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时报》记者：

       一旦“六四”得到平反，会发生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吗？您赞成对曾经的犯罪者、作恶者进行惩罚和清算吗？

我：

    虽然我极其不希望看到，但实事求是地说，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一定会的，中国人最擅长、最热衷搞这些。中国人身上的凶残、歹毒、暴虐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年被揭露出来的诸如马三家之类的监狱、劳教所刑讯逼供的事件让我们看的太清楚了。有这样的政府，必然有这样的人民。我以前说过，暴政下一定产生暴民。中国人本来就缺少包容、多元、人权观念和自由主义意识，共产党又教唆、煽动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疾风暴雨、你死我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报应总有一天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让共产党自食其果。

在“六四”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政府闯了这么大祸，都会采用怀柔政策，实行民族和解。但我们的执政党却是从来只信奉“一网打尽”、“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永世不得翻身”，用邓小平在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中说的话就是 ，“趁机把非法组织、动乱根源彻底肃清”。所以在之后共产党差不多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这种上梁不正，这种为政不尊，怎么能不让中国人上行下效呢？就算“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凶残”来“反攻倒算”也不稀奇。

不过有个具体情况，就是“六四”公认的肇事者、祸首和元凶已经都死了，包括刚刚亡命的陈希同。仅存的李鹏肯定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想要报复、惩罚也找不到对象了。到了那天，不但“六四”的当事人都不在了，连再后面的共产党恶人们恐怕也基本上死绝了。当然，死人也可以开棺戮尸，可以挫骨扬灰，但那到底不能让热衷报复和宣泄仇恨的中国人过瘾。所以，我预计“六四”平反之后报复、惩罚和清算的对象会因此蔓延到整个党和权贵集团，毕竟“六四”当场屠杀了那么多人，而在后面的秋后算账中又犯下了那么多血案。

我本人是不赞成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的。那些近年来贬低、矮化辛亥革命的人根本不懂它的伟大价值和标杆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搞人身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的中国式“光荣革命”。辛亥革命中死的人，特别是因为革命成功死的人屈指可数。从民国第一案“姚荣泽案”可以清楚看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是怎样在当政后践行自己的民主理念和诺言、是怎样和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不同的。当年那些风口浪尖上的历史进程的把向者，无论是在野革命的孙中山、黄兴，还是在朝反叛的袁世凯，都太高明、太仁慈、太雄才大略了，相比之下我们的执政党动辄屠杀几百万的“镇反”简直就像成吉思汗的部落行径。

当然，道义上的清算是一定要有的。另外，我赞成对“六四”和其他“反人类”事件中的主要肇事人（如果还活着）进行韩国对全斗焕、卢泰愚式的审判——也就是先定罪判刑，以正刑名、彰正义、弘法制、警效尤；后由国家首脑宣布特赦，以促和解、布人道、感邪恶、规来者。其他次一级的当事人和作恶者，就不必再追究，如同曼德拉一样，推动国家和解，显示民主价值观和共产党境界的迥然不同。

当然，这只是政治上的不再追究，如果涉及经济上、刑事上的罪行，还是要追究的，否则也不符合法治精神。说到底，这还是执政党自己造的孽。所以说执政党的无法无天不但害了别人，也会祸及自己和子孙后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因此从现在起，执政党哪怕为本身和后人着想，也应该尽量少作孽。

《XX时报》记者：

    每年到了“六四”，大家就会觉得，同一个星球上的我们，怎么好像活在两个世界？全世界都在纪念、追悼、回顾、缅怀“六四”，人神共愤；惟有中国置身事外，好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我们的历史中根本不曾发生过这一件千古奇冤。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由衷体会出中国的孤立、封闭和自绝于全人类。您觉得当代中国人是怎样理解和认识“六四”的?您怎么分析中国人这些年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态度的发展历程？    

我：

    你说的非常对，这正是我常常愤怒的执政党又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它让中国和整个世界、整个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完全对立，它使中国人和整个人类文明彻底脱离，它寓意分裂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它公然在中国和所有其它民族之间宣传、散布仇恨，它让中国成为与整个世界隔绝的精神上的一个孤岛。

    应该说，对“六四”记忆犹新的人不多了，刻骨铭心的更是寥寥无几。当年10岁以下的人，不会对“六四”有什么印象；当年60以上的人，今天基本不在人世。也就是说，今天只有34岁至84岁之间的人还会记住“六四”。即使是这些人，时过境迁，加上许多已经位高多金，当年的盈腔义愤也消散了，当年的满怀仇恨也融解了。但是，忘记或者淡漠对“六四”的记忆，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危机和民众怨恨的缓和与减少。恰恰相反，今天的社会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今天的民众怨恨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京温大厦一个女孩坠楼、南宁一辆假军车撞了一辆出租车，就引起让世界震惊的民乱，还不说明问题吗？今天中国人对当权者的痛恨已经和“六四”的旧债老账没有关系，完全是源于执政党后来造的新孽。当今最可能揭竿而起的，不是“六四”遗老，不是势力眼软骨头的大学生，而恰恰是“六四”时少不记事的80后，恰恰是政治学说盲的老百姓。这就是我前面多次说的：给“‘六四’平反一定是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始，但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却并不一定是从给‘六四’平反开始”的深刻含义。

    从70代末到今天中国社会政治追求和政治态度演变的基本过程是：

       70年代末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普遍对中国社会发展、政治改革充满关注和热情，对共产党报以热切期望。一时间，全中国精神怏然，生气勃勃。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实际上是希望推动、帮助、配合共产党实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甚至是幻想通过街头运动（有如文革中的青年学生）进入体制和主流内，成为其中的进步势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对文革式的青年运动那么恨之入骨，更没有料到邓小平之残忍毒辣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居然能瞬间狗脸一翻，过河拆桥，六亲不认。结果民主墙运动惨重失败，全军覆没。

    霎时间，中国人民意志消沉、心灰意冷，和仅仅两三年前的昂扬向上判若隔世，遂有潘晓讨论。接下来近10年，老百姓投鼠忌器，远离政治，当时社会以脱离政治为时髦；而这也是当年“自我设计”、“个人奋斗”等观念流行的背景。84年城市改革开始，商品经济确立，人民开始能够和热衷经商赚钱，更不再关心时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小孩撒娇、吵而不破脸、唱双簧式的缠斗。在大学生们争取和呼喊民主期间，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冷漠、对民主的漠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不但认为学生运动是瞎闹，而且对他们对民主的要求、甚至对民主本身冷嘲热讽。“民主能当饭吃吗？”、“学生整天瞎胡闹”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典型的口头禅。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88年才扭转过来。这是随着共产党腐败的蔓延和严重，改革的无效和停滞，政府承诺落空和人心丧失逐渐扭转的，并最终导致了89年“六四”全民的抗议和奋争。

    “六四”被镇压后，是一段长达三年的黑暗、血腥、恐怖统治，这期间人人自危，加上把执政党视为寇仇，再没有人公开论政，同时每个人都认定执政党覆灭指日可待，因此都在心里静悄悄等待着大限到来的那一日。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居然咸鱼翻身，而且还把中国推向了封建和野蛮资本主义的不归路。中国从此进入了早期开发和血腥积累的二十年。从这一天起，执政党开始纵容和鼓励物欲、人欲横流，有意识地将金钱引诱、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结合起来，即用给与人民经济部分自由换取彻底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蓄意将中国人集体变成政权下温顺的奴才和物质前疯狂的暴徒。于是，在人身恐怖和重利引诱这两个导致人类堕落、无耻的最大毒素交相作用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超急速奔向了精神、道德、灵魂、人格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段“平庸年代”延续了漫长的15年。在这15年里，政治离中国人越来越远，成为一小撮人肆无忌惮地耍弄的私器。在政府的阴谋操纵和教唆下，民粹主义盛极一时，最典型的就是疯狂排斥和拒绝一切西方民主国家、世界进步势力、人类普世价值观、文明宪政思想的“网上义和拳民”。民粹主义和政府暗中纵容的极左势力明暗交相，互为犄角，使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一片黑暗，使中国沦为世界文明的孤岛，使中国人民沦为野蛮时代的遗民。在民粹主义最猖獗的时候，我就深刻分析过，中国激进的、对美国最仇视的民粹主义者，恰恰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不是本应最强烈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政权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和权势集团。中国政府用尽欺瞒手段，诱骗弱势群体说：他们生存状态的挫败、绝望和前途的渺茫，不是因为政府的无能和失职，而是源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的打压和围堵。以此将弱势群体的仇恨转移和发泄到美国与西方世界身上。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群体和权势集团却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国外有着强烈的亲善、羡慕、敬爱情结，成为实际上最大的崇洋和卖国者，悄悄地移民、裸官、转移财产。这种滑稽、丑恶的现象，甚至连晚清义和团时代都不如，因为那时至少还有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货真价实的民粹主义重臣。

    但是，欺骗终究是欺骗，如果执政党自己不争气的一再露出马脚，弱势群体也不会蠢得毫无觉察。所以，在2011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鲜明地体现在网络舆论上）一个极为典型的现象是，网民们象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反反复复地在对西方国家的极度仇恨和对自己政府的强烈愤慨这两极之间来回奔跑，疲于奔命：政府蓄意挑动民众反美排外，民众群情激愤，声讨西方、誓覆美帝，坚决拥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种“拥内攘外”之声仍在甚嚣尘上之际，突然间或是城管又砸摊子了，或是官二代又撞死人了，或是开发商又强拆了，或是截访又出人命了，或是警察局内又“躲猫猫”了，于是瞬间里对美帝倭寇的愤慨如数转成对党国天朝的怒火以及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赞美和向往；民怨沸腾下，政府恩威并施、又打又拉，不久，伤疤稍愈，疼痛早忘，政府蓄意挑动又一轮民众反美排外，民众群情激愤，声讨西方、誓覆美帝，坚决拥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如此循环往复，几乎让人看不到世界尽头，几乎让我“把奴才看了，愚夫骂遍”。谁也没有想到，就在2012年，这一切彻底改变了，而且永远不会逆袭了。

    当年义和团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人民再也不会相信政府嘴里说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此以后，中国人彻底看清：“爱国主义”只是当权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招牌，民族主义者只是统治者利用来保护自己私利的一个工具。对于一切统治者来说，权力和私利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能守住权力，只要能谋求私利，国家和民族可以随时出卖，民族主义者更是可以转眼牺牲。为了把住权力，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胡作非为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为了把住权力，统治者又可以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超级洋奴和卖国贼。“杀尽洋人”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出自同一个国家领导人之口快得好像反手之间。最可悲的是那些确实该死的义和团愚夫愚妇们，助纣为虐，杀人放火，最后被卸磨杀驴，成了统治者幡然悔悟、效忠美帝日寇的投名状。当然，统治者也为这种欺骗和谎言付出了代价。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政府失尽人心，伤透人心。于是，当外敌重来时，每个人都恨透了现政府，没有人再抵抗，没有人再卖命；所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天朝即刻土崩瓦解。

    和当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粹了中国人的迷梦，让中国人彻底看清除了清政府的嘴脸，使中国人彻底觉醒了一样，到了2012年，政府无可救药的贪腐、肆无忌惮的横暴、无法无天的征敛、彻头彻尾的失职，贫富悬殊、阶级固化、权贵肆虐、民生凋敝、环境毁灭、司法黑暗、冤狱遍地、食品毒害、上告无门、城管施暴、谋生无路、屡遭强拆、尊严践踏；而同时，执政党官员却在暗中大规模的转移资产、裸官、移民、出逃。这一切，使不管哪个阶层、持何种偏见的中国人都意识到：所谓民族主义只是一个骗局，煽动别人爱国和反美反西方的大员高官和社会名流们不但是党狗，而且是最大的美狗；自己的生存绝境，根源不是欺骗宣传中的美帝西方，而是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和伴生的政治垄断、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垄断和其他一切垄断。于是中国人的怒火和愤慨再也不用困惑、疲惫地在两极间来回宣泄，而一股脑地全部倾倒在执政党头上了。2012年后的网络舆论的转变太明显了，不论什么内容的新闻，在跟贴评论中，人们都不加思索、一边倒地“网络暴力”到执政党的罪过上。在街头实践中，九一八”明显已经是借着反日趁火打劫地把矛头指向政府了。今天的中国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因为到了今天，人们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了，所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所有的可能都被扼杀了，所有的改变都被破灭了；所以不管怀着何种动机，或者一心想混进体制内残民以逞，或者走投无路望断秋水盼着变天以获得出头天，人们都无以复加地对政治表现出最大关注。文革及其之前，人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诉诸于政治一途。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再那么唯政治论。到了末日的今天，中国人重新无路可走，于是只能又政治挂帅了。今天，是中国人最无耻、最寡廉的时刻，也是中国人最清醒、最觉悟的时候。这种最无耻、最清醒和最寡廉、最觉悟都是拜共产党所赐。一边清醒着，一边无耻着，一边觉悟着，一边寡廉着，只有今天的中国才能如此滑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造出这种孽来。

    从不懂民主为何物，到对民主不感兴趣，认为民主与己无关、对己没用，到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没有民主，就没有生存和生命”，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理解和追求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