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我去澳门理工学院看我在那儿上学的表弟。学院对面，是一溜“CASINO”——赌场；赌场外站着一群路边鸡，听口音一水儿东北娘们、庸俗脂粉。看着被包娼包赌、险象环生的“校园周边环境”，我大感不安，就问表弟：“你们刚入校时，学校、老师肯定会好好教育一下你们，让你们千万别去碰这些玩意？”表弟随口回答：“学校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澳门学校的观念是：你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选择、判断能力，不需要别人来指导你”。这个表弟是我诸弟中最小的一个，差我21岁。我在北大呼风唤雨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中。1984年暑假我读《大趋势》，他不会说话，一看到封面上的鲜艳图案，就眉花眼笑（所以当时我就发现婴儿对色彩的敏感与兴奋）。当年在我身边爬来爬去的小东西，此时居然说出这样有水准的话，不由让我刮目相看。

  2009年9月我去新奥尔良，朋友请我看脱衣舞。幽暗的灯光里，一个个汗里白条炫阴秀奶，百般挑逗。观众们正襟危坐，色不形于面，殊不似在国内看同样表演时观众的粗口粗嘴、毛手毛脚。朋友告诉我，在美国此行的规矩是只许看、不许摸——当然可以被摸。朋友又告诉我，这些舞女很多是大学里的学生出来挣钱。我将信将疑，后来求证于在美国二十年的姐姐。姐姐肯定地说，没错呀。我深觉疑惑，反问难道她们不怕学校、老师知道、处罚吗？姐姐说：只要这种行业在本州合法，学校不但没有权利干涉，连评论的资格也没有。一向传统保守的姐姐，此时竟能说出这样自由宽容的话，不由让我刮目相看。

  2012年我到佐治亚理工学院拜访我以前的学生，其间有一个小时，他要去旁屋开会，让我呆在他个人的办公室边上网边等他。临出门时，他有些局促，欲言又止，但最后终于说出：你千万别上黄色网站！我以前是他老师辈，他不忘旧情，对我相当尊重，此时被逼得不得不对我这样告诫，殊为不易，确实难为了他。听到被他如是提醒，我顿时羞惭万分，自觉斯文扫地。也许他也感到些许唐突，回来之后和我详加说明：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大学不同，教师只教书不育人；但教师们对自身的品行极其重视；如果教师上黄色网站被发现，或者教师利用职务勾引学生，在学校里是非常丢人不齿的，所以这类事大家都极为忌讳。我这个学生早年是北大一杰，此时却能说出这样谨小慎微的话，不由让我刮目相看。

  反观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就是入校教育。而后思想课、政治课、道德课、品格课，五花八门，指手画脚，清规戒律，不一而足。如此高强度的堂上育人，学校犹嫌不足，还要辅以全程无缝的堂下政治学习、党团日、班会、传统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批评与自我批评、个别谈话、组织谈心等等等等。从教你怎么上课到教你怎么上厕所，从教你怎么做人到教你怎么做梦（我没有演绎：当年我的第一次入校教育，时任系总支书记，后来做了海淀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沈仁道作报告，他真的花了近十分钟的时间教我们怎么上厕所呢！而当年系学生工作组组长李玉田，曾向系务会认真建议处罚一个学生，理由是他“做黄色梦”，证据是同宿舍人向组织反映这个学生半夜说下流梦话——万幸的是，同宿舍人没有用睡觉时鸡巴硬起来作为他“做黄色梦”的举证，否则北大的脸就要臊死了）。我当年在北大，常常感到举手投足，不知所措，稍有不慎，就会越过雷池。而中国大学的教师们，不分良莠，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层出不穷的头衔：导师、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工作组，几乎每个人都肩负着“育人”的重任。他们“教书”萎靡不振、虚与委蛇，“育人”却争先恐后、干劲十足、加班加点，而且还花样繁多、足智多谋。从白天育到夜里，从课上育到床上，育的热火朝天、九浅一深。结果不但育了灵魂，还育了种子。在这种“育人”的罗生门中，中国的大学变成了张铭所说的，只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恶棍—教师，一种是奴才—学生。

  相比中国大学里的那些“白天教授、夜里禽兽”们，相比中国大学里的那群满口“厚德载物”、“行为世范”，一肚子鸡鸣狗盗、男盗女娼的教师们，美国大学“只教书不育人”、“专门克己、绝不律人”的教师，真是健康、清新、纯净的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