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向何處去？
前言
我對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來自於“梁效”。我當時還是小學生，但也要不斷受“評法批儒”、“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詳了。開始我以為“梁效”是一個人，後來才明白是北大、清華兩所學校大批判組的筆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華是中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上中學以後高考開始恢復，北大更是成為了無數學子無限嚮往的地方。記得高一時我去一位同學家裡，看到牆上掛着他父親年輕時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頓時非常羨慕，似乎也憧憬過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過那個年代信息比較閉塞，我根本估計不出自己就讀的中學和我本人的高考競爭力，北大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存在。1981年我參加了高考，我們那時候是估分填報志願的，我感覺考的還不錯。幼年時我曾在關中農村的外祖母家生活過幾年，對農村比較有感情，當時還很有些想改變農村面貌的理想，於是考慮將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作為第一選擇。就在交報名表的當天，父親的一位同事有事來家裡，他順便問了一下我的高考情況，建議我第一志願應該報北大。因為這次偶然的到訪，我臨時改變了志願，分數公布後我的成績位於陝西省文科類考生前十名之列，這樣我就被錄取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確給家人帶來了榮耀，也讓我異常興奮，開學報到前幾天我就沒有睡好覺，帶着激動和疲倦，我和幾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學坐了一天一夜火車到了北京，在火車上我和另外兩位男生也沒有合過眼。我們是清晨不到5點下車的，出站後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處，此後聚集在接待處的新生越來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點多，才看到學校派來了兩輛迎接新生的大轎車。由於車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擠，混亂中我們幫同來的兩位女生擠上車，把隨身行李也塞進去了。我和兩位男生沒有擠上去，只好搖搖晃晃地乘了2個多小時公交車，才終於來到北大。進校後我忙着辦理各種入學手續，等把託運行李都搬到老舊的宿舍後，卻看到地面、桌椅、床鋪上全是白灰，顯然是粉刷後沒有清理。我雖然疲憊的只想睡覺，也只能和室友們一起打掃，直到當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乾淨。
北大簡陋的物質條件讓我從對大學生活的極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復高考後北大學生的數量增加很多，學校沒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簡單，記憶比較深的是大一時每天晚飯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條炒在一起，一毛錢一份，主食只有饅頭和玉米粥，我們需要排半小時隊才能打到飯菜；浴室則更為簡陋，全校只有一處破舊的公共浴室，洗澡時人擠的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大講堂那時候還沒有座椅，報到時每個新生交幾塊錢押金領一個方凳，新生開學典禮我們就是拎着方凳去參加的。如果想看電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講堂，或者拎的更遠去東操場看露天電影。
雖然生活條件比較差，但我很快還是感覺到了在北大上學的優越之處。入學後沒幾天，我們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魯迅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見到了除鄧小平之外幾乎所有的重要領導人，聆聽了胡耀邦總書記激情澎湃的講話。儘管後來我才明白我們實際上是去“填座位”的，但當時卻讓我有了一種“通天”的感覺，似乎和最高層的距離很近。特別是對我這樣的外地學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層領導可能永遠都是神秘和遙不可及的。至於各種名人我們見的就更多了，那時候北大整天有各種講座，各界名流經常來北大講演或參加活動，而且大都是學生們自己請來的。名人們一般也會給北大學生面子，很願意來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認可。不過北大學生可能是見過的名人太多，名人們如果講的不好，經常會得到鼓倒掌和噓聲的待遇，或是乾脆大批地離場，讓名人們很是下不來台。此外北大學生還經常能請到各類文藝團體來學校演出，國內一流的文藝團體幾乎都來過北大，有的來過多次；有些熱門電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舉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銀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員，其實近距離看時往往並不起眼。
那個年代北大最大的特點是政治氣氛很濃，學生們的政治熱情很高，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我們入學之後，就多次聽到上幾屆學生談起1980年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的盛況。區縣級人大代表是迄今為止最高級別的直接選舉，當年的北大學生投入了極高的參與熱情，部分學生參加了競選，表達了許多政治主張。1981年春天中國男排逆轉戰勝韓國隊後，北大學生喊出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也令我們無限神往，很快我們就在中國女排首次奪得世界冠軍，國家男足世界盃預選賽大勝科威特隊時體會到了那種激情。1984年國慶35周年慶祝遊行的隊伍中，和我們同在一個方陣的1981級生物系學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被認為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定格畫面，體現了北大學生對處於個人聲望最高時期的鄧小平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堅定支持。除了這些大的場面之外，北大學生平時關心政治問題的熱情也很高，涉及到國家政治生活的講座、討論往往會受到熱烈歡迎；各種場合中的討論和爭辯更是隨處可見，有一段時間32樓南面的院子裡學生們還辦過一個咖啡館，經常可以在那裡聽到各種時事新聞的發布以及對國家前途的討論。
1985年春天我即將大學畢業，面臨就業的選擇。大概是我平時表現出了一些對政治問題的興趣，系裡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問我是否願意去校黨委工作。前任黨委秘書哈偉就是中文系1978級的，他要離職深造，黨委辦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畢業生接替。我一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明確規劃，不清楚到底什麼職業適合我，可供選擇的其他要人單位也沒有足夠的吸引力，於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錯。這樣1985年8月我就到校黨委辦公室報到上班，身份從大學生變成了一位黨務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學生政治傾向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雖然北大師生中也有一些對政治問題的不同看法，不過從總體上看，北大師生和中央高層是比較一致的，對改革開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帶來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後，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開始顯現。到了1980年代的中後期，北大的政治氣氛仍然非常濃厚，只是不同的意見和聲音逐漸多了起來，尤其在學生中表現的比較明顯，學潮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一條主線，先後出現了四次比較大的學潮，最後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在這幾年裡，北大黨委的工作主要是圍繞着學潮進行的。我作為一位親歷者和旁觀者，認為在這幾次學潮中，北大師生雖然和上層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但是就總體和主流而言，北大師生一直是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他們只是希望黨能夠改進自己的問題，做出一些順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1989年的政治風波對北大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風波之後的北大校園曾經異常安靜，到了學生區恢復往日的喧鬧之後，聽到最多的聲音已不再是讀書聲和討論聲，而是從一大片宿舍樓里傳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將牌的聲音，我也是那時候學會打麻將的。北大學生關心政治的氣氛不再濃厚，一種苦悶和迷茫的感覺則瀰漫在校園中。此後的北大逐漸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續，我雖然一直身處其中，但是也難以對它的發生發展有完整清晰的認識。
我並不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麼完美，當時的北大同樣存在着各種問題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是學校的總體氛圍是積極向上的，師生們的思想是比較活躍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比較濃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慶時，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書，中文系謝冕教授在其中《永遠的校園》一文充滿詩意和激情地寫道：“ 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裡成長着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更是一種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學與民主是未經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二者作為剛柔結合的象徵，構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這座校園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加以考察，便可發現科學民主作為北大精神支柱無所不在的影響。正是它，生發了北大恆久長存的對於人類自由境界和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謝冕教授對於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許有些溢美之處，但至少是體現了北大的一種傳統，一種長期追求的境界。
變化是逐漸開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變化，就是從對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轉向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從思想上的活躍轉向了實用主義的盛行。這種變化是逐步的、漸進的，甚至是身處其中的人難以明察的。
北大的變化固然有政治、社會、外部環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是一種出於趨利避害本能的變化，只是這種變化來的過於徹底，已經到了讓幾乎所有人都無法接受的程度。對於北大的變化，幾位主要領導人發揮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則非任彥申莫屬。任彥申的能力在於他善於審時度勢，他不是簡單地執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夠根據當時的形勢和北大的實際，提出一系列頗有說服力的主張。在任彥申還沒有成為北大的主要領導人之前，他的主張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較廣泛的認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和支持的觀點，更被認為是北大當時唯一可做的選擇。北大的大多數人恐怕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觀點將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經濟、技術領域，放棄了北大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的，而且應該繼續發揮的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領作用，從而使北大愈來愈趨向於工具化和實用化。
與此同時，任彥申將北大逐步改造的適應體制需要，並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體制的意圖也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此後又經過許智宏、閔維方、周其鳳、朱善璐等主要領導人的持續推進，其發展程度愈演愈烈，終於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體制，各級官員成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話語權的群體。
在行政化、官僚化傾向的主導下，北大的學院、系、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也逐漸演變為官本位制，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學術實際上並沒有多高地位。雖然北大的自然科學領域引進和湧現了一些出色的學者，個別學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為官員們炫耀政績的“面子工程”，成為他們邀功請賞的籌碼；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不斷受到壓制，有批判精神的學者被邊緣化，比較懂得配合的則獲得了較高的推崇。還有一批善於經營、長袖善舞的“風雲教授”大行其道、名利雙收，活躍在學校的各個領域。儘管北大的某些學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上功利性比較強，在學術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這麼多年來人文社科領域沒有出現新的大師級人物，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沒有再產生王選級別的成果就足以說明問題，更遑論“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學生總體上則是實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產物。其實我從大學畢業之後，同北大學生就沒有多少直接接觸，不了解學生群體的狀況，但是又能從很多方面感覺到他們的變化。當然學生群體的變化也是逐步的，當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關心不被鼓勵並受到限制之後，自然就會把興趣轉移到其他方面。經過長期的教育引導，北大學生多數已不再關心國家大事，不再有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們可以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學校官僚們的表演，可以充當表達官方意願的工具，但卻不知道北大的傳統，甚至也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學問。我曾看到過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試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試過一批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的研究生，從求職簡歷看上去個個可謂人中翹楚，博學多識，但面試的結果卻讓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潰了”，認為他們“無知識，無立場，無求真之誠意······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不讀聖賢書。”雖然作者遇到的學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對中國大學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難判斷：現在的大學包括北大在內，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養着這種類型的學生。
其實一些重要領導人對北大、對北大的學生還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慶時，我曾去過位於台基廠的彭真同志住處，取回了彭真為北大的題詞。我記得題詞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繼承優良傳統，站在歷史潮頭，推動歷史車輪前進；2010年五四青年節溫家寶總理來北大，當溫家寶和北大學生見面時，一再表示紀念“五四”首先應該繼承“五四”科學、民主的精神，北大學生應該懂“科學民主”四個字，他要求同學們講真話，不要怕講錯話。在場的北大學生卻無一人理解溫家寶的苦心，只是問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有人曾做過統計，溫家寶2010年講過六次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也許會在北大就政治體制改革做進一步的闡述，但是北大學生卻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溫家寶失望之餘，只好說一問周圍的同學都是學生幹部，不用說都是學校安排的。其實就是學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學生也不會提出有分量的問題來。評論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寫了一篇《讓人絕望的北大學生的提問》，對北大學生的現狀進行了準確評論。不知道是對北大的失望還是出於別的考慮，溫家寶離任前在清華大學做了一次重要演講，當溫家寶闡述着民主與法治、公平與正義、自由與平等這些人類共同的價值理念時，又不知道會有多少北大、清華的學生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就在我即將完成這部書稿的時候，習近平同志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於2014年5月4日來到北大，向北大師生提出了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對北大學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1990年暑期校團委組織學生去福州市社會實踐時，我曾隨隊前往。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專程來到我們駐地，同我們進行了兩三個小時的座談交流。他沒有講什麼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鄉插隊等實際的經歷和體會，對北大學生給予了關心和期望。習近平到中央工作後又先後5次來北大，他提出的價值理念無疑是有針對性的，是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經過了這麼多年實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現在的北大學生還能否理解這些價值的內涵，能否承擔起這麼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對他們表示懷疑。
北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校的教學、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實用化、功利化，管理體制則實現了徹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論從哪方面看，這些做法都完全違背了基本的教育規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學的通行規則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學校行政官員的主導下，北大卻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計劃，甚至還多次制定了具體的時間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丁石孫時期就提出了，當時提出這個目標是真誠的，也是全校上下都比較認可的。但是到了任彥申主導下的北大百年校慶，再次提出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時，就已經帶有很強的功利色彩，實際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國家的重點投入。閔維方任職時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學迅跑”，把建設高水平大學的過程等同於“跑步”，只能令人想起當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後，“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讓北大“衝刺入列”，就是要以衝刺的速度進入到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在北大這幾位主要領導人中，除了任彥申還比較實際一些，以謀求一定的利益為目的之外，閔維方的“迅跑”只能讓人覺得可笑，朱善璐的“衝刺入列”則更是十分荒唐。北大的所謂“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實際上已經和一些利益集團套取國家資金和社會資源，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轍。雖然不能和動輒獲得巨額投入的大型利益集團相提並論，但目的則是相同的。再說例如鐵道利益集團雖然浪費了大量資金，但畢竟還建成了若干條可以運行的高鐵，而北大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卻是一個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學是整天叫嚷着“創建”出來的，他們所做的無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創造出一個有利於提高辦學水平的環境，至於能否發展為世界一流大學，則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完全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過程。而北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體制，功利化的辦學方向，同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離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只會越來越遠。正如當年完全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遭受慘重失敗一樣，以“大躍進”思維提出的、完全違背教育規律的北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也必將成為世人的笑話。
大約在四五年前，我和幾位以前在北大共事的朋友聚會，他們都非常關心北大的情況。於是我談了北大的一些現狀，這幾位朋友也感到很驚詫，有人就建議我應該把這些事情寫下來，作為一種歷史的記錄。我聽後受到啟發，但估計如實地寫出來發表，肯定會引起極大震動，其後果可能是我無法承受的。於是我初步的設想是等我退休之後，等現在的這些人和事都過去了再寫，即使我寫一些客觀的事實，講一些不中聽的話，應該不會對我有太大影響。此後當我和北大幾位關係比較密切的朋友談起這種設想時，又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應該寫，認為再過若干年，有的事情記的可能不會太準確了。我覺得這個建議也很有道理，於是也想過不妨先寫出來，等到適當時候再拿出來。但是我本人一向得過且過，本性又比較疏懶，很長時間都沒有產生動筆的念頭。
這些年北大不斷被所謂“負面新聞”所困擾。我平時見到一些校外的人，不管是北大的校友還是和北大沒什麼關係的人，都經常問我北大到底是怎麼了？我一下子很難回答清楚，覺得是應該寫一本書把北大的真相告訴世人。不過真正促使我下決心的，主要還是我對北大現狀的憤怒和絕望，特別是北大官僚們的隨心所欲和無所顧忌。我覺得是到了對他們說“不”的時候了，不僅應該讓社會公眾了解北大的真相，也有必要讓更多的師生了解北大的內幕。前兩年我和一位比較熟悉的教授閒談，他不知道從什麼渠道聽說朱善璐要調走，竟然很擔心，認為朱善璐是能為老百姓辦事的。我不禁啞然失笑，只能感慨北大的有些老師實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實際上不僅一般的社會公眾對北大了解不多，我在和許多北大的教師、幹部交流後有一種明顯的感覺，那就是他們對北大的實際狀況也是很隔膜的，尤其是不了解北大的官場運作，往往是以一種善良的願望去理解學校的領導人。
其實我本人對北大的官場也不是很了解了。前幾年我有一次路過辦公樓，看見一位副校級領導走出來，秘書跟在身後，台階下停着一輛小車。我以為秘書是跟領導一起外出的，卻看見秘書搶上去打開車門，等領導坐進去後再關上車門，然後目送車子離開後再進去。我不禁大開眼界，感慨自己在北大這麼多年了，在辦公樓里也做過十多年秘書，卻不知道秘書出來只是給領導拉車門的。我不由得回想起王學珍、丁石孫、陳佳洱等人騎着自行車上下班的情景，感到也有必要將我知道的北大過去的那些事告訴世人，通過北大近三十年來的變化，特別是發生在主要領導人身上的變化，或許可以從某些方面解釋北大為什麼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由於內心產生了這種想法，我對北大的官場也進行了特別的觀察，逐漸意識到這些年來北大的權力運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領導人，特別是主要領導人是不受任何約束的，做事情是不講規則的，甚至可以說北大最大的規則就是不講規則。現任的校黨委副書記於鴻君曾說過北大是事業單位，所以我們不算是官員。他們確實不是一般的官員，就是在外面的官場上，對於官員的職數、待遇、退職年齡等方面還有一些規定，而這些官場上的一般規則在北大幾乎是不存在的。我雖然在北大黨委機關近30年了，也不禁對北大官場的實際狀況感到吃驚。當然我看到的還只是冰山的一角，至於那些我看不到的，隱藏在更深處的各種利益關係、權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夠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說還能為國家的發展進步，為中國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發揮引領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僚化程度，權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經到了難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黨紀國法，按照現行體制內一系列規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經走得太遠了。
對於北大的現狀，不僅校內存在普遍的不滿情緒，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較清楚。李敖先生雖然愈到晚年愈有娛樂化傾向，但他2005年在北大演講時說“北大變孬了”還是很準確的；杜君立先生在《孔慶東時代的北大》一文中斷言：“北大作為中國最精英的人文思想發源地早已不復存在……一個蔡元培和胡適時代的北大幾乎恍如隔夢。”社會輿論更是不斷對北大進行激烈的批評，這些批評絕大多數並不是有意與北大過不去，而是北大的一系列表現早已引起了公憤。但是我也不能不遺憾地認為：北大內部雖然不乏一批憂慮學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氣、有能力指出北大問題的人並不很多；校外的人雖然可以用敏銳的判斷力判斷出北大的狀況，但他們對北大的內幕畢竟難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甚至還有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對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歷史上曾做過的那樣，繼續發揮引領社會進步的作用。
正是基於以上的考慮，讓我越來越覺得有必要寫這本書。本書的目的主要是通過我個人的視角，對北大近三十年來主要的領導人，一些重要的人物、重大的事件，做出我個人的分析和評價，或許有助於校內外讀者了解一些北大的真相。我在北大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於位置和觀察判斷能力的局限，我對於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也是不全面的，肯定有一些偏頗之處，特別是對這些人物的分析評價只是從我觀察到的角度做出的，不能代表他們的全貌。我唯一的優勢是曾長期在校黨委領導機關工作過，同北大近三十年來的主要領導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觸，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北大領導層的運行狀況。書中所寫到的事情，大部分是我親歷的，有些事情雖然沒有親歷，但都是有可靠信息來源的，凡是道聽途說、沒有確鑿根據的事情一概不在我的寫作範圍之內。
我在開始寫作之前列過一個名單，大部分是歷任校級領導幹部，只是有的人因為我了解不夠或出於其他考慮，沒有都列入最終的寫作計劃。我經歷過的十多位黨委書記、校長中，除了汪家鏐、王恩哥之外，都有專門的篇幅。汪家鏐我接觸極少，基本上沒有什麼了解，她給我的印象主要是一位上層意志的堅定執行者；王恩哥任職時間不長，我沒有和他打過交道，還需要觀察。不過他只在北大讀過博士學位，到北大工作的時間也不長，不大可能對北大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上台後的一些做法已經引起了不少非議，但願他還是慎重一些為好。
當年的我是懷着一種崇拜、景仰的心情進入北大的，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經過了這麼30餘年，我心目中的北大卻離我越來越遠，而一個腐敗、墮落、病入膏肓的北大則愈來愈占據了我幾乎所有的空間，讓我難以忍受、艱於呼吸。北大歷史上最傑出的校長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正是這樣的“清流”，而現在的北大則早已自覺自愿地融入了濁流，而且在其中興風作浪；魯迅先生也曾說過“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魯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會收回他的這番話。現在的北大不僅不能再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向着壞的、往下的道路走，而且根本看不到底線的所在。
北大的另一位老校長胡適先生甘願成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靈鳥。我雖然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大半生都渾渾噩噩，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但我對胡適先生的勇氣和境界也十分景仰。我曾經以“勸諫者”的口氣給學校當局提出過一些意見、建議，但都如泥牛入海般地毫無聲息。在北大腐朽、僵化的官僚體制面前，任何客氣的勸說都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必須採取一種直截了當、直斥其非的方式，或許才可以有所觸動。如果我的這本書能夠發揮一點作用，讓更多的北大人有所警醒，讓社會輿論形成一定的壓力，多少遲滯一些北大不斷向下沉淪的速度，我將感到極大欣慰，為之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我的寫作計劃雖然是私底下進行的，但還是和校內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過溝通。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他們幾乎都對我表示了支持，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整體想法。特別是我的妻子馬興源給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不僅為此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而且在明知道可能有很大風險的前提下仍然鼓勵我做這件事，並願意和我共同承擔一切後果。正是有了這些支持和鼓勵，儘管我清楚這本書的出版將給北大當局帶來巨大衝擊，也將立即置我於風口浪尖之上，我還是可以有足夠的勇氣迎接一切挑戰。當然我也相信我的行為將會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得到北大絕大多數師生的堅決支持。我還要感謝這個開放的互聯網時代，有人說互聯網是上帝送給中國人的最好禮物，它又何嘗不是送給我的最好禮物？不僅讓我方便地查閱了很多資料，提高了事實的準確度，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信息的傳播難以阻礙，即使我的書稿不能順利出版，也可以通過互聯網而廣泛傳播。
在正式書稿之後附錄了我寫的一些文章，時間跨度從2000年至2010年。這些文章基本上都公開發表過，大部分是針對北大提出的意見、建議，同書稿正文有內在的聯繫，可以供廣大讀者參考。為保持原貌，我對這些文章沒有再做修改。
儘管我對北大的現狀進行了激烈批評，但是也應該看到：北大還是有一批堅持獨立思考，堅持思想自由，堅持為國家民族前途命運負責任的優秀學者。只是這批學者在北大受到了排擠、冷遇，被邊緣化，沒有成為北大整體形象的代表，但他們卻正是北大得以恢復傳統的骨幹和脊梁；同時北大還有一大批致力於專業研究，致力於培養人才的傑出學者，正是由於他們對科研、教育事業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極為浮躁的環境下，仍然在部分學科領域取得了一些進展，保持了北大在國內高校中的相對領先地位。《精神的魅力》一書還收錄了厲以寧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認為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現了兩個北大：一個是外面看得見、聽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個是繼承並發揚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覺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北大。張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憶》一書，在介紹嚴家炎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嚴家炎仍然有一句話“真北大不會亡”。
大概是我平時看到的北大的怪現狀、陰暗面太多，可能對北大的情況估計的過於嚴重了。厲以寧“兩個北大”的觀點，嚴家炎“真北大不會亡”的看法，又讓我意識到確實還存在着另一個北大：這個北大不僅存在於那些堅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實際上也存在於許多雖然迎合世俗，但在內心深處還殘存着一點理想火種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還想重新樹立起在中國社會的形象，獲得鳳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於將這些火種重新點燃，繼承和發揚北大的優良傳統，繼續高舉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按照人類共有的價值觀念，準確把握世界和中國的前進方向，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為中國社會最終實現民主與法治、公平與正義、自由與平等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新的貢獻。
北大在中國歷史上至少發揮過兩次影響全局的作用：一次是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成為了新思想的策源地，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言“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另一次卻是負面的，北大前副校長郝斌在其《流水何曾洗是非》一書中認為“文革”初期的北大，是中國政治棋盤上的金角銀邊，是整體布局者的開局謀篇之處，是兵家必爭之地。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北大確實有能力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國的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的關鍵時期，北大如果能以壯士斷腕般的勇氣，徹底拋棄過去的謬誤，發掘出“另一個北大”的“正能量”，還是有機會重現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輝煌，再次改寫中國的歷史，成為推動中國思想、政治、社會、文化進步的正面力量。
中國向何處去？北大向何處去？今天的北大人應該對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項子明
我第一次見到項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們是去大講堂聽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的報告，介紹當年五一節四醫大學生在陝西華山搶險救人的事跡。時任北大黨委代理書記的項子明親自主持了報告會。當時的北大學生思想比較活躍，也不大講情面，作報告的人即使職位再高、名氣再大，如果講不出有價值內容來，都能讓人下不來台，而且越是所謂“正面教育”的報告往往越不受歡迎。那次的報告人只是四醫大的幾名年輕學生，不免都有些緊張。項子明首先講話，他講了什麼我記不清了，印象比較深的是他的普通話很好，而且還帶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見到的老幹部們都是講方言的。項子明講了沒幾句，不知道為什麼竟哈哈大笑起來，於是全場兩千多人都跟着笑起來。項子明這一笑，讓會場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報告人也沒那麼緊張了。他們講的內容都是圍繞着搶險救人過程的，確實比較具體、實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極好，令人印象深刻。報告會始終氣氛熱烈，掌聲不斷，是我多年來在北大聽過的最受歡迎的一次“正面教育”的報告。
項子明任代理書記期間我曾在校學生會當過一段小幹事，那時候的北大學生會其實也很有些官場特點，我們這些小幹事都學着巴結學生會的部長們，或更高職位的學生幹部，以期弄個副部長、部長噹噹。不過當時學生會的能量還是不小的，能組織許多大型活動，也能請到許多高官、名人。我在學生會呆了一段日子，覺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動離開了。其間我不時在學生幹部那裡聽到一些對項子明的議論，那時候北大上下之間關係比較密切、融洽，校領導也十分重視同青年學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項子明任職前後，有幾位剛從北大畢業的學生會主要幹部開始在政界嶄露頭角，於是在校的學生幹部們也很受鼓舞。從他們的議論中，我知道項子明是支持、重視青年幹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較開明的，得到了許多青年學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學畢業，被選留到校黨委辦公室工作。其實以我在學生會的簡短經歷，應該說明我是不善於在官場裡混的，這次選擇可能是一個錯誤。當然這是後話了，我當時對自己並沒有清醒的認識。項子明已於1984年3月不再擔任校黨委代理書記，但還擔任着北大顧問和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經常參與學校的工作和各種社會活動。記得我剛上班沒幾天，恰逢項子明從陝西考察回京，辦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機場接一下，於是我自告奮勇地表示認識項子明，可以去接。在機場出站口，我果然從人流中一眼就認出了項子明，他雖然是滿頭銀髮，但看起來精神很好，步履輕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紹，項子明十分熱情，因我是陝西人，很自然地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話題，他在回來的路上不斷同我談起陝西的風土人情。記得那次他還很隨便地說起去陝西之前已診斷出患了鼻咽癌，在我的印象里當時的人都是談癌色變的，不過項子明好像並不在意，感覺上他只是在說一種平常的疾病。
因為項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療，從陝西回來後他基本上就不參與北大的日常工作了，他在辦公樓二樓的辦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項子明從朗潤園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燕南園63號的兩間平房裡。燕南園是燕園中的“園中之園”，環境幽雅，當時還健在的王力、朱光潛、馮友蘭、陳岱孫等一些名望極高的老教授都住在這裡。63號平房前面有一小塊空地，剛搬進來時十分荒蕪雜亂，項子明用心經營，遍植花木，還撒上了他女兒從美國帶回的草籽——那時國內還極少有這個草種，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黃了，但這種草入冬之後還是綠的。項子明還在第二年春天買了一株白玉蘭，我和黨委研究室的金小鵬去幫他在屋前種下，記得他當時滿有信心地說：明年春天就可以開花了。項子明對北大是非常有感情的，雖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廟還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燕南園。
項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參加北平地下黨改名項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黨學生工作，任北京大學地下黨負責人。解放後歷任北京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書長等職，“文革”期間受到衝擊，被撤職、批判、監督勞動。“文革”後期復出後，又先後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門任職，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進出口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項子明對北大很有感情，喜歡大學的氛圍，有要辦好一所大學的理想。於是他在年過花甲、臨近離休之際回北大工作，先任校黨委副書記，後任代理書記，他是很希望在北大有一番作為的。本來項子明是應該干一任北大黨委書記的，據丁石孫《我在北大當校長》訪談中的回憶：項子明1983年訪問哈佛大學時，告訴在這裡當訪問學者的丁石孫，讓丁石孫回國當北大校長，他當黨委書記，兩個人合作。不過後來項子明並沒有當上黨委書記，據說主要是由於他在暢觀樓事件中得罪過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對，所以他僅以代理書記的職務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離任。
項子明離任後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卻是多災多難：他先是在1985年發現患了鼻咽癌，經過積極治療，比較快地恢復了健康。不想一波剛平、一波又起，1987年間他不慎摔倒，造成顱內出血，幾乎危及生命，在天壇醫院做了開顱手術才逐漸恢復過來。當時我們都說他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檢查中發現他又患了結腸癌並已轉移到肝部，項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脅。經過接連兩次的大手術和其它治療，居然又奇蹟般地將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當時我們還樂觀地認為他可以再次大難不死，但這些治療手段都只不過讓他的生命多延續了一些時間。
在項子明生前的最後幾年中，因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兒又在國外，我作為單位工作人員經常要為他辦理一些具體事務，如送他去醫院，辦理住院、出院、醫藥費報銷等事宜。這幾年裡我多次去他家裡，也多次聽過他的談話。項子明一生閱歷豐富，同許多重要領導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聽他談起彭德懷同志，認為彭德懷是共產黨歷史上最正直、最敢講真話的人，他對某些權傾一時的大人物則時有微詞。作為一位經歷了幾十年風雨的老黨員、老幹部，項子明對國家的政治形勢一直非常關心。我每次去他家裡，一般都會和我談這方面的話題，他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談及當前時弊，常有一針見血之論。項子明實際上是通過彭德懷等人不同的興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運，並以自己幾十年的實際經歷，對共產黨的歷史、制度等方面進行過許多思考。
記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園項子明家裡時，他還是同往常一樣和我談起當前的形勢，但不像平時那樣談興甚濃，而是話語不多，似乎有些憂心忡忡。最後他突然說了一句“鄧最近有個講話，殺氣騰騰”，此後再不發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辭離開。春節後鄧小平的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了，我作為秘書也負責將文件送黨委領導們傳閱。我看到鄧小平的講話對“自由化”的泛濫極為不滿，表示不能再退讓了，並說了一句“實在不行，我們還有300萬軍隊”的話。當時的黨委書記王學珍等領導看後覺得這句話講的過於嚴重，商量後決定向中層幹部傳達時先不講這句話，當然就是講了一般人也不會意識到其嚴重程度。只是後來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項子明的政治經驗比較豐富，他的預感是比較準確的。
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項子明雖然在進行治療，但他對形勢的變化一直非常關切，由於很多時候局勢不明朗，項子明很關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裡，都要同我交流信息、議論形勢。項子明是希望事態能夠得到和平解決的，他甚至還在北大學生送來的某份請願書上簽了名。政治風波之後王孝庭大罵有些老同志給我們黨施加壓力，我認為他主要指的應該就是項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項子明的身體狀況已是每況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裡，雖仍有興致談論一些問題，而且分析判斷能力不減，但精力卻是大不如前了。談及當前形勢，項子明往往是低頭嘆息，繼而默然無語。他對自己的病況實際上也很清楚，已經預感到將不久於人世了，他有時候會拿一張紙，工工整整寫上許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經去世的人。但項子明還總是對去看望的人說：我身體很好，沒有問題。實際上無論是對自己的身體，還是對當時的形勢，他都已徹底失去了信心。
進入1990年以後，項子明的病情日趨惡化，住到了真武廟的家裡，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但他還是心繫北大，曾經在一個下雪天乘車回到北大，長時間坐在車裡不走，經我們勸說後才離開——他是要最後看一眼北大的校園。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項子明的定點醫療單位是友誼醫院。不料當我們到達醫院後，預定好的病房卻被陳希同住進去了。於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項子明，於春寒料峭中在車內呆了一個多小時，等待醫院方面另行安排病房。陳希同曾經是項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時的老部下，在項子明住院後也曾多次看望並給予關照，我和項子明夫人顏純教授當天還在醫院大廳里碰見過陳希同，陳希同對顏純說他是“拉稀了”。陳希同可能並不知道他住進了項子明的病房，不過對醫院方面來說，當然還是大領導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視。
項子明住院後我曾數次前去探望，還曾在他的病房中守護過一夜，當時他已經非常虛弱了，但仍堅持自己起身洗臉、刷牙。次日我離開時，項子明幾次向我說：謝謝你，麻煩你了。此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醫院打來電話，項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為他或許有所囑託，當即出發趕往醫院，但到病房時項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經是形銷骨立、一息奄奄，內心十分沉痛。項子明醒來後看見我，好像略有興致，但僅問過數語後又無力地合上雙目，並無要緊的囑託。此後我又和學校負責人去醫院看過他一次，再過了一兩天就接到了醫院告知他去世的電話，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後來我聽顏純教授談及項子明臨終前一直沒有留下什麼遺言。
項子明的遺體告別儀式大約有上千人參加，我看到很多人淚流滿面，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悲痛，比起生平介紹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讚譽之詞，或許更能體現出他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我對項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過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與他同時代的許多老幹部相比，項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備了比較寬容、開明的思想和作風。從一件小事上也可以體現出他的開明：我曾偶然聽到過一位學工幹部對他表示不滿，說項子明任代理書記時，學工幹部發現某對男女生同居，要進行處分。項子明卻輕描淡寫地說年輕人有這個需要嘛，不贊成處分學生。須知當時有過“嚴打”的歷史背景，大學裡關於男女關係的校規也十分嚴厲，但項子明對青年學生的此類行為卻是不想過度追究的。
項子明是從延安時期走過來的老黨員、老幹部，同那個年代的許多人一樣，早年的他對共產黨、對毛主席都有一種非常樸素的感情，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即使在暢觀樓事件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於對毛主席的忠誠。但是在經歷過“文革”之後，他曾告訴我們說對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沒有什麼主見的。項子明晚年對共產黨的歷史和制度進行過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為他總體上的思路是傾向於共產黨應該走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道路的。儘管項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時間非常短，他也已經去世許多年了，但我和他的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還是值得記錄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