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想，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下，在民主和科学的大趋势中，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终却走上了一条那么可怕、邪恶、残暴、极端、恐怖和阴谋的道路，最终却变成了一帮屠夫和刽子手？ 

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分析，就会发现，最早发起、创立共产党的一批人，远远不是当时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除了陈独秀、李大钊算是独立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只能算是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比如戴季陶、邵力子、陈望道；其余的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张申府、张国焘、施存统、刘仁静、李达、李汉俊、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等，当然还有根本和知识分子无关的沈定一。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屑于去赶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根本不会去跟现实政治的风。而就是上边提到的那些知识分子、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和知识分子不搭界者，最后也一个个、一步步、批次、先后、殊途同归地认清、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虚伪和残忍，全伙反正、集体“投诚”：戴季陶、邵力子、沈定一——彻底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最积极的反共派，差不多毕生与共产党殊死抗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张申府、施存统——很快脱离中共，独善其身，成为学者、教育家；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迅速退出中共，坚持无政府主义理想；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逐一被共产党驱逐、迫害、侮辱，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深刻的觉醒者和批判者。

也就是说，仅仅六、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和知识分子无关，已经和最初一批先行者、创立者的目标、理念背道而驰，更和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水火不容，成为农民、暴民、土匪所掌握、为核心的党。     

1903年初，梁启超游历美国，拜访了科学家摩尔根，摩尔根向他送赠了一句名言，使他极为感佩：“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着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因此，与其说斯大林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其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慢慢变了质，不如说从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理论和组织基础就注定了它的最终方向。

1929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籍，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投狱。在关键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晚辈们对他落井下石、过河拆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翻脸无情地诬蔑他是“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而反倒是他的自由主义的旧交、后来的不同道者们，为他挺身而去、为他奔走呼吁、为他仗义执言、为他慷慨陈词，这里面有他早已与之分道扬镳的昔日的朋友和现在的敌人章士钊、胡适之、傅斯年，这里面也有他从未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罗素、杜威。他当年的金主、恩公，他为之颠沛、下狱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托匪”，栽赃他是“日特汉奸”，必欲置他死地而后快，而他的死敌国民党蒋介石却给他公开审判，给他最有名的大律师辩护，给他狱中优待条件，让他大量阅读古今中外书籍，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共产党统治区的《红色中华》就他的庭审发表《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的不实之文，国民党统治区的《益世报》和其他报纸却全文登载他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一时轰动全国；亚东书局还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并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在如此善恶分明下，在这般冷暖对比中，陈独秀再怙恶不悛，也该觉醒了。因此他在1936年3月《火花》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41年，陈独秀“以六十二的老头子，表示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李敖《五四以后的陈独秀〉》）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门面语而已”。这种现象，他认为是很“不幸”的。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列了一张对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栏下：“（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栏下，却是：“（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他结论说：“每个康民尼斯特（指共产党）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陈独秀的最后结论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李敖说，“在这些‘最后见解’中，我们清楚看到陈独秀又回归他五四时代‘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老路。彭述之《悼陈独秀》一文中骂他‘有始无终’，其实陈独秀的可贵，正在他有始有终，他始于英美式民主、终于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间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后行云深处，却停云文就，为中国指出最后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陈独秀的可贵啊，正在这里！”

可是，当年国民党中国是个“法治社会”，没有搞新闻封锁和讯息管控，苏联的肃反、大屠杀、灭绝农民、毁灭经济文化、消灭少数民族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陈独秀必定耳濡目染，他怎么能够一直到了1941年、一直到了62岁的老头子、一直到了濒死的前一年，才明白过来呢？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他觉醒的未免太晚了！我们虽然不能就断言他是“利令智昏”，但至少他是“后知后觉”的典型。但是，就是这种典型的“后知后觉”，就是这种在自由世界里连小学生都视为金科玉律的见解，在共产党的世界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世界里，却是多么超前、多么突出、多么另类、多么光彩夺目、多么振聋发聩啊！他之后多少代中共领袖、他之后六十年里的芸芸众共们，连他的一个零也赶不上、连给他提鞋也不配呀！

陈独秀最令人称道的，还有他晚年的硬骨头。1937年共产党提出只要他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他的党籍。但陈独秀断然拒绝，以至于王明、康生用最阴毒的伎俩来诬陷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也被他拒绝。此后他又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因为他的彻底独立，他晚年贫病交加，仅靠微薄稿费收入维持生计，最后更被赶出所住医院。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他，周更资助他100银元，仍然被他拒绝。

陈独秀死于1942年5月27日。幸亏他在这一年死了，如果他不幸再多活上7个年头，大变临至，他将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和无法挽回的抉择：何去何从？如果那样，他会怎么选择呢？以陈独秀的身份、经历和骨气，他应该不会去台湾、去香港、去美国，他应该会留在大陆，自愿沦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是这样，陈独秀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将成为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王国维遗嘱里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连仅仅经历了对他优礼有加的温和的北洋军阀一朝换代，连仅仅是对激进革命党其势汹汹可能连带的迭变祸难的担心，高傲的王国维都用一死来殉道成仁、都用一死来表示对现实彻底的否定、拒绝与蔑视，宁做孤臣孽子而不与浊世合流，那么，经历了自己同志的背叛、自己朋友的嫁祸、自己战友的陷害、自己亲人的罹难、自己敌人的迫害，经历了几个朝代的起起伏伏和荒唐闹剧，最终要在自己徒子徒孙的践踏、蹂躏、欺凌和侮辱下度过残生，倔强的陈独秀又会以一种什么样惨烈的行为来和这个世界决绝呢？

从陈独秀，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罹难。他们时值乱世，忧患丛生，他们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革命中，在屠刀下，在欺骗里，在蛊惑间，他们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那么被强风所摧残，那么被暴雨所凌戮。“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们的宿命，或是在离乱时刻“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像王国维；或是在强权之下苟且偷生，终身抑郁呻吟，像陈寅恪；或是在夹缝中不屈不挠地“将以有为也”，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像梁漱溟。王国维以其一死，赢得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哲人奇节”的荣宠（其实，王国维死的冤枉了，他不知道被他视为共产党一伙而恐惧的蒋总司令，已经在为了他生存的希望而孤军奋斗、成为举国中唯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了”。他要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应该再等上二十二年，等到北京的第二次沦陷），而陈寅恪、梁漱溟没有这种“古今仁圣所同殉”的勇气，于是他们最终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劫难、祸乱和奇变。

1927年，在陈独秀还欲火焚身的时候，在共产党还没有本领大面积祸国殃民的时候，先驱梁启超就看透了共产党（当年5月11日梁启超《与顺儿书》写到：“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先知王国维就不惜用死来背对共产党（容庚在《甲骨学概况》说，王国维谈到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深表忧郁，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共产党没杀王国维，王国维却因共产党而死。当共产党自己还面临被追杀的时候，他们的淫威和邪瘴就足以害死一个千古奇才）。随后，共产党劣迹一点点昭彰，苏联的大清洗、大迫害，苏区的大屠杀、大斗争，连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张国焘都不能装聋作哑地熟视无睹了，都幡然悔悟了、起而谴责了，可那么多有知有识的“民主人士”们，却飞蛾扑火、铤而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个个勇敢无畏的与虎谋皮。究其原因，明处里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以为共产党被国民党压迫过，应该懂得民主的可贵，应该不会再用国民党的手段去压迫别人；以为中共毕竟是受中华文化和传统濡染，有古泱泱君子之风，不会像苏共的图穷匕见——，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之骗，实质里是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利欲熏心和墙草投机，以为附逆新朝，能够帮助共产党马下治天下，成为开国郦食其和东方朔。他们哪里知道，共产党“使命不与人共”，虽然是一帮土包子，但自视甚高，哪里用得着别人帮忙治国，哪里有别人插足的空间。等到共产党狗脸一翻、原形毕露，已经大势已去，悔之晚矣。所以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后来挨整、被罚、受苦和横死，究其根源，实属咎由自取。放眼当时，举国滔滔尽是糊涂透顶、私心和失心风的知识分子，只有伟大的胡适能铁口直断、能洞悉未来、能火眼金睛、能写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写到：“这一切（指中共建立的准备过程）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 “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1927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18年苦力的人，当时也绝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最后这段话，与陈独秀晚年的结论何其相似，虽然相差二十五年；和蔡元培的断言何其一致，虽然晚了四十年；同戴季陶的认识何其雷同，虽然迟来三十五年。看一看中共理论上、组织上最重要的三个缔造者和奠基者陈独秀、张国焘、戴季陶，看一看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创者、没有他就没有共产党的蔡元培，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经历了相异的心路历程；他们起点，相差甚迥；他们的际遇，殊为不同；他们的觉醒的时间，早晚各异；但他们殊途同归，他们的人生终点万宗合流。他们都从阵营内走出，然后最坚决地反戈一击。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出于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他们否定共产主义，却是惊人的一致——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共产主义，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一旦了解、真正认识了，他们就彻底放弃了、否定了共产主义和那个邪恶、无耻、下做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