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冰 客厅的门框上，从小到大排挂着三个风铃，最小的那个是好多年前，儿子从日本带回来的，只要微风拂过，它都会欢乐的响起来，那清脆的声音让人愉悦。最大的那个，像我家老廖一样，经常是“装聋作哑”，只有花园里的树木都在风中弯腰的时候，它才会沉闷地响几声，就像老廖偶尔哼出来的男低音。 老廖是我先生，名世永，病逝那年83岁，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 那是在1980年，我正读大三。九月的一个下午，我的一个朋友把正在自习的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要我去她家里见一个男士。我那年已三十多岁了，属于大龄剩女，总有亲戚朋友关心着我的婚姻。那天要去见的男士是一个工程师，年长我一轮(12岁)，令我有点兴趣的是这人印尼归侨的身份，想去见识一下归侨是啥样子。于是跟朋友去了她家。刚坐一会儿，就听见敲门声，随后就进来几个男士，原来归侨先生还带来了三个军师。朋友指着其中一人向我介绍，这是廖世永。我打量了一下此人，中等身高，不胖不瘦，皮肤白净，剪一寸头，身着汗衫加劳动布裤子，脚蹬一双黄色的塑料凉鞋，活脱脱一工人师傅。倒是他那三个军师还有点工程师的模样。几个人坐下来后用各自的“方言普通话”聊开了，那个主角反而不太说话，只是笑眯眯坐一边听别人侃。简单的聊天中，知道老廖随工厂从上海内迁来到重庆的(难怪那仨军师的普通话南腔北调)，是个铸造工程师。那次见面，对老实巴交的归侨老廖有点想去了解他的好奇心，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老廖祖籍是广东梅县大埔，他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揣着发财梦去了印度尼西亚。凭着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到他父母那一代也攒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一个烟厂和一个绸布庄。他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从小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殷实。在印尼的华人靠自己的勤劳智慧一般都比较富裕，这就遭到印尼本地人的不满，排斥。老廖经常跟我说，印尼的土地肥沃，看上去黑油油的，但印尼人太懒了，很多土地都荒着。四十年代末，当地一些印尼人闹事，一把火烧掉了老廖家的烟厂，砸了他家的绸布庄……，两代人辛苦打拼出来的一个家就这样毁了。从此，老廖的父亲一蹶不振，沉迷于赌博，赌光了家里仅剩的一点家底，家里就靠他的母亲做牛肉干卖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了帮母亲分忧，初中没毕业，他就去亲戚家打工挣钱补贴家用。53年，新中国蒸蒸日上，老廖一个在棉兰当地进步侨团当会长的叔叔鼓励他回国读书，为国效力。为了能上学读书，尽管父母的反对，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回国那天，他父亲没去送他，只有母亲把他送到码头，摘下那枚结婚戒指郑重地交给他，泪眼婆娑地对他说：“以后想家了，就只能看看这枚戒指了……”
谁也没想到那一别就是五十多年。老廖在沈阳和天津分别完成了中学的课程，58年考上了太原工业学院(今天的太原理工大学)铸造专业。老廖回国后从初中到大学整个的学习期间，所有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的，否则，他那样的家境是不可能完成学业的。但是个人零花消费还是得自付。他说那些年，这些费用大部分是靠当初劝他回国的叔叔资助。另外回国时带回了好几块瑞士手表，需要时卖掉以解燃眉之急。还没等到大学毕业，那些手表就一块也不剩了。在那个困难年代，国家对归侨学生的关怀可以说是相当尽力了，每年假期，都会安排归侨学生夏令营。57年在北戴河的那一次，董必武接见了夏令营的所有归侨学生。那是老廖唯一的机会见到中央首长，每次说到这事，都会拿出当时和董老的合影指给我看哪个是他(否则，你指定在照片中是找不到他的)。看他那一脸的自豪感，觉得这个老头太容易满足了。
这是57年在北戴河董必武接见印尼归侨学生的照片，最后穿深色格子寸衫的是老廖。 回忆大学时代的生活，最让老廖难忘的是在校文工团度过的那几年，常常跟我“吹嘘”，他的黑管吹地如何地好，手风琴拉地怎样的棒，可我跟他在一起后，没见过他的黑管，手风琴，更不要说听他吹拉了，那些只是在他的照片中见过。人啊，好像都有点虚荣心，反正过往别人又没见过，吹吹又何妨，过过嘴瘾，聊以自慰罢了。
吹黑管拉手风琴的老廖 63年顺利完成了大学五年的本科学业，老廖被分配到地矿部上海探矿机械厂工作。他这人本份，工作中能吃苦，求上进，待人又实诚，所以没两年就入党了。69年，上海探矿机械厂一部分内迁。相比上海，大三线内地的生活条件再差，作为党员的他肯定会积极申请内迁啰。于是69年他从上海来到重庆，用他的话说，从此大海就只能在梦境里出现了。在六，七十年代，在见不到海的四川盆地里，海鲜吃不起，热带水果见不着。口味可以慢慢改变，但老廖唯一没改变的习惯是每天必须洗澡，这个习惯一直到他病重后才不得不停止。好在重庆探矿机械是内迁厂，生活条件相对不错，澡堂天天开放，这对于天天必须冲凉的老广很是满足。记得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超市里有榴莲卖了。榴莲太贵，超市里都是开了后，一块一块的装盒买，每盒榴莲就一块都是好几十块钱。想到老廖几十年没吃到榴莲了，破费给他买回一小盒。结果完全没讨到好，一句话:这哪有榴莲味哦，印尼的榴莲那才叫个香，以后别再买了，不好吃。这几年，榴莲价格亲民了，每到榴莲季，我常买来吃个够。平常生活中，儿子总埋怨我太省，但看到我买榴莲的架势，就一句话:只有榴莲可以赚到我妈的钱。我常想，要是老廖还在世，他会嫌泰国榴莲不如印尼榴莲吗?也许他还是有说辞的。
我和老廖的完婚，应该与一盒月饼有关。我和老廖第一次见面后有过几次约会，双方都好像是在应付一样，至于最后能走到哪一步，谁都不知道。刚好那年(80年)的中秋节前一天，老廖去成都出差，送他走的时候，我给他带去一盒月饼。当时，只是觉得他独自一人生活，除了厂子里的同事，身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连同学都没有，中秋节本来就显孤独寂寞，这还要出差在外。而我这人又是家庭观念极强的人，难免对他心生怜悯，于是送上一盒月饼，让他在出差的日子里也能“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婚后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回广东安家，对于我俩的事，始终在犹豫，就是因为那盒月饼，让他感受到了温暖，觉得是该成家了。至此，他才真正用心地投入到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中去了。而我是觉得他独自一个人生活在异乡，好孤单寂寞，想把温暖分一点给他罢了。就这样，规规矩矩交往半年后，彼此的品行，个性，习惯，基本上都了解了，两人的婚姻大事也就顺理成章的完成了。 成家以前，老廖的生活很简单:吃饭有食堂，街上有饭馆，衣服床单可以请人帮忙洗：他在厂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待人很客气，对这样的一个单身汉，师傅们都愿意帮他洗洗涮涮。所以，几十年的单身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能干。婚后，很快就明白了，家务事万万不能指望上他。老廖来重庆之前，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又在上海生活了五年，所以，除了他家乡的闽南话，广东话，就只会普通话。来重庆几十年，重庆话一直不会说，与本地人交流，对方说话慢一点，还能听懂五六分。重庆人机关枪似的交谈他就懂不起了。为了家里人能很好的沟通，我们家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在家里说普通话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次我的一个闺蜜来家里玩，聊天时有些话题不想老廖知道，就用手指了指老廖，我明白她的意思，哈哈大笑，让她尽管放心，我俩的重庆话聊天，他一句都听不懂，根本不用防他哦。老廖连重庆话都听不懂，本地的土话就更让他茫然。一天，让他去菜市场买豌豆巅(豌豆叶子最嫰的那部分)，他一边比划，一边问:是豌豆叶子还是一片一片的豆角?反复确定后才出门去了。对这样一个“笨”老头，要给他讲解半天才弄明白的事真还不如自己亲自去做了……。渐渐地，客家男人老廖不染家务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哦。
2007年全家福
归侨老廖也有“一技之长”，那就是他亲手煮的咖啡，其香无比，滑顺浓郁。不管是我们的小家，还是我娘家的大家，喝咖啡的习惯是他带到家里来的，煮咖啡的活就是他的。每次大家庭聚会，午饭后，他必定会给全家人煮上一壶香浓的咖啡，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夸他的手艺，他总是笑嘻嘻不言语，偶尔说一句“印尼的咖啡才叫香喔！”。这麽多年只在梦里回味母亲煮的咖啡，文革后才又喝上咖啡，老廖的印尼家乡情结和咖啡一样浓郁。连我闺蜜从美国回国，给老廖的礼物就是一大盒咖啡：这是老廖喜欢而不会拒绝的。只是，也比不上他家乡的咖啡好哈！ 好脾气的老廖，不善言辞，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友好，只要别人需要帮助，他都会伸出援手。他还是单身汉的时候，厂里的同事都觉得他有钱，因为他是归侨，又是工程师，香港还有个做生意的叔叔。学生时代资助他的叔叔后来全家搬到了香港居住，因为这个叔叔的赞助，他是厂里第一个有收录机，有电视机的人。有了这样的印象，厂里谁有困难都会找他借钱，如果别人不主动还钱，他是绝对不会开口要的。我是在整理他的东西时，看到一个小本子上有一些名字，才知道是结婚前向他借钱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去要回来，他说人家有了钱是会还的，何必去催呢。债主都不着急，旁边人去操什么心哦。罢了罢了，婚前的事不归我管，随他去了。 儿子出生时，我回到娘家坐月子。白天我妈照顾我和儿子，晚上让老廖回来照顾。其实我妈根本不知道，老廖回来只是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每天睡得死沉，想到他第二天还要早起赶公交车去上班，也不忍心把他叫起来，夜里的事情还是我自己做，他回来只是宽了我妈的心。40多岁中年得子的老廖最高兴的就是每天下班回来抱着儿子在花园里溜达。厂里的单身汉们调侃他婚后感想，他说:“娶个老婆少好多事，来个儿子多好多事。”好在儿子的性格随了老子:老实本分，不计较，吃得亏，整个长大的过程也没让人操心。不操心不等于不上心，老廖就属于不太上心的老子：家里有个当老师的老婆坐镇，儿子的事大可放心。儿子小升初的考试，到最后一天老廖才知道，着急忙慌赶到考场，儿子正好考完出来了，看见老汉（重庆人对老爸的戏称），高兴得一下子扑进老廖怀里。搂着儿子，我想老廖除了高兴，是不是还有点自责?不过他应该庆幸的是儿子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他没有缺席。儿子大学考到了广州，老廖兴奋极了，儿子帮他园了回广东的梦。他要送儿子去学校，可儿子不乐意。我打了一个圆场：他要去就去呗，顺便也好去看看姑姑，姑婆。老廖的妹妹65年随妹夫一家回国的，在深圳生活。而姑妈姑父61年回国在南宁生活。文革前那些年国人无探亲假，老廖多年也没有和亲人相聚。现在难得的机会，想想后儿子也就答应了。后来儿子来电话跟我说:“老汉送他去学校就是做个样子，从报到到整理宿舍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办好所有的事陪着老汉在校园里打了个逛，老汉就赶着去深圳了。”我笑了笑说:“那不然怎么样?”别人家里，有好吃的，总是父母尽着孩子，我家里只要是老廖喜欢吃的东西，从来就是儿子尽着老子。当然，也有老子惯着儿子的时候。还是在儿子读小学的时候，他私自拿抽屉里的钱跟同学去玩游戏机被发现了，受到责罚。事后，老廖跟儿子说:“没事，儿子，以后用钱管老汉要。”老廖护儿子，常常是没有原则的，只不过在家里他基本不理事，儿子没被他惯出毛病来。 老廖虽然在家里基本上不作为，但在厂里不管是业务，还是人品口碑都是极好。他是文革后地质部第一批评出来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厂里职评小组的组长。他走后我在清理他的东西时才看到他的中国科协铸造学会和重庆科技协会的会员证。那还是在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厂里的几个高工到我家找到我，说是地质部要厂里推荐一个高级工程师当厂长，老廖被大伙儿推出来了，可他坚决不干，所以高工们找到我，让我做做他的工作。我说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问问他再说吧。后来我问过老廖的想法，他说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厂子，他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确实如此，我太了解他了，于公，他绝不是一个帅才，只是一个将才;于私(在家里)，他只能算是一个“士兵”。平时看起来有点“傻”的老廖其实还是蛮清醒哦。 2007年三月，离开故乡五十多年的老廖和深圳的妹妹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那才真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
2007年在印尼苏门答腊棉兰与几个弟弟妹妹合影
其实和老廖生活在一起后，好多时候，我半夜醒来，都会看见他坐在床边默默流泪，我知道他又在思念他的故乡及故乡的亲人了，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我只能轻声说道:“很晚了，早点休息。”离家五十多年了，父母去世他没能回去奔丧，父母生前也没在身边尽过一天孝，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呀。这是老廖心里不能触碰的痛，我自然从来不敢去触及。那次回家乡，是要赶在清明节前，给父母修坟，扫墓。记得走之前，我姨妈还专门嘱咐他，如果父母的坟墓有裂缝，千万别去填补封上，那样会断了后人的财路。我们倒是不懂那些老规矩，还打趣调侃他别乱去修坟断儿子的财路。本来印尼的入境签证是两个月，结果他一个多月就回来了。他说墓扫了，该见的兄弟妹妹都见到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了却了心愿就该回家了。我不知道男人的心思是不是都这样简单?不过我知道: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了却了心愿的老廖在以后十多年的生活中，显得很开心很轻松。总和我说：下次去印尼，全家一起回去，让儿子认祖归宗。
2017年8月，陪老廖散步
2018年2月12日，抽了几十年香烟的老廖带着病痛去了天堂，在那里与他六十多年没见面的父母相聚了。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咖啡?能不能抽烟?可不可以天天冲凉?不过我想，只要能和父母在一起他一定会快乐的。
2017年10月养病中的老廖在小区花园
风照样吹，风铃照样唱着欢快的歌。每当一阵大风吹来，敲响了那个大风铃，听着它发出来的沉闷的响声，我和儿子媳妇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廖世永回来了，欢迎回家!
仅以此文寄托我的思念 2024年7月12日写于富州新城家里
后记:前些天看了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前浪》，主要是记录老年人的生活和面对的困境。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集里老两口的生活。老头子83岁，老太太82岁，老头子患了老年痴呆病，清醒时还能认识老太太，但女儿担心老妈被老爸拖垮，执意将老父亲送到了康养院(尽管老太太心中不忍，但年老体衰，也由不得自己了)。不到一年老头病逝了，记者采访老太太，老太太流着泪对记者最后说的话是(大意):我一辈子照顾老头儿，伺候他，为他付出了我的一切。如果问他生前又为我做了什么，真还没有一件事。如果要说有的话，就是他的离去，让我能轻松，自由地走完余生。 老太太说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感谢东方卫视，《前浪》里的真实故事像一面镜子，让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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