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群島》上卷第69頁，記載了一個熱烈鼓掌的政治案件。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小城召開區黨代表會議，小城的要人們均參加了這一盛會。便衣警察像習慣性的雪渣一樣，滲入到大廳里群眾之中。眾多的演講之後，進入晚會的高潮：朗讀致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效忠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掌聲繼續不斷：達三四分鐘；人人知道密警察在監視掌聲，誰也不敢停止鼓掌。6分鐘，8分鐘……由於無止境地鼓掌，老年人的心臟跳得厲害。9分鐘，10分鐘過去了：大家害怕起來，沒人知道這情形如何結束。在持續到11分鐘的時候，在講台上的造紙廠廠長鼓起了勇氣，停止鼓掌，坐下。好像發生奇蹟似的，寧靜降落在整個大廳內：現在可以不鼓掌了。當晚，造紙廠廠長以“別的理由”被逮捕，並判刑10年。審判結束後，偵察員要他記住：“永遠不要第一個停止鼓掌”！

    這不是極端現象。我們可以在另一個典故里得到佐證。赫魯曉夫拍了一些宣揚政論的影片，通過行政手段讓人民必須觀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應，於是便微服出巡。某天，他來到了莫斯科的一間電影院，當影片結束時，全聲的觀眾都站起來熱情地鼓掌！赫魯曉夫看見些景，心裡相當滿意，這時，旁邊的人突然推推他的肩膀，小聲地說道：“喂，你不要命了嗎？還不趕快站起來鼓掌，這附近有很多的秘密警察”！

    鑑於鼓掌這個動作已經脫離了馬拉松性質，正在向永動機的原理靠近，索爾仁尼琴(Solzhinitsyin)試圖回答“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的努力，就不是依靠達爾文（Darwin）先生的物競天擇的原理可以完成的了，這必須要到靈魂深處尋找答案。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自視為人民公意和人民道德的化身，作報告時，他通常這樣來區別誰是人民、誰是人民的敵人：“給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責我的話，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這並不是特殊道德坐標，因為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i）說過：“誰今天不是跟我們同聲歌唱 / 誰就是 / 反對 / 我們”！在如此清晰的路線面前，人們很容易區分“敵我”。因此，這個多年前閱讀獲得的細節，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它每每被“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澎湃”的現實所激活，將想象的空間拓寬，就像狹窄的良田被混凝土拓寬，成為生長商業和利潤的廣場。有關盛世太平的鶯歌燕舞，在超常規的、爆炸式躍進的主旋律中更新換代，人們的臉笑如葵花。但葵花伸出了手，手拉手，雙手合什，又猛烈分開，一片鑌鐵片自我敲打的聲音，把朝陽花的忠誠，托舉在鋼藍色的天幕下——這不是臆想。這是我幼年多次參與表演的一個節目，叫“葵花拍手向太陽”。

    大約我是葵花陣中最大的一朵，在鄰居家裡也得意地舞蹈，小手拍得叭叭響，直到手掌發麻。這讓右派鄰居很高興，他“請”出一張領袖像給我瞻仰。啊，啊啊，我在拍手歌唱的過程中撫摸領袖那韭菜葉一般寬的雙眼皮。小手髒兮兮的，留下了二根手指印。當晚，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員推開了家門：“請跟我們走一趟”！父母輪流背着我，在昏暗的路燈下跟着民警急走。我記得那些路燈，就像朝陽花的花蕊，把夜色剜出了一個窟窿。那一年，我大約5歲。

    多年以後，這個檢舉我的右派鄰居見我就靠邊走，我走右邊他就立馬跳到左邊，幾乎貼上牆壁，長腿一伸，像一隻爬牆的蚱蜢。當然，他不再是右派了，但他從來也沒有成為左派。是什麼呢？邁開第三條腿走第三條道路？鬼知道。我知道的是，我的撫摸落在權威人物臉上的黑手印，為我的後來帶來了一連串的麻煩，差一點被小學拒之門外。

    父母對此很痛心，他們寫了2尺多厚的情況說明，試圖在文字中複述當時我的年幼無知，但2尺厚的文字令事情開始向更複雜的方向轉化。後來父母不斷告誡我：不要亂伸手。要鼓掌，要熱烈鼓掌，不要亂伸手。是的，我必須按他們的話去做，不要亂伸手。要鼓掌，要歡呼，不然的話，他們還會熬夜寫5尺厚的情況說明。

    鼓掌伴隨我的成長。在越來越多的場合，我發現自己不僅僅是擰着耳朵去讓人灌溉的，還必須懂得鼓掌的技術。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其實是無法沉默的。因為，發下來的文件上，已經在必須鼓掌的地方，作了詳細註明：“鼓掌”、“熱烈鼓掌”、“長時間鼓掌”、“長時間的熱烈的鼓掌”、“雷鳴般的鼓掌”、“全體起立鼓掌”、“夾道鼓掌歡送領導退場”……等等。在《顧准傳》裡就記載了一個細節：那個時期蘇聯老大哥在中國的地位如日中天，任何人不敢有絲毫怠慢，連蘇聯的文藝團體來演出，票面上都印着“請鼓掌至少三遍以上”！作為一種受到教育的回報，掌聲和由此激發的歡呼，是聽眾唯一可以奉獻的精神產品。而且，從掌聲中可以迅速甄別當事人的身份，儘管這個身份需要一定的體力作為基礎，但努力而為之，三鼓而竭再鼓之，就給人一種雖體力不支但仍然繼續熱愛和擁護的良好印象。不能去學那個造紙廠廠長喲。當時我們自然不知道倒霉的造紙廠廠長，只是知道不能停止。撫摸着紅腫的手，那時我想，通過紅腫能夠產生什麼呢？後來讀到作家卡內提（Canetti）在《群眾與權力》當中的話：“手的真正偉大之處是它的耐性”。那好，必須堅持，方能體現拍手的偉大。因此，每當在電影《新聞簡報》裡看到權威人物，在開始階段，總有老師帶頭起立，高舉雙手猛烈拍打空氣。老師往往把手掌彎成掬捧狀，如此發出的聲音就獲得了一種類似空氣動力學的能量，像紙盒被車輪踩癟，爆破的聲響此起彼伏。學生們在這個示範動作里明白了自己的義務，迅速全場起立，椅子立即嘩嘩啦啦倒下一大片，成為了啟動掌聲的先奏。什麼時候停止，自然是等到畫面切換到無關的事情上去了。但權威人物卻又閃現出來，又發出最高指示……還沒有來得及聽清，又引起一陣椅子倒地的破裂聲……

    記得那個時候，掌聲比較單調，就跟那時的藍螞蟻制服一樣，掌聲大致有急風暴雨式或整齊劃一式。前者近似玻璃彈子在鑌鐵皮上跳舞，直到金屬產生疲勞似的綿軟；後者容易讓人聯想起開閘放水，一陣一陣地射，直至又匯聚為鋪天蓋地的交感大樂賦。於是，權威人物在聲音的海洋中乘風破浪。他們紅光滿面，保持恆久的微笑，雙手也自然地鼓掌。當然了，權威是鬥智不鬥力的，是斗在其中而其樂無窮的，他們斜張左手，呈45度的斜面，中規中矩，具有指路人的造型，右手的食指與中指反覆按擊左手掌心，從另一個側面看過去，很像是在拍發摩爾斯電碼，嘟嘟，嘟嘟嘟……

    權威人物鼓掌，自然是為了感謝圍繞而麇集的掌聲，並不是自我表揚。人民麼，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嘛。隨着摩爾斯電碼的連續拍發，群眾是十分感動的。日理萬機啊，此時無聲勝有聲，領導怎麼還感謝我們呢？這一感動，掌聲就很自然成為“雷鳴般的”或“暴風雨般的”。這兩個約定的修飾詞語是不能更換的，你不能說成是“驚雷般的”或“晴天霹靂般的”，也不能游弋為“狂風暴雨般的”或“冰雹般的”，儘管在比喻上後者更接近實質。因此，動用氣象領域的現象，用之於掌聲，更暗含了人定勝天、問鼎命運的隱喻。

    這就意味着，掌聲的打擊力度，與鼓掌人的身份成反比：越是具有優越感的族類，掌聲就越發文雅，而且鼓掌的手式就舉得越高。他們已經習慣“於無聲處聽驚雷”！當然了，這並不意味着上半部階級會放棄在高雅音樂會上顯示自己懂行的熱烈鼓掌，他們更不會放棄面臨頂級權威講話時全面領會時慷慨鼓掌的職業權利。在一生之中，這是他們最不吝嗇的時候。

二、

    1927年，馬雅可夫斯基寫下了“向着陌生的而親如骨肉的中國苦力”鼓掌的《最好的詩》，他刻畫了越過烏拉爾山脈而來的支持的掌聲：“手掌心裡 / 揉洋鐵皮，/ 歡呼的聲浪 / 不斷高漲。/ 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 雅羅斯拉夫在鼓掌。/ 聽起來好像 / 風暴 / 鋪天蓋地而飛，/ 去答覆 / 一切 / 張伯倫的照會，/ 飛到中國去，/ 叫那些主力艦 / 掉轉 / 鋼鐵的豬鼻子，/ 從上海 / 倒退……”文字的樓梯猶如檢閱台前的方陣，方陣齊邁鐵蹄，具有排山倒海的氣勢。

    沒有人能夠佇立於聲浪的衝擊中巍然不動。人不是礁石。聲音總會打穿堅硬的外殼，讓那些脆弱的東西暴露出來，接受聲音的撫摸。佛說舉手為聲，在摩爾斯電碼的拍發過程中，權威的心率總是激越的，他們煥發出來的儀態不怒自威，血往上涌，使得罕見的潮紅占領了額頭和耳根。

    二頭肌與三角肌的緊配合，左右對稱用力，不是麼？二元對立就是一元論的表現形式，使得熱身運動的主體獲得了一種均衡而單純的激情，對即將開始的講話是互利互惠的。權威不但活動了身體，也逐步讓思維獲得了預熱運轉的機會；而對廣大聽眾來說，手指與聽力的聯動態勢，勢必為即將展開的正式節目做好了充分準備。我們可以目睹大量的有關資料，無論是文字的還是音像的，但比較有意思的，是一邊閱讀文字記錄一邊聆聽鋼絲錄音的實況。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無疑對我們研究鼓掌的細節，提供了一個色香味俱全的標本。風和日麗的北京，氣溫適宜，使得單一的掌聲在空氣中可以抵達遙遠的地方。在聲音的衰變過程中與另外的單個掌聲產生共振，它們在牆壁上碰撞，反彈回來的碎屑又加入到新生的聲音洪流中，烘托起如雷霆繞梁的陣勢。但鋼絲錄音機的性能已經無法滿足這強有力的集體發聲學內容，權威的講話在鋼絲上打滑，就像“中法銀民”的那句著名呼號，打滑的講話迅速被掌聲扶住，然後並肩攜手共赴激烈的顫音。錄音的鋼絲比頭髮絲還要細，使得聲音在達到一個高峰以後，再次激發起衝刺又一座險峰的欲望，窄逼的音路在雄鷹的翅膀下逐漸推開它刀刃一般的鋒利，自然讓聆聽者聯想起過草地爬雪山的崢嶸歲月。我查閱了相關資料，出席代表為1026人，代表黨的人1073萬，這大約相當於一根手指代表一千名成員。這就是說，代表們非常清楚，自己手掌的每一次合攏或高高舉起，必然是體現群體意志的，鼓掌不再是個人行為，不再是個人覺悟和美學標準的表達，而是一次慎重的民意展示。

    因此，在這篇不足2500字的簡短開幕詞中，一共贏得了34次規格各異的掌聲和一次短暫但沉痛的集體默哀，公眾發燙的手掌剛好在默哀時分得到了血脈歸位。一共出現的8次“必須”用比鋼絲更為鐵硬的質地，回答了國際國內的全部問題。毛顯然不是那種“要”掌聲的人，他甚至因為講話被不時打斷而顯得不快，不得不加速，以快速的騰挪閃展來移形換位，不給掌聲發作的機會（在別的一些發言中，我們可以耳聞目睹那種要掌聲的提示尾音，剛剛拋出了擲地有聲的呼號，但並沒有砸起水花，於是一句美聲唱法式的“我親愛的朋友們，同志們”的深情詠嘆，就暗示了手掌的預備）。毛語調高亢，儘管他不斷在鋼絲上用縈繞靈魂的韶山話修正前一句不小心流露出來的北方腔調，但過細的鋼絲無法容納他龐大的偉人意志的陡然轉身，“絕對不走回頭路”！他的語調略微遲疑，卻突然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在一片晃動的紅光四溢的面龐當中。這個時候，毛斷然停止了講述，他一隻手拿着講稿，另一隻手在講稿上拍打，伴隨稿紙的亂顫，那些團結的聚光燈光束被卸到了稿紙之下，就像一些字被悉數鏟落。稿紙亮如鏡子。這也體現了東方人與西方人迥異的鼓掌觀。觀眾和聽眾鼓掌，表演人或講話人也鼓掌，漢語中表感謝，互相表示友好感情；而英語中認為這是一種不謙虛的行為，自己不應該為自己鼓掌。因此，西方一些權威人物往往脫掉白手套，手套揮舞，在另一隻手掌上打打，表示回敬。

    此文已經發表在196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所有的掌聲以括號的形式鑲嵌在講話當中，復活了“現在”的場景意義，以期鮮活於未來的任何時刻。人們不會忘記，當年９月之前，對高、饒事件、胡風事件的處理，使中共領導核心空前一致和團結。同年開始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抑制了私營經濟，促進了國營企業的發展。僅僅在一年以後的６月，反右運動開始了。鼓掌的知識分子，鼓掌的民主人士，如1951年1月25日李維漢在《關於目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裡指出的那樣：“兩年來，各民主黨派對人民事業是有很大幫助的。它向人民事業鼓掌，向抗美援朝鼓掌，向土地改革鼓掌，在國內外都表示了‘一邊倒’，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它們還不限於鼓掌，而且還做了許多有益於人民事業的工作”。事隔幾年，不知道那些熱烈鼓掌的會議代表，在會議以後，是否還有鼓掌的權力。恐怕高舉雙手，才是唯一的出路吧。

    而更具有反諷意味的還在於，據王光美回憶，“八大”閉幕後僅僅幾天，毛輕易就推開了迴蕩在耳畔的掌聲。他討厭如雷貫耳的鐵定，對“八大”制定的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表示了反對（見《因為現狀可以改變》一文，原載《東方》2003年第12期）。

    聽這類鋼絲錄音聽多了，我對掌聲產生了一些怪異的聯想。後來看到單位的秘書在起草長篇年終總結講話稿時，他是把“掌聲”一同算做寫作內容的，用括號括起來。括號如同張開的嘴巴，裡面放置豢養的雷聲。文件提前下發，大眾一邊聽，一邊看，眼到手到，金戈鐵鳴，萬眾歡騰。個別調皮的青工喜歡“鼓倒掌”，或提前引暴掌聲，讓還停留在課文朗讀中的領導很不高興。怎麼搞的嘛？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嘛。他不是責怪鼓掌者，而是愚蠢的秘書。於是，括號被從大多數文件里拿掉了，只在職業領掌人手裡，還有那麼一兩份原件，領掌人不遺餘力地跟着文件跑，在空氣中復原着文字的威力。

    197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發達社會主義”光榮進入了蘇聯新憲法。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對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的傑出貢獻”（見《真理報》1977年11月17日），蘇聯科學院把一枚象徵最高榮譽、只授予經典作家的卡爾·馬克思金質獎章授予給了權威的權威——儘管勃列日涅夫連發言稿都得依靠助手寫成。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為勃列日涅夫“發達社會主義”領掌喝彩最積極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雅柯夫列夫——當時的蘇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比戈林為希特勒鼓掌極致而跳到桌子上舞蹈還要傑出一些，因為這個代理部長不但把宣傳機器的馬力開到了極限，他甚至為自己如何從掌聲里突圍暗中選擇好了退路——戈爾巴喬夫時代，此公成為反“勃列日涅夫停滯時代”、批判“發達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他繼續行走在為權威領掌的道路上。

    至於音樂會或者電視台文藝晚會上，那些時不時地以特別感動者自居的領掌人，由於技藝純青，自然無須文件提示，他們具有一種細微的感應能力。比如，某人長了一雙蒲扇大手，平時拍巴掌能蓋住別人的爭論，以前在家放牛牧羊，一聽到他巴掌的召喚，那些畜生立即回家，因此他的領掌生意就特別好。這樣的人，用厚厚的巴掌開拓出來的路，必然是通向紅地毯的。他們穿套西裝帶着厚厚的老繭穿行於音樂會，揮掌帶風，自然具有破風效果。如果讓他們潛伏於某個需要調動氣氛的大型會議，估計效果比講話本身還要好。現在，有的地方還開有專門的“喝彩”公司，公司職員時散時合，散時各謀其職，合時聚在一起。“喝彩”公司根據不同的演出規模，制定出不同的“領掌方案”或“喝彩方案”，並收取不同的捧場費用。

    但是，這些苦心安排的招數，雄辯家是根本不屑的。比如，某年秋天在漢堡的一次演講中，地方長官埃爾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嚴格按照提綱講的——提綱上寫着關鍵的字句。甚至連看來像脫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預先寫好的。希特勒並不像許多人，特別是反對派認為的那樣，是個直觀的演講家。他的講稿寫得很有條理，他確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麼效果和如何取得這種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檢驗他的世界觀，但他卻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醞釀大略雄謀。“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陳詞濫調，只有使用新詞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眾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驅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人們均可接受。所以，當他首次在漢堡公開出現時。他能在短短的一小時內，使懷有疑心或保留意見的聽眾鼓掌，而且掌聲越來越響，到結束時，掌聲成了滿堂喝彩的掌聲。後來，連頭腦最清醒的聽眾也宣稱，雖然他們仍反對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但，很明顯，希特勒本人卻比他們想象的更通情達理”。

    我想，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獲取掌聲，即便是“明騙”或者“陽謀”，也顯示了高超的技藝。權威人物把群眾的掌聲和歡呼視作是否獲得民心的一個標準。因此，不要用理性的方式講述過於現實的問題，而要用感性的方式、激情的方式告訴他們未來的命運，告訴他們關於民族的純潔、關於烏托邦的輝煌、關於吃飯不要錢，一直是權威獲得支持的不傳之秘。

    從聲響系統角度看，掌聲其實與噪音的構成完全一致。或者說，掌聲是一種最典型的噪音。它所構成的氣場，就像一套繁複的禮節所包裝起來的光源。這就使鼓掌者和被歡迎者一同被置身於這緊密的包圍圈中，他們在這個壓縮的空間裡，不但可以擁有團結緊張的親和力，而且還可以讓參與者盡力吸收權威的熱量，從而達到醉酒中的顧盼自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當代學者賈克·阿達利（Attali）在《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一書裡指出：“由於噪音是權力的根源，它總是讓當權者聽它聽得入迷”。因為從本質上講，“噪音是一種武器，而音樂，在最初的時候，幫助這武器的生成，將之馴化、儀式化，成為儀式化殺戮的一種擬像”。所以，賈克·阿達利的結論是：“噪音仍然是殺戮的一個暗喻”。

    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必須參加的慶功會。猛然覺得，鼓掌的熱身運動，對開懷痛飲比較有幫助。它使一種精神性的癮癖在掌聲中被啟動，以一種發癢的方式產生了進一步尋找熱淚的光榮感和傾訴感。塞奇·莫斯科維奇（Moscovici）在《群氓的時代》裡轉引哲學家勒邦（Le Bon）的設問：羅伯斯庇爾為何使女人着迷？因為他會使集體着迷，所以集體就是女人！像女人一樣，集體歷來是喜歡權威的。那麼，奉獻所有的歡呼給權威，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從另一個立場來看，需要大劑量的歡呼來激發權威的鬥志，是權威力比多耗散太多的原因。按照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賴希（Reich）的觀點，過於仰仗集體歡呼的心理，是一種政治性無能的表現。就仿佛一個82歲的老人，痴迷地希望與28歲的女人共赴巫山。但他是冷水泡茶，企圖指望通過漫長的唾沫分泌和小動作將冷水燒開，直至皺紋和脂肪逐漸被激活的血液占領。可以想象，這個無力回春的努力，仍然是一些人繼續奮鬥的根源。

    於是，“鼓掌通過”很長時間來被作為一種法定的民主形式在歡呼；

    於是，某個權威的講話現場，設置分貝儀器，以記錄掌聲所達到的分貝數，來證明體現民意的精確程度；

    於是，權威的每一次鼓掌，猶如紅燈高照的“寵幸”，均被忠實記錄在案，作為考察某項決議是否成功發育的記分牌。在這樣的土壤之上，沒有任何事情不能發生。

    2002年9月29日，河南省澠池縣人民法院審理原盧氏縣委書記杜保乾受賄、報復陷害一案的法庭上爆出新聞。被檢察院指控向杜保乾行賄的主要人物、被法庭傳到法庭作證的盧氏縣公安局副局長鄒某，坐在法庭的後排旁聽。當聽到被告人杜保乾不顧法庭制止、大聲發表與案件無關的言論時，鄒某竟“啪啪”鼓起掌來。於是當庭被拘留。鄒某後來向法警解釋說，他聽領導講話鼓掌鼓慣了，一聽杜保乾講話，就情不自禁地鼓掌了。其實，我們不應該作怪這個小小公安局副局長，他不過是啟動了本能反射，掌聲不是從靈魂里傳出來的，不過是手指的擅自行為而已。面對手掌的無政府狀態，可以視為是對“發自靈魂”掌聲的挑戰，因此，用正義之聲刪除、覆蓋噪音，就成為靈魂祭司的天然權力。

三、

    從漢字結構上說，“鼓”是一種圓柱形、中空、兩端蒙皮的打擊樂器。古代兩軍作戰，以擊鼓鳴金來指揮進退（擊鼓表示進攻，鳴金表示收兵）。古文字的鼓字，像人手持鼓槌敲擊鼓面的形狀，其本義為擊鼓；引申為指敲擊、拍打、彈奏、鼓瑟（彈奏琴瑟）；再引申為振動、振作、激勵等義，如鼓動、鼓勵、鼓舞、鼓足幹勁等。此外，鼓形外凸，所以鼓字又有隆起，凸出之義。所以，鼓掌的身體政治在原始人類那裡就得到了體現，這就如同“文化布爾什主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產生一樣。順便說一下，普通話中的“耳光”是一個來自吳語的兒化詞。它的原始形式是“耳刮兒”。我們知道很多時候“子”尾和“兒”尾可以互換，大家看一些北方作家的文學作品一定看見過“耳刮子”這個詞。同樣用“兒”尾來代替這個“子”尾，於是“光”就出來了。另外，耳朵嗡嗡作響，“光”也暗示了感動和血涌面頰的微妙感受：由於臉頰受到的突然衝擊，迅猛的熱力必然對靈魂構成“激活”的振作之效。

    某天，我從一間會議室門口經過，突然聽見拍桌子、閃耳光的聲音。那清脆而乾淨的聲音宛如輕易穿過房門，釘子一般盤桓在走廊中。我不是鴕鳥，應該去看看。推開房門，哦，原來是幾個人的圓桌會議，大家臉放紅光，在歡迎新上任的局長。這個時候，我突然明白了一個事實：掌聲與耳光從生理機制來說，其實是一致的。

    為什麼黑猩猩每每見到入侵者，總會奮力擂打胸部？它們是以這種沉悶的聲音來告訴對方：自己很壯實，很有戰鬥力，不怕侵略。同樣的道理，鑑於人類胸部共鳴的單薄，無法發出體格的強音，只好以掌聲來達到同樣的目的。但問題在於，無論從聲音、效果上看，鼓掌與摑耳光十分近似。因為人體沒有其他的部位，可以通過彼此的擊打來獲得這樣的聲威和精神鼓勵。摑耳光同樣可以施加激勵、振作、鼓舞的作用，在清脆的聲響中總能被消解的自尊得到重鑄，從而獲得百鍊成鋼的自信。看看那些權威，時不時地深入到民眾黝黑的縱深地帶，抱抱娃娃、看看麵包是否有黃油可抹，還沒有忘記在小伙子肩頭猛拍幾掌，在半大姑娘臉上用力拍一拍，啪啪啪，半大姑娘臉紅脖子粗，不就傳遞了一種親切和愛民若子若女的感情麼？他被聚光燈一樣的掌聲和歡呼緊緊包圍，有一種箍桶匠用力幹活的造型，至少，希特勒是這樣做過的。因此，鼓掌不但是摑耳光的比附，而且，自摑耳光同樣是自我鼓掌的隱喻，儘管這個現象沒有得到專家的一致首肯，我認為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因此，當馬雅可夫斯基說出“給庸俗的社會趣味一記響亮的耳光”的時候，我寧願相信他其實說的是鼓掌。明白這其中款曲的人是作家蒲寧（Bunin）。蒲寧攻擊馬雅可夫斯基是“文學史最末流的”，但他對馬雅可夫斯基朗誦的描述卻惟妙惟肖：他朗誦時一會提高聲音直到狂呼亂喊，一會又懶洋洋悄聲細語，結束朗誦後便平淡無味地對觀眾說：“想挨耳光的人請按順序排好隊”。

    我不想排隊等候。我非常清楚的一個事實在於，我真正在鼓掌的時候，的確是在打蚊子。但是我總是無法將狡猾的蚊子予以殲滅。於是，我不能不熱烈鼓掌。無數的意念被手掌打扁，手掌里有一股很乾燥的皮膚味道，但是蚊子總是準確穿過我的指縫悠然而去。我妻子聽見我在書房裡鼓掌，不斷伸進腦袋：什麼精神又鼓舞了你？如此激動？我說，是空氣。在我說話的間隙，蚊子穿過密布的掌聲，像一根釘子，得意地消失於光潔的牆壁……

    從手性的本質上說，右手總是強力的，是儲存火焰的男性容器；左手卻是弱勢的，宛如液體的手套，具有女性人格。用右手打擊左手，暗示了一種可以洞悉的性心理趨勢。而雙手摩擦又具有擦木取火的辯證效應。所以，雙掌合什固然好，張開雙手釋放火焰則更為符合手的社會勢能。這就如同被精神火焰點燃的臉頰，那些藏匿在紅腫手指印里的火種，會在耳光之後，以辣的方式燎原蔓延，燒紅到脖子。這在愛情或官場裡，我們一再目睹着耳光與掌聲的革命性通感。

    卡內基訓練中的一篇經典文章指出，“掌聲可以使一隻腳的鴨子變成兩隻腳”，形象、生動地說明讚美的巨大作用。好啊，掌聲怎麼使人長出第三隻腳，的確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奇蹟。聽聽美好的歌聲《幸福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呀，看哪大家一齊拍拍手”。如果我因此而揮舞雙手的話，那一定是我又看見了蚊子……

    [凱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