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案：解放军开国中将谭甫仁被刺之迷

 谭甫仁

　　谭甫仁（1910-1970），广东省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六八七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三旅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0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因文中并没有像通常的讣告中所披露的死亡原因及“医治无效”等字样，故引起诸多猜测。在此之前，围绕着谭甫仁被杀一案，在八大军区之一的昆明军区乃至昆明全市范围内：已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案战役。因当时严密封锁案情，破案又是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形形色色的奇事怪事接连出现，加之台湾特务机关的造谣惑众，恣意渲染，使我党我军建国以来首例高级将领被暗杀一案平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动乱”中的昆明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枪声震撼春城 将军喋血大院

　　1970年12月17日清晨5时许，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在昆明军区大院的第32号院中，接连响起了令人震惊的枪声，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32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邹贤玉一愣，睡意顿消，随口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五心想，这32号院是谭政委家，那里响枪可直接关系着军区一号首长的安危，那还得了！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给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晌起来，她一接，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是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一听，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了“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不多时，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陆续赶来的军区干部手忙脚乱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及爱人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谭甫仁身中三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当时谭甫仁昏迷不醒，刚送进医院时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枪，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10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作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12月20日，谭甫仁夫妇的遗体被送到跑马山火葬场火化，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由12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

血案惊动中央　总理关注侦破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谭甫仁中将被刺身亡，无疑是举国震惊、历史罕见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于12月17曰6时就接到了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的报告，他当即作出三点指示；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时间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作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周兴副政委跟周总理通过电话之后，于当日早7时便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然后研究确定了应急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由周兴任组长，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专案组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六个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住在楼下）、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住在楼上谭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员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经反复盘问上述六人，吴小红和女炊事员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小李、小李”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估计枪手逃离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卫生间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经审查，李洪亮是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成为胆小鬼。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军区女篮队员）。王文莹向专案组反映说，她当运动员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当时清晨5时许醒来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厮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

　　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谭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追下楼来，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只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她顿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严密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且对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谭甫仁夫妇居住的32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在南侧偏东一点儿，平时有一个班的哨兵昼夜轮流站岗，案发当晚有两名战士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当时正值“文革”当中，军区有关部门对警卫战士的管理较松，造成这些战士的值勤守卫越来越懈怠，逐渐由站岗变为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从而使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院中惟一的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四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是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

　　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从32号院南邻的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令人困惑的是，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翌日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几天前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查明是被馋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杀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部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的进出路线是这样的：他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院（军人随便出入，不受检查），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从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从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获得8个弹壳。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当从云南省公安厅借调的公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大约两个钟头时，受命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官不耐烦地催问道“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民警没顾上过细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提取痕迹物证，只得匆忙收场。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他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住，故推门而入，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你怎么这时候来啦？”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也许是他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入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将枪口顶着王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入了木质地板。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南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潭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手来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右侧太阳穴穿入，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1928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验枪无果而终 调查柳暗花明

　　侦破工作尽管是在保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动用的人力之多、声势之大，历时之长却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五九式手枪，逐人逐枪核查，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二是核实人员，即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四十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五九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枪目前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刺客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灯下黑”.。原来，保卫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而且枪弹混存。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忘记了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九天，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显然具有内盗的嫌疑。

　　于是，保卫邹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被隔离审查，可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他就谎称这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专案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说的那位老乡，经查问，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人家甚至就没到过昆明。

审查袁孔祥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这里，专案组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明知道问题出在保卫部内部，为什么不认真地查查在枪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为什么只死盯住袁孔祥一个人?况且，袁孔祥的身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显不符。试想，如果确系袁孔祥监守自盗，那在全军区普遍查验枪支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悄悄地把所盗枪支放回保险柜?由此可见，偷枪肯定不是袁所为。

　　那么，内部人员中又有谁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呢?这个范围不会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专案组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最大的失误是，专案组和保卫部并没有把丢枪与血案紧紧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把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高个子胖军人同保卫部的干部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他们不相信保卫部会出现盗枪杀人犯，倒不如说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保卫部的人，盗出保卫部的枪，又用保卫部的枪去杀害保卫部的第一号保卫对象。这样的现实毕竟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的人说不定要丢党籍，有的人可能要丢军籍，也有的人甚至要掉脑袋……

　　也许是前途命运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没有顷其自然地紧紧围绕着手枪与血案、胖高个儿与保卫部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去认真追查，从而使侦破工作走了不该走的弯路，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恶果。

　　查枪验枪工作搁了浅，但外围调查摸底工作则获得了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8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月17曰清晨5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松的马苏红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种，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七八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专案组认为，马苏红与陈汉中的妻子所提供的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对破案很有帮助。便在这两个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尽量让他们提供出更多的情况，希望挖出那个高高的胖军人。过了约七八天，马苏红放了学往家走，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副团级），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被隔离审查。按说，王自正的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队员谭崇访曰夜陪伴监视，门外有一个班的战士24小时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一问情况，就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领导决策失误 凶手饮弹自杀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组织辨认的经验，又没有进行周密的准备，致使秘密辨认变成了当面辨认。12月31曰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继续打扫着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然而，当蔡顺礼副政委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上述情况的汇报后，依然没有下决心对王自正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却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军区保卫部科长何凤毓等人前去西坝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脚印。

　　谢新锷，何凤毓等人于12月31曰晚10点左右来到西坝之后，正好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自正专案组”组长陈汉中也在。陈汉中向他们反映了如下几点重要情况：

　　1970年12月17曰早上7点半左右，刚换岗的战士喊王自正起床。听见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厕所里回答说：“我在上厕所，拉肚子!”“你为什么不请假？”站岗战士质问道。王说：“我向上一班请过了。”不一会儿，王自正捂着肚子回到了隔离室。经询问上一班站岗的，王自正上厕所前根本未请假，也没人见他何时上的厕所。

　　从32号院血案发生后，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紧张不安，不时探头望着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

　　12月24日，当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出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他禁不住失声窃笑了几声。

　　12月31曰中午王自正发现被马苏红辨认出来之后，回到隔离室突然失声痛哭，哭声中说了一句：“以后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锷等人听到上述情况之后，认为事关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骤然上升，还有没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纹、脚印，需向专案组领导请示报告。于是，马上派人回到军区向专案组领导当面报告了新获悉的情况及改变原行动计划的建议。

　　可是，当晚军区大院刚刚举办过年终会餐，专案组的有关领导都暍得东倒西歪，满嘴酒气，对来人汇报的重要情况或许就没有真正听进去，加之他们一直对王自正作案持怀疑态度，又是酒后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所以未加深思，轻率地作出“按计划执行”的错误决定。

　　试想，假如专案组的领导头脑中多一根弦!召集有经验的人员研究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趁王自正不备将其控制起来，然后搜查其身上和住处，看看有没有枪支弹药，既可防止其继续行凶杀人，也可避免其畏罪自杀，还有利于查清案情，挖出同伙。然而……

　　谢新锷等人只好奉命按既定计划执行，这个计划是让王自正带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顺便问些情况，从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纹，同时派人到其住处提取他的鞋印。

　　31曰晚上10点半左右，陈汉中、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陈以平淡的口气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王自正，起来，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点儿事。”王自正当时并未睡着，甚至也没有脱掉衣服，他一边起身，一边问道：“什么时候？”“现在。””好吧。”说着，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五九式手枪，转身对着陈汉中和李伯志“啪、啪”各打了一枪，二人应声倒在门口。站在大槐树底下值勤的战士听到屋里响起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王自正拿着手枪中出来，一边对着战士打枪，一边拼命地向西南角厕所处跑去。这时，枪声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战士也都惊醒了，他们纷纷提着枪跑出来对着王自正乱放起枪来，顷刻之间，俘管所院内枪声大作，喊声一片。

　　王自正跑到厕所口时，见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追来，料定越墙逃跑无望。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五九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一支，但不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经搜查他的身上和住处，未发现另一支手枪。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分析，他很可能将手枪扔进厕所的粪池中了。可是，淘干粪池后却一无所获。

　　过了若干天之后，人们在已晒干的粪堆中找到了那一支手枪，经检验确系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据推测，王自正把两支手枪都带回了隔离室，杀害谭甫仁夫妇后，他怕两把手枪易于暴露，就把行凶的那支扔进了粪池。可是，当战士们淘粪时因疏忽大意没发现裹在粪便中的手枪，直至粪便晒干之后向菜地施肥时才得以捡获。

检举信讨血债 副科长露原形

　　轰动昆明全城的谭甫仁夫妇被暗杀案，并没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杀而画上句号，相反却给人们留下一串难解之谜：王自正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全军区的最高首长，他是独自一人作案还是纠集了一个集团，他又是如何在严密看守的隔离室中潜出潜入盗枪杀人的？

　　要揭开王自正的“庐山真面目”，还得从一封来自河南内黄县武拐公社的检举信说起。检举信缘起于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报复案件：当时，我军刚刚撤离豫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疯狂地向我基层干部反攻。武拐村富农分子王某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数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不久，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军败退，王志政为逃避党和人民的惩罚而潜到外地，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首犯王某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而王志政却一直逍遥法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地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群众把当年还乡团杀害我武委会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强烈要求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王志政揪出来。群众中有人反映，王志政当年跑到外地之后，编造出身历史，混入了我南下大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给老家亲属来过一封信，称已从部队转业，单位好像是个旧锡矿五队。武拐公社革委会当即给个旧锡矿五队寄去一份检举信，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又进一步围绕着王志政与家人的联系情况进行调查。有人反映，王志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国新村50号”。于是，革委会以王志政亲友的名义试探性地给这个地址发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来，理由是“查无此人”。

　　实际上，军区大院所在的靖国新村分成两部分，王自正所在的军区政治部宿舍院内确有个50号。但大院外也有个50号，来信肯定寄到了大院外，况且“王志政”早巳变成了”王自正”，自然是“查无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会的办案人员仍不放弃，他们干脆把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委会。不久，这封检举信转到了革委会人保组。当时，昆明军区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恰巧在该组支左。他看过检举信之后，认为”王志政”很可能就是保卫部的王自正，便将此信转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阅后又转交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起云对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直接呈报给军区政委谭甫仁。谭南仁鉴于此事重大，便提交军区党委进行了研究，决定先派人到其家乡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立即将其进行隔离审查。

　　外调人员刚到其原籍进行调查，王自正的一个侄子便马上给他通风报信，王自正做贼心虚，惶恐不安，立即让妻子回去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

　　王自正被隔离审查之后，虽然供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但他一口咬定没动手，没开枪，仅仅是个从犯。因该案的首犯已被处死，死无对证，所以检举揭发的主要事实难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离审查了七个月结不了案。

　　王自正对其问题的严重性心里有数，他想，即使确认不了自己亲手枪杀武委会主任问题，就凭其参与还乡团杀害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这一条，也足以定个历史反革命。加之自己隐瞒富农出身，编造个人历史，伪装进步，骗取组织信任，混入了解放军的要害部门，并当上副科长，无疑是混入党内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是肯定的，弄不好还会被家乡老百姓揪回去批斗，最后被判刑，甚至被杀头。

　　处于绝望中的王自正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他决心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临死拉几个垫背的。他在日记中多处流露出要报复杀人的思想，将军区党委会主要领导均列入了暗杀黑名单，但首先目标“还是找头头来吧，谭甫仁是第一把手”。可见，王自正杀害谭甫仁是进行了长时间周密的酝酿谋划，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件。

　　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实施其预谋已久的杀人计划是何其难哉！如果没有同伙的协助，他怎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看管人员的监视，又畅通无阻地进入32号院连杀两人，然后再悄无声息地窜回隔离室隐藏?而如果有同谋同伙，那可能是谁呢?

　　谁都没有料到，长达七年之久的破案工作，此时刚刚开了个头。

　　陈汉中难解脱 景儒林寻短见

　　王自正的同谋究竟是谁呢?专案组锁定的首选目标是王自正专案组的负责人陈汉中。

专案组怀疑陈汉中是王自正幕后策划者的根据有好几条：

　　首先，陈汉中作为审查王自正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他对王的态度很严很凶，时常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并且王自正在日记中也多处流露出对陈汉中极为不满，甚至切齿愤恨。但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同伙关系故意做戏?

　　其次，王自正作案为什么偏偏选在陈汉中出差期间?他在32号院杀人之后为什么又到了陈汉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点，就是31曰晚上，王自正在几米之内对陈汉中开枪竟只擦伤了他的一点儿肚皮，陈汉中衣服上共有18个弹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衬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条直线上。王自正冲他只打了一枪，这一枪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因此，专案组怀疑陈汉中自己冲自己打了一枪。否则，人们难以解释：如果王自正同陈汉中没有特殊关系，如果王自正真的那么恨他，那么，王自正在陈汉中从其身边冲出屋门时为什么不照他头上补一枪?

　　当晚事发后，陈汉中曾对他人吹嘘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时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对方搏斗，但现场情况证明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为什么要编造假话呢?

　　因此，专案组果断地决定将陈汉中隔离审查，将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及子女3人以及住在32号院的6人等重点审查对象一起关押在昆明北郊黑龙潭一空闲干休所内进行审查。拥有几十名办案人员的专案办公室也设在该处。

　　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成为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被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12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017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关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017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1971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017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1971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在昆明步校开办专案人员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为军区保卫部的全体干部，还有其他被审查对象，集中在一起学习。反省，接受审查，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气氛十分紧张。

　　作为保卫部部长的景儒林，既是受审查的对象，名义上又是学习班的领导，架子颇为难拿，致使他的精神跌到崩溃的边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到食堂去吃早餐，他没有去，竟用尼龙网兜套住脖子，吊在蚊帐杆上自缢。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蔡顺礼受审查 专案组大换班

1971年12月，“017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历了一年之久，其间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3事件”，“017案”自然又与林彪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使该案的侦破工作更加复杂化，并且备受中央关注。中央组织部为此专门派出一个小组到云南了解有关情况，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召集到京汇报案件进展情况。汪东兴听了汇报后对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不满意，认为一年多来案件不仅无实质性进展，几个主要疑点未查清，而且还出现了几次严重失误，造成王自正与景儒林先后自杀。汪感到，案子的情况很复杂，现专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干扰，对查清此案非常不利。

　　因此，汪东兴将此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当即决定：将蔡顺礼留京接受审查；责令赵泽莽留京停职反省，说清问题。同时，由中央办公厅选派有经验的侦破专家组成中央办案组赴滇指导破案，重组专案班子。

　　于是，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担任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群工组负责人的赵苍璧被召到中央办公厅，接受了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领导下指导“017案”侦查工作的重任，并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二要查清是否有同伙配合、集团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杀的原因及教训，找出破案中的纰漏和原因。要求将案件的主要疑点特别是关键问题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

　　赵苍璧是老资格的公安干部，进城之初就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处处长，后曾担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长、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具有丰富的侦破工作经验（“文革”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为他选配的两名得力助手是，河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刘刚，辽宁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徐生。后来，为了侦破工作的需要，中央专案组又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了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女）、法医赵海波等。为了工作方便，公安民警一律着军装，驻在军区招待所9号楼。

　　昆明军区党委也调整改组了原专案班子，挂帅的仍为周兴，此时周已升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副司令员徐其孝负责专案组的日常管理，副参谋长黄学义任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从各部队和当地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作为专案组成员。

　　隔离室有漏洞 笼中虎可出笼

　　新专案班子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结合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查清谭甫仁被暗杀案同林彪反党集团有无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查案情，解疑点。

　　他们在摸清已知案情和前段侦查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找出了需要查清的四个疑点，即王自正是怎样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潜出作案的?王自正是怎样搞到军区保卫部的手枪和子弹的？王自正作案后为什么去找陈汉中？陈汉中衣服上的枪洞怎样形成的?为了解开上述四点之谜，他们确定侦查工作要紧紧围绕着四个犯罪现场（32号院，保密室，俘管所，政治部家属院）和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书写的3本日记，从头做起，重新勘查现场，重新调查访问!熟读细研每篇日记，理顺弄清王自正的思想脉搏，从中找出其犯罪的思想动机和蛛丝马迹。

　　离军区大院仅两三公里远的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是一个约666平方米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监管王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隔离室门外3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办案人员详细了解了战士站岗值勤的情况，发现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12名战士分12班，每班只有一人，一人值两个小时，换岗时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间至少也有三五分钟的空岗时间。据了解，有些战士往往贪睡而不能按时起床，常常要磨蹭一会儿。尤其是一个外号叫“小迷糊”的战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误一二十分钟。

　　那么，王自正是不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一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专案组从调查获取的四点证据中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其一，据多名战士反映，王自正经常同挂在大槐树上的马蹄表对表，这个马蹄表是战士们值班时掌握时间用的，王自正将自己的手表与马蹄表相对，显然是为准确无误地利用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当而做准备的。否则，时间概念对于他这个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二，从王自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士轮流值班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小迷糊几点至几点”，“大个子几点至几点”、“小山东几点至几点”……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儿子王冬昆、女儿王冬石都证实，王自正被隔离审查期间，晚上不止一次回过家：李素云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两支手枪，要放在家里，她死活没让放。

　　其四，院西南角厕所的围墙内外有蹬蹭痕迹，地上有杂乱的胶鞋印痕，尺码与王自止的相符。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推断，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战士交接班时一二十分钟的空岗时间，从大门口潜出（大门只在里边插着栓，不加锁），虚掩上门，待下一个交接班时间再返回来。返回时如果点卡得准，那他就从大门进入；如果卡得不准，被接班的战士发觉，那他就从西南角厕所外越墙而入；万一被发觉，他就借口上厕所拉肚子，并且向上一班请了假，从而很容易掩饰过去，这期间，住在里屋的谭崇访正在闭门酣睡!毫无警觉!怎会知道王自正已金蝉脱壳，在王自正潜出隔离室的两个小时当中，值班的战士只在院子里站岗，从不进屋察看?虽然从窗口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屋内，但王自止的床上吊着蚊帐，蚊帐内的被褥再稍加伪装，不仔细瞅的话从外边难以发现破绽。专案组为此做过实验，证明了上述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王自正是从何时开始潜出隔离室的？共潜出了几次？由于王自正已死，惟一的知情者李素云拒不交代，她除了供认王自正往家拿过两支枪外，其他的一概不供，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俺是个家庭妇女，俺啥也不知道。”所以，王自正准确的潜出日期和次数巳很难查清。不过，可以肯定，王自正开始潜出隔离室是在被隔离审查两二个月之后，根据是，在他被隔离审查以后的前两三个月之内，先后给其妻写过三封信，都是封好贴上邮票，从临街的小窗户扔到大街上，希望过路的小学生做好事替他投到邮筒。其实，这三封信先后都由捡到的人交给了专案组，在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往窗外扔过信，这说明他已有机会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不需要再用这种笨办法联系了。

　　保险柜不保险 森严处不森严

　　王自正行凶杀人经过了长时间的预谋策划，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王自正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当天的天气情况，日常活动，思想动态等基本上都有记载。这些日记绝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字迹虽说不上工整，但也不甚潦草。但是，有那么一二十篇却格外乱，似乎是在日记上乱涂乱写，很难辨别写的是什么内容。富有侦破经验的中央专案组认为，王自正这些乱七八糟的日记绝非随意涂着玩的，而是蓄意掩盖见不得人的内容。果然，为研究王自正的日记而下了很大功夫的“老政保专家”刘刚从中发现了“天机”，有篇日记写道：“这件事（指历史问题）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生，老婆孩子也要受到牵连，我这一辈子完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完蛋，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要多杀几个人”。杀谁呢?他列出了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的名字，但后来又考虑，“不如杀谭，影响更大！用什么手段去杀呢？”王自正可能想到二十多年前杀共产党的武委会主任用的是枪，如今杀共产党的大军区政委还得用枪，因此他写道：“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

　　那么，他是怎么搞到枪的呢？

　　办案人员了解到，王自正当了多年的保卫部的秘书，他的办公室就是存放枪支的保密室，枪柜内存放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和子弹他是知道的，枪柜的钥匙就放在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换了几任秘书历来如此，秘书从来是兼做枪支保管员，王自正管了几年枪柜，保险柜的密码自然是熟记于心!并且还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也许是惟恐日久天长忘了。

　　王自正虽然被隔离审查了，但因尚未定性结案，他依然穿着军装，帽徽领章齐全!况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离审查!因而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保密室的门锁多年来一直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是很普通的碰锁，门的缝隙很大，用铁片、竹片等硬质物件一捅就开，办案人员做了一下现场试验，结果没有钥匙就轻而易举地捅开了门锁。保卫部的人员曾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有一次王自正忘了带钥匙，结果用苍蝇拍把屋门打开了。由此可以断定，王自正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偷出保险柜的枪支子弹，而无需他人协助配合。

王自正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往经常到32号院去，对该院的环境、布局非常熟悉，同院里的主人和工作人员也都熟得很，对院内警卫班松松垮垮，形同虚设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因而潜入作案无所顾忌。

　　据了解，32号院的警卫班由站岗到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同“文革”的特殊背景分不开的，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人故意为主。

　　认定作案人数的重要依据是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因此，技术专家王广沂，赵向欣等人在32号院中心现场重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勘查检验工作，王广沂将钻入王里岩卧室地板中的那颗弹头挖了出来，经鉴定与在32号院提取的其他弹壳、弹头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还派人将在32号院和西坝俘管所提取的弹壳，弹头先后送到南京、上海复检，鉴定结果与原结论完全一致。

　　前专案组因在现场勘查中过于仓促，只在楼口门上提取了一个凶犯留下的指纹，而在楼上却未提取一个足迹和指纹。这次赵向欣在楼上楼卜、院内院外等处，光指纹就提取了150多个。要从这150多个指纹中认定哪些是谭甫仁夫妇及其家人、工作人员留下的，哪些是战友们在抢救受害人时留下的，哪些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需要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分析比对工作，同时，为了验证指纹遗留的时间，还需要多次进行现场试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作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在排除了谭南仁全家、工作人员、战友等有正当理由留在现场的指纹之外，有三个是王自止留下的，其中一个留在了楼梯口，另一个留在了王里岩卧室的门上，另一个留在了谭甫仁屋门的外侧，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迹。

　　这是认定“017案”系王自正一人作案的可靠依据。

　　那么，陈汉中同王自正究竟是什么关系？王自正为什么在杀害了谭南仁夫妇后又去了陈家？王自正为什么在日记中流露出对陈恨之入骨，陈为什么在王的枪口下侥幸逃生，陈衣服上的18个弹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解开，也必须解开!

　　要弄清陈汉中与王自正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们周围的战士，干部，包括王自正专案组的成员。大家一致反映，陈、王之间没什么私交，既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汉中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对于自己的审查对象一贯表现得比较“左”，管教方式比较严厉、粗暴，每隔十天半月就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因而，王自正最恨的是陈汉中，最怕的也是陈汉中。他的那些被故意涂乱的日记是其真实思想情绪的流露“陈汉中你好凶啊!陈科长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报仇！”据此可以推断，王自正作案后到政治部家属院去找陈汉中，惟一的解释就是企图找陈报仇雪恨，而陈汉中到外地出差是他始科不及的，从而使陈躲过了一劫。

　　政治部家属院在军区大院北面!王自正也住在该院。王住的是原属于沈醉的小洋楼，而陈住的则是单元楼，两家虽然相隔不远，但平时没什么往来，因而王只知陈家的大概位置，弄不清具体是哪个门，这才出现前面提到的王自正向马苏红打听陈家一节。

　　既然王自正对陈汉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他向陈汉中开的那一枪为什么只伤其皮毛，而未击中要害或再多打几枪呢，陈汉中衣服上的18个弹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办案人员重新勘查了王自正枪击陈汉中和李伯志的现场，结果在门口附近的胶合板墙裙上发现了一个弹孔，当挖开墙裙寻找弹头时，发现在胶合板与墙壁之间的鼠洞中有一只腐烂的大老鼠，在紧挨着死老鼠的半块砖头中找到了一颗手枪弹头，根据案发时陈汉中所处的位置，断定这颗子弹就是打在陈汉中身上的那一颗，但歪打正着，要打的却打偏了，子弹从陈汉中的肚皮上擦过去，却偏偏击中了躲在墙中的大老鼠，这只硕鼠竟当了陈汉中的替死鬼。经鉴定，这颗弹头同击伤李伯志的一样，就是王自正用以自杀的那支五九式手枪所发射。由此而排除了陈汉中自伤的可能。

　　王自正射向陈汉中的这一枪怎么会在他衣服上形成18个弹洞呢?办案人员详细询问了陈汉中和李伯志当时的情况，并反复做了现场试验，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当王自正从被子底下抽出手枪向陈射击的一刹那，正面向王自正的陈急忙侧转过身去，两胳膊往头上一抱，顺势蹲到地下。王自正的这一枪先后穿过其右臂和左臂的衣袖，又穿过腰部的几层衣服，最后钻入了墙裙中，陈汉中身上穿着大衣，罩衣，毛衣，衬衣共四层，加之扎在裤子中的上衣有褶子?所以形成的弹洞自然就多了，从而揭开了一枪出18个弹洞之谜。这样，既揭穿了陈汉中所谓“英勇搏斗”的自吹自擂；也解除了他身上背的黑锅。

　　专案组认为，在当时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王自正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击中陈汉中的部位。因为谭崇访就在他身后，屋外又有荷枪实弹的战士站岗，为了迅速脱身，不至于落入法网，他只有仓皇地逃出室外，而来不及再多打儿枪。

　　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七年之久的侦查，复查，终于使惊动中央的谭甫仁夫妇被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自。1978年6月，专案组写出了结案报告，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之所以造成王犯伤人后自杀，是由于专案组缺乏经验，决策失误，措施失当。景儒林的自杀则是由于自愧自疚心理过重，思想压力过大所致。

　　结案报告经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批准，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至此，这起在“文革”这一特殊背景下所发生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其他凡因“017案”而被隔离审查的人员都相继解除了审查，恢复了名誉。

　　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桩绝密的大案，它留给后人多少教训、多少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