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朋友来信: "写了一篇文章，国内网站发不出去，请帮帮忙。" 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 刘小枫教授（1956-），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古典学中心主任、“逸仙”讲座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共和与经纶》等。 现将原文拷贝如下:
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 东方默
认毛作父 刘小枫称毛为国父，是在通篇讲演的结尾，不经意的几句话。也可以说无关宏旨，也可以说终篇手法故作摇曳。由于讲演的特点，不像书面写作、阅读，没有那么多反应时间给听众，需要瞬间引起听众注意，所用语言往往要求更大的辨识度、力度，像舞台上的表演，动作幅度大些，才能让坐在后排观众也看得清楚，比镜头前的来得夸张。所以用了谁比谁“差十万八千里”“内战”“难受”这样的字眼。不是严谨的论证表述，而是迎合（或称顺应、尊重）听众的修辞技巧。 刘小枫称毛为国父，好像也不是他的发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不就是国父的意思吗？人民币用他的头像作图案——通用符号，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地位，没有异议吗？“国父”这话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授勋、封诰，而仅仅是一个关于历史的事实陈述。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想，说过这话的人，也能算得上车载斗量了——网上搜来的“百度百科”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源自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毛泽东”词条的表述；可见于此无多争议。如果这不算数，《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表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见第5卷，740页。前面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个定语）。没拿人民币稿费的执笔人讲的话，可能还算客观吧？如果这都要骂，骂得过来吗？ 得，王康完全有权利不同意。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不必说价值观可以不同，连事实的判定都可以各执一端。不同意说理就是，为什么要来一个认毛作父的话呢？ 要说王康的刀笔也颇有些老辣，一个貌似重述“认毛作父”的转述，就那么轻巧而不着痕迹地把这话嵌入了“认贼作父”的陷阱套子、急劲机弩里。引出受众自然的愤慨、诅咒。一些解读者也顺应王心地直白引申、说了出来。这也无需我来掰扯，网上所见多是。这种手法颇得春秋笔法的诛心之术。其羚羊挂角、踏雪无痕的布局谋划、经营机心里，潜伏了太多“相煎何太急”的杀机。 毛是不是贼，无需我为之辩（刘少奇曾被称为“刘贼”；这类党派语言的时效性多不长）。即使毛是“贼”（以各是其是言之），刘小枫的“国父”话语，最多也只能被划在一个政治认知范畴；再退一步推而广之地说，它至多也只是一个政治行为，社会性的政治行为。而“认贼作父”是私人行为，在汉语里，指称、叱骂的是卖身投靠、人身依附式的个人性道德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认知与私人行为、道德行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王康把政治认知泛化为政治行为、社会性政治行为，再跨界等同于私人行为、道德行为。这种洒人狗血的妖魔化，浸溅毒汁，凶猛、狠辣，不是明明白白的栽赃、构陷吗？这还是讲道理吗？为文至此，夫复何言？ 刘小枫始终是书斋中人、学问中人，常让人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没有与任何政治势力有过接触，更不说投机、选边、站队了，他不是政治人物，当然也当不得任何政治性斥骂。 政治正确 王指称毛为“老暴君”，把“领教过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伎俩的中共官僚及其后人，蒙受过毛腥风血雨旷古劫难的中国知识界，经历过毛暴虐奴役的中国人以及瞭解毛时代历史真相的年轻一代，全球化时代初步拥有基本人权意识、自由、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划进自己一边，把民意作为政治正确的旗帜，站住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气势恢宏地大发议论，挥斥方遒。 政治正确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的意识形态魔术。其前提是认定一个正义、真理、民意，符合、顺从正义、真理、民意的，是政治正确的一方，不符合、不顺从正义、真理、民意的，是反方。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党性立场：敌我友，划线占边，非此即彼，全称判断，是非分明。政治正确以立场预设为标识，引致的场域往往是政治宣判，而非认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是它在文革中的表现形式。它是依仗政治权势称王称霸、横行于舆论领域的霸术，蛊惑心智缺失者的迷魂术，也是褫夺独立思考者的诡辩术。投射到文风领域，即刘小枫剖析过的“社论语式”，人们通常说的“大批判语言”。 该文通篇语言如“精神怪胎”、“堕落”、“为老暴君招魂”、“毛军”（以此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王氏发明）、“帝王师”、“令林彪的‘四个伟大’相形见绌”……这些游谈无根、毒汁四溅的词儿，“‘逍遥’数十年，今日终于本色毕露”的阴谋论，“如果刘小枫押注得手，毛派复辟，可以断言，中国人将再次承受浩劫”（使人忆起“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讹诈，没想到一介书生刘小枫竟有如是能量！）的精神恐吓，都是政治正确里用滥了的招数。 “200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薄唱红打黑（有人统计，薄在重庆四年有半，所引‘经典’，毛语录诗词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新国家主义派全身心投靠权贵，张艺谋谭盾之流公开颂扬秦始皇，中国百名作家集体书写‘延讲’……”这些事情与刘小枫有什么关系，还“演变其来也有自”？真说得事事儿的！ 不明白，为什么王康那么宣称与文革不共戴天，偏偏就用上政治正确的招数了呢？还那么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招招见血？是无意识中吃了狼奶自然有了狼性，还是有所觉悟却未及划清界限、彻底清算残留的毒素作祟？难道那些政治正确招致的人间悲剧，这么快就被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只是——作为文革遗风的政治正确还有效吗？ 现代民调作为民意的表征、描写工具，把民意当成群众性政治倾向的统计对象，是概率反映，在现代大众传媒操作中成为舆论操纵的利器。但不是认识的标准。它被用于通过选举的政治授权有其合理性，却并不保证政治实践的正确性。它的功能，仅限于对实然的陈述。上帝不掷骰子。 多数真理的世俗谬见，民粹的群众性情绪偏向，驱使盲目、易变的政治正确，屡屡成为政客操弄的工具。因此它常常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打倒刘少奇时，国人皆曰可杀，那么多尖锐、酣畅的漫画也不都出于中央文革之手吧？粉碎四人帮时，不是也群情同称“大快人心事”吗？1980年代公审四人帮，民意何等兴奋；1990年代先后审判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民意反思过把政治斗争刑事化的合法性、危害性及其由来了吗？伊拉克战争时美国民意高涨，后来被告知战争理由“大规模杀伤武器”子虚乌有，民意就傻了吧？它做过什么补救自己的过失了吗？ 并且，问题还在于王康列举的“领教过……”的他们就同意站在他一边了吗？称毛“老暴君”了吗？刘小枫就站在了这些人的对立面了吗？据我所知，“中共官僚及其后人”不少称毛为“毛爷爷”，将军后代唱红团也曾为文革意识形态道统魂兮归来背书；“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对毛常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态；“中产阶级”把毛像作为驱魔辟邪的符录，成为毛泽东热的主动力之一……并非都那么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的吊诡、妙用，往往是他们举证的根据都不在场，沉默地（有的还追认）任其引用，而被论定的反方如刘小枫们就成了挨刀的冤大头。
文风问题 王康为文讲究风势，词彩瑰丽，大气磅薄，贡献过不少华章。为此还得过奖。同时也难免偶尔用力过猛，大言炎炎，辞胜于理。 “去年老友毛喻源说起刘已变得面目全非，我还难信。……几天前在郑州与蒋庆说起刘，蒋不置可否，显然不欲评说。”顾左右而言他地东拉西扯，扯南山盖北网，虚张声势，意谓大家都不待见刘小枫，这种拉统一战线的花招是否太小儿科了呢？大约帮不上他多少忙。 又说“这个小市民的儿子靠苦学外语走上‘学术’象牙塔”。“小市民的儿子”又怎么啦？卢梭不就是“小市民的儿子”吗？冤有头债有主，各人做事各人负责，干嘛还兴祸及人父？有位写小说的女作家问得好：“四九年以后哪个人又是贵族？”“苦学外语”也只是刘氏治学的入门，而非学术出身。如果说，刘出身语言学门第低，王出身中文系也是学语言的，有必要彼此相轻吗？刘氏出入美学、西哲史、神学、现代性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古典学、中国经学史……是否比他的攻讦者多一点学术，读者之明远胜于我，不必我言。各种夹枪带棍的手法，虽然捣鬼有效，却也有限，迹近下作。 国父论并非刘氏讲演正题、主旨，只是结语中的一个枝蔓。王文不是分析刘文的逻辑、结构、理据、论证、结论，而是采取标题党手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随意捏造论敌、以保全胜。是不是有点太过“大行不顾细谨”的讨巧？ 前文还说到“认毛作父”与“认贼作父”的设计榫接、精巧构陷，拉大旗作虎皮、划圈站队不讲理的政治正确魔术，这种种腾挪、借力的手法，其实在在都透露出论者的不自信，希图通过技巧方法、外力支撑来为自己加分、给力。这使王康不像一个认真讨论事理的人，而像一个没有明确主张，徒以辩才投机、讨喜的纵横家末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文者借助种种技术，以求事半功倍是有的。别的都可以不论，但政治正确的魔道万万不可继续下去。那种划圈子站队的方法，不是论战的方法，而是打擂台、搞政治斗争、党同伐异的方法。杀人见血的歧途。使用这种方法，除了用者快意恩仇、逞口舌之快、得一时之利，永远说不清道理。它是一种毒药，让人上瘾，形成路径依赖，给中国人的理性发展造成绝大阻碍。而理性发展是国人现代化建设、现代性培育的大课题。必得识者大力扫荡之，清除之。常常打扫，不留死角。 都说“文如其人”。让人奇怪的是“从不识‘仁’为何物”的刘小枫属文，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循循善诱，举重若轻，温文尔雅，如恂恂儒者；而“正义在胸笔在手”的王康草檄，反倒苦心孤诣，旁搜罗织，剑走偏锋，任性使气，浮躁凌厉，如冷血杀手。 中国强辩始祖公孙龙“辞巧理拙”，虽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却“终必受诎”。睽违二千多年，王康的运数是否会更强一些？ 阿弥陀佛，虽然我讨厌王康这篇文字，但他毕竟做过一些值得肯定的工作，祈愿他的运数不致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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