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森（上）  2011-6-29

新土豆下來了，買來些回家，去皮切成小方丁，用白水煮上，滿屋子都是新土豆的香味。

新土豆很好去皮，只需用小刀刮一刮，土豆皮很容易就被刮下來了，不用削去厚厚的一層。

從小時候起給土豆去皮時，就只知道刮，用一片摔破了的瓷碗片，來刮皮，不是刀子削皮。後來聽說蘇聯人窮得去吃土豆皮，就覺得不可思議：刮下來土豆皮就是那麼薄薄的一層干皮，怎麼還能吃呢？

知道一般給土豆去皮是用刀子削這回事兒還得感謝湯森，這還是那年在馬德里與湯森一起度過的那幾天的時間裡知道的。削土豆皮的時候常常會想起湯森，想起那些有湯森的日子。

湯森是丹麥人，塊頭大，個子高，長圓的腦袋，長圓的臉型，說話時鼻音很重，行動不是很利索的，給人的感覺是笨重如熊。後來跟他接觸多了，這種感覺還是沒消除。他的“笨重”只是身體上的，在大腦思維上，他雖說不上是敏捷，可也並不遲鈍，他有他的規矩、作風，沉穩、樸實。

那時我剛剛在三協工業株式會社工作不久，每年只有10天的有給休假。接到湯森給我寄來的機票，我就向我所在的技術部的頭頭中村部長請了這10天的假，去了西班牙使館辦好了簽證。

時值仲夏，馬德里的氣溫，日中高達39攝氏度。湯森駕車來機場接我，直接去了他在馬德里租的一套公寓。路上要穿過馬德里的幾個熱鬧的市區，大城市的風景幾乎都大同小異。那雖是我頭一次去馬德里，可也沒怎麼感覺到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湯森在馬德里住的公寓是他所奉職的丹麥史密斯公司為他租的，--史密斯公司在馬德里有個辦事處。湯森住的公寓處於“富人區”內的一個高級小區里，那一帶，據湯森說還是比較安全的，而且小區和公寓的進出口處都有專職的保安人員看守。公寓在小區裡的一棟外面看上去並不怎麼豪華的公寓樓里，一戶公寓裡的房間很多，還是一間套着一間的那種，有些像迷宮，沒有湯森領着，我肯定是找不到我住的房間的。

頭一天，湯森把我接來後，放到公寓裡，簡單地給我介紹了一下環境，就又去上班了。我雖有些好奇，可也抵不住睏倦的襲擾，便倒頭睡覺—倒時差。不知睡了多久，醒來後還是自己一個人。湯森還沒回來，原來那裡夏天的工作時間很晚，午休的時間長，晚上下班就晚，因為天黑的也晚。

不過就我知道的湯森，他就是個工作狂，干起活兒來沒日沒夜的，在我看來他是“苦幹”加“蠻幹”。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他跟我說，這次特地把我接到馬德里來，是要我來幫他好好度假的。

可他卻還要上班，我問他上着怎麼班度假？他只是傻呵呵地笑：“有你在，我就跟在度假一樣！”

我便問我自己：我這個人讓他看上去就這樣放鬆嗎？

那兩周的時間裡，湯森處理完了辦事處的事兒就回到公寓來陪我，實在忙的時候，就把要干的活兒拿回公寓來做—也就是一些合同的附件，整理技術資料什麼的。看來他的確是要一邊上班一邊度假的了。我也徹徹底底地放鬆了自己，在湯森上班的時間裡，我就去公寓裡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或是出去逛街。晚飯，湯森總是帶着我出去吃，可有時我覺得自己一個人這樣清閒有些說不過去，就去超市買些食品來自己做飯。歐洲的主食就是土豆了，湯森是丹麥人，土豆對他來說就像是我們大米白面一樣。於是我買了些土豆，牛肉，做了一次土豆燒牛肉，跟他說這是蘇聯赫魯曉夫定義的共產主義，他笑了，並跟我說，我的土豆燒牛是“超共產主義”的，因為我連土豆皮都沒削。還說這樣的土豆，也就他還能吃，也就只能躲在家裡吃，是不能給人看見，更不能招待人的。

我跟他辯解說我是刮了土豆皮的！

他給我示範了如何給土豆去皮：有專門削土豆皮的刀子，在土豆表面上一拉，就能除去厚厚的一層土豆皮。一公斤土豆，經他削皮後就只剩下800克了。

這是我才明白“人窮得去吃土豆皮”一說—這樣的土豆皮還是有“吃頭”的。

我跟他說了我的這個“不解”，他卻沒笑話我，跟我說，他小時候也是這樣的，他奶奶那一輩的人都是這樣刮土豆皮的--這並不是我的“專利”。他也是一直這樣吃刮皮後的土豆，後來被人笑話才漸漸改為削皮。

或許就是許多這樣細小地方的相似，讓我覺得，也讓他覺得，我和他之間有種自然的默契和通心的融洽。湯森覺得有我在他身邊，是一种放鬆；我也覺得跟他在一起，不論是做什麼都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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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湯森是在談判桌上認識的。那時我在建材局的機械公司做技術引進工作，湯森所在的史密斯公司參加了我們發標的幾個項目的競爭。跟他的對手較量了幾個回合後，他也學會了“籠絡人心”，把我們中方的幾個跟他談判的工作人員請到他在北京租住公寓去，搞一個周末Party。

那時還不怎麼開放，加上我們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經上級批准後在我們的頭頭—兩位正副處長的帶領下才應邀去參加他的Party的。

他住的公寓在北京東郊利機場較近的地方，因為是涉外公寓，公寓的大院的門口以及公寓大樓的門口24小時都有大兵站崗守衛的。那時每周還是六天的工作日制。周六頭頭讓我們早早下班，就隨湯森去了他的公寓。

按現在的標準看，那套公寓除了“寬敞”之外就沒什麼能恭維的了--擺設實在是很一般的，可按當時的標準看，就很“現代化”了的！加上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洋”式公寓，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起居間很大，鋪着地毯，擺設很簡單，中間是一組皮面沙發圍着一張玻璃茶几，靠內面的牆上有一個壁爐和一些書架、花瓶櫃；外牆上有幾扇很大的玻璃窗，跟給人以寬敞、明亮的感覺。這套公寓裡的臥室、衛廁，有3-4套，都是很“現代”的裝修：瓷磚地，大浴缸，北歐式的淋浴。

一起被邀請的同事中，也有中技公司負責我們這個項目的項目負責人：劉曉光，沈樹琪，他/她們跟我們的兩個處長一樣，常常跟老外打交道，也常出國，熟悉這種Party的大致流程。他倆比我們的頭兒還能耐，不光是“有嘴”—出國語言通，還“有腿”—有國外的駕照。

大家在寬大的起居間聊了一會兒後，湯森便引我們去了廚房。冰箱裡，他事先已經買好了的做“炸豬排”用的豬肉，豬肉也已經切成了大約20毫米厚“豬排”的大小，劉曉光和沈樹琪就開始找出了菜刀，用刀背來砸這20毫米厚豬肉，一直砸到這片肉只有不到10毫米的厚度；我們技術部的頭頭也一起來找出麵粉、雞蛋，調合成雞蛋面汁，砸薄了“豬排”裹上這雞蛋面汁，再裹上麵包渣，就可以下油鍋炸了。我和小麗、小王就來準備色拉什麼的，有現成色拉醬，就是馬喲那滋，我們就把煮好的土豆、雞蛋切成小方丁，黃瓜、洋蔥、西紅柿也切成小方丁，澆上色拉油、色拉醬，拌勻就完事兒了。

大家各有其忙活的，邊做着飯，邊聊天兒；飯做好後，大家就邊吃邊聊。處長劉景洲是個歐洲派的，偏愛德國的東西；副處長宋媛萍是個不露鋒芒的和事佬，哪國的東西她都說好；劉曉光跟我們的劉頭一樣，喜歡歐洲；而沈樹琪則是個崇美的，喜歡美國貨；我是日本留學回來的，按理說是要崇日的，可我怎麼也崇不起來；小麗是外貿學院畢業的，一口流利的美語，跟沈樹琪一樣，崇美派的；小王的外語不好，但是很用心地在學英語。我們聊天兒時，時不時會插入幾個英語詞，她就按她的理解，靦腆地跟着說，大家也都很熱心地給她解釋。

那個晚上，大家都很開心，我也長了不少見識和知識，對湯森也有了一些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