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時報》記者：

       一旦“六四”得到平反，會發生報復、懲罰和“政治清算”嗎？您贊成對曾經的犯罪者、作惡者進行懲罰和清算嗎？

我：

    雖然我極其不希望看到，但實事求是地說，報復、懲罰和“政治清算”一定會的，中國人最擅長、最熱衷搞這些。中國人身上的兇殘、歹毒、暴虐達到了何種程度，這些年被揭露出來的諸如馬三家之類的監獄、勞教所刑訊逼供的事件讓我們看的太清楚了。有這樣的政府，必然有這樣的人民。我以前說過，暴政下一定產生暴民。中國人本來就缺少包容、多元、人權觀念和自由主義意識，共產黨又教唆、煽動了幾十年的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疾風暴雨、你死我活、“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報應總有一天會落到他們自己身上，讓共產黨自食其果。

在“六四”後，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政府闖了這麼大禍，都會採用懷柔政策，實行民族和解。但我們的執政黨卻是從來只信奉“一網打盡”、“除惡務盡”、“斬草除根”、“永世不得翻身”，用鄧小平在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中說的話就是 ，“趁機把非法組織、動亂根源徹底肅清”。所以在之後共產黨差不多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報復、懲罰和政治清算。這種上梁不正，這種為政不尊，怎麼能不讓中國人上行下效呢？就算“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兇殘”來“反攻倒算”也不稀奇。

不過有個具體情況，就是“六四”公認的肇事者、禍首和元兇已經都死了，包括剛剛亡命的陳希同。僅存的李鵬肯定也活不到那個時候，想要報復、懲罰也找不到對象了。到了那天，不但“六四”的當事人都不在了，連再後面的共產黨惡人們恐怕也基本上死絕了。當然，死人也可以開棺戮屍，可以挫骨揚灰，但那到底不能讓熱衷報復和宣泄仇恨的中國人過癮。所以，我預計“六四”平反之後報復、懲罰和清算的對象會因此蔓延到整個黨和權貴集團，畢竟“六四”當場屠殺了那麼多人，而在後面的秋後算賬中又犯下了那麼多血案。

我本人是不贊成報復、懲罰和“政治清算”的。那些近年來貶低、矮化辛亥革命的人根本不懂它的偉大價值和標杆意義。辛亥革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場革命，它是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搞人身報復、懲罰和“政治清算”的中國式“光榮革命”。辛亥革命中死的人，特別是因為革命成功死的人屈指可數。從民國第一案“姚榮澤案”可以清楚看出，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是怎樣在當政後踐行自己的民主理念和諾言、是怎樣和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不同的。當年那些風口浪尖上的歷史進程的把向者，無論是在野革命的孫中山、黃興，還是在朝反叛的袁世凱，都太高明、太仁慈、太雄才大略了，相比之下我們的執政黨動輒屠殺幾百萬的“鎮反”簡直就像成吉思汗的部落行徑。

當然，道義上的清算是一定要有的。另外，我贊成對“六四”和其他“反人類”事件中的主要肇事人（如果還活着）進行韓國對全斗煥、盧泰愚式的審判——也就是先定罪判刑，以正刑名、彰正義、弘法制、警效尤；後由國家首腦宣布特赦，以促和解、布人道、感邪惡、規來者。其他次一級的當事人和作惡者，就不必再追究，如同曼德拉一樣，推動國家和解，顯示民主價值觀和共產黨境界的迥然不同。

當然，這只是政治上的不再追究，如果涉及經濟上、刑事上的罪行，還是要追究的，否則也不符合法治精神。說到底，這還是執政黨自己造的孽。所以說執政黨的無法無天不但害了別人，也會禍及自己和子孫後代。“積不善之家，必有餘秧”，因此從現在起，執政黨哪怕為本身和後人着想，也應該儘量少作孽。

《XX時報》記者：

    每年到了“六四”，大家就會覺得，同一個星球上的我們，怎麼好像活在兩個世界？全世界都在紀念、追悼、回顧、緬懷“六四”，人神共憤；惟有中國置身事外，好像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好像我們的歷史中根本不曾發生過這一件千古奇冤。每到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由衷體會出中國的孤立、封閉和自絕於全人類。您覺得當代中國人是怎樣理解和認識“六四”的?您怎麼分析中國人這些年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態度的發展歷程？    

我：

    你說的非常對，這正是我常常憤怒的執政黨又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它讓中國和整個世界、整個時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完全對立，它使中國人和整個人類文明徹底脫離，它寓意分裂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它公然在中國和所有其它民族之間宣傳、散布仇恨，它讓中國成為與整個世界隔絕的精神上的一個孤島。

    應該說，對“六四”記憶猶新的人不多了，刻骨銘心的更是寥寥無幾。當年10歲以下的人，不會對“六四”有什麼印象；當年60以上的人，今天基本不在人世。也就是說，今天只有34歲至84歲之間的人還會記住“六四”。即使是這些人，時過境遷，加上許多已經位高多金，當年的盈腔義憤也消散了，當年的滿懷仇恨也融解了。但是，忘記或者淡漠對“六四”的記憶，絲毫不意味着社會危機和民眾怨恨的緩和與減少。恰恰相反，今天的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今天的民眾怨恨已經到了乾柴烈火的地步。京溫大廈一個女孩墜樓、南寧一輛假軍車撞了一輛出租車，就引起讓世界震驚的民亂，還不說明問題嗎？今天中國人對當權者的痛恨已經和“六四”的舊債老賬沒有關係，完全是源於執政黨後來造的新孽。當今最可能揭竿而起的，不是“六四”遺老，不是勢力眼軟骨頭的大學生，而恰恰是“六四”時少不記事的80後，恰恰是政治學說盲的老百姓。這就是我前面多次說的：給“‘六四’平反一定是共產黨統治結束的開始，但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卻並不一定是從給‘六四’平反開始”的深刻含義。

    從70代末到今天中國社會政治追求和政治態度演變的基本過程是：

       70年代末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普遍對中國社會發展、政治改革充滿關注和熱情，對共產黨報以熱切期望。一時間，全中國精神怏然，生氣勃勃。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民主牆運動實際上是希望推動、幫助、配合共產黨實現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甚至是幻想通過街頭運動（有如文革中的青年學生）進入體制和主流內，成為其中的進步勢力。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鄧小平會對文革式的青年運動那麼恨之入骨，更沒有料到鄧小平之殘忍毒辣絲毫不亞於毛澤東，居然能瞬間狗臉一翻，過河拆橋，六親不認。結果民主牆運動慘重失敗，全軍覆沒。

    霎時間，中國人民意志消沉、心灰意冷，和僅僅兩三年前的昂揚向上判若隔世，遂有潘曉討論。接下來近10年，老百姓投鼠忌器，遠離政治，當時社會以脫離政治為時髦；而這也是當年“自我設計”、“個人奮鬥”等觀念流行的背景。84年城市改革開始，商品經濟確立，人民開始能夠和熱衷經商賺錢，更不再關心時事。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與共產黨在不間斷地進行着小孩撒嬌、吵而不破臉、唱雙簧式的纏鬥。在大學生們爭取和呼喊民主期間，中國老百姓對政治的冷漠、對民主的漠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不但認為學生運動是瞎鬧，而且對他們對民主的要求、甚至對民主本身冷嘲熱諷。“民主能當飯吃嗎？”、“學生整天瞎胡鬧”是當時中國老百姓典型的口頭禪。

    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88年才扭轉過來。這是隨着共產黨腐敗的蔓延和嚴重，改革的無效和停滯，政府承諾落空和人心喪失逐漸扭轉的，並最終導致了89年“六四”全民的抗議和奮爭。

    “六四”被鎮壓後，是一段長達三年的黑暗、血腥、恐怖統治，這期間人人自危，加上把執政黨視為寇讎，再沒有人公開論政，同時每個人都認定執政黨覆滅指日可待，因此都在心裡靜悄悄等待着大限到來的那一日。誰也沒有料到鄧小平居然鹹魚翻身，而且還把中國推向了封建和野蠻資本主義的不歸路。中國從此進入了早期開發和血腥積累的二十年。從這一天起，執政黨開始縱容和鼓勵物慾、人慾橫流，有意識地將金錢引誘、政治高壓和暴力恐怖結合起來，即用給與人民經濟部分自由換取徹底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蓄意將中國人集體變成政權下溫順的奴才和物質前瘋狂的暴徒。於是，在人身恐怖和重利引誘這兩個導致人類墮落、無恥的最大毒素交相作用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超急速奔向了精神、道德、靈魂、人格的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段“平庸年代”延續了漫長的15年。在這15年裡，政治離中國人越來越遠，成為一小撮人肆無忌憚地耍弄的私器。在政府的陰謀操縱和教唆下，民粹主義盛極一時，最典型的就是瘋狂排斥和拒絕一切西方民主國家、世界進步勢力、人類普世價值觀、文明憲政思想的“網上義和拳民”。民粹主義和政府暗中縱容的極左勢力明暗交相，互為犄角，使中國思想界萬馬齊喑、一片黑暗，使中國淪為世界文明的孤島，使中國人民淪為野蠻時代的遺民。在民粹主義最猖獗的時候，我就深刻分析過，中國激進的、對美國最仇視的民粹主義者，恰恰是那些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而不是本應最強烈維護“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政權利益的既得利益群體和權勢集團。中國政府用盡欺瞞手段，誘騙弱勢群體說：他們生存狀態的挫敗、絕望和前途的渺茫，不是因為政府的無能和失職，而是源於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崛起的中國”的打壓和圍堵。以此將弱勢群體的仇恨轉移和發泄到美國與西方世界身上。與此同時，既得利益群體和權勢集團卻與國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對國外有着強烈的親善、羨慕、敬愛情結，成為實際上最大的崇洋和賣國者，悄悄地移民、裸官、轉移財產。這種滑稽、醜惡的現象，甚至連晚清義和團時代都不如，因為那時至少還有載漪、載勛、剛毅、趙舒翹等貨真價實的民粹主義重臣。

    但是，欺騙終究是欺騙，如果執政黨自己不爭氣的一再露出馬腳，弱勢群體也不會蠢得毫無覺察。所以，在2011年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社會（鮮明地體現在網絡輿論上）一個極為典型的現象是，網民們象一群無頭蒼蠅一樣，反反覆覆地在對西方國家的極度仇恨和對自己政府的強烈憤慨這兩極之間來回奔跑，疲於奔命：政府蓄意挑動民眾反美排外，民眾群情激憤，聲討西方、誓覆美帝，堅決擁護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這種“擁內攘外”之聲仍在甚囂塵上之際，突然間或是城管又砸攤子了，或是官二代又撞死人了，或是開發商又強拆了，或是截訪又出人命了，或是警察局內又“躲貓貓”了，於是瞬間裡對美帝倭寇的憤慨如數轉成對黨國天朝的怒火以及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讚美和嚮往；民怨沸騰下，政府恩威並施、又打又拉，不久，傷疤稍愈，疼痛早忘，政府蓄意挑動又一輪民眾反美排外，民眾群情激憤，聲討西方、誓覆美帝，堅決擁護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如此循環往復，幾乎讓人看不到世界盡頭，幾乎讓我“把奴才看了，愚夫罵遍”。誰也沒有想到，就在2012年，這一切徹底改變了，而且永遠不會逆襲了。

    當年義和團運動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使人民再也不會相信政府嘴裡說出來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從此以後，中國人徹底看清：“愛國主義”只是當權者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個招牌，民族主義者只是統治者利用來保護自己私利的一個工具。對於一切統治者來說，權力和私利才是他們的命根子，只要能守住權力，只要能謀求私利，國家和民族可以隨時出賣，民族主義者更是可以轉眼犧牲。為了把住權力，統治者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胡作非為的民族主義者；同樣為了把住權力，統治者又可以一夜之間變成一個超級洋奴和賣國賊。“殺盡洋人”和“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出自同一個國家領導人之口快得好像反手之間。最可悲的是那些確實該死的義和團愚夫愚婦們，助紂為虐，殺人放火，最後被卸磨殺驢，成了統治者幡然悔悟、效忠美帝日寇的投名狀。當然，統治者也為這種欺騙和謊言付出了代價。在義和團運動之後，政府失盡人心，傷透人心。於是，當外敵重來時，每個人都恨透了現政府，沒有人再抵抗，沒有人再賣命；所以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天朝即刻土崩瓦解。

    和當年義和團運動徹底粉粹了中國人的迷夢，讓中國人徹底看清除了清政府的嘴臉，使中國人徹底覺醒了一樣，到了2012年，政府無可救藥的貪腐、肆無忌憚的橫暴、無法無天的征斂、徹頭徹尾的失職，貧富懸殊、階級固化、權貴肆虐、民生凋敝、環境毀滅、司法黑暗、冤獄遍地、食品毒害、上告無門、城管施暴、謀生無路、屢遭強拆、尊嚴踐踏；而同時，執政黨官員卻在暗中大規模的轉移資產、裸官、移民、出逃。這一切，使不管哪個階層、持何種偏見的中國人都意識到：所謂民族主義只是一個騙局，煽動別人愛國和反美反西方的大員高官和社會名流們不但是黨狗，而且是最大的美狗；自己的生存絕境，根源不是欺騙宣傳中的美帝西方，而是執政黨的權力壟斷和伴生的政治壟斷、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壟斷和其他一切壟斷。於是中國人的怒火和憤慨再也不用困惑、疲憊地在兩極間來回宣泄，而一股腦地全部傾倒在執政黨頭上了。2012年後的網絡輿論的轉變太明顯了，不論什麼內容的新聞，在跟貼評論中，人們都不加思索、一邊倒地“網絡暴力”到執政黨的罪過上。在街頭實踐中，九一八”明顯已經是借着反日趁火打劫地把矛頭指向政府了。今天的中國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因為到了今天，人們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了，所有的機會都被剝奪了，所有的可能都被扼殺了，所有的改變都被破滅了；所以不管懷着何種動機，或者一心想混進體制內殘民以逞，或者走投無路望斷秋水盼着變天以獲得出頭天，人們都無以復加地對政治表現出最大關注。文革及其之前，人們沒有其他途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訴諸於政治一途。改革開放之後，大家不再那麼唯政治論。到了末日的今天，中國人重新無路可走，於是只能又政治掛帥了。今天，是中國人最無恥、最寡廉的時刻，也是中國人最清醒、最覺悟的時候。這種最無恥、最清醒和最寡廉、最覺悟都是拜共產黨所賜。一邊清醒着，一邊無恥着，一邊覺悟着，一邊寡廉着，只有今天的中國才能如此滑稽，也只有共產黨才能造出這種孽來。

    從不懂民主為何物，到對民主不感興趣，認為民主與己無關、對己沒用，到認識到“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沒有民主，就沒有生存和生命”，這就是現代中國人對民主理解和追求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