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界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一般会刊发在专业性很强的期刊上供专业人士参考补充。一项研究发明能被广泛使用或者一种理论经常被后来的同行引用深化，就说明了这项研究发明或者理论的重要性。文学作品属于人文学科，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个文学作品是否被关注以及被关注的程度也说明了这个作品乃至作者的影响力。鲁迅先生的作品《药》里头，围绕着“人血馒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中国社会某一个时期的众生相。最近，“人血馒头”这个词又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反映了鲁迅先生作品的“保鲜度”，围绕着“人血馒头”这个话题也为研究当下社会面貌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自身感染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由于医治无效，于2月6日晚间去世，这事引发了网上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甚至把李文亮医生称之为“烈士”，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烈士一指“有节气有壮志的人”；今指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发布受感染讯息而遭派出所传唤并受到“训诫”，因此被誉为“吹哨人”是可以的，毕竟他吹响过“哨子”。但是他遭“训诫”之后，并没有坚持己见，向上级说出自己的忧虑，继续尽自己所能向亲朋好友传达危险的信号，他沉默了，直到他去世，留下了嗷嗷待哺的稚子和有身孕的娇妻。我在这里没有丝毫指责李医生的意思，而且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无力感，更对他的遭遇感到惋惜，然而他实在不是一个“烈士”。在论坛里有网友问到李医生能不能算是“烈士”的时候，我说不能，并且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他是某一群“天鹅”里的一只，但他不是“哨兵”天鹅，只是夜里因为“尿急”醒过来了，发现周围好像有点异动，于是“越俎代庖”叫了几声，被族长打了一巴掌，说他捣乱大家的睡眠，他也就继续装睡。结果这群天鹅被天敌袭击，这只天鹅也死了，所以他只不过是被害者之一，不是什么“烈士”。

面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议论从一开始就有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有些人想要弄明白政府究竟有没有怠政或隐瞒，当外交部发言人2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从1月3日起就向美国通报疫情的说明被报道之后，这类质疑到达了一个新高潮。持相反态度的人也是有的。譬如疫情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以美国流感死人的数字来比对“冠状病毒”当时引致的死亡数字，一副“有什么大不了”的轻佻态度。当各地疫情次第增发的时候又一再发放盲目乐观的论调，同时谴责别人“制造恐慌”。这样的论调使我想起当年“非典”时期，当时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张文康被外界指摘瞒报疫情，他在2003年4月16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这样解释，“中国的国情不太赞成每天在报纸报告疫情，对不起我还说一句，我们不赞成铺天盖地的来报告，弄到风声鹤唳，弄到老百姓生活都不安宁。”他们不会真的认为，如今到处封城、百姓生活不安宁的状况是因为报纸每天在报告疫情所致吧？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面对网上有些人悼念李文亮医生的言论，这些“乐观主义者”直指那是在吃“人血馒头”，别有用心，意图借机闹事，有颠覆政府管治的可疑，更有人扬言待疫情过后再一一清算，好一副“代行天子令”的架势。

我记得当年老师分析《药》这篇小说的时候，把华老栓、华大妈、花白胡子等深信“人血馒头”可医治痨病的人群归类为愚昧无知的底层百姓。至于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瑜，为了实现“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一个宏伟理想，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自然是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党。

念书的时候年纪小，很长时间都依循老师的解说来理解《药》的内涵。后来年纪稍长，阅历多了，再读《药》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认识,才更体会到鲁迅先生为什么能被称之为文豪。他在短短的一篇小说里，给读者清晰地展现出“人血馒头”的产销链。“朝廷”是总厨，开出菜单和食谱，红眼阿义们负责找“食材”，康大叔们承担制作及销售的后续工作......诚如小说的标题，全文其实是一服药，一服为大清国芸芸众生而开的药,“人血馒头”充其量不过是药引。

我不认为如今还有人相信吃“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病，更不相信吃“人血馒头”能够改朝换代。但是我深信当今社会上仍然有“人血馒头”的存在，也仍然有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的位子，也会有形形色色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的人”、夏三爷之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