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則傳聞在海內外華人圈中流傳，說是“上海新華書店及書城的英語教材，本周一突然消失，引發學生家長的恐慌情緒。”有些“朋友圈”及媒體人聽風就是雨，各種各樣分析判斷紛紛出爐。我傾向於接受“上海書城”及“新華書店”事關斷電以及“整體改造布局調整歸置”的解釋，也相信他們說的“目前上海書城及各大新華書店仍然正常提供經許可的各類教材教輔圖書。”（如圖）。至於盜版教材被禁止售賣那是應有之義，無須非議。

在我看來，雖然說“英語”在上海的小學已經被剔除出考試科目（試點），家長們對此規定卻不甚領情，畢竟多數家長都不希望自己家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一旦聽說可能買不到英語教材不免心煩意亂。如今有關書店莊嚴宣布一切如常，家長們大可放心了。不過我要好心提一句，若想自己家的孩子在神州大陸有一個美好前途，最好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不管英語學的怎麼樣，這門功課學好了，將來大有用場。

閒言表過，說說今天這篇文章的主題：學外語。

話說我念中學的時候是六十年代初，那時我們學的是俄語 Русский язык，各科考試成績也沿用蘇聯的五分制，三分就及格。因此在學生中產生了一段順口溜“三分好，三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級，不補考。”回看當年，我們也有那麼一些“半躺”的同學哦。我的其他科目不算很好，語文和俄語的成績倒是挺好的。為什麼？因為我愛背書。那時我們學校語文科的文言文和俄語測驗、考試的時候，都有一部分是“默寫”，書背得好，在這一部分就特別有利。所以那時候，什麼“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這類句子，同學們大都能夠琅琅上口。教俄文的梁老師每次上課，先在長長的黑板中間畫一道豎線，一邊寫上一系列中文句子，讓我們翻譯成俄語；另一邊寫上一系列俄文句子，讓我們翻成中文。這些句子基本都是上一節課教過的。當時並沒有什麼習題本，那都是老師自擬的題目，可見梁老師的備課是多麼認真！可惜沒過多久，俄文就不吃香了。我在香港與梁老師不期而遇已經是十多年以後的事。那時候才知道，原來梁老師的尊翁是老牌愛國港商，為中港貿易發揮過極大的作用。因為年紀大了，把身為長子的梁老師召回香港接班。可惜俄語在香港沒有什麼用場，梁老師的一身本事無法開展。

下鄉以後，從同一個生產隊裡，來自其它學校的知青處接觸到一些簡單英語詞句，覺得挺有趣，也想學學。當時隊裡有些落榜的高中生（落榜的原因並不全是成績不好，還有家庭成分和個人政治表現的因素，可惜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還想着復考，所以隨身帶了不少課本。我便向他們借了來，零零散散地學了點基礎知識。到了七十年代初，我乾媽的大兒子知道我在學英語，給我弄來了一套《英語 900 句》（不含錄音帶），我如獲至寶。那本書當時市面上還沒公開發售，大哥身為外語學院的教師也不能輕易買得到，還是托他在“外文書店”工作的同學走後門才弄了一套給我。正好那時“美國之音”開了一檔節目，專門教授《英語 900 句》。我的短波收音機就派上了用場，每天晚上到點了就打開書本學習。有一天晚上正學習的時候，副隊長“五叔”到宿舍來看望我們。由於我睡的是上格床，沒注意到五叔進了宿舍，直到五叔開口問我“在聽什麼呢？”，立馬把我嚇了一跳。幸虧接下來收音機里傳出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解說，我靈機一動說是“中央台的英語學習課程”。五叔點了點頭，走了。其實五叔對我們知青相當好，說話一向和風細雨，通情達理，我倒也不太顧慮，只是不想惹麻煩。雖然只學了些皮毛，對於我到香港之後迅速適應職場生涯還是有所幫助。

說到學外語，還有一件趣事。話說多年以後，有一次在廣州的一次聚會上，一位農友，說起他的女兒面臨高考，興趣在外語，但不知該選哪個語種，我衝口而出“越南語”。農友聽了一愣，隨後說有些道理，回去與女兒說說。後來那位農友告訴我，我還真是歪打正着。回去與家裡人說了這件事，孩子的爺爺第一個說好。孩子的爺爺是大學裡的德語教授，他分析說，小語種不是每年招生，當年正好開招，機會很大。其次小語種的畢業生，在分配時相對大語種有優勢，不是外交就是外貿。孩子雖然從來沒接觸過越南語，但是相信爺爺的經驗之談，也沒意見，於是全家一致通過。後續的發展真如當教授的爺爺所預料，孩子順利考上越南語專業，後來以優異成績畢了業，分配到了經貿部門。

廣州人把我的那種衝口而出稱之為“撞口卦”，沒想到卻真的成就了一樁好事。“撞口卦”大概就是所謂的“觸機”，其實也並非無跡可尋，因為那段時間我正在琢磨着到越南尋找商機。雖然走向越南的大門沒開成，卻給一位知青後代開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