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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认真考究，历史总在循环，命运的转折，都是草蛇伏线，伏脉千里。1949年后，用枪杆子夺得政权的中共，在农村施行了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仅所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们的家产被洗劫一空，而且数百万的地主、富农被野蛮地残杀。与此同时，中共在城市里的围猎目标，则是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 作为“公私合营”即明抢暗夺私营企业的前奏，中共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1000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一位叫徐义德的资本家，被工人阶级控诉：“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亚洲金融(AsiaFinance)的数据，1949年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16万户，后来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60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85%以上。“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运动进入到高潮，逮捕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月和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24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 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11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变为低人一等。 过了20年，陈毅被毛泽东搞死，这叫因果。 又过4年，毛泽东死亡，被制作成标本。 中国商人要打印此文，并阅读10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