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有多殘忍？不與政府合作的知識分子均斬首

作者：張程

核心提示：

朱元璋本來就和文化人不是同類，加上“非友即敵”的簡單思想作祟，朱元璋大開殺戒了。

魏觀、高啟和王彝於是成了洪武初年眾多文字獄的第一批受害者。

隨着統治的穩固，朱元璋乾脆以暴力威脅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職。

朱元璋在刑書《大誥》中設置科目，明文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則“誅其身而沒其家”。

貴溪夏伯啟叔侄倆自己砸斷自己的手指，蘇州姚潤、王謨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斬首並抄家。

面臨生命威脅的文人們，這才出來做官。

做官還不夠，朱元璋還要改造文化，像打擊政治對手一樣，

將一切可能威脅皇權的潛在力量都掐死在搖籃里。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江南著名才子、一代文豪高啟受蘇州知府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棄市，一同被斬的還有同是文豪的王彝。此案因為一篇文章而起，掀開了明清兩代一系列充滿腥風血雨的文字獄的序幕。

高啟被殺時僅僅是蘇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後世賦予了各種各樣的意義。因為高啟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經的政治明星、發揮過標杆作用；高啟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趙翼讚譽為“一出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明初詩人第一”。高啟雖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壇代表人物，但出生於元朝末期的蘇州，主要文學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張士誠占據東南時，高啟居住在吳淞江青丘，號“青丘子”，開始半隱居半高調地在文壇樹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後，高啟對新王朝的態度就帶有了很強的象徵意義。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高啟一開始對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歡呼大慶”的態度，熱情稱讚朱元璋驅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結尾中他對明朝統一天下大唱讚歌：“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高啟說自己“幸逢中國真龍飛”，對朱元璋的稱讚接近了肉麻的程度。朱元璋也投懷送抱，王朝剛剛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攬高啟參修《元史》。高啟從此進入了新王朝的權力高層，受詔入京修史時寫了《召修〈元史〉赴京師別內》，興高采烈地說：“宴安聖所戒，胡為守蓬茨？我志願裨國，有遂幸在斯！”不僅自己積極進入新王朝，高啟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動員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堯臣出任新鄭簿時，高啟作《答余新鄭》：“幸逢昌期勿自棄，願更努力修嘉名。”

高啟的態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同時承擔了教授新王朝“諸王”文化知識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當眾擢升高啟為戶部侍郎。高啟剛剛當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飛機一樣，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奮鬥進步了幾十年的老人們瞠目結舌。這也體現了朱元璋對高啟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啟拒絕接受戶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兩條：一來自己年少，才35歲；二來自己一介文人，沒有實際政務經驗，恐怕難當戶部的大任。高啟的這兩條理由都還說得過去，朱元璋心裡雖然不快也不好說什麼。但高啟接着說了一番話，卻激怒了朱元璋。高啟說自己心力疲憊，請求解除本兼各職，“放歸山林”。

你年紀輕輕，才參加工作一年，就以幹不了為理由要回家養老？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你是對工作失去了熱情、不願意和同事們相處了。的確，高啟是對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厭倦了，而且還對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熱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樣，高啟內心積極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為。他的文采越飛揚、名聲越遠播，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啟在詩《贈薛相士》中承認：“我少喜功名，輕事勇且狂。顧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長。”高啟隱居青丘，並不是要做隱士，而是和諸葛亮一樣，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出山而已，是靜觀局勢待價而沽。就是在隱居時，高啟也經常“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後，新朝新氣象，吸引了高啟。高啟一開始和新王朝的合作，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態度，並非一個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層政治接觸，讓高啟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和不適應。

朱元璋等人是農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的權力，在政策上採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對蘇州等東南各地採取打擊豪強、加重賦稅的政策，對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撻伐。朱元璋對原來精英階層的打擊面很廣，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說“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之一二”。高啟雖然躋身於新朝新貴行列，但出身於舊的精英階層，不可能對新朝打擊故交名士的行為無動於衷。對於朱元璋的高壓政策，高啟不贊同，但他權小勢微，無力反對。這個時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現出來了。高啟掙扎在不同的立場之間，難以自拔。而且高啟還有一些讀書人的虛榮，愛表現，“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高啟在政治上不成熟，將聽到的或者看到的31落到了文字上，曾寫詩“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夜深宮禁”的事情，你高啟怎麼知道的，又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說了？此事牽涉到宮廷內爭風吃醋的醜聞，朱元璋看到高啟的詩後，不可能不往心裡去。朱元璋對高啟等文人的設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納進高層圈子為己所用，但要聽從指揮，不能搗亂。心理的煎熬讓高啟始終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讓他拒絕同流合污，於是他決定回歸，重新去做一個單純的文人。

高啟當眾請辭又一次暴露了他的政治幼稚。他可能是期望正大光明、來去自由，什麼事情都做得明白透明，可朱元璋會這麼想嗎？客觀說，明朝待高啟不薄，朱元璋對他可謂是恩重如山。高啟卻不領情，還當眾請辭，要重新浪跡山林，不僅是朱元璋就是朝堂上的昔日同事也都認為高啟擺明了拒絕和新王朝合作。

朱元璋自尊心很強（小時候做過和尚，要過飯），心狠手辣（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奪的天下），頓時對高啟厭惡起來。按他的心理，馬上將高啟拉出去砍了都不為過。但朱元璋轉念一想，高啟是文壇領袖，對他的安置具有象徵意義。天下初定，明朝還需要高啟好好活着，所以朱元璋忍住了發作的念頭，接受了高啟的辭呈，還送給高啟一百兩銀子作為回鄉的盤纏。

高啟回到蘇州的第三年（洪武五年），蘇州來了一位新知府：魏觀。

魏觀是湖北蒲圻人，也是讀書人出身，元朝末年也和高啟一樣隱居了起來，但比高啟年老整整30歲。當朱元璋和陳友諒打仗的時候，魏觀就結束隱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陣營。他算是明朝建立前參加工作的老人了，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之一。魏觀歷任國子監助教、浙江按察司僉事、兩淮都轉運使、侍讀學士、禮部主事等，中間罷過官後來復出，66歲時請求退休。朱元璋對這位老臣很滿意，退休前給魏觀提了一級，“賜參政俸”，讓他回家安享晚年。明朝初期，蘇州地位重要，政務繁雜，但是知府陳寧為政苛刻，橫徵暴斂，用燒鐵烙百姓的肌膚，失去了全府的支持。官吏和老百姓們暗地罵他“陳烙鐵”。陳寧不能再用了，朱元璋要再派一個得力親信前去，於是想到了魏觀。魏觀結束退休出任蘇州知府，到任後廢除陳寧的苛政，寬厚為政，蘇州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先。第二年，魏觀擢升為四川省參知政事，結果蘇州百姓上書朱元璋不讓魏觀走。朱元璋也沒有更好的人選接掌蘇州，同意魏觀留任。到現在，朱元璋對魏觀是信任的，是滿意的。

魏觀在蘇州政績斐然，和他的才能有關，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支持。文人出身的魏觀和文化氣濃厚、文人眾多的蘇州很合拍，他招攬人才、教化百姓、移風易俗的許多政策得到了當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啟、王彝、王行等人。高啟做官的時候就認識魏觀，還當過魏觀的下屬。兩人惺惺相惜，結為忘年之交。魏觀到蘇州後，高啟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兩人歡聚交流。

話說蘇州是個繁華重鎮，但是府衙卻是原來的水司衙門。原來的蘇州府衙在元末被割據東南的張士誠占為皇宮了。朱元璋攻滅張士誠的姑蘇戰役讓府衙在熊熊烈火中化為了荒墟。明朝建立後，蘇州府衙多年來都侷促在水司衙門的舊房中。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魏觀決定在張士誠舊宮殿的基礎上重修府衙，同時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吳國時修的水利工程），計劃疏浚河道減輕水患。按理說這兩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觀在工程立項、決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個環節都沒有違反程序，貌似不會出任何問題。

問題還就出來了。蘇州指揮使蔡本和魏觀有隙，上書攻擊魏觀：“觀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復宮開涇”一旦和“異圖”聯繫起來，問題就大了，大到朱元璋不得不按照程序派了一個叫做張度的御史專門調查此事。

朱元璋有沒有把“復宮開涇”和魏觀聯繫起來呢？他沒有那麼傻。有許多破綻表明這極有可能是一個誣告。首先，魏觀已經69歲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69歲老書生造反幹什麼用？而且魏觀跟從朱元璋多年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造反？其次，蘇州作為重鎮，明朝在此設立了蘇州衛指揮使司，留有軍隊鎮守。蔡本就是蘇州指揮使。魏觀作為知府，指揮不了蘇州衛的軍隊，拿什麼造反？第三，“復宮開涇”，前者屬於改善政府辦公條件，後者算得上是興修水利，怎麼就和造反聯繫起來了？如果說有什麼不妥，那就是工程涉及張士誠的舊宮殿，有點敏感；修建工程調動民工，有擾民的可能。可兩個小問題也不能上綱上線到造33反啊？

負責調查此案的御史張度被後世的許多人認定是一個小人。有人說他和高啟有仇，而且向魏觀索賄未果，就做出了不利於魏觀的調查結果。然而沒有證據表明張度和高啟有仇，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索賄。反而從張度之後一直從事糾察執法工作，政績斐然，正常提升來看，張度是一個相當專業和正直的司法官。

張度作為欽差大臣，沒有大搖大擺去蘇州。大搖大擺地調查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前奏。張度採取的是微服私訪的方法。脫下官袍換上民工的衣服進入了修建官衙的隊伍，當起了搬運工。非常巧，他趕上了蘇州官衙的“上梁儀式”。在南方，上梁是建屋非常重要的程序，房子還沒建，梁上好了不但博個好兆頭，還可以給後來的建屋打下好基礎，所以大家都很重視。魏觀還邀請老朋友、大文豪高啟給蘇州新府衙寫一篇《上梁文》。高啟受邀，熱情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作。儀式開始，張度很仔細地把每個細節都記在心裡，為了集中精神他連官府分發的每人一碗酒都推辭掉。他默記下高啟的《上梁文》，然後考察一番後，回京向朱元璋遞交了調查報告。

張度的調查報告是不利於魏觀的，但並沒有採用蔡本的“異圖說”。他彈劾了魏觀兩大罪狀：“非時病民”和“危言”。所謂“非時病民”是認為魏觀調撥民工修建兩大工程耽誤了農民的農時，而且在修建過程中工程過急，有催趕逼工的現象存在；所謂的“危言”則是說高啟寫的《上梁文》不太妥當，認為“典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

應該說，張度彈劾的這兩條罪狀都擊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經。朱元璋農民出身，骨子裡是一個傳統的農民，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對誤農傷農的行為極其反感。魏觀的兩個工程既然誤了農時，朱元璋就不滿意了，把它想象成大興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條罪狀中的“高啟”、“典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等字詞更是讓朱元璋渾身不舒服。他下令要親自查看高啟的《上梁文》。看完以後，朱元璋斷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惡毒暗箭！至此，魏觀和高啟等人的命運就被決定了。

《上梁文》到底寫了些什麼呢？遺憾的是，這篇文章現在已經失傳了。根據散落在其他文獻中的內容，這篇文章提到了蘇州府衙“龍盤虎踞”。“龍盤虎踞”四個字形容某地地勢雄偉，通常是用來形容南京城的。高啟用這個詞來形容蘇州府衙，的確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於此：第一，蘇州府衙原來是誰的宮殿？與自己爭奪天下的夙敵張士誠的宮殿。你形容該地“龍盤虎踞”，那張士誠是龍呢還是虎呢？如果張士誠是龍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麼？第二，蘇州府衙現在是誰的府衙？是魏觀的府衙。你魏觀在那裡龍盤虎踞，到底要幹什麼？聯想到高啟之前的舉動，原來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絕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說高啟和魏觀兩人大不敬還算是輕的，說你們圖謀造反也不為過了。

高啟在上梁儀式上還吟誦了一首《郡治上梁》詩。其中說：“郡治新還舊觀雄，文梁高舉跨晴空。南山久養干雲器，東海初升貫日紅。欲與龍廷宣化遠，還開燕寢賦詩工。大材今作黃堂用，民庶多歸廣庇中。”這首詩用詞很好，很有氣勢，借上梁稱讚魏觀是國家的棟梁之材。但是誇張手法用得太過了，“龍廷”、“黃堂”等詞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龍盤虎踞”一樣的“錯誤”了。而且高啟還要魏觀“廣庇民眾”，這不是要和朱元璋爭奪民心嗎？“廣庇民眾”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別人。

張度上表彈劾的時候，也沒想到這兩條罪會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誤農時的罪過，最多不過罷官而已。“危言”也不過是訓誡或者徒刑而已。無奈，朱元璋從中發現了眾多的“造反證據”，“魏觀案”被定性為一次“謀逆”事件，魏觀、高啟、王彝以“浚河擾民”與“修府治興既滅之基”之罪腰斬於市。高啟當時只有39歲。

像“魏觀案”這樣因文起禍，以文字聯想的內容作為證據定罪的案子，我們稱之為“文字獄”。

“魏觀案”定案過於主觀，主觀到連朱元璋都不太確信是否真實。魏觀被殺沒多久，朱元璋仔細想想，也覺得是個冤案了。於是明朝政府允許魏觀以禮歸葬，朝廷允許文人們給他編輯了文集，還派諸王和相關官員祭祀，算是給予了實質平反。

至於高啟，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謀逆，拒絕平反。為什麼同案不同罰呢？

因為沒有“魏觀案”，高啟也必須死。他屬於朱元璋堅持要殺的那類人。高啟代表着一類人：不與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銀財寶去招攬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錢財征服的。大詩人楊維楨見到使者後乾脆說：“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說：“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這群文人不僅拒絕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張士誠時期相對寬鬆的統治。

比如文人陳基就懷念張士誠政權，寫詩說：“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問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他繼續稱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德為“楚公”，而用“寇”暗指朱元璋。同樣死於“魏觀案”的王彝也和高啟一樣，短暫入仕後藉口母親年老需要贍養，辭職回鄉。朱元璋本來就和文化人不是同類，加上“非友即敵”的簡單思想作祟，朱元璋大開殺戒了。魏觀、高啟和王彝於是成了洪武初年眾多文字獄的第一批受害者。

隨着統治的穩固，朱元璋乾脆以暴力威脅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職。朱元璋在刑書《大誥》中設置科目，明文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則“誅其身而沒其家”。貴溪夏伯啟叔侄倆自己砸斷自己的手指，蘇州姚潤、王謨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斬首並抄家。面臨生命威脅的文人們，這才出來做官。做官還不夠，朱元璋還要改造文化，像打擊政治對手一樣，將一切可能威脅皇權的潛在力量都掐死在搖籃里。詩人陳養浩寫了句“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認為他寫夜夜哭征夫，是無視大明朝的繁榮盛世，譏諷朝廷的軍事制度。大明朝怎麼可能有怨婦呢，於是亂說話的陳養浩就被投進水裡淹死了。

在朱元璋之前，歷代也有文字獄，比如蘇東坡的“烏台詩案”，好在都沒掀起血雨腥風。文人的處境相對比較寬鬆。從朱元璋開始，文人的日子過得戰戰兢兢，從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籠罩在“文字獄”的陰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險。我們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塗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學士胡中藻寫了句“一把心腸論濁清”，就被乾隆認為在國號“清”字前加“濁”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殺，罪及師友。徐述夔寫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認為是鼓勵人們反清復明。其實這裡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結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開棺戮屍，徐述夔的孫子和校對詩集的人也全部處死。更著名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一案，則是雍正朝的案子，那個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斬首示眾的倒霉鬼叫做徐駿。結果全社會“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

古代的文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群體。整個社會給知識分子留下的發展空間非常有限：有些職業社會不讓你從事（比如你不能賣豬肉，否則被曝光後會引起軒然大波），有些職業你自己不願意從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戲子和木匠），還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職業則因為個人境界沒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

文人能做的職業，都是和政治有關的職業，或者需要依賴政治得到發展的職業。一個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這樣的幸運。對於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來說，知識淵博，獨立思考，有了獨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負，就要面臨着在個人發展和皇權之間掙扎的命運。君主專制的制度以君為聖，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儘可能實踐讀書時的抱負胸懷就算是不錯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個成功的文人。

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興文字獄的時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清朝大學士梁詩正語）。文人可以不用寫字來表達思想，但總不能不說話吧？可是當獨立思想本身成為了皇權的監察對象時，說話也不保險了。文人唯有少寫少說，將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從事歷史考據，比如到處旅遊，或者按照要求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明清兩代社會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軌道僵化發展，變得異常脆弱，和文人萬馬齊喑不無關係。

這種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觀。隨着清朝的勢微，中國再次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