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對美國極左派操控了主流媒體怎麼看？
答：就這次大選而言，我認為挺川派把反川輿論指責為極左操控、抹黑美國的鹽論自游是沒有道理的，而且事實上與國內那些反鹽論自游者形成了呼應。鹽論自游並不排除客觀上存在着“主流”意見，“主流”意見也未必就正確。對此提出批評、甚至“反潮流”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學者完全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既不唯上，也不唯眾是從。但是美國媒體都是民辦的，從業者都是自由人，當權者沒有動用權力打壓或組織輿論，也沒有投入官方資金去左右輿論，這怎麼能叫操控呢。
說民間資本對媒體有影響就不算鹽論自游，這不是自由派歷來駁斥的說法嗎？這種駁斥通常有三個論點：
一是資本家辦報的並非只有一個，不同資本家辦的報紙就會有競爭，不會只有一種聲音。
二是報紙的競爭就是公信力競爭，整天說假話官話的報紙受眾就會流失，沒人看就掙不到錢了，所以需要掙錢的報刊其實比官辦官訂的報刊更可信。
三是報人如果憑良心辦報並不唯利是圖，那就更難操控了。過去至少自由派是相信這三個理由的，今天又發生了什麼變化，能夠推翻這三個理由呢？
市場條件下的鹽論自游媒體要說受影響，受眾偏好的影響應該是主要的。這些年美國主流媒體的受眾構成如何？這些受眾與新媒體受眾有何區別？前者何以傾向於反川？這才是我們要分析的。這裡我還要補充的是：實際上在所謂“主流媒體普遍反川”這一問題上，可能還存在着華人挺川派與白人挺川派之間作為媒體受眾的區別。
白人挺川派就數量而言主要是白窮人或所謂的“紅脖子”與農民，他們或許真是不怎麼訂報紙、看電視，而主要靠手機了解信息的。於是傳統媒體，或曰“主流媒體”就不太在乎他們的偏好。而華人挺川派則不同，他們以職業白領和中產為主，基本仍是“主流媒體”的受眾，於是他們對這些媒體不在乎自己的偏好就特別不滿。非華裔的美國人（白人與黑人）也有類似的問題。白人精英主流（尤其知識界）和底層黑人、拉美裔以反川的居多，“主流媒體”確實以他們為主要受眾。但是同樣是挺川派，非主流的白人保守派精英和黑人保守派精英就與紅脖子不同，這兩類精英反而與華人挺川派一樣仍是傳統媒體受眾，但也是非主流受眾，於是也有與華人挺川派類似的抱怨。當然，這是我這段時間的直觀感覺，是否如此還有待於實證數據的分析。
問：我們知道西方社會現在很關注GLBT等邊緣群體的權利，那麼媒體是不是本身也存在邊緣媒體的權利問題。
互聯網時代，Google和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用大數據技術可以有效占領新聞和價值觀傳播的流量。同時互聯網企業由於本身相似的商業利益，往往形成相似的價值觀取向。這種情況下，非主流的價值觀和不符合這些互聯網巨頭的價值觀，是否在事實上，就被技術性的阻斷了傳播是權利。具體的說，這些價值觀被互聯網巨頭的大數據技術推送的概率小到忽略不計。
答：我沒有能力回答有關互聯網的專業問題。但我想“主流”排斥“非主流”的現象廣泛存在，既不限於傳媒領域，也不限於民煮國家或磚制國家。但只要“非主流”是自由的，不被強權打壓，它總是能夠找到合適的位置——這當然不是說任何“非主流”都有成為“主流”的機會。但是僅從邏輯上講，市場經濟中“相似的商業利益，往往形成相似的價值觀取向”，這並不會妨礙競爭。就像眾多“相似價值取向”的資本家之間，或“相似價值取向”的工人之間競爭之激烈一樣。只有統一的或有壟斷特權的利益主體（而非“相似商業利益”的多個主體）才會排除競爭。
不僅如此，甚至有影響很大的經濟學流派認為，少數無特權寡頭間的競爭，可能比無數地攤戶間的競爭更有效。所以，如果沒有強權的壓制（這一點我們可以相信美國確實是沒有，否則執政的川普就不可能對反對他的“主流媒體”無可奈何），僅僅“互聯網巨頭”的存在本身，是不會消滅“非主流”思想的。
實際上，恰恰是“互聯網巨頭”的產生，使“紅脖子”們可以發出比過去更大的聲音——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沒有互聯網聲音的存在，2016年川普這樣另類的候選人能夠當選嗎？回想那時候挺川派是多麼欣賞互聯網媒體！這一次不過是選舉結果不同了，“互聯網巨頭”怎麼就一下子從天使變成魔鬼了呢？
問：和美國相比，北歐似乎沒有這麼明顯的撕裂，只是因為他們民族比較單一嗎？
答：民族單一肯定有利於國家認同。不過北歐不像美國這麼處於風口浪尖，應該也是重要原因。
問：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媒體早就不靠賣報賣節目賺錢了，廣告收入早已是賣報賣節目收入的多少倍。而且廣告收入也是廣告公司拿大頭，互聯網廣告商更是廣告費收割機，媒體本身只能分一小杯羮，他們還那麼在乎受眾嗎？
答：您說的這個情況早在紙媒體時代已經發生，互聯網時代可能更加明顯，但本質上沒什麼不同：廣告本身也是需要受眾的，廣告公司本身也是競爭性的、民營的。一份沒有人看的報紙誰會去投放廣告？有人說，互聯網時代“金主可以製造受眾”。其實精心策劃的宣傳、尤其是強制壟斷性灌輸也可以製造受眾，所謂磚制時代不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是“得天下者得人心”，就是這個意思。早在紙媒時代就是如此，何論乎互聯網時代？
但是“可以製造受眾”並不等於能夠隨心所欲地任意擺布受眾。即便強權壟斷輿論，所謂“得天下者得人心”也常常不過是讓人敢怒不敢言而已，如果強權都可以真的“得人心”，就沒有專制者會倒台了。而競爭時代的自由媒體就更是如此，要說互聯網公司的廣告競爭與報紙的內容競爭有什麼不同，可能就在於廣告競爭更加唯利是圖，而報紙內容的公信力競爭還是要靠“擺事實講道理”的。
不過既然唯利是圖又怎麼會考慮“政治正確”？況且，也正因為互聯網廣告公司“製造受眾”也不能隨心所欲，所以他們才會去收購那些已經憑過去的口碑站住了腳的“傳統媒體”，而不是只靠自建新平台直播廣告。所以，歸根結蒂互聯網時代媒體仍然是要在乎受眾的。不僅如此，原來受眾是其“信息服務費”（買報買節目）的來源，現在還成了廣告投資的來源，相當於信息服務的“乘數效應”，那不是更重要了嗎？
問：請問秦老師，你說美國私人媒體是受民意和市場主導的。現在百分之95(大概)主流媒體支持拜登。而47% 美國人支持川普。主流媒體情願在50%的市場上爭奪受眾，也不去開發那47%的市場，說明供求的商業規則對私人媒體已經不起作用。他們認為堅持政治底線的重要性超過了對市場的追求。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們的價值判斷是否也不可避免的超於事實判斷？媒體除了是第四權也是民主社會博弈的陣地。如果95%的媒體只代表50%的民意， 那另一半的話語權被限制， 民煮博弈又如何正常進行呢？美國主流媒體是否對社會撕裂也有責任呢？困擾了很久的問題 。
答：為什麼“主流媒體”不去迎合挺川受眾？確切回答這問題需要專門研究，我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既然“極左操控”之說在證據與邏輯上明顯都不成立，則邏輯上可能的答案就無非兩個：
一是美國“主流媒體”確實不像這邊經常攻擊的“資本主義媒體”那樣唯利是圖，其從業者還是堅守自己的價值觀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如果“政治正確”不涉及權力打壓（像某國那樣），而是確實出於每個人自己的自由判斷，我不認為有什麼不妥。在這種情況下，迎合“不正確”的受眾哪怕有利可圖，他們也拒絕這樣做。考慮到川普的確“大嘴巴”，常講一些令人反感的出格話，媒體對他有成見也並非不可理解。“紅右”責怪媒體反川，認為川普罵媒體有理。其實這兩者可能是互為因果的：一開始可能媒體不喜歡川普的一些“非主流”言行，但並非多麼討厭他。然而川普的反應是不顧禮儀地罵媒體，媒體自然就更反感他了。雙方關係不斷惡化，原因未必只在一方。
二是迎合挺川受眾確實無利可圖。比如像我上面講的，若美國的“紅脖子”確實就習慣於只看手機不買報，則報館基於盈利考慮就放棄了對這部分受眾的迎合，這也符合“資本主義媒體”的邏輯，不是嗎。
以上兩種現象可能確實各有弊病，但都與“受極左操控”無關。按照前一種，只能說“主流媒體”確實天真得可愛，有錢不賺而只顧堅持自己的理念，而川普也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為什麼不招人待見。按後一種，唯利是圖未免有點庸俗，但也無可厚非。本來，自由媒體之所以能夠不唯權是趨，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兩條：或者唯理是從，或者唯利是圖，這兩者都是他們保持獨立於權力而不受操控的動力嘛。
至於其弊病，首先我們要說世間並無十全十美，言論自由並不能保證每個階層每個人都能同等地發聲，並非今天才是如此。我們只能說相對於言論管制而言，言論自由更為公平而已。自由輿論的“主流”不一定正確，也不一定與人口比例上的“主流”一致，但它好的就是不能扼殺“非主流”，人們也就能夠“兼聽則明”，能夠進行試錯和糾錯。就這一點已經與管制輿論天差地別了。
其次，所謂媒體是“第四權”，也和前三權一樣重在制衡，並不是說媒體就一定是正義之神。議會、政府、法院既然都有可能犯錯，媒體也不會永遠正確。但有制衡就好辦，誰也不能一手遮天，這也就是民主社會不同於專制的區別，不是嗎？
最後，如果“紅脖子”們的訴求並非暫時現象，則無論市場還是民主，終究還是會給他們發出聲音（如非常規媒體）、表達意志（如投票）的渠道的。2016年川普能夠當選就說明了這一點。即便這次敗選，不是還有下次嗎？
問：你說關於大選舞弊可以懷疑，但查無實據就應該承認結果。然而現在關於舞弊的指控這麼多，這麼普遍，也有不少人舉證，但法院就是不調查，有關州就是不處理，這不是操控是什麼？這能說是公正的嗎？
答：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有沒有大規模舞弊？我們中國人是沒有辦法也沒有資格判斷的。只能等塵埃落定後看美國人怎麼說。但是“華紅右”中文媒體所傳的種種陰謀論太聳人聽聞，連什麼美軍襲擊法蘭克福抓住了中央情報局的作弊服務器（甚至還配有後來被證明是偽造的照片！）這種川普本人都未講過的驚天“大料”都爆出來了。按這樣的說法，美國的民煮製似乎衰敗到連海地都不如，這如何令人相信？儘管理論上不能排除任何制度蛻變的可能，但僅僅四年前才因川普當選而歡呼美國民煮的挺川者，在那麼短時間怎麼就認為美國政治已經墮落？而這四年又恰恰是川普掌權，他對此又該何以辭其咎？
大選之初“紅右”對郵寄選票的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有華藍左朋友反駁說無可置疑，甚至說郵寄票比傳統投票更可靠。我覺得這麼說也過分了。別的不說，起碼傳統投票站有秘密投票間可以保證投票人不受他人影響而在私密狀態下自主地填寫並把選票投入票箱，如今換成任何地方都可填寫的郵寄選票，能在裝入信封前像秘密投票間那樣保證自主性嗎？即便處理郵寄票的過程沒問題，這種自主性保證的降低也不能說不是遺憾。但在不能到站現場投票的情況下，允許郵寄票也是別無選擇的事。過去郵寄票少，還無關緊要。2020年由於疫情導致郵寄票大增，挺川派對此不放心，在微弱劣勢敗選後有點不服氣，不難理解。但這種自主性保證的降低不可能通過點票查出，同時按常理這種降低的影響也不會很大，為此折騰不休就過了。
而除此之外，對於大選舞弊的質疑而可以複查者，有關方面並非置之不理，只不過挺川的中文媒體不提罷了。以下引文的作者原來是偏向川普的，他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我以為很可信：
“採用郵寄投票的最大弊病是，它會給親自投票所極力防止的種種政治運作留下很大的空間，故而有可能影響選舉結果；但是這種種政治運作並不違法；所以我們只能接受選舉結果，再謀求制度的改善，而不是不承認選舉結果，導致國家分裂。……當然，這次是因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國大選才採取了空前規模的郵寄投票。如果沒有疫情這隻黑天鵝，我想大多數人也不會贊成如此大規模的郵寄投票，因此我們也不必擔心以後還會這麼做。但無論如何，指出郵寄投票的弊病總是正確的，以後的選舉應儘量減少郵寄投票，並且在程序上做到更嚴格。
“在美國這樣的老牌民煮國家，最有可能大規模舞弊的是電腦舞弊，是高科技舞弊。因為這種舞弊，只需要一小撮人暗中運作，就可能造成大規模的效果。……”在今年這次大選，對大規模或系統性舞弊指控最力的莫過於西妮.鮑威爾律師。她對多米尼投票系統的指控尤其令人震驚。但是也正因為她的指控太駭人聽聞，我反而難以置信。假如多米尼系統有這麼嚴重的問題，而且被運用得那麼廣泛，而且已經使用了那麼多年，那些電腦專家、那些關心選舉公正的人士幹什麼去了？難道他們竟茫然無知？如果也知道，為什麼不研究怎樣發現怎樣破解……
喬治亞州因為川普和拜登的得票相差不到0.5%，因此重新點票，也就是再用手工點一次票。11月19日，《國家評論》雙周刊發表了該刊編輯里奇.洛瑞的短文，文章說，喬治亞州手工重新點票的結果證明所謂多米尼系統舞弊的說法根本不成立。喬治亞州共和黨人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說，他們發現機器制表和紙質選票之間的差異在不同的縣裡只是個位數。專家說，並沒有黑客改變任何選票。州務卿讓網絡安全專家對機器進行了隨機抽樣審計，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喬治亞州重新手工點票
順便介紹一下《國家評論》，該刊是美國最負盛名的保守派政論刊物，創刊於1955年。創刊人小威廉.F.巴克利被譽為美國保守主義之父。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席埃德溫.福伊爾納在追悼巴克利的聲明中說：“沒有巴克利就沒有《國家評論》，沒有《國家評論》就沒有保守主義運動、沒有傳統基金會、也沒有里根總統，以及今天的美國。”
11月22日，多米尼系統發言人邁克爾·斯蒂爾（共和黨人）接受福克斯電視台採訪，對西妮·鮑威爾律師指控多米尼系統嚴重影響大選結果一事作出回應。斯蒂爾說這根本不可能。斯蒂爾解釋道：“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發生的。當選民在多米尼機器上投票的時候，他們會在觸摸屏上填寫一張選票，然後他們會得到這張選票的紙質版，並把它交給當地選舉官員保管。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發生任何電子設備的干擾，電子投票記錄都會和紙質版選票不符。但在我們檢查的每一個案例中（無論是在喬治亞州還是在全國各地），紙質版選票都與電子投票記錄完美相符。”
喬治亞州重新點票（手工點票）證明該州不存在電腦舞弊。有懷疑其他州電子舞弊者可照此辦理，可以要求別的州也重新點票（手工點票）。當然，要交一大筆定金。如果查出確有問題，翻了盤，退還定金，如果查不出問題，定金就要不回來了，還要額外再付一筆錢。”
顯然，美國有關方面對大選舞弊的指責是儘可能去複查的。但仍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而大選的確認是有時限的，不可能一直拖下去。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搖擺州”大選時基本都是共和黨執政，這些複查也是共和黨人而非“藍左”一方主持的，但仍然沒有查出川普希望的結果。正如美國10位前國防部長1月3日發表的忠告稱：“選舉也選了，重新計票和審計也都做了。法院已經對適當的挑戰進行了處理，各州長已經核實了選舉結果。選舉人團也都表決了，……質疑結果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儘管我從不看好川普的執政，從他上台之初廢除TPP到近來他在抗疫中的表現都發表過反感，但作為美國本屆合法總統和這次大選仍有七千多萬選民支持的人，我迄今不贊成一些“華藍左”朋友指控他是“希特勒”，但願在他任期結束時不要做出證實這些指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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