还没见过。他家里人 -- 他弟弟 -- 来医院，日夜守候着他。

班里也组织了同学们轮流去医院看望毅。大四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后，我和班里的几位同学，文和星也在其中，一起去医院的病房看望了毅。起初我没敢走近毅的床边，只是远远在同学们的身后看着他。毅还是看到了我，但没跟我说话。我与他的目光相交时，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他瘦骨嶙峋，眼中满是疲惫、颓废的神情，他原来有的那些自信、坚毅的内容几乎看不到了。不过当同学们说到班上的一些新鲜事儿时，他也能跟着笑一笑；说到今年的春季田径运动会上没看到毅的身影，很遗憾时，他也只是苦笑地摇了摇头。最后大家跟他告别时，我也跟别的同学一样，走到他床边，跟他握手道别。我用连我自己都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跟他了声说：“好好保重！”毅显然是听到了，我看到他的眼中流露出了依依不舍的神情，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在毅松开我手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鼻子发酸，眼眶发湿了。

这一切，文都细细切切地看在了眼中。那天文是最后一个离开毅的病房的。

后来的几次与文的约会，我俩都沉默了起来。毅的话题，谁也没提起。由于那时专业课占了主流，几乎整个约会的时间都是我在请教文，问文一些问题，文也耐心地给我讲解。碰到有些对文来说也是崭新的概念时，他能用他的理解来给我讲解，我觉得有不足的地方，追问下去时，文倒是很坦率地说，他也只知道这么多，于是我们又得钻到书本里去，逐字逐句地去理解。

星也找了我几次谈心，每次交了思想汇报后，星都会找我谈心，说说我的思想汇报中那些是好的，该发扬，那些太消极，该排除。那次看望了毅后，我在思想汇报中写了一些对生命、时间的看法，流露出了一些对毅的同情、怜惜。星也许是受了一些我那思想汇报的影响，也发了一些感慨。

大四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星又找了我一次，还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说这次只是谈谈个人问题。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星说只是作为同学，他想给我提个建议：我也该考虑考虑我的个人问题了。我心里很纳闷儿：学校明文规定不准谈恋爱，怎么会让党小组的人来劝我考虑个人问题呢？是不是共产党员的个人问题都是要通过组织上来给解决的呢？细想想，那些革命老前辈们，他们的配偶可不大都是党组织给介绍的吗？一切服从革命需要嘛！看着我在沉思，星就接着问我，我对班上的同学锋的看法如何。“锋？”我得好好想想，哦，就是那个大个子的北京人？叫我怎么说呢？我和班上的同学都没有深交，不知道该如何谈看法。我只听说过锋和他同寝室的同学还打过一次架，别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星说他与锋是同一个寝室，比较了解锋，觉得锋与我挺相配的，让我考虑考虑。星说这只是他本人的想法，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星还说锋肯定会被分配回北京，我也肯定能考上研究生，而大学的研究生部就在北京，我和锋如果能好起来，也不会存在两地分居问题。 -- 这个星，为别人想得还挺周到。 -- 不过我没有马上表态。

从那时起我对锋注意观察了一些，觉得他与一般同学也没有很大区别，学习成绩一般，人如何还没有接触，也就没有深入了解，说不上来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的。后来星又一次找我谈心，我如实说了我的感觉，星说，那就要深入接触嘛，而且我都快是 Christmas cake 了 — 那时称到了 24 岁还没有主的 — 没有谈对象的 -- 女生为圣诞节蛋糕，我应该主动点儿才是。看来星不是想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是想做我的婚姻介绍人了。

大四上学期期末考试后，系里安排了在校办工厂里的加工实习。

娟跟我说，班上的几个北京的同学准备实习完后，结伴在暑假里去庐山游玩，她的桓就是北京的，她当然要跟着去，梅也是北京的，梅和兴也去；此外还有几位别的班里的同学也说要一起去，娟问我去不去；还告诉我，锋是这次旅游的带队和组织人。

庐山离武汉并不远，可我还一次都没去过，但是父亲又偏要在这大学的最后的一个假期里带我回贵州老家苗寨去一趟，说是怕以后就没有时间回老家了。我长这么大，还一次都没有去过父亲出生的地方。我只好谢过了娟的邀请，告诉她我暑假已经另有安排了：去我父亲的老家。

我在上大学之前，也当了两年的机修学徒工，车、铣、焊、磨、刨、钳、冲，我都摸过，所以也觉得这几天的加工实习，对我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就跟老师请了假，提前动身去贵州。为了不让我的这个项目的成绩空着，我还是完成了加工实习的作业，尽管做得很仓促：用两根铁柱子，车出了两根带花样的铁棒，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精致的铁锤。不过由于没有热处理，这个锤子只能当摆设，或是只能锤锤软一些的材料。匆匆忙忙交了这个作业，我就跟父亲去了贵州。

父亲的老家苗寨在贵州的大深山里的台江县。听父亲说，他小时候那山里还有老虎，豹子等大型、凶狠的野生动物，爸爸同村的邻居们，还亲手逮抓过一只活生生的大老虎。我去的时候，虽然山上的树木已经被砍伐得所剩无几，野生动物也被捕猎的绝了种，那苗寨还仍是山清水秀的，就是穷了一些，还没有通电。不过煤油灯下的日子，我也在父母的五七干校过过两年，难不了我。

爸爸老家的人，我倒是见到过几位。他们都是我的堂哥哥。那时在文革中，他们出来串联，到我家来过几次。那时爸爸只是让我叫他们哥哥，我也弄不清楚与他们的亲戚关系是什么，他们倒是都很热情，把我当小妹妹待。这次回老家才勉强弄清楚了亲戚关系。

爸爸在家排行老五，下面有一位六弟，我称他六叔，上面有四个哥哥，我称他们伯伯，此外，还有两个姐姐，即我的姑姑。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我爸爸是由他的大哥和大嫂带大的。大伯在台江县中学当校长，很受人尊重。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还是不减他的自尊和浩气。不过大伯很重男轻女，对我这个侄女不怎么重视，尽管我是我父亲唯一一个孩子。这次父亲带我回老家来，就是要扭转大伯的这个概念，如今男女都平等了，不能重男轻女了。

爷爷奶奶去世时，给六个儿子留下一些家产。由于那时父亲他们还小，未成年，他们分得的家产均由大伯保管着等他们成人后分给他们。父亲是由大伯一手带大的，从小大伯就送父亲上学，父亲的学习成绩不错，初中毕业后，大伯就推荐父亲去南京上高中，解放后父亲上了北大，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大学里工作。所以父亲一直在外，对他属于的那份家产就根本没在意过。只是大伯的规定是，家产只能让男儿继承，像我父亲这样没有男孩的，他的那份家产就没人继承了。我父亲不服这个气，这次就要让我这个大伯看看他的这个女儿的确有本事，应该有继承家产的权力！

我们回到老家的第一站就是大伯家，在台江县城。大伯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大很多，我叫他们哥哥。大哥，春，跟着大伯妈做小生意， -- 大伯妈在台江县城开着个她娘家留下的杂货铺，二哥，超，是教师，书读得多，与我的话也多一些。大哥、二哥那时都已结了婚，大哥有了两个孩子。二哥只有一个女儿。我在那儿生活的几天里，天南地北地跟大家聊得很融洽，还给他们做饺子吃 — 南方人还不知道饺子是什么。

第二站是二伯家，在一座高高的土坡上。二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都是在辛勤地耕耘着爷爷奶奶留下的那片土地。二伯有四个儿子，几个女儿。爸爸分到的家产是由二伯保管着的：那是一栋纯木质的房子，下面是牛棚、猪圈，上面则是一整套居家住房，有堂屋，左右厢房、厨房和后屋正房及两个寝室等组成。这套房子当时住着二伯的两个已经结了婚的儿子，我去了，他们腾出了一间耳房让我用。二伯的大儿子，升，跟二伯一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见到我也没有多话，只是冲着我嘿嘿地笑笑。他把他家养的一头猪杀了，招待全村的人，对我们的来到表示隆重的欢迎。 --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二伯的二儿子，荣，县里的农业技校毕业生，毕业后回家就搞经济作物的栽培。二伯的三儿子，华，刚刚结婚，二伯特地给他和老四，祥，盖了新房。那时祥还在上学，也是农业技校。

三伯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后就一直没有了下落；四伯也跟二伯一样，在同一个村里当农民。

在那高高的土坡上生活的那几天，村里的农民们把我当稀罕物看。爸爸临来时，事先买了好多糖果，出了分给了亲戚家的外，还留了一些给我。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呢。村民的孩子们来看我时，就给他们一些糖果，他们高兴的不得了，蹦蹦跳跳地拿着糖果回家给家里大人看。

二伯妈把苗家姑娘们穿戴的衣服和银饰拿出来，给我穿戴上，让我和他们的女儿们一起照相留念。我的那些苗家的姊妹们，身材都比我矮小，跟他们一起照相，就显得我是鹤立鸡群了。

后来还去了姑妈家：大姑妈嫁到了熊家湾，全村人都姓熊。大姑妈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是个文化人，在县城奉公职的，能量很大，活动力很强，我们去县城时，几乎全县城的人都动员了起来，我和父亲在大表哥的办公室接待他们，与他们交谈、聊天儿。大表嫂也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家对婆婆，也就是我的大姑妈，体贴孝敬，唯命是尊；对我和我父亲的到来也十分热心地欢迎：召集了几乎全湾子的人，聚餐了一整天，父亲都喝的醉醺醺的了。他们喝的虽不是茅台酒，也是用那清江的水自己酿制出的五谷粮食酒。苗家菜里有一味叫酸菜汤，很开胃，还可以解酒。爸爸喝醉了后就找家人要这酸菜汤喝，真是一物降一物。

二姑妈嫁给了蒋家。家境比大姑妈要贫寒些，但生活也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到蒋家村里的那天，二姑妈也请了好几桌的客，晚上吃饭时男客们好几桌，女客只有两桌，这些苗家姑娘、媳妇们喝起酒来也挺豪爽的，我真不敢与她们较量。

等最后又回到了台江镇上的大伯家时，大伯召集了他的弟兄们开了个家庭会，在会上，大伯宣布了我有对父亲家产的继承权的决定。

一趟家乡行，沾染了许多泥土气息，了解了一些苗家风情，也得知了我还有那么一大群与我同胞共祖的兄弟姐妹们呢。

第一次回老家与家乡姐妹们的合影：

回老家

生来初次家乡行，三山五岳齐相迎。
兄弟姐妹喜相聚，时空难隔骨肉情。

-------作于1981年

从贵州回家后，离开学时间还有几天，我在家整理了从老家带回的东西：一套苗家姑娘的裙装，一套白花花银饰，一只杂木澡盆，哥哥们还准备给我订做一套写字台和书柜。

苗家姑娘的裙装：

1981 东湖，武汉

一天，我正在清理学习笔记和书籍，在为新学期的开始做些准备时，文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吃了一惊：我从没带文到家里来过。

在禁止谈恋爱的岁月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