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趟民國——1、男女》原文： 上世紀30年代，季羨林在清華讀書，他當年寫的日記後來以《清華園日記》出版，作者對原稿未做任何改動，當中不乏涉及男女的內心表白。如：“1932年12月1日，過午看同志成中學賽足球和女子籃球。所謂看女子籃球實在就是去看大腿。說真的，不然的話，誰還去看呢？”“12月21日，看清華對附中女子籃球賽。說實話，看女人打籃球，其實不是去看籃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學大腿倍兒黑，只看半場而返。”“1933年12月2日，過午看女子籃球，不是去想籃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1934年5月10日，晚上，有人請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點，我也喝了幾杯。以後又到王紅豆（即王岷源，紅豆乃混蛋的對音）屋去閒聊，從運動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辭，於是皆大歡喜，回屋睡覺。”“今天（5月17日）看了一部舊小說《石點頭》，短篇的，描寫並不怎麼淫穢，但不知為什麼，總容易引起我的性慾。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 李敖——大陸夾議： 我認識季先生，是在1986年夏天，通過錢文忠。我記得有一次我把季先生、我、錢文忠、一群少年美女的合影拿給媽媽看，媽媽指着照片上一身粗舊藍色中山裝的季先生問：“你說這個還是北大教授呢？”我說：“這不單是北大教授，而且是中國頂尖的一級教授呢！” 晚年的季先生，表情肅穆，言語寡淡，永遠是一身洗得發白的藍中山裝，走在北大里更像一個工友而不是名教授，一看就是超然物外，沒有半點名、利、時髦之心。季先生乍一看像個倔老頭難以親近，其實為人隨和。我幾次和別人走在三角地，正遇季先生一個人慢慢躅行此處，體查學情。別人聽我說此即季先生，大喜過望，央我請季先生與他合影。我上前請季先生安，並告合影之請，季先生無不應允。1988年6月柴慶豐事件，學生去找他，他立刻題寫“痛失英才”四個大字，被擺在北大柴慶豐靈堂的最醒目處。實事求是講，從季先生的標準來說，柴慶豐遠遠夠不上英才。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季先生對人不吝嗇、不計較、不硌澀，是他敬仰的胡適式的“獎掖後進”的特殊方式，真夠我們山東人的范兒。 季先生個頭不高，相貌一般，不善辭令，又來自農村，在當年清華顯然不是風流才子型的。更雪上加霜的是，他鄉下又有了妻女。如此密集的去通過看籃球比賽親近女人大腿，如此強烈的期盼今後有可能“多日”女人，可見季先生那時在兩性方面是多麼壓抑，同時也多麼本分老實——要知道，當年解決性慾、“多日”女人其實是輕而易舉的，八大胡同從來不掃黃呀。 季先生生前住北大朗潤園13公寓，和副校長張學書同樓；當年二人又一起任過北大副校長，關係很好。1986年張學書再婚，娶甘肅藝校教師王軍。彼時甘肅藝校剛排出一台敦煌飛天題材的舞蹈，急於想在北京造勢推廣，正好攀上張學書這個女婿，豈有不大喜若狂之理？而張學書燕爾新婚，也正欲立首功一件，於是一面通過秘書HP（現任的教育部副部長）找到我和錢文忠，讓我們以北大學生會名義主辦飛天舞蹈在北大的演出；另一方面找到季先生襄助盛事。季先生雖不諳舞蹈，但敦煌壁畫既與佛學相關，又可劃入大東方學裡，與季先生的研究勉強交合。於是季先生百忙裡抽身，又邀集一大批北大校內外歷史、考古、哲學、西域、美學、文學、藝術等領域身居北京的名教授和名學者。以季先生的名望和人緣相召，敢有不來者？大家於是一起捧場。一時間名流會聚，大家雲集，題詩作畫，贈墨留言，登台溢美，花團錦簇。那次在北大上演兩場，在海淀影劇院上演兩場，在懷仁堂上演兩場，在北京其他地方好像也演出了。在北大第一場演出前，我在學四食堂招待全體演員同進晚餐。4月的京西燕園，清澈迷人；夕陽西下里，溫煦春風中，我帶着一群身着一色蘭運動服的艷妝青春美少女，在黃昏時分一路上紛繁人流投來的眼光伴隨下招搖過校去學四就餐時，好不風光快活。那時我初嘗職務與公弩的甜頭，才被制度收買，也沒有拒腐節儉的意識，不免鋪張大手，飯多訂了數桌。於是我站在學四門口，見到熟悉的人就來拉進來，見到熟悉的人就拉進來，頗有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打土豪的豪邁。以我當年在北大的交遊，瞬間之內，席已滿矣。那時北大學生每月20元伙食費，食堂每天僅供應4個缺腥少油的菜。突然間天上掉餡餅，有大餐能白吃白喝，且與美女一道白吃白喝，簡直是做夢都想不到，因此被拉之人，均以為玩笑，甚為有趣。 就是在這次活動中，我才領略了文忠的捱光手段。我們只顧“有一點點動心”，文忠卻早就暗渡陳倉、上下其手了。當年我和文忠好的不得了，“北大三傑”就是文忠發明的說法，其中二傑就是我和文忠。二十年後，當我從我前女友的媽媽，一個沒多少知識的新疆老太太口裡聽到“我很崇拜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的話時，有一種如聞海外奇談的異樣感。老實說，對文忠的學問，我絕不欣賞，因為我始終相信，要做好學問必須有信念、有原則、有關切、有堅守。大眾迷信的“通曉12國語言”，比起26年前文忠講給我的，還少了2門——如果是真的，說明文忠26年沒有長進，反而倒退——，其實都是牛皮鼓風。我佩服文忠的，是他當年的口才——比他現在在央視上表現的強太多了；我最佩服文忠的，是他捱光的手段——我平生所見花花太歲多矣，但都無法望文忠項背。 我剛進北大的時候，馮友蘭、朱光潛、王力等他老師輩的大家還健在，季先生還不是太翹首。他一直住在朗潤園的兩套房子裡，燕南園的獨棟小樓還不夠分給他的。季先生真正成為“國學大師”，號稱“國寶”的，要到90年代中後期。余英時說因為中國的大師都死絕了，共產黨才把季先生封為大師，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是共產黨為了統戰，晚年對季先生榮寵有加，但季先生對共產黨並不感冒，在各種文章、講話里夾槍帶棒、皮裡陽秋地噁心、內傷共產黨： “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十年，在國內五十七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辭“國學大師》——《病榻雜記》季羨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40年代，他（胡適）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纍纍，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格於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留德十年》） “在德國的十年（1935-1945年），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晚年雜談） “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國家的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人生箴言》）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80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人生箴言》）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落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播弄成知識分子。”（《人生箴言》） “什麼‘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是放臭屁！”（晚年雜談） 在這些文字裡，在這些言辭中，季先生讓我們不能“無動於衷”什麼，他沒有說；他對我們國家“不滿”什麼，他也沒有說；為什麼來世為人，一定要讓自己“臉皮厚一點，心黑一點，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自知之明少一點”，而且“無論如何也別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播弄成知識分子”，他依舊沒有說。但是他卻通過他畢生的體會和經驗，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共產黨當權幾十年裡的各種運動，“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最終忍受不了巨大壓力，心甘情願屈服在它的淫威下；比起共產黨的野蠻和殘暴，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在德國的十年（1935-1945年）“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共產黨所謂的“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是放臭屁！”。 季先生當年沒有遠大抱負，一生只盼多日女人，結果卻成就治學奇蹟；弟子錢文忠繼承季先生學術偉業的理想不知何時達成，卻早遠超季先生的清華夙願。可見世事滄桑、河東河西，真的不在少年壯志啊。 《去趟民國——1、男女》原文： 吳宓在任清華教授時，曾瘋狂追求毛彥文，甚至在報上發表愛情詩，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之句。有人請金岳霖去勸勸吳宓，金就去對吳宓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吳宓聽了很生氣，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岳霖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情不應該宣傳。” 李敖——大陸夾議： 吳宓（1894年－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雨生，筆名餘生，陝西涇陽人，著名比較文學和西洋文學家。清宣統三年入清華學堂中等科，1916年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國留學，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下過相當的功夫，有不少論著。 1921年吳宓回國，在南京高師和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吳宓在東南大學時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創辦於1922年的《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 吳宓離開東南大學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華學校研究院籌備主任，以後又在昆明西南聯大、成都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和重慶女子師範學院等校擔任教授。在清華期間，曾於1930年遊學歐洲，遍歷蘇、英、法、德、比、瑞諸國，又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修學年余，所學極博。1941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清華大學梅貽琦和陳福田一再要他回清華、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他南下、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長，他均謝絕，於4月底到重慶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 毛彥文（1898年－1999年），英文名海倫，浙江省江西市須江鎮沙埂人，中國第一位女留學博士。7歲入家塾，辛亥革命後就讀於江山西河女校，1913年被保送入杭州女子師範，1916年入浙江湖郡女校，四年後畢業，又以浙江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系，1922年轉學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29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教育行政與社會學，兩年後獲教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到歐洲遊歷，與在歐洲遊學的吳宓一同回國。回國後任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育系教授。1935年2月9日與熊希齡結婚後辭去大學教職，協助丈夫開展慈善事業。1937年12月25日熊希齡病逝後，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長，曾出席印尼雅加達國際禁販婦孺會議。1939年當選浙江省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當選北平市參議員，同年11月當選國大代表。1949年4月去台灣，1950年4月赴美國，先任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編輯，後任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研究員。1962年回台灣定居，並執教於實踐家政專科學校。1999年11月10日於台北逝世，享年101歲。著作有回憶錄《往事》。 吳宓詩的原文是：“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雲”。吳宓同類詩還不止一首，而是一組，總冠名為“吳宓先生之煩惱”。這些詩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民國當年，曾引起相當大的反響，成為社會上的巨大八卦。其實，吳宓和毛彥文之間感情糾葛的劇烈和慘痛，遠遠不像公開發表這組詩般的搞笑和輕鬆。 毛彥文在1914年為追求戀愛自主而逃婚，1924年她深愛的表哥朱君毅和她解除婚約，使她倍受打擊。1921年吳宓與陳心一結婚，且陳是毛彥文的同學，1919年毛彥文還受朱君毅之託，兩度去杭州代吳宓側面打聽陳心一的情況。就在1928年毛彥文失戀後，吳宓愛上了她，為了表示決絕，不但驚世駭俗的寫詩公開，而且驚天動地地在1929年拋棄3個小女、與髮妻離婚，不惜遭受周遭的譴責，不惜被父親罵為“無情無禮無法無天”。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吳宓、毛彥文之間前前後後的追求、愛戀、纏綿、糾纏、淪陷、瘋狂、悲忿、折磨、煎熬、猜測、彷徨、猶豫、懷疑、清醒、後悔、逃離、憤懣、仇恨，種種曲折，折射出人性的複雜、糾結、隱秘和詭異。你看看吳宓為毛彥文寫的幾百首情詩、五大本日記，什麼叫愛情、什麼叫戀人？這才是真實的愛情、真實的戀人呀。 1935年2月9日毛彥文毅然與熊希齡締結姻緣，吳宓痛苦不堪，寫《懺悔詩》38首，詩句悽苦悲涼，皆是自怨自艾之作：“事到無補方知悔，情到懺時恨最深”、“侍女吹笙引鳳去，孤燈搖曳剩悲涼”。詩四處發表後，吳宓沒有博得別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為自作自受。然而吳宓仍不醒悟，又把這些詩拿到課堂上去講，成為學生們的笑料。吳宓最得意的門生錢鍾書深感痛心，直言錚諫。因為在對待毛彥文的問題上與老師觀點不同，還導致了錢鍾書與吳宓之間幾十年的誤解。 兩年後熊希齡去世，吳宓又燃起與毛彥文複合的希望。此時，毛彥文又成了最最珍貴的：“蓋此生對彥為永久之真愛，餘皆一時之寄託而已。對於失彥之痛恨，三年來如何拒絕一切女子，今茲惟望與彥結婚。至於手續與形式，或遲或速，由彥決定，宓必謹遵曲從”。他寫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長信表達自己的情思，結果一封也沒得到回音，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動地退回。 共產黨踞華前，毛彥文漂洋過海定居美國，吳宓得知消息後，又千方百計向海外歸國的人打聽她的消息。上世紀60年代，吳宓還請人畫了一張毛彥文的肖像懸於壁上自賞。吳宓的後半生，抑鬱悽苦，因思念太深，經常會在夢中與毛彥文相會，一覺醒來，淚濕枕巾。 當有人問起老年的毛彥文對這段感情的看法時，“毛彥文面無表情，冷冷地回答一句：‘好無聊。他是單方面的，是書呆子’”。這就是吳宓痴情苦戀一生得到的最後報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可女人和一個男人斷絕關係後，卻鮮有像男人一生溫存記掛的。才情如毛彥文者猶自似此，更遑論“碌碌余女”啊。都說女人狹隘與小氣，這就是呀。 1949年共產黨奪權前夕，毛彥文去了美國，而吳宓留在了大陸。1950年4月，重慶相輝學院和北碚勉仁學院文學相繼撤消，吳宓轉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又隨校併入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後到中文系）任教。從此默默無聞，再無建樹。至文革到來，吳宓被以種種罪名關入“牛棚”，到平梁勞改，受盡苦難。76歲之年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吳宓1969年11月30日所寫《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終於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有時候夜間，他起床喊：“快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碗稀飯喝吧”。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 吳宓一生，以55年時間，成就其學術、創作與戀愛的不朽聲望，確屬不易，也只有在民國那個傳奇的時代裡才可能發生。但是正像錢鍾書說他的“有盡浮生猶自苦，無窮酸淚倩誰償”，吳宓一生終究是非常不幸的，愛情的不幸和生命的不幸。而這些不幸偏偏又是他自找的：對毛彥文的刻骨終生是他自找的，1949年後他的災難更是他咎由自取——誰逼着他從賊、附逆了？以吳宓的才華和名氣，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受歡迎、“食有魚”，可他卻一定要自投羅網，難怪楊絳說他“好欺”、“可憐”。幸虧毛彥文沒有腦子進水地嫁他，否則後來被共產黨害得滿地爬的，就不是吳宓一個人了！ 《去趟民國——1、男女》原文： 陳碧蘭原為黃日葵的妻子，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時被羅亦農追到手，兩人在莫斯科同居。回國後，陳碧蘭又與彭述之發生戀情。就在喜筵上，蕭楚女曾當眾問陳：你下次什麼時候再請我們吃這樣的喜酒呢？羅亦農後又找了個新愛人——諸友倫。諸原為賀昌之妻，賀去莫斯科開會時，諸與羅同居。諸後來也去了莫斯科。1927年羅亦農在武漢得知諸友倫與自己脫離關係後，又與李哲時同居。羅亦農犧牲後，其遺體為李哲時收斂。 李敖——大陸夾議： 還不止於此呢。張國燾《我的回憶》裡揭露了一個共產黨從未承認過的醜聞：1926年1月底2月初，“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室，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裡），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依然愛他，不想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這段醜聞的結果是，向警予從此威信大跌，失去了在中共內婦女領袖的身份，而彭述之也從此在黨內走下坡路。 但這裡還沒有完呢。也是張國燾的記錄，廣州暴動被張發奎鎮壓後，張太雷的寡婦王一知逃到上海，藏匿於中共一個秘密據點。當時在這裡住的還有劉少奇和何葆貞兩口子。王一知美貌少婦，又新近喪夫傷心，與劉少奇未免瓜田李下，結果何葆貞竟然服毒自盡。雖然後來只是自殺未遂，但因為左鄰右舍動靜太大，搞的地下黨惶惶不可終日。 蔡和森、彭述之、賀昌、羅亦農、張太雷、劉少奇都是共產黨初期的大人物，又是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革命戰友，但搶起彼此老婆卻當仁不讓、毫不客氣，可見共產黨的道德水準和倫理尺度。不說共產黨共產共妻，都對不起他們。陳碧藍究竟有什麼天姿國色，別的女人死絕了嗎？竟為了她一個人，不惜如此亂倫。細想起來，其實也不奇怪，實際上共產黨鼓勵這種亂倫：因為共產黨是個秘密組織，不敢讓自己的成員和外面不可靠的女人接觸，而大家又不可能只滿足於搞一個女人，所以只好近親繁殖，內部循環，互相輪換，資源共享，輪流坐莊。後來李維漢沖鄧小平的茶根，鄧力群掏李銳老婆的蜜窩，毛澤東和朱德共享一個洋婆子史沫特萊，均為此意。國民黨元勛們年輕時雖然荒唐，但成年後回歸中國傳統道德，我們幾乎沒有聽說過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這樣的大人物在任上的桃色傳聞。即使是年少輕狂時節，國民黨們也不戲朋友之妻，不給同志做烏龜。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如此少年荒唐，成年更荒唐，起事時就世紀末，成事了更世紀末；而且自己荒唐，卻不讓別人荒唐，自己世紀末，卻讓百姓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難怪蔣介石說共產黨“沒有廉恥、絕無道義”呀。 台灣李敖說過，國民黨是一個由生殖器串聯起來的政治集團。他是指國民黨的裙帶關係。這和當今的共產黨是一樣的。而早期共產黨則不但是虛擬意義上的“由生殖器串聯起”，就是在實體意義上，也真的是由生殖器串聯起來的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