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年代的“飲食文化” 

周孜仁

人生而要吃要喝，這不是文化。是本能。飲食升華而為文化，必然是和社會形態、和時尚、和人際關係以及道德規範之類的東西聯繫緊密了，不可簡單地再用吃東西填肚子來加以界定，這就成了文化。

如果這個判斷不錯，那麼筆者對飲食文化開始找到感覺並認識深刻起來，是從“大躍進”其後接踵而至的飢餓年代開始的。其時筆者就讀於成都第五中學高一年級。成都五中原名“列五中學”，辛亥時期著名革命志士張培爵（字列五）創建的，很有些歷史了，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過不少有用之才。記得初中時候，一塊大匾還赫赫地懸掛在教學區走道頂端，匾額上四個遒勁的顏體：“桃李增輝”，下面一大堆名字——估計全是“列五”出去的達士聞人。後來大躍進，不知匾消何處，校園裡但見遍地土高爐、騰騰黑火煙。斷鐵絲、鏽釘子、破剪刀……凡娃娃們能在家中翻箱倒櫃搜索出來的金屬鐵，通通裝進煨中藥的土罐，外敷耐火泥繼而置於土爐之中，接着風箱通宵達旦拉個不停：有點像神話故事裡的太上老君煉丹。三天三夜之後歇火開爐，藥罐里倒出的斷鐵絲還是斷鐵絲，鏽釘子還是些釘子，破剪刀還破是剪刀……大紅海報照樣宣布它們已百鍊成鋼，老師照樣帶領大家敲鑼打鼓去黨支部報喜邀功。除了大煉鋼鐵，還有就是去農村支援秋收。居委會主任已經正式通知了，從某月某日起我轄區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城裡既已“共產”，農村的人民公社更當如此。食堂吃飯不興要錢，只要遇到開伙時分，見者有份，均可猛撮一氣。收成如此之豐碩，娃娃們幫助秋收也就可以大而化之了。記得是收土豆，地刨開，把大個的揀了，中不溜兒的全翻到地下，小的更不在話下：通通漚成來年的生態肥。

殊不知半年後就出了問題。雖說城裡風聲還不算緊，農村已經頂不住了。1959年夏收，我們去磨盤山支農，學校師生的飲食已不敢和農民混為一譚，必須獨立開伙獨立核算。當時中學生定量32市斤，填飽肚子還略有裕余，農民就已經很慘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橋梁”，前一年成立公社，家家戶戶的鐵鍋全都砸爛餵了土高爐，男女老少一律得到“一大二公”的食堂打飯。雖說吃飯不要錢，可問題是已經無飯可吃。1959年夏天，我們看見的農民就只能吃玉米。在自古以來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西平原，這已經夠嗆，更何況頓頓都是玉米做成的稀糊糊，更何況每人份額少得那麼可憐！社員領取食物的情況很像現在電視上非洲災民排隊領取聯合國難民署的賑災救濟。一隻大木桶，幾十號人顫巍巍地排成一字長蛇陣，忐忑不安地耐心等待。登記員站在桶邊（此人當是生產隊的會計或者保管什麼的。氣色總之不錯）捧一個花名冊叫號。花名冊是很長的一張紙，層層疊疊摞成一冊厚帳本的。掌勺者更是威風凜凜。圍在桶邊的眼睛全都死死盯着那廝抖得非常厲害的手和同樣抖得非常厲害的勺，並且和它們一起發顫。骨鎖形立、面黃肌瘦的社員和體態豐胰、臉色紅潤的伙食管理員在我面前形成反差極大的一幅風俗畫。尤其那位手托着帳本，用圓珠筆在社員名單上神氣活現划來划去的幹部，老讓我想起階級教育展覽會上替地主催租逼債的管帳先生。情緒一時激動，我甚至竊想，如果有誰振臂一呼：“打倒炊事員！”，絕對應者雲集——行文至此，吃飯問題顯然已經開始上升到文化層面了。接下來我們還會看到，飲食繼續越來越文化。

飢餓一旦蔓延開來，比瘟疫要快得多，就打那一年秋天始，飢餓便勢不可當地從農村湧進城來。先是聽說某個地方餓死多少人，某個地方全村已餓死一空。一貫堅信“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我，之所以相信這些說法，絕非“三人成虎”而是確有體會。當時我四哥在某診所當徒弟學醫，為多討些真傳密笈，總喜歡搞點小賄賂去巴結師兄。師嫂是近郊農民，每回進城探親，四哥總要回家找媽媽把家裡未吃完的掛麵拿上一把兩把或者糧票拿上一斤兩斤去行賄：這就是我得知農村死人的主渠道。又因哥哥為個人私利占用家庭共有糧食指標，我遂多次向母親表達了不滿。母親在倆兒子間左右無計，因此協助行賄的事總是進行得作賊一般詭秘。發現了母親的尷尬，我自己也就十分難受——還好，沒過多久，問題不解自決，善良的母親也終於徹底鬆了一口氣：常常帶來農村噩耗的師嫂，她本人也餓死了。

農村的饑荒搞得城裡人心惶惶。家家戶戶都開始省吃儉用，攢糧食攢糧票備荒——恰恰就在此時，一個官方“通知”讓四川老百姓全體震驚：秋天某日，省府當局突然宣布省糧票全部作廢！近讀四川省委的《大事記》，方知出此臭招的準確時間是“1960年9月1日”，政府一紙公文，便教四川父老茹苦含辛積攢下來的“4800萬公斤舊糧票”頃刻間灰飛煙滅。此舉對老百姓的打擊，不啻是雪上加霜！政府的公信度大打折扣，當然也是題中之意。這還不夠。當局接着發下話來，號召所有人等一律“自覺要求”減低定量，為國家節約糧食。事實當然是你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反正都得減。大會動員，小會表態，吃飯一旦上升為政治問題，誰人敢說半個“不”字？中學生標準定量32，一律“自願”減為19斤。糧食的緊張本來就意味着副食品全面消失。少年人正長身體，正需要營養，每月吃19斤食物意味什麼不言自明了。幾十年後，退休賦閒的老校友們笑談往事，看見滿世界熙來攘往的“新人類”“新新人類”個個牛高馬大，總會感慨系之：如果當初有他們營養條件，我們這代怎會一個個都長成武大一般“殘廢身材”？

如果要把吃飯狀態敘述得具體點，那麼情況就是這樣：每頓飯八人一桌。飯是用洗臉盆蒸出來的。八人一盆，自個兒平分，每人正好八分之一：一塊底邊為圓弧的袖珍三角形。直到兩年後我有幸考入高等學府，大學生吃伙食依舊照此規矩辦理。必須補充的是，我們已經開始學習《高等數學》。微積分里有個概念叫“無窮小”，教科書是用希臘字母“德耳塔”來代表的。字母“德耳塔”正好像個三角形，所以大學生就給吃飯取了個極富學術味兒的稱謂，叫：吃“德耳塔”。

小小一盆“德耳塔”，八人分吃，猶如小小一塊迦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想多占地盤一般，少不了要發生衝突的。為避免爭端並有效保衛自己的利益，年輕人把所有的智慧都調動起來，在小小飯盆間創造出許多神方妙法，真可謂百花齊放，不記可惜。下面略舉數例：

輪流坐樁法。這個比較容易理解，即每位參與者均有一次機會選擇最大的一塊“無窮小”；必須說明，實施此法，規定分飯者必須最後一個選擇，這樣就確保了他切割飯塊時必須一絲不苟，精益求精。

拈鬮法。即：將飯塊切好後，順序編號，然後用書有“第一”至“第八”的紙團擲之於桌，食者各拈其一以確定飯塊歸屬；

飛叉法。所謂打飛叉，是將飯塊切好後，每位參加者需在桌前旋轉若干圈，確保暈頭轉向而不帶任何理性選擇地將叉子瞬間擲出，戳着哪塊吃哪塊……

總之，如今任舉一例都足以令人噴飯。這些方法的全記錄完全足以構建一部關於飢餓年代人類生存狀態的專著。必須補充的是：大學生當初在分飯問題上表現的非凡智慧，後來成就了許多建設事業的優秀工作者。

食物的絕對數量如此稀微，肚子肯定是沒法填飽了。當時大家比較習慣用物理方式而不是化學方式思考問題，堅信胃的體積多大多大，而“德耳塔”的體積僅占它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缺口如此巨大，只能想辦法哄哄它了——這就有了所謂“代食品展覽”，政府為滿足廣大群眾需求而隆重推出的大型項目。地點在成都市青羊宮，當時的四川省展覽館。規模絕對盛大。觀者絕對踴躍。琳琅滿目的展台上有芭蕉根做的粑粑，有土茯苓做的麵餅，還有各種草根各樣樹葉精研細做搞出的稀奇古怪食品。如果讓嘗遍百草的神農氏和尋遍千山的李時珍來此一睹盛況，絕對會自嘆不如。城裡沒草沒葉，我們的興趣自然集中在能夠弄到手的食品及其原材料上，遂有一道食品加工工藝重點納入了眾人眼球：“三開三蒸法”。一隻碩大無朋的魚盤，裡面裝了堆積如山的米飯，且著明是用三市兩、即1 5 0 克大米加工而成。解說員介紹的加工工藝是這樣的，先把米用開水沸煮浸泡數小時（記不清了），然後狂蒸數小時（也記不清了），再沸煮，再狂蒸……如是者三，是為三開三蒸法，最後就弄出如此誘人的一大魚盤。眾人正嘖嘖讚嘆，同班同學、幾十年後某著名大學的副校長李允把我拉到一邊，小聲道：羅蒙諾索夫的物質不滅定律在此還有效麼？這樣又泡又蒸的，米的營養到哪兒去了？體積大是大啦，吃的是米渣還是大米？

說到代食品，不能不提“小球藻”。上面說到展覽會上新品種琳琅滿目，五花八門，但若按生命力、知名度和普及面排座次，“小球藻”坐頭把交椅絕對是眾望所歸。“小球藻”可不是小打小鬧之物，而是——據說——乃日本最新科技成果是也，營養價值十分高超。（關於這個，下面還有專述）又據說，“小球藻”在小便濃度較大的環境裡繁殖尤其快捷，因此成都五中聞風而動，把原來宿舍區供學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為“藻類繁殖池”。先滿灌清水，再施以小便（學校專門在男廁所安置新購尿桶兩隻，提請小便同學切勿拋灑），接着就把“藻”苗恭恭敬敬倒將進去。攪拌十天半月，池水始而發綠，繼而發黑，最後發臭，藻類培養宣告成功，於是舀出兩桶便往大食堂的鍋里倒——與此同時，向水池補足新尿兩桶，第二天再取兩桶倒入次日飯鍋，再向水池補足新鮮尿液……如此周而復始，確保同學們每頓飯里都有充足的東洋藻類。開始還行，後來不知怎麼有人發覺飯里一大股尿臊臭——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炊事員公然另開小鍋，他們的飯里根本就沒有倒入“小球藻”，不僅如此，他們還非常鄙夷地宣稱：誰吃“尿飯”“尿面”？我們才不吃！同學忍無可忍了，於是一狀告到校長那裡。校長袁忠智勃然大怒，馬上召開全校大會，將“尿飯尿面論”痛批一通。

“什麼尿飯尿面？”他在大會上指出，“完全不懂科學嘛！告訴你們，尿已經分解了嘛！變成營養了嘛！怎麼還能叫尿飯尿面？科學研究指出：每人每天喝一碗‘小球藻’，相當於吃了100克牛奶！吃了兩個麵包！吃了二十片餅乾一塊巧克力！”最後，校長斬釘截鐵地宣布，從今天起，炊事員一律不得另開小灶！為確保令行禁止，校長親自下廚督陣：必須先用尿桶把色澤深重的池水倒入鍋內方得下米——炊事員們沒轍了。

“小球藻”功能雖然如此豐偉，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還是不明不白就銷聲匿跡。事實上，那時最受歡迎、採用最普遍也最方便的代食品，就是鹽和水。鹽是在家裡放在鍋里炒過的，（我已想不起為什麼要炒？反正大家都炒，我也跟着炒），趁熱裝進玻璃瓶，帶到學校，一上桌，每人一瓶，全放到面前，“德耳塔”分到手，就將鹽直往裡倒。鹽吃多了自然想大量喝水，大量喝水肚子自然就灌飽了。肚子哄是哄住了，可沒多久全身就開始浮腫，用手指姆在腿上一摁一個坑，皮膚和肌肉絕對不會反彈復原：用工科術語講，就是發生了“塑型形變”而不是“彈型形變”。娃娃們知道事情壞了：得水腫病了！再下去就該死人啦！學校里水腫病人太多，領導不能不想辦法了，於是弄了個“營養食堂”。該食堂蔬菜大約比大食堂多點油星子，另外還定期供應一包“康復散”：磨碎的糠殼和面麩攪合而成的粉末之類的。大量沒得病者或准得病者，成天也是個有氣無力。體育課是整個兒停了，體育老師程宏毅原來是搞體操的，跳馬、雙槓、單槓、曲臂倒立、大迴環……十八般技巧樣樣精到，那時節除了象徵性地比劃比劃太極拳，絕對沒力氣再對娃娃進行任何其他示範。

當然還有比上述方法更簡潔也更流行的辦法，就是精神會餐。什麼物化的東西都不要，憑一張嘴就成。課間聚於走道，睡前躲進被窩，年輕人談說的、爭論得、渴望的，永恆的熱門話題都是什麼時候吃過什麼好東西。任何一種食物品名、原材料、調味品，包括每一個加工細節，全都如實道來，說得津津有味，無一遺漏，直說到殘涎欲滴、無法忍受便嘎然而止，最後一聲長嘆：

這輩子何時能吃到一嘴紅燒肉就好了！

1958年吃飯不要錢時代的豪氣已一掃而空。

這兒必須談談服裝。

飢餓年代的服飾也是很有特色的。人說服裝作用有二：一曰禦寒，二月美化形象之功能。飢餓年代，禦寒毫無疑問是第一位的。為了防止冷氣入體無端帶走為數不多的能量，那時候所有人等除了傾全部財力物力將自己棉包棉裹，還尤其注意用繩子將腰部、袖口、褲腿以及腿關節、手關節等所有可能進風的位置一律扎得緊緊，很像舊社會討口要飯的叫花子。形象雖有不雅，然酷愛美好生活的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從飾品上對自己加以裝點。飾品當然都與飲食有關。最標準的就是金屬叉子，或者勺子——一般為一把，或多把——插在上衣口袋處，就像中東的恐怖分子隨時都要蒙個面罩、握一柄K57衝鋒鎗然，很是神氣。叉子除了金屬的，還有竹子削成的（川西多竹，容易就地取材）；而勺則多為銅製。金屬銅延展性好，同樣易於手工作業：先用銅皮剪出個葫蘆形狀，再在地上摳個坑，把銅皮墊在上面用石頭敲打，很容易就加工成型（筆者趕時髦，也讓在工廠當工人的三哥幫我弄了一塊銅皮，仿製過一柄，不知怎麼就丟了。可嘆！）。雖然人人都懷揣如此利器，實際上卻很少有用武之地——此種服飾絕對不是為了實用，因此只能解釋為服裝的第二功能：審美取向。人們試圖通過這樣的服裝詮釋自己對美好未來的頑強等待或者對於現實生活的無可奈何。更有甚者是工薪階層，領了工資，狠狠心，便去剛剛開禁的農貿市場高價買來一捆胡蘿蔔，懷抱於胸——如當今靚崽帥哥懷抱美女——邊走邊啃，招搖過市，煞是得意：不失為飢餓年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下面繼續說與飲食有關的文化問題。

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按此觀點延伸下來，就還得解決一個問題，即：敵人和朋友又是怎麼造成的呢？回答：當然是物質利益。飢餓年代什麼物質利益最大？回答當然是：吃。正是圍繞這個問題，人與人之間關係、人們的生活態度等等，發生了分野。

上高中時候我們班同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純屬街頭裡巷的市井少年，另一部分則為出自機關（甚至高級機關）的幹部子弟。當是時也，“幹部”二字在市民孩子心中是高不可攀的，有點像現代人談說某大款某大腕然。市民孩子每周回家能夠帶來學校的副食品只有千篇一律的炒鹽巴，而幹部子弟卻能夠奇蹟般地擺出罐頭大嚼——反差夠強烈了。一位郭姓公子不知每到晚間是否也會飢餓難當？抑或虛榮心使然？此公好幾回晚自習都在課堂里公然開罐便嚼——這就不僅引起同學公憤，而且惹得同樣餓肚子的班主任王女士也難以接受，尤其該郭位居班長之尊，這就更有點兒亂章法。班主任忍無可忍，這就宣布開會：號召支部全體團員對郭同學進行“幫助”。王老師雖然纖纖弱女子，但那些年政治運動頻乃，耳濡目染，多少也學得些階級鬥爭真傳。在她的領導下，共青團員們同仇敵愾，把對無法吃到的罐頭之滿腔仇恨轉化為對該郭的幫助，幾個回合下來，身出名門、模樣兒高貴、隨時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郭班長，活生生被“幫助”得痛哭流涕，發誓詛咒不再和“他媽的罐頭”多來少去。

具有喜劇意蘊的是：時過不久，“幹部集團”終於發現“市民集團”在分飯過程中出現多宗舞弊行為，遂暗中搜集情報、數據，整理成文，籌劃反攻倒算。“市民集團”領袖姓林名德松，團支部書記，乃父系街道上的板車夫，典型的“引車賣漿者流”。林放學回家常常需要幫父親拉車賣苦力，能量消耗自然大，飢餓自然來得快，說他分飯舞弊該是情理中事。上次“幫助”郭班長，貴為書記的林同學首當其衝，結怨自然最深。他壓根兒沒想到的是，眼見得高中馬上畢業了，班主任王老師卻突然下課，換上場一個叫曾紹甫的老頭——上任伊始，曾便旗幟鮮明地站去了幹部子弟一邊。林德松預感末日來臨，嚇得六神無主——記憶最深是某日下課，他秘密約我外出急商對策。倆娃娃像在白區搞地下工作一般，害怕跟蹤，一前一後、彼此相差一二百米，鬼鬼祟祟地躡嗦前行，直到天將黑盡，直走到離學校很遠的龍王廟小街，這才躲進一座漆黑的古宅門洞後面，傻裡傻氣地搗鼓了老半天——事實上我們的反抗已毫無意義。有班主任撐腰，郭班長每天晚自習後都把“市民集團”成員一個個弄去單獨談話表態，一直到確認林已成孤家寡人，這才正式由班長來召開團支部會，把林書記幹掉，自己取而代之。順便補充一點，筆者因為和林私交甚篤，也同時受到整肅。

幾十年後，老校友故鄉聚會，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說起少年舊事，大家很超然了。十五六歲的娃娃，誰和誰有仇啊？無端惹出這多故事，怪誰呀？誰都不怪，就怪那個“狗日的糧食”。

這個故事當然並不具有典型意義。飢餓年代，最大的一對矛盾其實並不存在於吃飯者內部，而在於掌勺者與吃飯者之間。用偉大領袖的說法，這才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炊事員執掌飯勺，而管理炊事員又由食堂管理員統領，因此搭夥者的仇恨，最後總是全部集中在這廝身上。《三國演義》上有個故事，說某次曹營軍糧將盡，曹操命令倉官王垕（相當於食堂管理員）“以小斛分散”（有點兒像是動員大家吃代食品的意思），這樣做不僅沒解決問題，反而搞得軍心浮動、怨聲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這個經典案例給人一個啟發：在伙食問題弄得人心浮動的年代，把食堂管理員弄出來修理修理，不失為保持安定團結局面的好辦法。成都五中就出現過一位類似王垕的倒霉蛋：徐應昌。

徐應昌，伙食管理員，時年約四十許，身材魁梧，滿臉紅潤——就憑這個，說他貪污糧食就絕對有根據——1960年冬天，當時好像沒有什麼政治運動，就是肚子問題日益嚴重，學校當局就根據什麼精神把他揪了出來。先是在老師內部組織批鬥，知識分子一個個文質彬彬，毫無火力，遠遠難以達到領導期望值，後來就不得不把我們這幫高三學生搭上了——那是我第一次正兒八經參加政治運動，很感新鮮，又因為和自己肚子飽飢攸關，所以心情十分激動，記憶也特別清楚。

第一個環節是揭發。地點是圖書館。凡參加過食堂勞動、和徐打過交道的同學都在會上義憤填膺地揭發了，說某日他帶領同學去青龍場拉米，徐曾私下去某處購吃酸辣麵若干、某日去八里莊拉紅薯，徐又在午飯問題上如何之圖謀不軌……一筆帳一筆帳地揭發並當場要徐交代核實、低頭服罪。批鬥會整整開了一個下午，同學們吼得精疲力竭，可徐死皮賴臉，到最後只承認多吃多占了糧票一千多克、約三市斤多一點。氣色如此紅潤才貪污了三斤出頭，這是任何人都難以接受的。於是領導決定將參會人員範圍繼續擴大：高二、高一的娃娃也全部拉上陣。大會改在食堂里開，就地取材，把飯桌摞起來供批鬥之用，很有氣勢的。再後來，乾脆初中生也全搭上，在大操場開。革命師生齊上陣，集中火力打黑幫。操場正中也摞起飯桌，讓徐表演雜耍一樣站在上面示眾。經過前幾輪揭發，徐的貪污數量已突破五十千克大關——雖然徐不認帳，一個勁兒地喊冤，正因為不認帳，就更說明其態度之頑劣，必須鬥倒斗臭。正是數九寒冬，北風勁吹，徐雖胖，仍舊凍得簌簌發抖，這使革命師生挺覺愜意。校長大喝一聲：

同學們，你們說怎麼辦？

有的喊：叫他把糧票退出來！

有的喊：罷官！（飢餓年代，人們以為實在沒有比伙食管理員更實惠的官位了。）

有的喊：把他關起來！……

革命群眾正在興致勃勃地商討何種量刑最爽，一句高八度的吼叫猛然聲震全場，有如石破天驚：

槍斃他！

數百人回頭看時，原來是我們班的高才生、幾十年後重慶交通學院的著名教授張志宏。他吼叫得如此斬釘截鐵，卻又如此離譜，頓時引來了全場鬨笑。以至於站在台上的徐應昌也忍俊不禁，撲哧一聲笑將起來。校長一時氣急，只好大聲彈壓：不准笑！大家不准笑！

批鬥大會繼續進行。

接下來徐被正式揪出隔離審查——後事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高考在即，我們一門心思投入了功課複習。只是偶爾看見他上廁所幹什麼的，灰頭土臉，身子也日漸消瘦，遠無昔日好氣色了。他的左右總跟着兩個監護老師，影子一般不離不棄。到我們上大學離開母校，兩個影子好像也已經消失——聽人說，最後什麼問題都沒有查出來。徐應昌自由了。

如果說發生在成都五中的事件是官方有意製造，屬自上而下性質，那麼此後發生在重慶大學的類似事件，則完全是自發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了。這件事更能雄辯證明偉大領袖關於敵友之論斷的英明與正確。

時間是1962年某日，我們船舶系學生借用冶金系食堂舉行文藝晚會。演出進展得正當順利，炊事員的娃娃跑來台下搗亂了。按照無產階級革命的經典理論，人的社會地位、政治態度全由經濟狀況決定。廣義地說，飢餓年代炊事員的經濟地位絕對屬社會上層，那麼，炊哥的娃娃以為自己血統高貴，繼而作風紈絝，喜歡尋釁茲事，惹是生非，就一點兒不足為怪。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對這此早就看在眼裡恨在心頭，正發愁找不到機會發泄呢，爛崽閒兒們一旦搗亂，他們就師出有名了，毫不手軟地就將其通通打出門去。“高層子弟”們當然也不示弱，馬上又東竄西鑽，溜來台前繼續胡鬧，又起鬨又砸石子什麼的……如此“敵進我退，敵疲我擾、敵退我追”，來回騷亂——有點像伊拉克的恐怖分子，鼠竊狗偷的三兩號人就把世界頭號霸主美國佬搞得暈頭轉向——直折騰到晚會結束，大學生實在忍無可忍，終於抓住幾個小傢伙就一頓揙。炊哥爹媽聞訊趕來，哪肯罷休？雙方少不了一場混戰。只可憐大學生缺料少食，弱不經風，一旦動了真格，哪是營養豐足的炊哥敵手？幾個回合便敗下陣來。最可憐其中一個同學尤為虛弱，竟然被打得爬地不起，只好馬上送醫院實施搶救。

同學和炊哥（當然還有食堂管理員）之間的矛盾本來就已烈火乾柴、一觸即發，自然經不住如斯血案煽情？第二日馬上全校震動，群情激憤。重慶大學曾發誓建成萬人大校，後雖因災荒而壯志未酬，但七八千學生還是有的。如此眾多的知識精英一旦震怒，其勢用“睡獅猛醒”來形容一點不為過。那些天的重大校園，人流涌動如潮。大字報鋪天蓋地，把學校政經中心饒家院一帶的牆壁貼得滿滿宕宕。“五·四”時期的、“一二·九”時期的標語、口號、宣傳畫全都借過來改頭換面，什麼“血債要用血來還”、什麼“嚴懲兇手”之類……真的個萬炮齊轟，口誅筆伐，讓人熱血沸騰，鬥志昂揚。當時筆者剛讀過革命小說《紅岩》，大學生對炊哥所表現的同仇敵愾，讓我聯想起小說里描寫的重大校園光榮的革命故事，不期然由衷地為母校驕傲，為自己能作一個重大學子而自豪。

這次風潮由校長親自授命，由老態龍鐘的總務長林誠毅先生親自出面調停，最後終於成功平息。平息的主要措施包括：親自發布公告，向同學道歉；親自去小心翼翼將大字報一張張揭掉，交大學當局研究慎處；親自去醫院慰問傷員，親自承諾對肇事人嚴肅查處，等等。事雖平息，但幾年後四川文革大亂，鬼使神差，偏偏又在重慶大學的“八一五廣場”（現在叫“思群廣場”）肇端。說1962年那場短命的鬧劇為其預演，也許算是一個喜劇性的推論吧。至少，筆者正是因為那場風波，第一次見識了什麼叫做：“學潮”。

作為本文的結尾，後來還發生過一則故事，故事主人公就出在我們班：文昌武。我們系的食堂很遠，出宿舍，翻一個大坡，還要跑好大一段路，還要下一段階梯——故事就發生在這段階梯上。那天文同學跑去食堂等飯吃（每早起床，大學生均已飢腸漉漉，因而首要任務都是飛快跑去食堂等飯吃）——文昌武乃班上文體委員，故而衝刺速度尤其迅猛——那日他最先到達了食堂前面的階梯：這就發生一件蹊蹺事。文似覺鞋底踩到了什麼東西，軟綿綿的，檢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小塊四四方方的生豬肉——立即引起飢餓難耐的大學生們的懷疑，眾人一涌而來，圍着方形豬肉便開始了現場分析、推理、判斷、質疑、辯論……七嘴八舌，很快達成了如下共識：第一，生豬肉幾何形狀如此規矩，肯定是經過人為加工的（從形狀判斷，當是用來製作紅燒肉之用）；其次，生豬肉既然加過工，只能是從食堂廚房出來，而不可能是運去食堂（運往廚房的豬肉只能成一大片或者成一大塊）；第三，食堂位置低於路面，加過工的半成品不可能自動爬梯上行。豬肉上梯只有一種可能：炊事員夜間切肉完畢順手將半成品偷竊回家，不慎遺失梯上；最後，如此大膽行徑，很可能是一種集體性行動。既然是集體偷盜，那麼組織者只能就是一個：管理員……越分析哥兒們心裡越亮堂，群情越是激怒難遏。事主文昌武有如此眾多同學撐腰，簡直就義無反顧了。他將肉塊作為鐵證嚴加收藏，並上街急買白紙一張，急書大字報一份張貼於食堂門口，再用竹棍一根插入磚縫，將肉塊懸於報前。大字報的題目摹仿反右時期領袖語調，大氣磅礴地質問道：這是為什麼？很煽情的。

文同學滿以為一文既出，馬上就會天下呼應，於是大字報鋪天蓋地，把整個校園又攪個沸沸揚揚，於是又得由林總務長出面收拾殘局，不僅管理員被狠狠地剋一回，而且年輕人的虛榮心又可以狠狠地美一回。出乎意料的是，事情過了兩三天，公然沒有任何大字報響應：一張沒有，半張也沒有！一塊方形豬肉孤零零懸在那兒，懸好幾天了，公然引不起任何人的欲望和仇恨！天氣已經開始變暖，再不處理，好端端的一塊肉眼見得就要發臭，甚至變質，甚至生蛆，完全不能食用！需知：為了這個事件，文同學單是買紙就花了好幾分錢呀！如再不對肉塊採取措施，最終很可能人財兩空！文憤怒至極，狠狠心，從牆上把肉取下來，用樹葉包了，小心翼翼塞進伙食團到爐子裡，一直待到豬肉被烤得吱吱滲油，這才拿回寢室，當着我們把烤焦的葉子剝開，津津有味地大嚼起來。一邊吃，一邊自我陶醉道：

可以可以！好吃好吃！

事後分析，此次行動失誤的根本原因其實很簡單：飢餓年代已近尾聲，大家對伙食管理員的關注程度、從而仇恨程度，已大大淡化了。

飢餓年代結束的全過程如下：

先是，政府對農民網開一面，准許他們種自留地了，自留地上長出來的東西也可以拿到市場上賣了，這樣，一些勤勞的農民就把高粱做成粑粑，裝在洗臉盆里；把紅薯煮熟了，也裝在洗臉盆里，然後端去學校里擺賣。大學生寒窗苦讀，飢餓難當，攢夠錢，隔三間五就可以到農民弟兄的洗臉盆里去補充一點能量。周末開舞會，一曲終了，肚子頂不住，也去舞場外擺賣的洗臉盆前照顧一點兒生意。一般是男士，大大方方，一買就兩個，一個自用，另一個作為愛情信物獻給心上人，吃得雙方其樂也融融。後來高粱粑粑和煮紅薯的生意慢慢衰落——學生食堂的油水日盛一日，誰也不想再吃粗雜糧品。油水吃得充足，筋血活絡，人就想活動活動了。鬧饑荒時，運動場上長滿野草，一叢一叢的，像癩痢頭，難看死了。後來運動場上的野草被鏟鋤淨盡，大學生又開始在上面活蹦亂跳。

與此同時，全中國也都吃飽了。全中國的油水越來越大，階級鬥爭也就開始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開始“向雷鋒同志學習”了；開始批判修正主義了；開始“前十條”，開始“後十條”，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向古巴支援甘蔗刀向阿爾巴尼亞支援大米開始到也門援建公路到印尼修新興力量運動場；六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廣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方……好戲連台，全中國都活蹦亂跳。

中國人對自己的肚子，確實不再那麼關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