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 作者：周谷 （一）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共奉第三国际命令企图夺取中国政权的前夕，发动全面清党後不及一年，特别再设立专门对敌作战的调查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奉令负责全面侦缉党内的中共间谍、策捕中共党团员、侦破中共各地秘密地下机关、潜入中共内线作战，以期彻底消灭当时假借外力意欲阴谋夺取中国政权的中共组织。 中共中央为针对国民党对之不利之此项严厉措施，也秘密扩大了相对组织-中共中央特科。 三十年代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五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中，到处都发生逮捕、惩办双方间谍、内奸、叛徒的阻击暗杀行为。 不少人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迹，不少人过着双重性、有血、有泪、有恨、有爱的间谍恐怖生涯。 上海真是国际冒险家的乐园，又是远东国际情报的集散地。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首次任命其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之胞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办公厅机要科科长陈立夫，兼任新成立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 陈主任开创中央调查科後，不久便另调重要新职。 此後此职相继由留法学生贵州盘县人张道潘、留美之吴大钧、留美之叶秀峰担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叶外调他职，改由陈前主任表亲留美之徐恩曾专任。 中央调查科成立不及一年，就已五易其长，难以全面开展工作。 徐恩曾，浙江吴兴人，号可均，笔名徐思予，一八九六年出生。 徐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第十二次（当时不称届）电机科无线电信组，同科毕业者只十六人，不久留习美国再习电信，一九二七年回国任上海南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 徐幼时赖其长兄徐恩源维持生活，与其次兄徐恩第（东仁）、及弟徐恩培（未婚，战时被日机炸死）均服务公职。 徐恩曾一生三娶，初娶梅子英（幼琴），续娶王书青（王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再娶中共脱党党员费侠（字达韫，湖北钟详人），育有子女多人。 一九四七年行宪，徐恩曾当选国民大会代表，费侠当选立法委员。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乱，徐一家避难入台，服务航业界，晚年居台湾屏东。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在开创初期，规模不具，人员不多，工作成效一时并不显著。 自徐恩曾接长後积极锐意，重新规划，又复久专其任，在消除敌对势利上，曾对国民党有相当重大之贡献。 中央调查科组织：采访股：总干事先後为杨剑红、曹立瀛、曾三省、张冲（怀南），干事顾建中。 整理股：总干事先後为吴大均、濮孟九，干事刘清源。 特务组：负责人顾建中、成员有徐进、廖兴序。 负责对中共的调查研究、情报收集、破坏指导等工作，一般特务活动仍由采访股负责。 言文组：负责人刘清源，成员有赵德恺、许志盈。 其任务在负责收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及国外华文期刊，分类剪贴呈参（以上两组一九三○年增设）。 特务工作总部（一九三一年秘密设立）中央调查科成立之初工作人员不过十七、八人，其中大部分由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校长蒋介石调派一九二八年六月党校初期毕业生中，选派十人到科工作，计为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风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还有党校易名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谢永存、温麟等人。 一九三一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兼校长蒋介石“又派来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近二十人参加调查科工作，他们是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状飞（中共地下党员）、□圭中等人”。 -详见一九八九年八月号“传记文学”张国栋原著：细说中统局（上）。 翻阅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录中，张文所列举名单仅王正鸿，江苏镇江人；王思诚四川江津人；李熙元，湖南宁远人；高振雄，湖南安化人；游定一，湖南岳杨人；张志鹏，山东人等六名列名毕业生中，其余诸君子或未毕业，如戴笠便是，或非毕业录中所列原名，或著者记忆有错，或期别有误，或非军校毕业生。 至于张文所列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之钱状飞（中共地下党员）谅非事实。 中央军校六期生在广州入伍时，正直一九二七年清党，学校一度停办，东迁南京，六期生于一九二九年初在南京毕业。 而钱壮飞（一八九六年生）此时早已在北京医专毕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清党时在北京行医，一九二八年始转往上海谋生，夤缘得入中央调查科掌握机要。 军校六期毕业生中姓钱者仅六人：工兵科有钱谏（江西）、钱立（浙江峥县）、钱圣辉（福建）；交通科有钱以松（江苏江都）、钱泽生（浙江宁海）、钱峥（湖南）。 钱壮飞似不可能又在三十一、二岁壮年时再度改行学万人敌。 张文所说的此一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虽在中央调查科工作，但非如张文所指系黄埔六期的钱壮飞。 黄埔六期或其他各期有否钱壮飞其人仍待考。 中央调查科到一九三一年七月最盛行时也不过五十人左右。 一九三八年中央调查科为适应业务的需要，奉令扩大编制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 这是中央调查科初期组织情形。 中央调查科在三十年代末改组以前，曾陆续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过中共重要领导人等的重大案件。 简述如下：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严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被捕，同年七月二日以前被杀。 中共浙江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赵士炎（李鹏之舅父），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在上海被捕，同年七月十九日被杀。 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陈独秀之子），中共中央工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及中共党团副书记许白昊同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被捕，同年六月六日同日被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五人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新闸路经益里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中被捕，同月三十日一并被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捕，随即转变。 由于顾所提供有关中共要人及其机关住址之情报，在上海相继破获了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农委、中共江苏省委，以及中共在江苏、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委机关，其被捕者有不少被杀，其中中共中委、省委、县委如徐锡根、罗章龙、胡筠鹤等数百人纷纷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中共中央总书记、红帮向大哥向忠发此时在上海法租界化名余达强经营骨董生意，也由顾的关系，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正与其姘妇周超英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一古玩店中长卧时被捕，向诚恳表示愿自首竟被拒绝，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杀。 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书记、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李竹声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被捕旋自首，其代理书记、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盛忠亮（盛岳）也于同年十月四日在上海被捕自首。 中共重要组织不得不被迫迁往江西苏区，这不能不说是中央调查科在对敌工作上的重大成就。 （二）一九二七年四月清党後，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真是风声鹤唳，政府军警及外国租界巡捕密探，到处捕杀查抄中共党团员，因而中共在政治上一度受到严重打击。 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武汉时期，为惩处党内一些内奸叛徒，曾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设立过“特务工作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又奉第三国际命令在江西南昌暴动失败後，中共重要组织大部都遭粉碎，其重要领导人纷纷外逃苏俄、香港、上海等地外国势力的地方隐蔽，密谋东山再起。 中共中央机关遂被迫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再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租界，更感处境困难，实难展开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迟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上海，先住卡德路中共机关中，旋奉中共中央命令着手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 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起见，中共中央特于同年十二月令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或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 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具体任务之组织。 周恩来此时在黄浦江边开设“松柏斋古玩号”，以伍豪、伍老板化名及身份在上海长袖善舞，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特委，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并全权指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和工作干部，成为中共南方白区党的唯一领袖。 中共中央给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务：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 为渗透国民党内部，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特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经过我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二个忠实同志到国民党内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 中共特科是一个绝密机关，初由顾顺章负责，设二科一队。 一科主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一队为行动队，中共内部习称“红队”。 一九二八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办过一次秘密工作学习班，教以如何坚持白区斗争，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 周恩来、恽代英均往讲课。 中共中央特委工作发展很快，不到两年竟能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住华使馆，以及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渗入中共工作人员或线民。 兹将中共特科扩大为後的组织，分别简要说明：中共特一科主管中共中央机关事物及财务等项工作，成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左右。 科长洪扬生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由江西老表赵醒农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转党後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 一九二五年底，洪在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负责人为聂荣臻、颜昌姬）受训後，以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派往东北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奉调回上海，清党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陆续迁往武汉。 洪在武汉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 不久，武汉又清党，中共中央机关再迁往上海，洪即调往中央特科工作。 成员：阚思颖，四川南溪人，住机关。 邹志淑，浙江嘉兴人，负责交通和掩护工作。 陈家康，广东人，中共特科专职医生。 朱胜（化名），湖南人，做古玩店老板。 张克诚（化名），河北人，做木器店老板。 戴荣鑫，浙江馀姚人，木器店店员。 王竹友（老先生），江苏松江人，负责布置机关。 周青，四川人。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姨妹。 叶小妹，顾顺章姨母之女儿。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韶兰，顾顺章的嫂嫂，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吴克昌，吴韶兰的胞弟，与其妻同做掩护工作。 任务：（一）设立机关，利用各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各种店铺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通讯处或代办所，作为租房保证人，铺保盖章之用；或租赁花园洋房，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 当时设有下列机关：一处在上海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由张义安（张杏生）当老板。 一处是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三民照相官，经理□渔人（□梦菊），协助中共特共一科工作，并代购卖、储藏武器、传递秘件并做掩护工作。 一处是李瑞生所开布店，作中共特一科租房屋担保人，以後在上海威海卫路永吉里中共接头站，全家为中共住机关。 一处租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白俄老太太二房东的一幢洋房三楼，为中共特科内部接头站，周恩来、陈赓、顾顺章等少数人常来此接头谈话。 一处在上海西摩路斜桥会馆旁，开设一家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秘密接头处，中共特一科一位湖南朱同志当老板，顾顺章岳母张陆氏烧饭。 一处是上海威海卫路达生医院，由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开设，为中共中央掩护机关，中共中央每月在这家医院开会一次。 一处在上海泥城桥东，专设一木器行作为接头处，有时用为租屋之铺保，派戴荣鑫当店员。 一处在上海同孚路上一条弄堂口，挂有“费国喜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所”之招牌。 在弄堂内一幢石库房的底楼厢房，除储藏武器外，为中共特一科和行动人员的聚会处。 一处在上海西摩路菜场旁边的一幢弄堂房子，限作一般机关使用。 一处租上海爱文义路一条弄堂最後一幢独门独户三层楼洋房，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与第三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派有专人以大商家身份接待。 一处在上海三马路边开设福兴木器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秘密机关，由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熊瑾玎当老板，与其妻朱端绶同住机关。 此一机关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案发後，当年七月不得不告结束。 一处在上海四马路口私立生黎医院二楼，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调朱端绶住机关。 此外中共尚在上海办有三个酒店、一个钱庄、一家印刷厂、一个织绸厂。 （二）布置会场，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从确定地点、租用房子、布置会场、备办庶务以及安全隐蔽，均有中共特一科负责办理。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由顾顺章住机关的一幢洋房中，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与会者数十人。 开会其间中共特科人员全体出动负责安全保卫。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一年元月七日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六号举行，会议一整天，直到深夜结束。 向忠发、周恩来等三十七人出席，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江西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于一九三○年五月在上海召开，会场准备二处，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随时转移。 一处设在卡尔登戏院後面一排洋式楼房中，一处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的一幢洋房里。 代表进入会场，就地食宿，不得外出，由中共特科行动人员任安全工作。 （三）营救被捕人员，一般营救工作交由公开机关上海济难会办理；重要人员被捕，中共中央多交由中共特一科办理，大致分三种方式。 一种被捕者未暴露本人真实姓名和身份时，中共一科就聘请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律师潘震亚和费国喜，公开出面辩护，合法营救。 一种寻找租界巡捕房、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江苏高等法院内线或托人情，或行贿买通、提前释放，或轻判徒刑。 一种在上述两种方式行之无效後，不惜使用古法半路拦截，或法场劫持。 但亦不敢轻易使用，风险太大。 中共特二科主管情报工作，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 科长陈赓原名陈庶康，在中共特科工作时化名王庸，湖南湘乡人，一九○三年出生于贫寒人家。 一九二一年陈在粤汉路湘局打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加入中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奉中共命令离开铁路工作，考入广州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军政讲武学校。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岛正式开办，陈舍离讲武学校再考入黄埔第一期，五月入学编入第三队，同年十一月底毕业。 陈毕业後留校服务，一九二五年调野战部队服役，十月二十七日东征时，因在战场急救黄埔校长兼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有功，调为蒋之侍从参谋。 一九二六年九月陈奉中共命令赴苏联远东红军总部学习保卫工作和群众暴动，一九二七年二月回国经上海转武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在江西南昌暴动，陈在南昌“江西大旅社”内由贺龙主持之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暴动失败，陈亦受伤。 于同年十月中旬与中共周逸群等人，乘日船到上海就医，旋即易名王庸就任中共特二科科长，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转变案发生後六月秘调天津工作，始离开中共特科。 同年九月再转往中共鄂豫皖苏区张国涛处再任军职，一九三二年留上海就医，两度会见鲁迅。 一九三三年三月陈再到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忙中有闲前往贵州路“北京大戏院”看电影，被陈的老相好中共特科转变人员陈莲生识出被捕，解往南京受审，陈因一九二五年救驾有功，未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後暗示准其逃离南京，仍转往江西苏区，以後一直在军中服役。 成员有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胡北风）、陈寿昌、陈寿山、柯麟、贺诚、刘鼎（阚尊民，四川南溪人）、吴先清（受其夫刘鼎领导，三十年代死于苏俄肃反时期）、陈彭年（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留法华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陈莲生（张阿林，先施公司学徒，曾在武汉中共特务工作处工作）。 中共特二科一在派忠实可靠党团员，利用各种人际复杂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心脏部门，如情报、军队、警察、宪兵等机关，及租界巡捕房搞情报。 甚至在上海之青帮、流氓、白相人，租界中的包探和巡捕都有中共的密探和同情者。 一在搜集情报，提供中共中央及第三国际参考。 陈养山、刘大汉均以新闻记者身份，公开活动收集情报刺探消息。 中共特三科即行动科，负行动制裁。 科长顾顺章，化名黎明，江苏宝山白杨任，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工头，在上海斜桥路二十二号附近以其艺名（化广奇）开设魔术店，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曾任苏俄住华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mborodin)的卫士，一九二六年派往苏俄海参威受政治保卫训练，一九二七年秋回国，负责中共特科，初期工作，其公开身份是魔术师。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随即转变。 谭余保曾派往苏俄学习，回国後担任此一科长，但忠余亦担任此职，但又名但钟宇，江苏苏州人，上海米店学徒，以後曾派往苏俄学习，改名周朋，一九三七年回到国境时被杀。 中共特三科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的保卫工作。 中共中央机关一般住沪中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一般住闸北区，少共中央机关一般住法南区。 其具体执行人员为“红队”，通常维持二、三十人左右，人选均从地下党中严密挑选出来的工运人员，多训练有术，配有轻便武器，行动迅速而残酷，严格执行上级交代的任何命令，中共对内奸叛徒毫不留情。 一九三○年中共特三科在上海卡德路专门为“红队”人员办过一次短期训练班，目的在使受训人员熟悉上海街道里弄、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次在熟悉政府宪、特、警机关和流氓帮会情况，并教以化装、监视、破密和射击等技术。 中共特四科负责联络通讯。 科长李强（曾培鸿）成员：毛齐华、张沈川（张燕铭）、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以上诸人均于一九二八年毕业于莫斯科第三国际主办之国际无线电学校）、黄尚英、伍云甫（吴晋生）、曾三（老康）、宋濂、蔡叔厚（蔡绍敦）、蒲秋潮，于昆（于益之）。 李强是中共无线电台最早负责人，主持中共中央与中共各省、市委、各苏区的通讯联络重任，他又为中共次第完成各种外线、内线交通，又根据苏区需要，一九二九年夏首次装备成功中共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训练了不少无线电人员。 中共特四科先後在上海建立电讯机关，一九二九年在沪西英租界极司非耳路福康里九号一幢三层楼石门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由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蒲秋潮住机关，一九三○年二月电台迁往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一弄三十二号。 蒲调往天津後改由于昆（于益之）住机关，其秘密无线学校设在上海巨籁达路四成里一幢三层楼房中，门上挂“福利电器公司”招牌，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司被破获，张沈川等十二余人被捕，中共改派陈寿昌主持，这两处机关不得互相联系，以防一旦案发牵连。 蔡叔厚另在上海东有恒路开设“绍敦电机公司”，储藏中共特四科电器，文革时难逃劫数被害。 （三）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刚一创建，内则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共的钱壮飞，竟于一九二八年辗转进入国民党的对敌作战心脏出长机要，外则中央调查科後来派在上海负责对敌工作的杨登瀛，又逐渐自动蜕变为中共潜伏在上海国民党调查机关之首脑。 钱、杨二人一在南京窃取国民党情报资敌，破坏国民党的反共组织；一在上海协助被捕中共被捕人员脱离险境，保全中共秘密机关，两人上下其手，使国民党中央一时大意失荆州。 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要人顾顺章在湖北汉口被捕後，钱得悉後始仓皇逃逸，杨亦受波及身囚囹圄，不久又得获释，重为党国效力。 六十多年来，知道国民党当年在上海同共产党进行残酷斗争经过的人渐已不多，知道钱壮飞大夫者谅亦不多。 知道杨登瀛何许人也，寥若星辰；知道中央调查科的杨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绝密的鲍君甫者几希。 好一个合二而一的两面派，使这场共产党挑起的战争益增神秘，造成多少冤魂，铸成多少英雄。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浙江吴兴人，一八九六年出生。 钱于一九一九年与其妻张振华（安徽桐城人）同时毕业于北京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两人系同级学生。 两人于一九二五年经张迟中介绍加入中共，钱在京绥路附属医院工作，张则在北京天坛传染病医院服务，两人均利用医生身份为中共做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清党後，钱壮飞夫妇两人已无法再在北京安居，一九二八年转往上海谋生，住上海法租界甘司东路辣裴德路新兴路兴顺里四号。 其妻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钱则考取许恩曾所办无线电训练班後，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一份秘书工作。 在中共方面钱则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支部，支部党员不多，支部书记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的张沈川，余为徐德、一金性韩国人，胡底（胡北风）。 胡安徽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此时南下亦编入支部。 李克农又名李稼轩，安徽巢县人，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生。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清党後流亡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李任中共沪中区宣传委员。 在上海巧遇同乡胡北风，因胡之介绍而认识钱壮飞，由钱的介绍，李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考入无线电管理局，以及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单一律加以录取，对中共贡献极大，从此一生与中共情报工作不离。 徐恩曾不久奉派继任管理局长，到任後发现小同乡钱壮飞精明能干，善于交际，乃寄予重任视为左右手，一九二九年徐转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钱亦随往杭州，形影不离，亲如家人。 同年夏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办规模盛大之西湖博览会，徐借重钱之长才负责设计和会务，深得徐之赏识和信任。 徐恩曾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又奉命令继□秀峰专任中央调察科主任，密告钱壮飞其新任务在扩大中央调察科组织，以配合政府对中共的军事围剿，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执行对中共党团员自首政策，派员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等项，嘱钱协助进行。 钱立即将徐的意图向中共报告请示，究应如何工作。 这时，中共中央特委对是否打入国民党内部情报组织，曾有两种意见：一派主张派中共忠实党员钻进敌人的心赃中去窃取情报，一派反对打进去。 中共中央特委书记周恩来赞同前说，同意钱壮飞继续留任，“效忠”徐恩曾，同意李克农进入无线电管理局任编辑，胡北风打入中央调察科，钱、李、胡三人在中共组织关系中原在地方支部，为工作方便起见，将三人编为一特别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改隶中共中央特科，受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单线领导。 此三人後来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三杰。 李克农後来潜入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办公厅负责译电工作，中共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如有紧急情况，由李立即转报陈赓处理。 徐恩曾到任後，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负责人事及各地基层组织的建立，钱籍此安置若干中共人员进入中央调查科。 徐新设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为保密计，将原在南京丁家桥科址移至南京中央路三○五号新址，对外则挂“正元宝业社”牌子。 此一政府情报中心，徐主任嘱钱机要秘书与之共同处理日常业务，徐已视钱为其亲密战友。 嗣後徐所收机密文件、电报、以及各地发来情报，属于一般性者以及科内日常世务，由钱先代为处理。 凡是由徐恩曾亲自处理之机要文电，例须由钱状飞过目；凡应由徐恩曾亲批的电文和各种情报资料，须由钱壮飞事先审阅签拟处理意见後，再送呈徐恩曾签批。 徐恩曾主持中央调察科多么轻松逍遥自在啊。 这样以来中央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的手中。 徐恩曾大事不糊涂，其与政府高级官员互相通报的密码本，亲自保管，遇有重大事情则躬亲处理，亲译密件。 但徐常到上海夜游，钱为了获得这个密码本，乃一片苦心规劝，外出不宜亲揣密码本，如有遗失影响严重。 徐如外出他处，则将密码本亲自藏在办公室机要保险柜内，以为万无一失，钱遂利用机会盗开保险柜，偷摄全部密码本，原本仍置原处，遂能将政府绝密情报，不失时机译出密送李克农转报中共中央。 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江西剿共会议，十二月二十六月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南昌行营主任负责剿共军事，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这第一次围剿情报，事先由钱译好，竟装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连夜赶赴上海送李克农转送周恩来。 如此，政府尚未采军事取行动时，远在江西之中共早已作好了安全部署，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的第二次围剿情报，钱也用同样方法处理。 到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第三次围剿时，钱因顾顺章案早已擅离职守，中共才无法获得此次确切围剿情报。 徐恩曾其後又嘱钱壮飞除尽量收集中共情报外，兼及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 钱壮飞和李克农根据中共特科的指示，特为中央调查科实为中共在南京、天京等地建立一些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情报机关。 其指导机关有二，一为“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正元宝业社”隔壁中央饭店四楼，一为“民智通讯社”。 钱状飞同负责两社责任。 钱壮飞不久将胡北风和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妻弟张家胧派往天津日本租界建立“长城通讯社”，胡北风任社长，张家胧任记者，钱、李、胡三人定期在南京中央饭店“长城通讯社”交换情报，由李克农为主要交通人。 所有获得之情报，均由李通过陈赓转报周恩来，钱、李、胡三人就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徐恩曾瞩钱壮飞率员前往沈阳调查东北军事，钱与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则由陈赓领导，带着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浩浩荡荡前往东北。 他们在当地中共组织的协助下，巡视中共特科部属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并在东北建立一套属国民党、实际上可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双重秘密组织。 他们此行为中央调查科搞些假情报报效，又特别获得徐主任分外嘉奖。 中共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奉命偕陈莲生护送张国涛、陈昌浩等人从上海搭乘英商详泰木材公司的拖船到武汉，转往鄂豫皖中共红四方面军去工作。 这一条运送木材的船向不搭客，由一陈姓中共党员为舵手，却经常搭载中共要人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也为中共运送文件和武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清党後，中共留在武汉的党要，多乘这条船从汉口安全到达上海。 顾顺章在完成护送任务後回到武汉，大摇大摆住在汉口大智门大智旅馆，不顾中共秘密工作纪律，重以“化广奇”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所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赚钱，又陷入脂粉阵中醇酒美人，乐不思沪。 不巧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在汉口特三区一高尔夫球场前，被中共转变人员王竹樵（尤崇新？）指认，顾顺章与陈莲生同时被捕。 王竹樵当时为中央调查科两湖调查员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侦缉处少将处长蔡孟坚下之工作人员。 顾被捕後押在行营侦缉处，随即转向政府提供见面礼，指出中共驻武汉秘密交通机关，中共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直属中共特四科的领导、英商详泰木材公司拖船陈姓舵手，并表示还要亲向南京军事最高当局提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共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报。 顾向蔡孟坚表示除非亲见总司令蒋公，不愿再提供有关中共任何情报，又特别再向蔡提出，他本人未到南京之前，千万不可将其被捕事电告南京。 武汉当局不顾顾顺章的劝告，于四月二十五日向蒋总司令、陈部长立夫、徐主任恩曾连去特急密电，报告顾已被捕自首。 电到南京路海空军总司令部时，时在办公厅工作的李克农翻译此电，压迟一小时始行呈阅，并在此一小时内抢先通知上海中共中央。 当时总司令办公厅并不认为逮捕这位中共无名小卒，有何重大价值，不必大惊小怪，顾闻悉电报已发出摇头叹息：“完了，抓不到周恩来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是星期六，巧在钱壮飞正在“正元宝业社”值夜班，闭门读书，晚上十时忽接武汉发来之六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特急绝密亲译电报，心知有异，不知武汉发生何种重要事情。 钱乃用偷摄的秘码影本将电文快速译出，不禁大吃一惊。 电报均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拍发，第一封紧急电“黎明（按为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钱壮飞认为“明早”即四月二十五日起航，按航程计，後天（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可到达南京，政府需时间部属，最快大後天（四月二十八日）才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还来得及通知中共中央安全撤离。 第三封“顾顺章供称，军舰迟缓，请速派飞机来接”。 电报在钱手中，钱认为此非军事紧急事件，顾顺章名不见经传，又非中共要人，谅南京不可能立刻派飞机前往接驾。 钱壮飞仔细记下来电内容，再将原电报照原样封好後，立即命令在中央调查科做打杂的女婿刘杞夫（刘正风，湖南人，年约二十岁）乘当晚十一时夜快车去上海，早上六时五十三分抵站，把这个特急情报面交“舅舅”李克农转陈赓上报中共中央。 刘杞夫是钱壮飞与李克农间的秘密交通。 刘杞夫走後，钱立即转告在“民智通讯社”工作之中共人员讯即撤离，另急电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北风等人员迅速撤离隐蔽。 第三天（星期一）早晨钱壮飞象往常一样，亲自驾车前往下关接徐恩曾早上七时二十分自上海到京火车、再送到“正元实业社”上班。 到办公室後，钱告以武汉有急电，徐面瞩钱用徐专用密码本将此电亲译，并当着徐面译出，钱译一封呈一封。 译完後，钱对徐说：“来电说我这里有共产党！” 徐不信，以为有人栽赃。 然後钱壮飞若无其事装做回家休息，从容不迫离开，迳往火车站搭车去上海，这时政府早已在上海北火车站集结了大批军警，来迎接中共这位骄客钱壮飞，虽经严密检查乘客，一无所获，事实上，他早已在上海郊区真如小站下车，绕道进入市区了。 四月二十六日正是星期天，碰巧不是中共交通站接头的日子，经过一翻周折，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始自陈赓和李克农处，获悉钱壮飞所截获的这十万火急情报。 顾顺章因工作关系完全知悉中共中央要员在上海所使用的化名和他们的秘密住址，并且熟知与中共在上海有关系之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和苏俄远东红军情报部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化名及秘密住址，顾如及时将这些情报向政府泄露，对中共中央、第三国际、苏俄远东红军情报均有不堪想象的严重後果。 周恩来立即与陈云等人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即指挥中共特科人员倾巢出动，抢在政府行动之前，采取三项紧急措施：一讯即转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住址，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中共主要负责人之秘书全部调换；一将所有原在上海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的干部，尽快调离上海；一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 就在四月二十六日深夜，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等机关已转移秘密新址。 四月二十七日，顾顺章乘坐的军舰到达南京，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然後直驶“正元实业社”徐恩曾办公厅，顾说这就是中共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使徐、蔡不禁大吃一惊，徐主任立即派人四出追查机要秘书钱壮飞的下落，钱早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 徐又专派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顾建中等，率领大批人员连夜赶往上海，会同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于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开始全市大收捕，除连续搜查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地址外，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古庙依旧，“菩萨”早已出巡，只有徒望破庙空悲切了，正如蔡孟坚处长一九八○年所写“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故事”，只是历史又一次殷鉴而已。 周恩来他们当年能够兔脱，妙在巧也。 周恩来自一九五○年以来，曾多次说到当年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及在上海的工作人员，早已不在人世了。 顾案如果早发生一天（即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则中国现代史或将改观。 一巧在钱壮飞时值夜班，一巧钱竟敢事先偷译来电，一巧在顾乘军舰，遨游长江，指点孤山始到南京，一巧在适逢星期六京中显要多在春申游宴，一巧在政府迟于星期一始在上海行动。 有此五巧，冥冥中似有定数，竟使白下蒙尘，金陵神伤乎？中共中央鉴于顾向政府自首并泄露党内机密，以致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之秘密机关多处被破获，若干重要领导人被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决定开除顾顺章党籍，由周恩来负责执行党的纪律。 周恩来于同年（一九三一）九月下令将顾顺章一家大小八口及中共党员斯励等九人，由中共特一科王竹友在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监视下执行，埋尸于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里三十三号及三十七号、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六号、新闸路斯文里等处。 上海租界当局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在上述地点掘出尸体，十二月十一日又致电香港通缉周恩来归案法办。 顾顺章鉴于全家被原来的自己人无情屠杀，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申报”第六版，同月三十日又在第二版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示”。 启示全文如下：敬启者顾顺章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受革命潮流之激励，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 鉴于共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与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 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户读书，以求学识之大进。 对于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 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毫无个人仇恨之心，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 孰意周恩来、赵容（按即一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康生）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字据，亦被劫夺而去。 似此残酷兽行，灭绝人道，实为空前罕见之惨案。 噩耗传来，痛不欲生。 现除已呈报国民政府之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瓣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 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 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伏祈公鉴。 顾顺章仅启通讯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za8148顾顺章缉凶广告一出，周恩来鉴于在上海已无法居留，于同年十二月扮成一普通商人，自上海秘密前往江西。 他由萧桂昌陪同从上海乘船到汕头，由中共绝密交通站安排先住在“金陵旅社”，再转往汕头棉安街一家大旅社，第二天乘潮（州）汕火车到潮洲，下午二时改乘汽船去大埔，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汽船往大埔青溪，当晚在青溪由中共交通站派六名武装人员，护送到江西，改就中共江西中央局书记，主持江西苏区工作。 自此周恩来脱离地下秘密生涯，又浮上地面活动。 顾转变後在中央调查科工作，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顾经王思诚之介绍与南京三民中学学生张永琴小姐结婚，但始终不忘情于中共，拟为中共效命被发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徐恩曾下令在江苏镇江处决，一代中共人才，从此永无翻身之日。 （四）一九二八年初，中国国民党中央由陈立夫、张道潘、杨剑虹开始筹建中央调查科时，认为上海系重要港口，又是中共的工作中心，国共双方必争之要地，拟速即在上海筹建侦察机关。 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适当工作干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 中央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广东人，上海青帮中间人，曾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多次找杨登瀛帮忙特务工作，杨登瀛同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有点关系，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运动时认识上海中华海员工会的杨剑虹。 因此杨剑虹每来上海秘密工作时，常找杨登瀛话旧，俩杨无话不谈。 陈立夫、张道潘每到上海，杨登瀛亦常周旋其间，杨登瀛与张道潘之间更有一段政治特殊关系，张遂成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央的积极支持者。 杨登瀛，广东人，原名鲍君甫，自幼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後，又毕业于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对马克思主义略有所知。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杨回国投身运动，一度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 又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运动。 他交游广阔，因长期在日游学，遂与若干日本通讯社有密切关系，也同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悉，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往。 杨曾加入国民党，清党时被捕，旋被保释。 杨原住中共自称的党校-上海私立上海大学江湾附近（校址原在闸北青岛路），因与上大很多员生相识，与中共特二科的陈养山，刘鼎等人亦熟识，陈养山一九二六年秋在杨家习日文，而认识杨买办。 一九二八年春，陈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在北四川路底杨老师家。 当时杨剑虹经常到杨家来闲谈两人公私事，陈嘱其与杨剑虹保持良好关系。 杨剑虹每次来都要杨登瀛参加工作，杨登瀛早知陈养山为中共党员，故嘱其适时回避。 陈亦籍此知道上海一些清党事。 杨登瀛认识一些中共党员，其本人也同情中共，对中共的请求，也尽量照办。 但杨接受参加国民党反共工作後反复思考，如不告诉中共，不仅得不到中共的帮助，事情办不成，对不起朋友，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如果能帮助中共做点事，即可从中弄到一些中共消息交差，又不担风险。 他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想同中共建立关系。 杨登瀛为了安全展开工作，亲自去找他的学生陈养山商量，助他一臂之力，找中共的关系。 杨登瀛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上海侦察中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关，同租界当局协同作战等情况，全盘告述“党内同志”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全盘提供“党内”参考。 陈养山遂将杨登瀛所谈各节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 中共经过周密研究後，认为在政治上虽不可靠，但在情报上很有需要，决定使用杨登瀛，派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与杨秘密见面。 陈赓先与陈养山谈话，以详细了解杨的一切具体情况後，一九二八年五月乃直接与杨洽谈。 陈赓要求杨同中央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应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友好合作关系。 杨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如果上级向他索取中共情报，应如何办？陈赓逐项答复同意照办。 陈赓复于同年五月底再找杨谈以後的工作部属，如何来往，如何联系，决定将陈养山调离杨家加入中共特二科工作，改派连德生为杨的保镖，成天陪杨到处公干，有了情报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 实则连德生是杨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连德生原是上海电车第二二二号售票员。 “五卅”时期领导电车罢工，无法再回去工作了，中共仍派之往苏俄学习，此时刚回国即奉派担任此一新要职。 陈赓还经常与杨见面研究情况，寻求方法，如何更进一步获取国民党的情报。 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之争斗，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月自杀，中央调查科顿失去在上海之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十月逐正式任命杨登瀛为住沪特派员，派令内称“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 杨登瀛自此有了更大的权利，对中共越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从此杨登瀛即是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的领导人，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 他就是中共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厥功甚伟。 国民党的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鲍君甫，真是一部间谍双簧名戏。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科影响下工作。 杨还照中共的要求，为国民党制定一些反共计划。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一年四月顾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 为了使杨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给他送去不重要的中共文件，如中共的宣言、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还供给他一些中共活动情报。 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凡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让他去逮捕。 中共特科除供给他交际费用外，陈赓还特别呈准中共中央特委为杨登瀛买一部汽车，真是舍己为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更加重用，予以财力人力支援，在上海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独自处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杨家探望，对杨常亲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的工作，以示信任之专。 杨常代表政府在租界法院出庭参加陪审，与京中显要常有往来，俨然是上海国民党要人。 杨升任国民党中央上海特派员後，中共特为杨特派员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事处，作为情报集散之处。 陈赓特为此一办事处除派安娥（张红惠）做杨的秘书，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外，还给杨配备有其他中共人员。 杨把所收集到的情报集送办事处处理，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书即时抄送给陈赓，杨常在此处与他的工作人员洽谈公事。 杨升任特派员後，活动方便，赋有更大权利，掌握了更多的情报。 他还利用这个身份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协助中共购买枪枝，应中共的要求，为中共镇压它的叛徒、内奸、更有效地保护中共地下机关，免于中共人员被捕，或在被捕後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 好一个国民党的“杨家将”竟保卫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各机关的安全。 杨登瀛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是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人。 租界巡捕房是一般的称呼，正式名称为警务处。 国民党也要他同巡捕房建立密切关系，以便随时可以协助逮捕中共党团员，中共也要他在巡捕房收集各种情报。 杨与英巡捕房政治处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帮办谭绍良都有良好工作关系，巡捕房政治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 英国巡捕房也要利用杨与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为捕房办事，兰普逊对共产党问题都与杨商量，巡捕房的政治情报，杨都可以看到，巡捕房有时抓人，也请杨同去。 杨把各种情报都尽先及时通知中共特二科。 杨为一日本通，当时日本在上海北四川路驻军颇多，英国租界深感威胁，兰普逊同日本进行交涉的时候常借重杨的专才，以解决疑难。 杨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关系也密切，亦是巡捕房的顾问，政治处下设社会股、外事股、查缉股、文书股、译报室、马笼(p.maron)特务班、物价管理处、司法警察等八个单位，其中除物价管理处外，多为处理共产党事务的单位，杨与之充分合作。 在政治处中有中央调查科的探员，也有中共特科的包打听，也潜伏有中共党员在内。 协同法租界巡捕房收捕中共人员及文件最多的，要算中央调查科的游定一。 国民党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都因杨的关系，中共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杨总事先通知中共特科，然後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中共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杨登瀛掌握的情报日益争多，对中共的贡献也日益加大。 从杨提供中共有关内奸的情报，使中共从而了悉国民党的对敌作业情况，中共则尽量利用他的关系，派人打入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宪兵队中去卧底，侦察中共自己的叛徒加以惩治，杨在特派员任内，在上海为中共作出了极大贡献，计有下列各案：（一）白鑫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公安局忽接中共党员提供密报，破获了位于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上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彭湃、杨殷等五人均被捕。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命大得以幸免。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破获前两个小时，杨始获悉，已来不及通知中共中央了。 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于当日下午开会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旋即释放。 中共特科遂认定白鑫为告密人，将加以制裁。 白鑫，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三年左右加入中共，曾就读黄埔军校一期。 此时早已密任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及特务科副主任。 中共特科决定在彭湃等人于八月二十六日从市公安局解往警备司令部途中，使用武力劫持，先嘱杨登瀛参与审讯彭湃等人时，暗示中共将予营救，但因时机错过，八月三十日被杀。 中共虽经过一番努力，一时未打听出白鑫身在何处，中共特科对此采取两个步骤。 先嘱杨登瀛以特派员身份找白鑫谈话，次令中共机关达生医院的柯麟、贺诚查访，白鑫是柯麟的病号，当容易知其下落。 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日报”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已于日前解往南京，带罪立功，以观後效。 实事上白鑫未离上海，也未去南京。 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中，范家住法租界霞飞路和蒲石路间的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 杨特派员几次受中共之请到范家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才弄清楚白鑫决定去意大利。 范在市党部十分努力，对于中共破坏革命大业大为不满，对中共党众总加以严厉处置，深为中共所痛恨，时有不利消息加于范身。 范常一笑置之，谓革命何惧牺牲，不足介意耳。 白鑫与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 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 中共为杀害白鑫作了严密部属，陈赓派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租下最後一家房子，陈赓自己也紧靠白鑫住处的二十七号三楼租房住下，以严密监视白鑫行动。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但忠余等人在白所住四十三号周围弄堂里埋伏下来。 当晚杨登瀛还去范家给白鑫送行以侦察白出发的确切世间。 晚十一时许，白鑫在范家最後一次晚宴後，一行七人刚跨出范公馆，一时枪声大作，陈赓亲自指挥邵等将白鑫、范争波之弟范争洛、保韩玉秀等四人杀于家门前。 范争波受重伤送院疗治。 沪上报纸曾有详细刊载。 （二）任弼时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最後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培国）在上海一早出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 任被捕後化名彭德生，陈赓透过杨登瀛去营救。 杨利用自己与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关系，向巡捕房当局说明，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误捕，年底开释。 任弼时，湖南湘阴人。 一九二二年十八岁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中共支部入党，以後成为中共要人。 （三）关向应案中共中央委员关向应（致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作时被捕，抄去甚多中共机密文件。 中共特二科派刘鼎以杨登瀛特地请来的专家身份，鉴定文件真伪。 刘从鉴定中把中共重要文件取回来。 数月後关因杨的关系也被释放，关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入上海大学，年底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一九二五年元月在学校加入中共。 （四）戴冰石案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党员戴冰石自首愿为国民党效力，杨剑虹将戴交给杨登瀛使用。 过了几天杨登瀛奉令把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件密封公文送交给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内为戴冰石向警备司令部所提供中共沪东工会秘密机关的情报。 英巡捕房政治处帮办谭绍良立即约杨登瀛同去搜查平凉路中共机关，抓走七人，内有戴的姨妹。 戴找杨告以杨剑虹同意待全部人马引渡警备司令部後，准予释放其姨妹，请予协助。 杨登瀛把上述情况告述陈赓，陈认为戴系内奸，遂派中共特三科人员于戴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等候其姨妹释放时，将戴当场杀害。 （五）陈慰年案一九二九年夏天，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介绍王松生与杨登瀛相识，可以运用。 不久王松生将中共一份封面为“华字通报”内为中共“中央通告”密件，问杨要不要？如需要今後可以继续给中共秘密刊物和文件，还愿意把供给此项文件的陈慰年介绍与杨相晤，以便日後可直接与陈接洽生意。 杨登瀛立刻把陈慰年出售中共文件事告知陈赓。 陈赓要杨与陈慰年面洽，以便收买这些文件。 中共特二科经过内线查明陈慰年不但已秘密自首出卖文件，而且居然还是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查员。 陈慰年经常向英巡捕房出售之中共文件，又再度落入中共手中。 为杜绝此项祸源，中共决定让杨登瀛作东请陈慰年和王松生吃饭，令中共特三科行动人员认清陈慰年的面貌，并跟踪到他所住地方，然後在其弄堂设一书摊以监视陈来往的客人。 一个月以後，中共特三科人员就在弄堂将之杀害。 （六）史书元案一九三○年春天，杨登瀛发现中共军中一转变军官史书元，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饭店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密报中共机关事，乃告知陈赓处理。 陈报准中共特委後，令中共特二科、三科人员全体出动包围一品香，陈赓到现场指挥。 刘鼎为杨登瀛的专家，随杨进入饭店参加宴会，以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刘大汉则以记者身份进入饭店探访。 史书元也是行家。 一看苗头不对，讯即脱离现场，反而刘记者及中共行动人员因行迹可疑被捕，稍侯才释放。 （七）黄第洪案一九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黄埔一期六队学生黄第洪，湖南平江人，刚从莫斯科留学回上海，他是由周恩来直接联系的。 到上海不久就密函蒋校长，愿脱离中共，盼亲谒密告周恩来与他会面的地址，信中并附有他本人通信处，此信辗转发交中央调查科徐主任办理，徐将原函交由杨登瀛就近在上海妥办，杨即将此案详告中共特二科刘鼎，周恩来获悉後指示隔离黄第洪，再进行调查。 杨登瀛两次约黄到指定地点见面，黄甚机警，俩度爽约。 其後中共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密报属实，拟对中共机关大破坏，乃由陈赓率员将黄逮捕秘密杀害。 （八）山东省书记案一九三○年秋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到上海开会，不慎在饭店被捕，随即转变，关在上海松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 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会晤，他说出自己身份和简历外，知道中共家底不多。 杨匆忙离开司令部找陈赓报告情况。 陈赓根据中共特委的指示，派刘鼎以杨登瀛的专家身份前去给他拍了两张照片，证实此人确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 不久，中共受意杨登瀛把他杀了。 以上这小小八案，是中国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同志，对“党”的辉煌衷心，坚贞不二的记录。 （五）三十年代中共特科潜伏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钱壮飞、杨登瀛、胡北风、李克农为中共建立了汗马功劳，前三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三杰，最後一人李克农自当为中共情报一雄。 但後来四人命运各异，只有“老母鸡”李克农竟享天年，人的造化各异，似亦有定数乎？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案发生後，钱壮飞、李克农、胡北风难以再在上海为中共效忠，奉命转道入江西苏区重为中共效命，钱壮飞于一九三二年春天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次年调任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二局局长，後因机关合并改任副局长，他在江西苏区对外是以红色戏剧家身份出现。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撤离江西苏区，钱随军行动，次年元月在行军途中，被任命为中共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任，三月三十一日传钱在贵州息烽掉队失踪仙去。 钱因与中共调查科渊源甚深，中共为防止内奸，也有可能将他秘密杀害！在中共肃反事件上，此类事例甚多，钱壮飞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北风任局下执行部部长，不久胡调到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中共红四方面军做政治保卫工作。 张国焘大搞整肃杀人如麻，很多在他辖区的中共党军政干部包括胡北风在内都被他公开杀害。 李克农到江西後，初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一九三三年接替钱壮飞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及中共军工作部部长。 在江西时期，他对中共在情报上有极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及国共争夺江山战争时，李克农对中共贡献更大。 杨尚昆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李克农长文时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克农同志参与了对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我情工人员深入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日伪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杨又指出：“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杨尚昆这短短的几句话，正是中华民国政府失去大陆的最主要原因。 当年中共情报“四壮士”之一的李克农，一生于情报为伍，迭任中共军政要职，竟能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善终北京，莫非“天佑”中共乎！李克农死前念念不忘当年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战绩，一九六一年在病重还函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编辑成册，同时也可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李克农旧学不错，在秘密工作中，仍不忘老夫子的“礼运大同篇”精义。 他不曾想到一九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把他“临终嘱咐”烧得片瓦无存，如果他活到文化大革命，以他的丰功伟绩，能否逃得过劫难，诚难以逆料也。 还有那一位爱帮闲忙心在曹营的大中国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同志，于顾顺章案发生後，顾泄密，受到牵连，中共特科特派特二科陈养山前往安慰将保护其眷属，嘱其坚不吐实，谅无确切证据，国民党其奈何哉！顾顺章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杨登瀛月底被囚。 杨在监狱中遵照中共指示无一语向国民党中央提及他“效忠”事。 翌年“一二八事件”後，由其老长官张道潘保释出狱思过。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爱才，杨再度受启用为国民党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生活归于平淡，手中失去权力，不复再受中共重视。 一九五○年南京城陷时，杨在街上摆小地摊为生，想起当年何等威风，手握生杀大权，不无感慨。 一九五一年中共镇反时，竟将过去这位功臣也抓起来。 周恩来、陈赓获悉後将其释放，可怜生活无著，仅靠中共每月给他一些津贴，维持残生，晚年十分凄惨。 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回笼成为国特、内奸、被斗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年初含冤死去。 狡兔死，走狗烹，哲训依旧。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国共双方在上海的地下情报战争，国民党在表面上战果辉煌，专书成册，实际上受制于中共潜伏在他心脏中的反间谍。 国民党从实际情报工作中获致有关知识和经验，又借重了大量中共转变人员。 世界大国中从来没有象国民党这样出手大方，化敌为友的办法，在它的情报机关中，竟如此重用对方转变干部，有些甚至主持方面，或威镇一方。 国运盛时，取材于晋自有相当效果，及至一九四九年情势一变，其中有很多人转变到底，其中也有很多人又重回娘家向“人民”赎罪，加速了大陆政局的急剧变化，不到一年数百万大军瞬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怪异之事，徒呼奈何，岂不伤哉！（摘自“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