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圣经》时，我几乎是带着阅读中国正史的习惯进入的，期待清晰的阵营、分明的善恶、确定的结局。 中国史书并非不会写复杂的人，而是不允许复杂的人成为正统范本。正史的核心目标不是理解人，而是维护秩序、传递评价、冻结结论。 于是历史人物被简化为忠与奸、义与逆、成王与败寇，非善即恶，中间几乎无人。 因此，当我读到《约书亚记》《士师记》中以色列人横扫迦南、击败异族时，内心竟感到一种隐隐的兴奋。 即便场面并不温和，我也本能地以“善恶二分”的滤镜将其合理化：以色列代表善，异族代表恶；善胜恶，天经地义。 这种快感很熟悉，也很“中国”。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期待这样的叙事：王师出征，正义凯旋，历史必须在道德上“站稳”。 在那个阶段，以一种“读史”的心态读《圣经》，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以色列阵营，分享他们的胜利，也分享神对他们的认可。 我以为只要站对队伍、认同“正义一方”，自己便是安全的。直到这种“正义代入感”，被越来越多的经文逐步击碎。 起初读该隐被逐、洪水灭世、法老陷海，感觉尚不鲜明；但读到雅各欺骗以扫和父亲、又被拉班所骗，读到犹大的过错、大卫的奸淫与掩盖，犹豫、欺骗、逃避、抗命、悔改、再度失败……被拣选的人反复背叛，经历神迹的人迅速遗忘，立约之后立刻违约，悔改之后再度跌倒。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列王纪》所罗门献殿的那一刻。那是任何文明叙事里都足以封顶的场景：最智慧的王、最富足的国、最宏伟的殿、神亲自应许同在的居所。 若按中国史书的逻辑，这里便是全书的巅峰，是“内圣外王”的终极实现，历史可在此圆满收官。 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 更令人不安的是，你甚至隐约感到：圣殿越辉煌，警告越靠近；祷告越虔诚，审判的阴影越清晰。 紧接着发生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内部崩塌；不是异族的败坏，而是被拣选之人的背离。 是刚刚献殿祷告的王，转身去拜偶像；是你以为的“正面”人物，一个接一个露出裂痕。 那一刻，之前那种“痛打异族”的快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恼火：恼火他们不争气，恼火他们“配不上”所获得的一切。 我内心反复质问：神已经如此帮助你们，你们怎能比外邦人更糟？ 后来才明白，这种恼火正是我潜意识里中国史书逻辑的作祟：伟大必须稳定，道德必须连贯，一旦被归入正面，就不应再有根本性的裂缝。 真正令我不安的，并非以色列人的失败本身，而是《圣经》剥夺了我站在道德高地上看历史的安全感。 中国史书最让人安心的地方，就是让你很快知道谁是忠、谁是奸，让你通过认同“忠臣义士”，在心理上确认自己的道德位置。 而《圣经》做的，却是一件危险的事：它先让你代入以色列人，让你以为自己和英雄站在一边；再逐渐揭开他们的顽梗、悖逆与淫乱。它逼你承认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被拣选，从不等于道德完美。 于是问题的核心发生了转移，不再是“他们能否打败外族”，而变成了：“如果在那位置上的是我，如果我拥有同样的权柄、祝福与安全感，我真的会比他们更好吗？” 当我看清这些人物的失败，而《圣经》却依然继续书写他们时，我发现自己已无法再安坐于“观察者”的位置，被逼着走下台，坐到了被告席上。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圣经》并非要证明以色列人比外邦人更高尚；恰恰相反，它反复揭示：即便是拥有律法、先知与神迹的人，在以色列人人性的深处，与他们所打败的“异族”并无本质区别。 这不是为了抹黑，而是为了切断一种幻想：幻想只要站对队伍、只要人足够好，历史就能自动走稳。 当这种幻想被彻底击碎之后，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显现：忏悔。 这也让我突然明白，为何我们如此不习惯忏悔，因为在中国史书的结构里，人几乎只被允许存在于两个极端：要么至善，要么极恶。中间是空的。 在这样的结构中：如果你是“善”，你不需要忏悔；如果你是“恶”，你不配忏悔。 一旦认错，就可能从善直接坠入恶的深渊，万劫不复。于是我们学会死撑、学会文过饰非、学会在道德上保全名分。 而《圣经》恰恰把全部重量，压在了这个被中国叙事遮盖的中间地带。 它告诉我：你既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无可救药的魔鬼，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可能像大卫一样跌倒，像彼得一样否认，像所罗门一样偏离。 正是因为承认失败的普遍性，承认“连主角也会搞砸”，“回转”才第一次成为一条真实可行的路。 于是，忏悔不再是道德表演，也不是重新站队；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只有当你放弃“自我神话”、放下“我比别人强”的傲慢之后，才能从生命裂缝中生长出来的、最真实也最艰难的力量。 正是《圣经》这种不遮掩人的失败与破碎的写法，让我意识到：忏悔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只有在诚实面对自己之后，才可能具备的内在能力。 这时，我对“原罪”的理解，才真正又深入了一层。 而我们熟悉的、中国史书式的“善恶二分”，只训练了我们的判断力和站队能力，却系统性地削弱了人向内认错、向内回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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