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姐姐得知我已经与锋办理了结婚手续，而且现在锋又来大连，在我培训期间与我度晚婚假，很是担心。母亲一再跟我说：“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都欢迎你！在外面受不了气了，就回家来跟妈妈说说，妈妈会帮助你的！”妈妈还有一层担心是怕我被锋弄得怀上了孕，影响学习，千叮咛万嘱咐地叫我多多注意身体。

但这时我已是将在外不由帅，他们鞭长莫及了。我从心里感激母亲的体贴和爱护，但我自己心头的苦楚还是不愿向他们倾诉，毕竟这是我自己做出的苦果，只能自己吞声咽气、自作自受了，不愿让他们也跟我一起揪心受气。

父母应该是知道因为文而产生的我与锋之间的矛盾的，因为锋将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还请父亲帮忙去控告文呢。但具体的情节、我父亲是否帮了锋的忙，我就不清楚了。母亲是极端反感锋的做法的，说锋居心不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老婆搞臭？即使把文搞臭了，他锋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那时心中的混乱总没能整理出个头绪来，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了，只是静静地等着、看着事情的发展，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在与锋渡过的十天晚婚假中，锋对我也没怎么再提及文的事儿了，我们也没再闹什么别扭。我在大连的大姐还招待了我们去她那儿玩了玩。

不过，虽然我们每天是住在一起的，但我对那时的性生活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毕竟我和锋都是童男贞女，没有经验，起码，我是没得到什么快感的，就更不用说高潮了。但是这十天相守，使我对锋在精神上增加了依恋。那是我的第一次独立生活，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在这莫大的世界中我感到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无能为力。有锋在身边，尽管他在前一段期间对我那样刻薄、无情，可现在他已经是我的丈夫了，我多少还能感到一些亲情。在茫茫人世上，除了父母，就是锋了，我还有别的什么人能依靠的呢？

记得锋回京的那天，我送他到船码头，（他取道乘船去天津，再回北京）载着锋的客轮离开时，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无止镜地掉了下来，像是那船载走了我的心一般，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那船只刚刚离开的港湾，心中空空荡荡，没着没落。

锋走了后，剩下的培训时间也没几天了，我命令自己不要再去想别的什么事儿了，要全心投入到日语学习中去。

我又开始每天课后跟娇一起散步、聊天儿，来练习自己口语。娇给我讲了她回吉林大学见到她的那位老师时的事情。娇说她早已不把那位老师放在眼里了，是那老师又来找的她，她就把那老师数落了一遍。娇说她这回数落得可解气了。看着娇那种扬眉吐气、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很羡慕她：她怎么就没有我这种离开了家人的无依无靠的感觉呢？她也许是从小就是一个人，习惯了吧。

京和鹏仍然是围着娇转个不停，没完没了地讨论着比较文学和古代日语。

蓉跟我说起，她也与她的那位也办理了结婚手续，说是这样就更有利于他们能调到一起。我问蓉他们申请调到一起的事儿是不是有些眉目了，蓉苦笑着摇了摇头，算是回答了。看来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写的帐。

莲和琴还是保持了她们的快乐、活波，课间课后还常常跟班上同学们逗嘴说笑，生气勃勃。娅则显得更加成熟、老成，她得知我已经跟锋结了婚，就觉得我也该加入她的行列了，跟我说锋的事儿时也是“你爱人”长，“你爱人”短的了，我还没习惯把锋称为爱人呢。

培训将要结束时，我们的导师也由教育部的有关部门给配好了。将要带我的导师是日本的山口大学工学部的日高照晃教授。我考研时报考的那位振动学的教授，为我给这位日高教授写了推荐信。培训结束后好像考了试的，全体学员在一起与大阪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日本人老师还合影了，可惜我没有那时的照片了。

培训结束，回到北京，教育部给我们每个留学人员发了 800 元人民币的治装费还有一些礼品购置费。并通知在出国前要在北京二外接受礼仪教育，出国机票定在十月 4 号。

我用这些钱特地到北京人民服装厂给，我和锋分别定制一套藏青色的呢子套装，我的是西装式的，锋的是中山装，其余的钱就都留给了锋，让他办置新房的家具用，也算是我对我们的婚礼的贡献。给日高教授的礼物，让我很伤脑筋，去了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品商店好几次都没找到称心的东西，只买了些送一般人的小礼品。

出国前我还是抽时间回了一趟武汉，去看望父母和二姐。妈妈特地陪我去汉的口六渡桥、江汉路、航空路一带的百货商店，经反复挑选后，妈妈给我买了一双当时十分时髦的高跟儿牛皮鞋和一把可以自动撑开的洋伞。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大东门换车时，我看到街上有刻印章的，灵机一动，想到，刻个印章送给那位还未谋面的日高教授一定是个不错的礼物。我精心选了块紫红和暗绿相间的杂玉石，让那刻印章的给我刻了“日高照晃”的方块印章。刻印章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刻这么几个字，我也懒得跟他解释，他边刻边说，这几个字真是阳光灿烂的呀！连料带工钱也只花了 8 块钱。总算解了我的难了。

出国之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