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蔣蓉--重慶市十三中（兼善中學）初67級同學。1969年3月在四川蒼溪縣浙水公社插隊落戶。1974年5月招入四川維尼綸廠技工學校學習，1976年1月進入川維廠儀修車間工作。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西南農學院馬列教研室任教師。1985年10月調入廣東省珠海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工作。現已退休。

一、“苦女兒”

在沒有原生態這個概念之前，聽到過很多原生態的歌，是在我們插隊落戶的那個大山裡面。

下了鄉，我們才體會到中國農民的艱辛，才知道他們付出的是怎樣沉重的體力勞動，才感受到他們的憨厚淳樸和爽直。那時的山區人，日子雖然是城裡人難以想象的貧窮和勞累，一日三餐“酸菜米湯”，日出日落揮汗如雨，他們的歌卻無處不在，栽秧有歌，薅秧有歌，打夯有歌，抬石頭有歌，就連最苦最累的縴夫拉船也有歌。每當他們的歌聲響起，沉重的勞動就變得歡快了。

農民們唱歌的方式通常是，一個人領唱，其餘人隨着勞動節奏附和，和聲雄壯有力，就像很多歌曲里的副歌，頗有些蔚為壯觀的意思。調子現成，領唱的歌詞則由他們自己臨時創作發揮，唱的全是生活中的那些事。不過，很多時候，男人們唱一句，女人們就掩着嘴別過身子嗤嗤地笑。剛剛下鄉的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從小又生活在大學校園，罵人的粗話都基本聽不到，所以，男人們唱的什麼，我們完全不懂。女人們笑，我們的好奇心便難以按捺。問及，那些年長的大媽年輕的媳婦就會嗔怪地打我們一下，笑罵，女子家家的，問這些莫名堂的話做啥？我們依然不解，怎麼就莫名堂了啊？後來才知道，他們唱的，無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那點事，極其原生態，不添加任何修飾的粗獷，有情愛，也有肉慾。

女人們很少唱歌，更不會男人那樣大聲侉氣赤裸裸地喊着唱，雖然是農村婦女，雖然沒有文化，但她們都很崇尚斯文，她們有一個相當文儒的詞彙，叫“稚雅”，也就是很單純很文靜很穩重很優雅的意思。偶爾，我們勞動歇氣時開玩笑打鬧瘋了，大媽大嫂們就會教育我們，女子家家的，一點也不稚雅，看以後咋個嫁得出去？！

有一首歌是個例外。那首歌，我不止聽一個婦女唱過。她們的歌喉並不優美，甚至有些跑調，但那首歌如泣如訴，聽起來頗有些淒涼哀怨。當時只覺得好聽，問，唱歌的大嫂告訴我叫“苦女兒”。可惜，聽了很多次還是沒有完全聽清楚和記住歌詞。畢竟，她們唱的離我們的生活很遙遠，就像一個夢或一個傳說。如許多年過去了，這首歌不知為何固執地留了下來，雖然在我的記憶里已經模糊得只剩下一個歌名。感覺裡面有太多的故事，時間越久遠越想弄個清楚明白。這檔子事竟然成了我的一個夙願。

重返故地，當年的大媽們絕大多數都走了，當年的大嫂和小媳婦們，也已經老成了婆婆或大媽。曾經唱過“苦女兒”的她，一頭蓬亂枯焦的白髮象是藏滿了苦女兒的淒楚。我把自己的願望告訴了她。原以為請她唱支歌是輕而易舉的事，不想她死活不肯唱。嗔罵，你這個女子咋莫名堂，老都老了，還唱個啥苦女兒！

走了幾千里路，不能無功而返，當初沒把歌詞記錄下來，已經懊惱了多少年，我不能讓自己一輩子糾結在有關這首歌的後悔之中，便死纏爛打。終於，她沒拗過我，把還記得住的歌詞說給我聽了：

正月里，正月正，爹媽養我也傷心，爹媽生我一尺五，長大卻是人家的人。

二月里，二月八，老人婆家來接客（當地發音為“Ka”）風吹霜頭霜打轎，紅布鞋兒把轎門跨。

三月里，正清明，緞子荷包繡起來，

……

五月，正端陽，大麥酒兒烤雄黃，一家大小都喝遍，唯有苦女兒沒得嘗。

……

臘月里，去砍柴，一天到晚沒回來，打發娃兒才去看，黃柳枝椏上掉下來。

……

一首殘缺不全的“苦女兒”，唱的原來是一個女孩兒從花開到花謝的悲苦一生。時隔數十年，這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大媽大嫂小媳婦都會唱這支歌，苦女兒就是那個偏僻大山里女人們的象徵，悲情象徵。

當年我們耳聞目睹，花季的女孩，因為家裡貧窮，被迫嫁給了自己不喜歡的或是身體殘疾的男人；年輕的小媳婦，因為沒生孩子或是沒生男孩子，被婆婆沒完沒了地辱罵；幾乎所有的女人，都會因為一些普通家庭糾紛被丈夫毒打——扯着頭髮在地上拖，一條腿被生生地踏斷，扛起來往地上摔，舉起粗大的扁擔往身上砍……而她們，只能把悽厲的哭喊留給沉寂的大山。並非那裡的男人天性都如狼似虎地兇狠，千百年男尊女卑的統治，高山大河也不能阻隔。然而，同是這些高山大河，卻阻斷了現代文明的進程。

我們還看到，在勞動休息間歇時，男人們抽煙聊天打瞌睡，女人們忙着搓麻線，納鞋底，扎鞋墊；收工回到家裡，煮飯洗衣帶孩子；深夜了，男人們早已呼呼大睡，她們還在院壩里“咔嚓咔嚓”地剁豬草。她們的青春，她們的韶華，她們的水靈，她們的美麗，就這樣在沉重的勞作和肉體的折磨中一點一點消失，只留下滿面的溝壑，展示着她們一生的委屈和疼痛。這就是大山裡的女人們，勤勞樸實的，忍辱負重，卻又淒涼悲苦的女人們。

魂牽夢繞的一支歌——苦女兒，我終於弄清楚了，這支歌描述的，是山區里一代復一代女人的苦難。如今，滄海桑田，斗轉星移，曾經偏僻閉塞的山區已是地覆天翻，不光那裡的山山水水變得令我們驚嘆，當年唱歌的大嫂也已經把歌詞表述的內容從生活中刪除，而那些當年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女孩都不會唱這支歌了。苦女兒終於遠成了一段歷史。但願，隨這首歌一起永遠遠去的，還有當地婦女，乃至農民們的——所有苦難。

二、消失的山菊花

她是農村女孩，在農村女孩中也算不得漂亮，皮膚黝黑，頭髮少而干黃，一雙細小的眼睛，還些微有點齙牙。農村女孩子，以花為名的很多，她的名字中被放了一個菊字，傳達了父母對女孩子的一種美好希冀。用花來比喻她，應該是山野里那種小小的，淡紫色的，雖然默默無聞，雖然與世無爭，卻也奮力綻放着的野菊花。下鄉不久，我就和菊成為了好朋友。雖然不在一個屋頂下居住，雖然不在一口鍋里舀飯吃，卻也是天天扛着鋤頭、背着背簍一同走在鄉間小路上，迎來日出送走晚霞的；五年多的時間，故事不多，卻也不是“白駒過隙”這樣的文學誇張就可以一筆帶過的。是我，把那些原本難忘的歲月當作了人生短暫的一瞬忽略不計了。

離開農村以後，她漸漸地被我淡出了視野。如今，拷問自己的良心，為什麼我一離開，她就成了被拋開被遺忘的？她對我所有的情誼全都一江春水向東流了？如許多年，我跟她沒有任何聯繫，第一次回到大山里探望鄉親們，沒有見到早已出嫁的她，第二次回去，她已經不在了。留給我的，是永遠的負疚感。

當年，就像農村人對我們的好奇一樣，我們對那裡的諸多事物也十分好奇。在我們腦海里留下深刻印記的一件，是那裡的喪事習俗。

我們在農村居住的房子，是借用一名富農閒置的堂屋，我們隔壁住的也是富農——我們房主的哥哥。大約下鄉幾個月吧，隔壁的富農老婆子去世了。在農村，辦理喪事的一道極其重要的程序，是哭喪。她沒有生育女兒，按習俗，要請近親家的女子來哭。他們請的就是我們房主的三個女兒。平生第一次聽說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用現在的話說，叫做太不靠譜了。我們知道的哭泣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喜極而泣；另一種，是因為人內心的悲傷哀慟。他們請的是普通的農村婦女，要表達的是哀傷的情緒。可她們一不是死了自己的親娘，二不是導演一聲令下，就能把眼淚嘩嘩地淌成小河的演員，她們哭喪恐怕也就是乾嚎而已，我們猜測。因為好奇，我們內心竟然有一種不太合常理的暗暗期待。

那天，生產隊安排我們在紅薯壟上點豆子。那塊紅薯地就在我們居住的院子側面。院子裡停放着富農老婆子的棺材，大家都在等待哭喪人的到來。最先看見她們的是我們仨。居高臨下，遠遠的我們看見坡下田埂上，姐妹三人朝着我們的院子走來，一路談笑風生，那歡悅，好像正準備一起去赴一個豐盛的喜宴。走到離院子最近的那條田埂上，奇蹟發生了，我們看到三個人同時從各自懷裡扯出一條手帕，往臉上一捂，就放聲大哭起來，川劇變臉一般讓人眼暈。跟我們預想的非常不一樣，那陣勢那哭聲跟乾嚎有着相當大的差別。當地哭喪的方式很有特點，我們在城裡也是聞所未聞。哭的程序都一樣，先長長地喊一聲“哎……咳咳咳，爹（媽）呀爹（媽）嘢……”，然後開始一字一句地訴說去世人的好處，孝男孝女對他（她）的懷念，失去親人後內心的痛苦，等等。抑揚頓挫，節奏緩慢，聲音淒楚。據說，當地會哭的婦女，可以連續幾個小時不說重複的話。這樣的哭法很煽情，具有強大的感染和催淚力量。一般情況下，旁邊觀看的女性，無論婆婆大媽媳婦還是未嫁女子，都會很快就紅了雙眼，滴下傷心的淚水。

似乎只有我們是鐵石心腸。當三姐妹揚起手帕捂着臉開始第一聲“哎……咳咳咳”的時候，我們就笑翻了，捂着肚子倒在紅薯壟上。好不容易勉強完成了點豆子的任務，我們抹着笑得噴涌而出的眼淚沖回院子，繼續在我們的屋子裡壓抑着嗓音瘋笑。

菊推門進來了，眼睛還紅紅的，飽含淚水，見狀就斥責我們，你們幾個女子，咋沒良心？我們分辯，她是個富農婆子。她就真的有些生氣了，反詰，富農？富農就不是人啊？！我被震撼了。她是一個貧下中農的女兒，還是一個大隊幹部的女兒，卻完全沒有我們認定的階級立場，更不是我們頭腦中鬥志昂揚的鐵姑娘形象；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孩，剛剛能認識幾個字而已，可是在她簡單樸實的觀念里，“人”是大過“階級”的。因為自幼接受的教育，我們心目中的地主富農，就是一群青面獠牙的妖怪，她卻跟我說，我們這裡的地主富農，全是“嗇家子”“嗇”出來的，聽爹說，以前他們吃得比別人差，穿得比別人破，省來省去的，到土改的時候就成了地主富農，太不划算了。

有關成分的問題，我原本是心虛的，因為我的祖輩在土改時被劃成了地主，內心一直蒙着厚厚的烏雲。菊的話卻像一陣強勁的風，把密布的烏雲撕扯開一些裂縫，陽光一下子灑了進來，讓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暖和敞亮。我跟她之間就這麼一下子貼近了。

在那個貧困的山區，知識青年的到來為農民們打開了一扇窺望外面世界的窗戶。雖然那時輕工業產品極其匱乏，但我們的那些日用品，比如形態各異的鏡子，比如色彩鮮艷塑料梳子，比如那些造型還算好看的塑料發卡子，在農村人眼裡都是非常新鮮時髦的物品。有的女孩或她們的母親，會明確地向我們表達她們也想得到這些東西的願望。菊卻不，她從來不曾開口說她喜歡這個喜歡那個，我只在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對這些其實不值錢，但在貧困的山區里，人們買不到也買不起的那些漂亮日用品的羨慕和嚮往。

當地的女孩，一般十五六歲就開始說婆家。那一年，有人給她提親了。我回家探親，雖說城裡的商品仍然極其匱乏，什麼都要憑票證，我還是委託父母想方設法買了一塊紅色的花燈芯絨布，送給她作為今後出嫁添箱的衣料。她接過衣料時眼睛裡流露出來的那種欣喜，讓我想到了山菊花奮力的綻放。

2009 年，我們那座城市當年的知青組織了盛大的返鄉活動，之後，朋友傳來了他們回到公社，回到生產隊的照片。菊也在裡面，依然喜歡紅色，穿一件帶深紅色花的衣服，背着背簍在集鎮上，臉上是燦爛的笑。

朋友在電話里說，當告知她蔣蓉姐姐來不了，但也很想念她的時候，她的眼圈紅了，眼睛裡閃動着星星點點的淚花。聽了，我的內心陡然生出許多愧疚……毅然告知朋友，明年也回去一次，我要去看看她。

原以為這樣的事情只有小說或戲劇里才會發生。待我準備妥當了，朋友來電話告知，她死了。

一個“啊”裝不下我的驚訝以及驚訝後面的隱痛。去年不是還好好的嗎？就是那以後查出了病，尿毒症。朋友說。我沉默。這個病，就是在醫療條件最好的大城市，也不見得就能活下來，無論透析還是換腎，除了少數富豪，對很多人都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費用。山野里淡紫色的小小的山菊花，就這樣默默地無聞地開過了她的一生，默默地無聞地消失了。她不過50 歲剛出頭而已。再也見不到她，離開農村三十多年，我把自己放飛在他們無法企及的天空中。我沒跟他們聯繫，擔心他們來找我，讓幫忙找工作……我害怕自己不堪勝任各種各樣其實還只存在於我想象中的麻煩，而當年，我在他們家進進出出，他們從來沒有拒絕過我；而當年，她送我走的時候，幾十里山路，她背着行李，我空着手……。我為我的自私而赧顏，我為我的薄情而羞愧。

如今，我只能默默地對着她的在天之靈，祈禱，祈望她在那邊無病無災，快快樂樂，依然把自己開成一朵樸實無華的山菊花。來世，我們還做朋友，一生一世。

三、她沒有成為一個傳說

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在井台邊，我們一行人仿佛毫無防備地同時被猛擊了一掌，愣了。之後，同行的男知青把那首“美麗的姑娘”翻來覆去地播散了一路。“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是最可愛，你像衝出朝霞的太陽，無比新鮮姑娘呀……”唱得我們有些煩還有些妒忌，大聲嚷嚷，哎，那是個小媳婦，不是什麼姑娘哦。“把你的容貌比作鮮花，你比鮮花更嬌艷，世界上多少人啊想你，望得脖子酸姑娘呀……”男知青把音量放大了一倍，來回復我們。現在想來，當時我們的狀態，應該描述為“驚艷”。

剛剛下鄉時，我們對農村集鎮充滿了好奇。在城市裡，每天上街都能在農貿市場買到需要的菜蔬，雖然品相遠不及現在這麼好，品種也遠不及現在這麼繁多；商店的門至少8 小時開着的，雖然貨架上的東西要憑票證才能購買，而且遠不及現在這麼琳琅滿目。一般來說，逛街是城市市民的一種生活方式，工作學習之餘，去街上走走看看，哪怕什麼都不買。所謂逛街，享受的就是那個逛。

對農村一無所知的我們，還以為也跟城市一樣可以隨時去街上逛逛。收了工，我們興致盎然一路飛奔向下，俯衝到位於兩座山之間峽谷中的場鎮上，迎面撲過來小小窄窄的街道清冷蕭瑟，唯一的商店（供銷社）和唯一的飯館，也是大門緊閉。一問，才知道農村不逢場的日子集鎮上沒有城市意義上的那種“街”供人閒逛。只得垂頭喪氣往回走，眼前彎彎曲曲通往山上生產隊那條陡峭細小的路，一下子高成了天梯。

耐着性子等來了我們下鄉後的第一個趕場天，比平時出工積極了許多，出門的時候山村才剛剛醒來，一縷一縷的炊煙裊裊升起，在清晨濕漉漉的空氣中飄飄搖搖緩緩彌散。我們踩着田間小道上沾着一層露水的青草，來到一個井台邊，她正在打水，抬起頭笑盈盈地跟我們打招呼。她的笑容帶着一些羞澀，還帶着一些受過教育的女性才有的那種溫文爾雅。就是那一抬頭的美麗，把我們全都震住了，並沒有聽清她說的什麼，但她的聲音猶如一隻早起的百靈鳥在靜穆山野里清亮的啼鳴，直到今天似乎還在耳邊縈繞。說她驚艷，其實也不確切，她的容貌不是那種光芒四射刺得睜不開眼的艷麗，而是一種很圓潤的甜美，就像深夜裡一個人戴着耳機靜靜凝聽鄧麗君溫潤婉約的歌，感覺到的那種甜。不久就得知，她是我們生產隊的新媳婦，嫁給被稱着“下河佬”的一戶人家的大兒子。

曾經有一次移民，年代和原因我們都不清楚，只知道從下游的某個縣移民來了好些人，分別安插在各個公社各個生產隊。我們生產隊只有兩戶這樣的人家，“下河佬”是人們背地裡對外姓人家含着些輕蔑意義的稱呼。

她是本地人，山梁那邊的一個大姓。以她的容貌，嫁個當時農村女孩子最嚮往的軍人，甚至嫁個在部隊提了干轉型為公家人的排長、連長，都綽綽有餘。見過她的男知青都說，嗨，要是她生在城市裡，追求她的人會在後面跟成一個加強排呢。可她偏偏嫁了個“下河佬”。

為什麼啊？這個問題成了我們心中的一個謎團。

幾個月後，我們跟生產隊的男男女女都熟了，不用細打聽，家長里短是閉塞山區里人們的“每日必讀”。就像城裡人每天讀報，從報紙上了解自己國家和別人國家發生的各種事件一樣，山里人口口相傳，把自己家和別人家發生的那點事全都翻出來晾曬，供大家分享。所以，我們很快就知道了，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一個地主子女肯定沒資格嫁給軍人。雖然平日裡我們看不出當地人對地主分子或他們的子女有什麼歧視，但在婚嫁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成分卻是不得不考慮的。

弄清楚她嫁給“下河佬”的緣由之後，便只能在心底為她遺憾。她不僅漂亮，還上過幾年小學，當時的山區婦女，絕大多數都是文盲，而她，算個女秀才了。她擁有美貌讀過書能識字還長着一雙靈巧的手，會做一流的女紅。在城裡，我們也學過刺繡，但一定要在白布上用筆描出圖樣，才能用絲線繡出華美的圖案；或者做十字繡，必須有一個樣板放在旁邊，經線緯線一格一格邊數邊繡。而她，沒有採用任何城裡人的方式，一隻手拿着白布鞋墊，一隻手上下翻飛，複雜的幾何圖案就這樣一針針一線線出現在鞋墊上，看得我們眼花繚亂，驚嘆不已。

我們跟她不在一個生產小組，一般情況下，只有冬季全生產隊在一起開山改土挖塘整地時，才能聚在一起出工勞動。到了我們下鄉的第二年那個冬天，她扛着鋤頭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的驚訝不亞於第一次在井台上看見她。好像被童話中那個可惡的老巫婆施了魔法一般，她從一朵嬌艷的鮮花變成了一根枯萎的狗尾巴草，又黑又瘦，顴骨高高地隆起，走路時別着腰，似乎受了嚴重的創傷。得知她如此迅速枯萎的緣由，我們更是驚悚得目瞪口呆。原本是一次平常的夫妻爭執，吵到激烈之時男人竟然將她扛起，兇狠地往地上一摔，就像甩掉一麻袋爛紅薯，她當時就站不起來了……在當地，男人毆打女人是常態，毆打的方式我們在城裡也是聞所未聞。每每見到這樣的“慘劇”，無能為力的我們只好悄悄地詛咒這個地方的原始野蠻落後，詛咒男人們的不通人性。原以為她會是個例外，對於她男人，她就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本應該“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裡怕摔了”。然而，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邏輯。千百年男尊女卑無孔不入的統治，在那個偏僻的山區表現為千百年延續的野蠻暴力習俗，哪怕她是下凡的天仙，也逃不出去。她的美麗就這樣沒有經過歲月的蹉跎磨礪，倏忽間消失了。

她並不是我的一個親人，卻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牽掛。多年來，我無數次地設想過她的結局，而且，我的想象從來沒有離開過蕭紅筆下的那些農村婦女，在粗礪簡陋的生活中，遭受丈夫殘暴地蹂躪，最後悲慘地死去……

90 年代初，我們回到了這個當年做夢都渴盼着離開，離開後又魂牽夢繞的山區，長一輩的老人們大多已經離去。當2000 年以後我們再次歸來時，跟我們同輩的很多人也不在了。她還在，握着她銼刀一般粗糙的手，擁着她粗大壯碩的身軀，真實地感覺到她的存在。她沒有成為一個曾經隱隱約約期待的傳說，沒有在我們的生活里留下一段悽美的故事。我們見到的她，當初的美麗一點殘痕都沒留下；遭受暴力摧殘之後那種病病歪歪的羸弱也蹤跡全無。只是，在我們把錢硬塞到她手裡，感謝她幫我們做了幾桌豐盛的菜餚款待父老鄉親時，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推辭，說我們給的錢太多了。那一刻我們又看到了當年的她，依然是如初的淳樸善良溫文爾雅。她沿着生活的常規軌道，走成了一個普普通通身材臃腫漸近老年的鄉村婦人，她的臉上堆着平和柔軟的笑容。她的孩子們都去了大城市，在那裡買房定居，成了地道的城市人。老兩口在城市住不慣，回到了鄉間的老房子裡。

老房子裡曾經發生過的那些年輕衝動有些醜陋扭曲卻無比真實的故事，一切，都隨着時間的河流，飄成了童話般的很久很久以前……。

剩下來的是一片祥和寧靜的夕陽餘輝，把老舊的房子充溢成一個明亮溫暖的家。

上傳者說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經常封城的重慶江北，某茶樓上，重慶40中、6中老三屆同學商量“吃螃蟹”，發起編寫《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屆同學，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的十餘所中學，踴躍參與了“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編。

他們的文章基調與中國老三屆精神一脈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風貌，重慶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極強的韻味躍然紙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正式出版。作為《中國老三屆回憶錄·重慶卷》，置身“中國老三屆史”之下，猶如路面上鑲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編織的一簇薔薇，文明的火炬實現了接棒相傳。歷史需由參與者來書寫，《老三屆回憶錄》就是參與者的記錄，任何試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齪劣行徑，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閣，實在可惜。作為回憶錄的參與者，我將陸續轉載其中的一些文章，預料共鳴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