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习的最关键的时候就是做毕业设计吧。

在大学学习的的最后一个学期里，学校组织了毕业实习，去部里的代表厂、所做实地调查和设计。系里组织了我们这一级的同学，乘船沿长江下流，分别在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实习。我们这一组，去了南京水泥厂，上海光华水泥厂，上海耀华玻璃厂、等处。我们在南京，去了中山陵，捡来了些雨花石。在南京的中山陵，我与锋第一次照了个合影 — 当然是同学 娟和桓他们给照的。

我不记得锋的毕业设计课题目是什么了，我只记得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双头自动换头玻璃纤维拉丝机，所以在上海呆的时间较长。那时正碰上我大姐在上海的婆婆家生孩子， -- 大姐夫是个上海人， --- 我也去了看几次我大姐和那小外甥。

回大学后，就开始画图。那时已是冬天，制图室里只有摄氏 5-8 度的气温，同学们就 只能画几笔就哈哈手，不然手指头就冻得会僵直，不听使唤的。我那时是毛衣外面套棉袄，毛裤外面罩呢子裤，二姐还给我买了双厚厚的毛棉皮靴。我可是全副武装了；可娟只穿一条单裤，有时连棉毛衫裤都不穿。我真佩服她了！

毕业设计，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可是答辩时发挥的不好，没把自己的设计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结果毕业设计没得到“优”，只得了个“良”。妈妈为此抱怨不断，说我是因为谈恋爱，心思不在学习上了，影响了成绩。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样的实践题，本来就是我的弱项。当然我也承认，与锋谈恋爱，是分了我的心，但并不是那种成天朝思夜想、魂不附体的，我想的都是些很现实的问题：与锋结合会不会给我的前途设置障碍？锋对我的家庭那么发牢骚，今后的生活能不能顺利？锋给我的印象也不是那么感情用事型的，我也被人们认为是“木头人”，这样的两个人是不是能结合到一起？看来我就是个木脑袋，我好像就没想过：锋是不是爱我？我也没听锋说过他爱我，他只对我说过他喜欢我的机灵劲儿，还说跟我接处越多就越觉得我不简单。

现在回想起与锋谈恋爱的那阵子，怎么也想不起多少能让我心激动的细节来，那时我只是怕当圣诞节的蛋糕，有了锋， -- 虽然并不是那么中意可心，但也挑不出他的什么大毛病来 , 他好歹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总比重新去了解一个陌生人要省事儿些， -- 这样总算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有了着落；再者，用锋自己的话说，他家的情况也不错，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也许生活就该这样，平平静静地吧？

有一次锋让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给锋洗过褥单被单后，去给他缝被子时的事儿。他宿舍里只有我们俩时，我大胆地近看了他的脸。仔细地看了他脸上的每一个器官，当看到眼睛时，我发现他左眼的瞳孔不是圆的，而是花边形。我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吓唬我说他那只眼睛是瞎的。其实是天生的花边瞳孔。

而文那儿是绝对没有什么可想的，况且与文也难说是在谈恋爱，尽管我在思想上、感情上对文多少还有些依恋，我自己感觉是把文当作大哥哥，而文也只是把我当作小妹妹来看待的。我没有哥哥，小时候，被男孩子们欺负的时候就怨妈妈怎么没给我生个哥哥，在这样时候帮帮我。但是等我有了文这个哥哥时，与小时候的那种渴望有个哥哥的感觉就不大一样了，我也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距离感里有仰慕、佩服、亲切、依恋。。。不管怎么说，文不是我的亲哥哥，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我和他有瓜葛的，更何况文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了。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误解，我把当时写的日记，寄到北京、我当学徒工时在北京厂里实习时交结认识的小师傅那儿去了，请他帮我保管一阵子。

毕业设计答辩完后不久，就是考研了。好在考研的题目中理论性的东西多，难不倒我，几门考完后，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除了一些特别专业的题目我没接触过之外，我觉得自己的答卷是尽了自己的全力的，可以反映自己实际水平的。但是报考我这位导师的学员就有七十多位，除了本系的同学外，外系也有同学来报考的，因为题目比较泛泛：振动学，所以我并不是很乐观 — 我总是这样没有自信心，可那时的竞争也的确是很激烈的。

继之，就是决定命运的毕业分配。大学校规明文规定的禁止谈恋爱一条，在毕业分配时可以被体现得活生活现的，或是可以“杀鸡给猴儿看”了，教育还在校 78 、 79 、 80 级的学生们不要谈恋爱。但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考虑的，为什么要认为自制造两地分居的现象呢？给国家的铁路运输增加负担不说，也会影响到今后这些人材的最佳发挥。本身已经发生了事情，是无法挽救的了。谈恋爱，本身就是件费时间花精力的事儿，如果把已经成了对儿的恋人分开，就等于是浪费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虽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应该谈恋爱，而应该集中全部精力学习，但若是已经发生了，他们也得到了指责和惩罚（比如学习成绩不好），就不该再多加为难了。人总是要走这条路的，今后若是重新去谈恋爱，浪费了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对国家岂不是更大的损失了吗？

如果大学当局要坚持按哪儿来回哪儿去的毕业分配原则，我们班上的几对儿恋人就太惨了。想想：桓是北京的，分配回北京，娟是云南的，也分配回云南的话，这对恋人就会被活生生地拆散。

好在我们系管分配的人还多少有点儿人情味儿，把桓分回了北京，把娟分到了保定。芳的男朋友强分回了北京，而芳也没被分会合肥，却是分到了石家庄。政被分回了天津，燕被分到了唐山。既然没有把他们分到同一城市，照顾了校规，又没有把他们分开得十分远，照顾了他们的恋爱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在同一城市，就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且那时想要调到一起去，户口是个大问题。

轮到我和锋，锋被分回了北京，跟桓分到同一个工厂里，而我却是被宣布留校 — 因为 那时考研的成绩还没有出来。听到这一消息，我十分不服气，为什么别的成对儿的都有照顾了，而到了我这儿却一点儿照顾都没有了呢！和我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梅和兴，梅分回了北京，而兴却被分到了南京，可兴自己的家却是在武汉！

我愤不平地找到我们的辅导员，让他跟系里管分配论理，他说了些同情我的话，还说，那时他曾经警告过我，不要过早恋爱的，系里这样分配也是按部里的人事需要。还给我留了个话外音：像我这样，今后要找什么样朋友都会有的。但是我当时根本没领会出来。我看跟他说不通，就干脆直接要找了系里管分配的人。家里人让我冷静些，如果真是掰不过他们，留校了，还得要跟这些人成天打交道的，不要撕破了脸皮。

我记不得那时锋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反应得如此强烈。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份勇气，平时我是那么不会与人叫汁儿拌嘴的，嘴笨得被说成是茶壶里装汤圆 — 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 可我那天鼓足了勇气，气汹汹地跑到系办公室里，系主任亲自接待了我。我说了我的不平，要他给我个正理。系主任笑眯眯着眼，跟我说：“消消气，别上火，你不是考研了吗？等你考试成绩出来后再来论理也不迟的嘛！”

我说：“等考研的成绩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呢，到那时，名额全都没了，我还找谁论理？”

系主任还是笑眯眯的：“你怎么对自己就那么没有自信心呢？”

其实有了这句话我就应该明白我是考上了的，可我那时的确不开窍，没细想过他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心里还是别扭了半天，觉得自己是胳膊拗不过大腿了，才闷闷不乐地离开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对儿受到了照顾的，都事先跟系里说明了他们的关系，要求给与照顾的，而我和梅没有到系里去坦白我们的关系，所以系里管分配的人认为我们只是谈恋爱玩儿呢，根本就没有认真，所以分配时就根本没考虑照顾了。

锋一直在等我的考研成绩，好像他并不是很着急我们是否能分到一起。等我考研成绩下来后，他也没显得多么地兴奋。可我也没能高兴多久，就被系里找去：因为我报考的那门振动学的导师不愿意只带我一个人，原定是带五、六名研究生的，可够上研究生分数的，就我一个人。系里得到了几名出国留学的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到国外去学习。我说这可得让我好好想想。我问了问，如果我不出国，还能有什么出路？回答是：留在系里，等明年考研后一起上课，也就是说要耽误一年的时间了，而这一年的时间还不知道能在哪儿度过。

那时候出国留学不是很容易的，我听上几级的留校工农兵学员说过，分配到出国留学的学员，一般都要在大学里等好几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而且还要自己去找国外的导师，自己联系国外的大学，等等。这些对我来说真是两眼一抹黑的事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有这种本领。可是不答应的话，这个名额就会给别人，我还是起码要在大学蹲一年的，这样，我还是答应了出国留学的事儿。

锋听到我的这个消息，也不知是在高兴还是在发愁。后来到不能再等我了的时候了， -- 因为要到他所分配到的单位去报到了，他才离开了武汉。说也奇怪，那时，我和锋好像都没一般恋人们通常都有的那种难舍难分的感觉。

锋离开后，我并不觉得心里发空，也没有感到六神无主，可也不觉得是少了一个负担，减了一些麻烦，可能是因为我们俩自己都在忙活着自己的事儿：我钻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开始查找与我专业对口的国外的大学研究室。没找几天，还没找出个头绪来，系里就通知我准备好行装，三月一号准时去大连外语学院报道，突击外语口语：日语。这时我才知道我是要被派到日本去上学的，但是不知道是哪所学校，哪位导师，什么时候能出国。

我马上写信把这消息告诉了锋 — 那时的电话还不是很普及的，只有公家办公处和大官儿 们的家里才有电话。我还跟锋说，我准备提前几天动身，路过北京时，顺路去他家看看，问他这样是否合适。锋的回信是：当然欢迎了。

爸爸、妈妈、姐姐当然很高兴我考上了出国留学研究生，而且这么快就被送去口语培训了，但并不高兴我只身去锋的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以学业为重，不要与锋过多地卿卿我我了。爸爸说，“只要锋是真心爱你，他就会等你的，等你学成回来，在成亲也不迟的。”

但是我还是不顾家里人的劝阻，坚持要一个人去锋的家。

临行前，我是跟妈妈堵了口气出来的。妈妈也知道孩子大了，翅膀硬了要走自己的路的道理，可轮到自己要面对这一现实时，就思想转不过弯儿来。那些日子，妈妈成天跟我叨唠：把你们带大，供你上大学多么不容易，妈妈的什么好东西都是先尽着我吃我用的，我生病时，为我着急，天气冷了，及时给我送来御寒衣。妈妈说，就是养只小鸡（我小时候很喜欢养鸡），时间长了也会有感情的，更何况是个孩子呢，如今连句好心劝说都听不进去了，真是不识好歹，让她伤心。我知道妈妈的艰辛，可是今后的生活是要我自己来过的；我知道妈妈把我拉扯到这么大，很不容易，可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守着妈妈生活呀，我有我自己的对生活的看法、想法，我有我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一直是听着父母的话、按父母的意志生活到现在，今后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识去生活了。我也知道我还很不成熟，我做好了会跌跤、要摔跟头的准备；我深知，许多事情，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可我还是把妈妈让我带的、她的那块 12 钻的手表，悄悄地留在了家里。妈妈说她后来发现了那块表后，伤心了好半天，以为我这是要与她断绝关系了呢。

自从我被宣布考上了研究生后，就开始按研究生待遇领生活费了，每月有 42 元多人民币的收入了 --- 与当学徒工时的 24 元钱的收入相比，是大大提高了。况且，上大学期间，我什么 助学金也没拿到。而奖学金，在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

锋的家在北京月坛北街附近的离钓鱼台较近的一栋半旧的楼房里。那是一套两间半房、加上厨房、厕所和一个小门厅住宅单元。那个时候能住上这样的房间的人家可以说是中层社会的人家了。

锋的父亲，泓，是一位高级建筑工程师，担任过北京的十大建筑物之中的几大建筑物的建筑指挥。可是不久前，在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下肢完全瘫痪了，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了。泓的身材高大，在事故前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听锋说，他爸爸老家是天津的，解放前就出家了，闯遍了全中国。解放后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物的建设，吃住都在建筑工地上。而且都是休息大星期，即每两周才休息一次，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锋的母亲，芸，身材矮小，娘家在河南，跟泓结婚后，就随着泓走遍了中国，比如锋的二姐，湘，就是在湖南生的。在北京定居后，芸就在医院当护士。泓出了医疗事故后，芸就专职在家照顾泓了。

跟泓见面、交谈后，就觉得，泓很有自己的思维和主见，提到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一事儿时，泓说，这是个明智的做法，泓说他多年在外面闯荡，亲身体会到：一个人总是孤单无力的，有了个组织，多少是个依靠。泓说他就是共产党员，但他入党不是为了想当官，而是为了找个靠山。泓的有些想法跟文很相似。那时我就想：看来共产党员还真都是差不多的。

芸是个老实巴交女人，泓说什么，她都句句服从，从不打折扣，是孔夫子提倡的三从四德的典型模范。芸跟我的话不多，都是些生活碎事儿，我说什么她也都点头。当时我心想，能有这样的婆婆算是我的服气了。

锋有三个姐姐，锋是老小。我没有小姑子，又是一个福气。锋的大姐，凤，插队下乡去了甘肃，和当地人结了婚，在兰州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儿子，因而凤不在家住，只是春节过年时回回家。那时听锋说他大姐是他家最漂亮的了；锋的二姐，湘，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下放到农村后，因本人表现好，积极努力求上进，被选送上了大学，虽是工农兵学员，但很有智慧和才华，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营建筑工程公司，可以说是接了老爸的班了。湘一直没谈男朋友，只身一人也清闲，工作也顺利、称心。湘在家住在那半间房里，她在家虽然话语不多，但也能让人感到她的气质不凡。等我后来见过了凤后，觉得凤长得虽漂亮，可是总有种生愣愣的表情，估计是让甘肃的大西北风给吹的，并不让人觉得有多么引人眼球。而湘在我看来，长得也很漂亮，面容和气质都很像邓丽君，那种内秀的文静就是一种吸引力 ---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我这样来看待、欣赏人的，不过锋也跟我一样，他也喜欢他二姐；锋的三姐，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插队下放的时侯，正好父母身边无人，就留城了，在她老爸的公司里的一个部门工作。晶毕竟书读得少一些，身上的北京小市民的味道就浓一些。锋说他有时也讨厌他三姐跟他耍贫。晶长得也不错，如果她不跟别人耍贫嘴，静静地呆着时，还真是美人一个呢。

锋不在家时，晶就住在两间大房中的其中一间，另一间，当然是锋的父母住的。显然是湘让着妹妹呢。锋回家后，平就在她父母的房间里支了个床，把那间大房让给了锋。看来锋家里还挺宠着锋的呢！我到锋家后，锋让我和他二姐挤在那半间房里。 -- 那时，在没结婚之 前，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同房的。

对这一点，其实我没到锋家之前，就有两手准备了：如果他这次硬要我跟他同睡一个房间，或是他家里房间不够，没有我住的地方的话，我就会走的。我的几个姨都在北京，几乎每年夏天妈妈都带我来北京度暑假，妈妈的几个姐妹 — 我的姨姨们都欢迎我们，尤其和我 小姨的两个孩子，跟我玩得很好。所以我早就打好了主意：如果锋家住不下，我就会去姨姨家住的。不过到了锋的家后，看到他的这种安排，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锋的家在西四还有一间房子，只是那里是老式的四合院，屋里没有卫生设备，住着不方便，但应个急还是可以住的 — 那房子里，总是备有着生活必需品的。

锋的家离国宾馆钓鱼台很近，附近的环境也不错。每天早上我还是跟在学校一样，早起来，出去跑步，有时甚至跑到玉渊潭公园里去转一圈。锋的老爸对此称赞不已，说我就是跟他家的孩子有所不同，有股冲劲儿，还能持之以恒！

北京的冬天，气温很低，成天都是冰天冻地的，就是出大太阳的天儿，气温也上升不到零上去。那时电冰箱还没普及，北京市民们就把家里阴面的窗台当成天然冰箱。家家窗台上几乎都堆着大白菜，腊肉、熏鱼，等等，在锋的二姐住的那半间房的窗台上也是如此。我觉得很是新鲜。北京跟武汉不同的还有：在北京室内都有暖气，不管到哪儿，一进屋就是暖烘烘的，我觉得比武汉的那种屋里屋外都是一样的温度要舒服。

既然已经与锋的家人见面了，可以说我与锋的关系就是板上钉了钉的事儿了。而且我这次也只是去接受口语培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国。我俩谁都没提及到何时结婚一事。

在北京停留的那几天，锋陪我去买了块手表，用光我大学期间自己从家里给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全部积累，还把第一次领到的研究生生活费也搭上去。那是一块很普通的香港制造的手表，共花了我 110 元人民币！回到锋的家，给泓看时，泓直说：不值得！

那次在北京，还和几位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同学，在梅的家里聚会了一次，那时第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我和锋，桓和娟，克，梅的对象兴，还有几位机 7702 班的同学，芳那回也来了，她的那位，强，虽也是在北京，但他总觉得是他把芳从我们系里拐走了的，不大好意思来参加我们系的同学聚会，所以就没来。那次聚会，大家都很开心，笑着说，尽管学校禁止我们谈恋爱，我们还是结成这么多的对子。

接着，我就去了大连。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和禁止谈恋爱的岁月就此结束了。

出国之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