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门前耍大刀——歌者自白（一）

到现在,我也只是一个喜欢唱歌，对唱歌也就是有一点投入的业余爱好者。

搞合唱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作为音乐爱好者，不知觉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站到指挥位置上，教起歌来，一个让我的老师们想都不会想的事情。这纯粹“关公门前耍大刀”嘛，合唱是西洋人擅长的演唱方式，我是门外汉，在白脸的“关公”门前竟然玩西洋把戏。起初我提议建立合唱，只想起一个抛砖引玉作用，一个近四十万人口，华人有一万多人想必一定有华人歌唱社团。没有组织，暂时建议组织一个，应该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感情从吆喝到聚众排练，近一年休假达半年多，弄得歌友埋怨，华人社团领导不满。

刚组建合唱团时，我就开始找地方排练和演出场地，以及专业伴奏和可能邀请的专业演员，由于排练无法正常进行。等专业的伴奏和演出部门询问，我哑口无言。春节快到了，没有像样的节目，我有口难辨。当然，我曾在一年前说过两年把合唱团搞起来，三年拿出像样的节目，并应起社会关注就可以了。然而，这个前提是有计划的排练。我曾说过办好了是大家的，办不成是我个人的失误。我是个不称职的指挥。

我原来想华人合唱团应该尽可能地融入当地西洋文化的氛围中。即便是自娱自乐，也应借鉴北美其它华人合唱团的组织经验，向更高文化层次发展。这是登陆北美后，我学歌与唱歌观念上的变化。开始知道合唱与独唱有些不同。不会合唱和重唱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什么是歌唱。也开始注意到，我在学生时期自以为是的独唱和合唱，是一个低级游戏。这要归功于我的声乐老师，张指挥。他常风趣地把唱歌叫过瘾，练气功。并且给我灌输了很多歌唱知识。其实练功更适合通俗理解歌唱。

恰好我现在研究的题目是吸烟成瘾机理，对我现在来讲，科学研究令人着迷，然而科学不如唱歌轻松，因为科学实验也许一年两年没有结果，而唱歌多是令人开心的。有些华人朋友喜好唱歌，由于工作不顺利没有心情唱歌，我能理解；反过来吸烟有害，可吸烟的瘾君子，工作再不顺利，从不缺烟钱，有什么办法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合唱团呢？一位迷恋网络游戏的留学生，可以饿着肚子上网，累了抽烟，戏称：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以不抽。我则是饭可以不吃，歌不可以不唱。

五年前，我同一个合唱团歌友，谈唱歌体会。他认真地告诉我，他和指挥学唱歌学了五六年以后，才开始理解指挥每次上课在说的什么，当时我想，至于这么费时间嘛？一是一，二是二地讲明白斗来米法嗖啦希，要等五六年的时间嘛？现在看来，学歌可不是那么简单，我加入合唱团历时五年多过去了，唱歌可是个非常不简单的行当。

    学生时期，对唱歌知识浅见，也没有学声乐的想法，那时的领唱和独唱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群众性组织活动。无论是上大学和刚毕业工作，有时为合唱（多是齐唱）当指挥，拉出几十人，甚至上百队伍，从没有怯过场。现在想起来，当年真是有几件还挺热闹的故事。当年职工医学院的老院长在报到座谈会上，点名让我唱歌，对我的评价是：“唱得有味道，像那么回事”。他是从卫生部下放，后来又恢复工作的老右派，一位80年代初就有100多磁带和1000多唱片收藏者，还会弹钢琴，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科研单位很有人脉的人物，算个生活阅历和文化修养兼备的音乐发烧友。单位里，其他文艺骨干老师们也很信服我的唱嗓。我那时喜欢唱《松花江上》和《三套车》等歌曲，学生搞文艺活动请我去指导歌唱比赛。实际上，把美声，民族和通俗唱法放在一起比赛，又不规定曲目难度，是一种成年人“过家家”的游戏。游戏的目的在于其中的乐趣，可以不在于其形式和结果。我听过社会科学院郑也夫(现在是北大教授)的一个讲座，大谈游戏人生，人生缺少游戏就很困顿。把工作看成游戏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生，做起事情来就很放松，遗憾的是我没有在科学研究中乐不思蜀，只好先在唱歌中游戏一番。中国人唱歌的瘾很大，卡拉OK远较欧美大为盛行就是佐证。在国内时，可以天天找机会吃饭，喝酒，再唱歌，那真是快活。

读研究生时，听了几次音乐学院研究生的讲座后，我才留心去模仿美声唱法。在某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军民同乐卡拉OK广场晚会上，于文工团家门口，斗胆唱一曲《黄河颂》也赢得几千多观众的掌声。我唱的卡拉OK节目面对的是文工团在消夏广场音乐会同样的观众，我也算是一个唱票戏的票友吧。本来有机会很很发烧一把。楚乃辉是我的邻居，在《长征组歌》里担任独唱的男中音，他来我家串门就谈起过如何学唱歌，我没留心他的话茬。后来文工团的朋友也帮我找好了专门教声乐老师，可他们打电话约了几次，由于本职工作和社交活动太忙，都没有顾上，就没发烧起来。还是有热心的朋友推荐我加入有专业人士参加的文艺演出，一次团拜会，观众也有相当多的专家教授级文艺界人士，记得有位男中音是国家二级演员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男高音是国家一级演员唱《今夜无人安睡》，我唱了《黄河颂》，可能当时我有些紧张，主持节目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麻国钧教授说我的手动作不好。来美国后，有一次唱《黄河颂》，我纹丝不动，张老师倒是说一动不动地唱也蛮好。学唱《黄河颂》，我听过廖昌永，袁晨野，田浩江和和杨洪基唱的《黄河颂》。还给洋人们唱过多次《黄河颂》，那才过瘾。

加入张老师的合唱团后，开始学习歌剧咏叹调，便成了唱歌发烧友，曾经一段时间，唱歌近乎成了业余时间唯一的社交活动。合唱团经常为发烧友们订团体票到剧院看歌剧，去音乐厅听音乐会；有门路的朋友还找赞助票。有的朋友坐飞机去纽约大都会看歌剧。我的发烧级别水平只是我同其他的声乐和歌剧发烧友去买唱片，听同一不同歌唱家的版本，多在附近看演出。最过瘾的是去看Itzhak Perlman的小提琴独奏和女高音Kathlen Battle专场音乐会。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唱片收藏500多张，加上国内的的老家底，收藏总数超过1000。这些唱片绝大多数是顶级公司发烧牒，著名音乐家中不乏大师名作。近年来，我很少再买唱片，因为搬家太麻烦。发烧级的歌友可以与专业乐团合作，我看过有BMus学历的牙科医生与Buffalo Philharmonic Orchestra合作，担任独唱。其实真正搞专业也不容易，田浩江在同大都会签约之前，把所有打工的钱都投到坐飞机去纽约上课里，还付过空头支票。我认识一些有音乐硕士学位的音乐家，常打零工，甚至干累博，所以，没有签约的专业人士，要不停地唱和演出，以及带学生。其实我们业余爱好者，唱歌是游戏，至少我暂时不必去打零工，能参与演唱倒是很享受的。

以前在日本，我有一段时期非常孤独，一位朋友的妻子患抑郁症多年，自杀身亡。这位朋友极度悲伤，他需要有人陪他，否则独自一人在家里，难挨寂寞，凄楚和万分的焦虑使他无法完成科研工作。我当时也有抑郁和焦虑倾向，深刻体会到，他完全是在请求，甚至是祈求帮助。可是和他住了一段时间，他的情绪加剧了我孤独感。我用唱歌排遣郁闷，报名参加九州大学歌唱比赛，因为参赛的选手来自世界各地，便唱了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莲托》。我也不晓得九州大学评委是什么背景，反正一曲夺魁。这次“过家家”有奖金，完全是额外的收获，真正令我快慰是中国观众在没有宣布评奖结果，就一致认为我应该是第一名；后来一位越南朋友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我爱好唱歌，发伊妹儿祝贺我，可我已离开日本。此外还被邀请参加福冈亚洲文化艺术节和日本民间演出。

初到北美，参加合唱团，我也为别人做过多开心的事。曾经有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原想办画展，可是不为人们接受，深感抑郁，对未来感到消极绝望，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妻子求助于我。想起在日本的经历孤独，我就为他办卡拉OK派对，他被我们的歌声所感染，精神上得到了放松，他也放声歌唱，他妻子说她从没有见过丈夫如此开心。

我喜欢唱歌，把唱歌作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漂流在海外，我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歌声的生活将是怎样的？有些华人学者英年早逝，或因境遇不佳，抑郁自杀。要是忘我工作的经济学家杨晓凯教授注意劳逸结合，悲观的蒋国兵博士有一个类似唱歌爱好，并积极参与，他们一定不会因工作或生活所累。尤其当情绪忧郁时，不仅仅对我来说，专注唱歌去感受多彩的世界，表达心灵的感受是非常有效放松和恰当游戏。

华人合唱团是歌友之家，不分唱歌水平高低，不论政治背景，只追求和谐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作为普通的合唱团员，唱歌也不一定要音乐家的素质，五音不全，纯粹为放松自己，就可以尝试合唱。只要你能跟上唱得准的歌手，就可以。我以前，就遇到一位朋友，从来没有唱歌的想法，因为当地华人社团规定，社长有义务参加华人合唱团，做为社长硬着头皮唱了一年后，居然喜欢上了唱歌。想当年在国内的时候，我还有一位几乎唱不出声的朋友，只想站在台上走形式，也很有归属感。我认识一对夫妇来自台湾，是前总统的校友，结婚纪念有前总统合影，据说他们有些观念与大陆的华人曾有相当的政治分歧，然而在合唱团里，无论同大陆和前国民党后裔之歌友，还有历史背景更不同朋友在一起歌唱交往，彼此存同求异，相互理解，建立很好的友谊和信任。这样经历使我体会到一些华人更本质的东西，以歌唱表达心声，如同说中文，和持中国饭一样。

在声乐教授旗下同专业人士唱合唱，很过瘾，算下来我进过三个半合唱团（不包括在建的华人合唱团），其中二个半时同洋人学唱。可是华人唱中国民歌和用中文唱歌更味道，就像我们有个“中国胃”，做中国饭，吃中国菜，总是要到华人食品店去买调料一样。

我临时做指挥不是武大郎开店，我不只想玩”过家家”的把戏，演唱要有艺术性，有民族文化气息，欢迎专业人士加入。虽然我对研究吸烟成瘾还没有执著得像陈景润把数学当游戏那样去专研，但希望把论文发表到影响因子在10分以上的杂志上，也相当于歌手到纽约大都会，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露个脸了。在专业合唱团里，我唱歌也是可以滥竽充数的，简单省心。指望我唱歌像田浩江，这辈子的机会几乎是零。以前，有位歌友约我去大都会听音乐，时间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让我成行，如果现在给我机会，我也是带一点像朝圣一样心理去听音乐。在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唱歌之间，是要以现有个饭碗为前提，唱歌还只是消遣。

我说唱歌不简单，就是因为我到现在，还把唱歌当成是一种消遣，面对的听众多是些把唱歌不太当回事的老百姓。自己唱歌水平有限，没有知名度，需要观众理解支持，首先要有成熟的听众，或者说好的听众，热心的听众。

听说北美有的城市可有10来个华人合唱社团；本地其他合唱团体，不计其数，我们还需要培养自己的听众，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于关公门前耍大刀的我来说，希望“白脸关公们”也来看我们的表演。没有专业歌手参与的合唱是不过瘾的，我想把游戏发烧的体会写成故事抛出来，垒出系列砖块，期待合唱团玉成。合唱团是聚义厅，我不做白衣秀士王伦，我也难扮成宋江或林冲，我申请做一百零九将，混事歌者。

半年前，我为当地华人活动义演，音响人员问我是不是声乐老师，我说我是业余唱着好玩的，可是他还认真追问说观众说我是老师，我想可能说的是我在合唱扮演的角色便成我是声乐老师的由来。其实我是个混事的老师，混事的歌者。

为什么说做混事歌者，最近我找到以前的个人演唱录像，早期的《黄河颂》还凑合，可是那一时期的歌剧咏叹调唱得可是不怎么样。虽然我还不时地请老师上课，跟专业歌手演唱，可是还是同专业人员有绝对的差别。不久前，我打电话同一位干过专业的乐器演奏家聊天，我说进到的一个有专业人员组成的合唱团，她立马说那我就省心了。我说的确是这样很省心而且学东西。可是最近不断有华人歌友，还有洋人音乐工作者问及当地的中国民歌合唱团情况，感到我对中国民歌的情未了。我答应有关领导，新年以后，重打锣鼓再开张，这不新年已到，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