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北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实用化、功利化，管理体制则实现了彻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通行规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学校行政官员的主导下，北大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甚至还多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等同于“跑步”，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冲刺入列”，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大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利益集团套取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不能和动辄获得巨额投入的大型利益集团相提并论，但目的则是相同的。再说例如铁道利益集团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毕竟还建成了若干条可以运行的高铁，而北大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整天叫嚷着“创建”出来的，他们所做的无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的环境，至于能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全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北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功利化的办学方向，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远。正如当年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遭受惨重失败一样，以“大跃进”思维提出的、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也必将成为世人的笑话。
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和几位以前在北大共事的朋友聚会，他们都非常关心北大的情况。于是我谈了北大的一些现状，这几位朋友也感到很惊诧，有人就建议我应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我听后受到启发，但估计如实地写出来发表，肯定会引起极大震动，其后果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于是我初步的设想是等我退休之后，等现在的这些人和事都过去了再写，即使我写一些客观的事实，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应该不会对我有太大影响。此后当我和北大几位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谈起这种设想时，又有人建议我现在就应该写，认为再过若干年，有的事情记的可能不会太准确了。我觉得这个建议也很有道理，于是也想过不妨先写出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拿出来。但是我本人一向得过且过，本性又比较疏懒，很长时间都没有产生动笔的念头。
这些年北大不断被所谓“负面新闻”所困扰。我平时见到一些校外的人，不管是北大的校友还是和北大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经常问我北大到底是怎么了？我一下子很难回答清楚，觉得是应该写一本书把北大的真相告诉世人。不过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主要还是我对北大现状的愤怒和绝望，特别是北大官僚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我觉得是到了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了，不仅应该让社会公众了解北大的真相，也有必要让更多的师生了解北大的内幕。前两年我和一位比较熟悉的教授闲谈，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朱善璐要调走，竟然很担心，认为朱善璐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只能感慨北大的有些老师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实际上不仅一般的社会公众对北大了解不多，我在和许多北大的教师、干部交流后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对北大的实际状况也是很隔膜的，尤其是不了解北大的官场运作，往往是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学校的领导人。
其实我本人对北大的官场也不是很了解了。前几年我有一次路过办公楼，看见一位副校级领导走出来，秘书跟在身后，台阶下停着一辆小车。我以为秘书是跟领导一起外出的，却看见秘书抢上去打开车门，等领导坐进去后再关上车门，然后目送车子离开后再进去。我不禁大开眼界，感慨自己在北大这么多年了，在办公楼里也做过十多年秘书，却不知道秘书出来只是给领导拉车门的。我不由得回想起王学珍、丁石孙、陈佳洱等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情景，感到也有必要将我知道的北大过去的那些事告诉世人，通过北大近三十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在主要领导人身上的变化，或许可以从某些方面解释北大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由于内心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对北大的官场也进行了特别的观察，逐渐意识到这些年来北大的权力运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做事情是不讲规则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最大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现任的校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曾说过北大是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不算是官员。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官员，就是在外面的官场上，对于官员的职数、待遇、退职年龄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定，而这些官场上的一般规则在北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虽然在北大党委机关近30年了，也不禁对北大官场的实际状况感到吃惊。当然我看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于那些我看不到的，隐藏在更深处的各种利益关系、权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够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说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僚化程度，权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经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党纪国法，按照现行体制内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对于北大的现状，不仅校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较清楚。李敖先生虽然愈到晚年愈有娱乐化倾向，但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北大变孬了”还是很准确的；杜君立先生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一文中断言：“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社会舆论更是不断对北大进行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与北大过不去，而是北大的一系列表现早已引起了公愤。但是我也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北大内部虽然不乏一批忧虑学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气、有能力指出北大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校外的人虽然可以用敏锐的判断力判断出北大的状况，但他们对北大的内幕毕竟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甚至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对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历史上曾做过的那样，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让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我个人的视角，对北大近三十年来主要的领导人，一些重要的人物、重大的事件，做出我个人的分析和评价，或许有助于校内外读者了解一些北大的真相。我在北大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于位置和观察判断能力的局限，我对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也是不全面的，肯定有一些偏颇之处，特别是对这些人物的分析评价只是从我观察到的角度做出的，不能代表他们的全貌。我唯一的优势是曾长期在校党委领导机关工作过，同北大近三十年来的主要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北大领导层的运行状况。书中所写到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亲历的，有些事情虽然没有亲历，但都是有可靠信息来源的，凡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根据的事情一概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列过一个名单，大部分是历任校级领导干部，只是有的人因为我了解不够或出于其他考虑，没有都列入最终的写作计划。我经历过的十多位党委书记、校长中，除了汪家鏐、王恩哥之外，都有专门的篇幅。汪家鏐我接触极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她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一位上层意志的坚定执行者；王恩哥任职时间不长，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还需要观察。不过他只在北大读过博士学位，到北大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不大可能对北大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上台后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非议，但愿他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当年的我是怀着一种崇拜、景仰的心情进入北大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这么30余年，我心目中的北大却离我越来越远，而一个腐败、堕落、病入膏肓的北大则愈来愈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间，让我难以忍受、艰于呼吸。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正是这样的“清流”，而现在的北大则早已自觉自愿地融入了浊流，而且在其中兴风作浪；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鲁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收回他的这番话。现在的北大不仅不能再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向着坏的、往下的道路走，而且根本看不到底线的所在。
北大的另一位老校长胡适先生甘愿成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鸟。我虽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大半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我对胡适先生的勇气和境界也十分景仰。我曾经以“劝谏者”的口气给学校当局提出过一些意见、建议，但都如泥牛入海般地毫无声息。在北大腐朽、僵化的官僚体制面前，任何客气的劝说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必须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直斥其非的方式，或许才可以有所触动。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发挥一点作用，让更多的北大人有所警醒，让社会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多少迟滞一些北大不断向下沉沦的速度，我将感到极大欣慰，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的写作计划虽然是私底下进行的，但还是和校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过沟通。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他们几乎都对我表示了支持，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整体想法。特别是我的妻子马兴源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不仅为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且在明知道可能有很大风险的前提下仍然鼓励我做这件事，并愿意和我共同承担一切后果。正是有了这些支持和鼓励，尽管我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将给北大当局带来巨大冲击，也将立即置我于风口浪尖之上，我还是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迎接一切挑战。当然我也相信我的行为将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得到北大绝大多数师生的坚决支持。我还要感谢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又何尝不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不仅让我方便地查阅了很多资料，提高了事实的准确度，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信息的传播难以阻碍，即使我的书稿不能顺利出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广泛传播。
在正式书稿之后附录了我写的一些文章，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0年。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公开发表过，大部分是针对北大提出的意见、建议，同书稿正文有内在的联系，可以供广大读者参考。为保持原貌，我对这些文章没有再做修改。
尽管我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批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北大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思想自由，坚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优秀学者。只是这批学者在北大受到了排挤、冷遇，被边缘化，没有成为北大整体形象的代表，但他们却正是北大得以恢复传统的骨干和脊梁；同时北大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专业研究，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杰出学者，正是由于他们对科研、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极为浮躁的环境下，仍然在部分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保持了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相对领先地位。《精神的魅力》一书还收录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面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北大。张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忆》一书，在介绍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严家炎仍然有一句话“真北大不会亡”。
大概是我平时看到的北大的怪现状、阴暗面太多，可能对北大的情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厉以宁“两个北大”的观点，严家炎“真北大不会亡”的看法，又让我意识到确实还存在着另一个北大：这个北大不仅存在于那些坚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实际上也存在于许多虽然迎合世俗，但在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点理想火种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还想重新树立起在中国社会的形象，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将这些火种重新点燃，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按照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前进方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社会最终实现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北大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挥过两次影响全局的作用：一次是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了新思想的策源地，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另一次却是负面的，北大前副校长郝斌在其《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认为“文革”初期的北大，是中国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是整体布局者的开局谋篇之处，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北大确实有能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北大如果能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彻底抛弃过去的谬误，发掘出“另一个北大”的“正能量”，还是有机会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再次改写中国的历史，成为推动中国思想、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正面力量。
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今天的北大人应该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项子明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