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林彪）事件研究综述 

 

 作者：刘祖爱      时间：2010-08-04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内容摘要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由于事件对党和国家、人民军队、中外关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其起因、过程及其影响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林彪诞辰103周年之际，总结有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提供重要的依据和社会基础。

　　关 键 词 林彪 “九一三”事件 研究综述

　　“九一三”事件又称“林彪事件”，它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林彪所处的特殊地位，事件对党和国家、人民军队、中外关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一、“九一三”事件研究的一般情况

　　(一)“九一三”事件研究的起步

　　国内对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就开始了。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从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第一，资料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公开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从这一点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关“九一三”事件的资料编辑出版以前，根本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条件。第二，笔者认为，根据研究的主导力量、社会参与度的不同，“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为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两个层面。

　　官方研究起始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等数十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在此期间，收集了一大批相关的证据，形成了有影响的官方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1981年1月23日);以此次审判为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九一三”事件和林彪本人做出了权威性的结论。

　　而民间对“九一三事件”的思考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学术界为进一步探讨事件的来龙去脉，开始发表了少数文章或出版相关著作。如于南的《周总理处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但是在美国出版的由Yao mingle撰写的《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掺杂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谎言。1983年6月，该书中文版《林彪的阴谋与死亡》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印刷发售，在世界上造成不良影响。

　　(二)“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深入阶段

　　鉴于《林彪的阴谋与死亡》的诸多谎言，国内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党史信息》上刊登了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强调指出，应该加强对1949年以来的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弄清主要历史事件真相。随后，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第七个为“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胡总书记讲话以后，在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和努力下，由官方到社会上兴起一股探讨“九一三”事件的热潮。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写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发表了三篇文章，即前许文益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符浩、许文益、孙一先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和前外交部符浩副部长的《“九一三”事件补白》。这三篇文章先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后载于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总第1期，由于作者们属于亲身经历者，写出了视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这段历史真相，在海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前熊向辉大使的女儿熊蕾的《历史的注脚》(载《新观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揭示了“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判断出林彪是个阴险的两面派的。其他的还有于南的《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春秋》杂志1988年第1期)，孙一先发表《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连载于《解放军报》4月25日至5月30日第三版上)，后者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

　　为回答海外对“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疑问，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和苏姗用了半年的时间，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进行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 1994年1月31日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发表《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及死亡》。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的调查给予证实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1994年5月21日，国内《参考消息》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

　　从此开始，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临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来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开始就“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细节和历史影响进行事实的考证和分析。如张化的《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2期)，张田水的《试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轨迹和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1期)，吴德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陈立旭的《“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1期)，朱秉秀的《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6 月第1期)，李耐因的《“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 月第1期)，康廷梓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1997年4月，《传记文学》)，康廷梓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传记文学》，1997年4月)，敖其尔的《今日温都尔汗》(《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高振普的《周总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载李琦主编的《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唐洲雁的《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党的文献》1998年2月第 2期)，丁名整理的《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2期)，康松乔等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紫荆》杂志1998年11期)，李安定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作家文摘》第80期，1994-07–08)，周敬青的《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则史实辨析》(《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等。其他具有史料价值的还有：《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月)，《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解放军报》，1998年7月24日)。

　　著作类主要有：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1版印刷1988年7月)，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的《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曾思玉的《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江波、黎青的《林彪1959年以后》(四川文艺出版，1995年9月 )，邵一海著《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熊华源、安建设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6年6月)，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王兆军著《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1997年版)，李德生著《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李琦的《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陈伯达著、陈小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张宁的《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 )。其他还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有：前中联部二局编写的《蒙古人事资料》，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等。而其中《谁杀了林彪》和《张宁：自己写自己》对主流观点最具挑战性。

　　(三)进入21世纪后，“九一三”事件进入研究热

　　借“九一三”事件发生30周年和林彪即将诞辰100周年之机，国内再次兴起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或著作。

　　论文类主要有：杨子万的《“九一三”事件后的山海关机场》(《党史博采(纪实版)》2001年01期)，李志军的《“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党史文汇》2001(12))，《专题史料：“九一三”事件鲜为人知的对外交涉》(《广东党史》2001(6))，鲁青的《“九一三”事件背后的外交纠葛》(《老年教育》2002年03期)，肖思科的《“九一三”事件转眼三十年知情人反复查证，粉碎五大谣言——林彪死因只一个》(《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1(10))，彭红英、余世诚的《关于林彪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副驾驶员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3期)，刘志男的《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的问题》(《党史博览》，2002年5期)，刘志青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9月第5期)，文楚的《“1971”，我为毛泽东主席开专列》(《纵横》2002年第6期)，柳钧的《毛泽东有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党史博采》2003年1期)，森耀坤、徐有张、叶永烈的《王洪文是如何成为接班人的》(《党建文汇》下半月版，2003(10X).)，莽东鸿的《林彪事件怎样从高层传到民间》(党史博览)(《八桂侨刊》2003(2))，陈立旭的《周恩来的最后政治交代——周恩来对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贡献》(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4期)，《克格勃带走林彪头颅》(《粮食问题研究》，2003年4期)，莽东鸿的《“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党史博览，2003年4期)，刘志青的《论“九一三”事件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活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0(3))，解力夫的《我亲历了“九一三”之夜》(《新闻天地》2003(9))，许峰的《许文益见证林彪坠机事件始末》(《北京档案》2003年8期)，周敬青的《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与废黜》(上、中、下)(《党史纵览》2003年10、11、12期)，吴欣峰的《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 年第1 期)，康庭梓的《“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湖北文史》2004年1期)，薛庆超的《毛泽东一次从未公开的南方之行(一)》(《领导科学》2004年1期)，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2期))，陈益南的《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华夏文摘增刊》2004年第390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文史精华》2004年9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党史博览》2004年5期)，张震的《一段往事》(瞭望杂志，2004年9期)，霞飞、吕冰的《林彪为何仓皇出逃》(《党史博采(纪实版)》2004年9期)，厚而实《林彪为何要逃?》(《党史纵横》2004年9期)，天磨的《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一三”事件》(《党史纵横》2004年12期)，舒韵云的《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2004年12期)，刘志青的《“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1期)，李安定的《洋记者揭开林彪叛逃内幕》(《雨花》2005年4期)，钟德涛、柳青的《军队“批林整风”运动述略》(《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3期)，罗舜初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领导文萃》2005年7期)，宋双来的《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史纵横》2005年7期)，吕学文、王松山的《亲历林彪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10期)，黄振平的《试论“九一三”事件的客观作用》(《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3期)，霞飞的《李作鹏浮沉录》(《党史博览》2006年11期)，任龙的《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党史博采(纪实版)》2006年12期)，王媛媛的《回忆惊心动魄的事件》(《文史精华》2006年4期/《环球视野》2007年7月22日)，李菁的《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4期，或《文摘报》2007-02-16)，丁文凯的《“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刘志男的《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2007年第2期)，其他还有网络刊登的《林彪事件探秘》、《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林彪坠机事件详情》，《林彪副驾驶揭密913：毛泽东不让把飞机打下来》等等。

　　著作类主要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朱元石访谈整理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王凡阳的《林彪全传》(上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new concepts of linbiao incident)(明镜出版社2004年8月版)。李丹慧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镡德山主编的《中国大审判：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图文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冊)(明镜出版社 2006年8月)，《吴法宪回忆录 艰难的岁月》(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美国R·特里尔著的《江清全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朱马克昌主编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等等。其中《毛泽东传》、《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吴法宪回忆录 艰难的岁月》最具有史料价值。

　　二、“九一三”事件研究主要成就综述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研究。2006年1月出版的孙一先先生的《在大漠那边》，综合了有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九一三”事件研究主要成就进行了初步总结，概括了林彪事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悬案： 关于林彪事件出逃“被劫持”说;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丁文凯在《“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出了十三个疑点并进行了分析[②]，肖思科也撰文批判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 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③]。

　　(一)“九一三”事件性质的研究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有两种说话。第一，“林彪叛国出逃”说。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最早将其定性为“林彪叛国出逃”事件;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其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在国家新华网中，“‘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第二，“不同政见斗争”说。香港台湾媒体有一种说话，认为“九一三”事件是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为首的一股政治派别，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政见出走事件，最终不成功並导致事件主角林彪夫妇在內的9人丧的事件。

　　梁遇春也在其《九一三疑点剖析》中认为：第一，“林总既不会有跑到苏联的想法，更没有去苏联的准备。”第二，“我党根本没有弄清真相的想法，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能让人信服的调查。”第三，“林彪没有进行那个所谓的反革命政变。”其实关于林彪事件性质的定性涉及三个关键问题：“林彪事件”是否反党和篡权?“林彪事件”是否是叛逃?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

　　1、关于“林彪事件”是否反党和篡权?

　　在《周恩来传》、《毛泽东传》(1949-1976)、《在大漠那边》等著作以及党的文献，明确作出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是反党夺权，这是目前主流观点。但是不是没有异议。例如，陈益南的《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认为，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主要包含二个问题：一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开始引发的“论天才”问题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二是，企图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搞武装政变的阴谋。他的总体判断是，“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似无‘取而代之’的反骨。”刘明钢在《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中研究表明：“林彪一共6次提出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主席，但从来没有说过他想当国家主席，倒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不想当国家副主席的想法。”[④]最后认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然不是‘急于夺权’，更不是要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是要保全自己，保全现有的权力与政治生命。”[⑤]并且强调第一个请示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的是周恩来(1970年3月初)提出的，在毛泽东不同意的情况下，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林彪的建议。这怎么解释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根本原则。难道毛泽东正确，而其他人均错误?吴法宪也在回忆录中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并不是叶群讲的，而是他自己从程世清那里听说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⑥]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借机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另外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主要证人有三：一个是原上海空四军的宣传干事李维新，他是“571工程纪要”的半个见证人。第二个是李文普，他是林彪企图叛逃苏联的唯一证人。第三个是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他是“571工程纪要”的“缴获”者。)和9月8日的“林彪手令”两个作为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重要证据本身，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疑问。舒云也认为“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⑦]，从而对林彪集团难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提出了怀疑。张聂尔在《风云“九·一三”》中同样认为，所谓的“谋杀”和“南逃”都仅仅是林立果一伙人的“狂想”，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

　　2、“林彪事件”是否是叛逃?

　　关于林彪飞机在蒙古失事是否是叛逃问题，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吕学文的《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等关于林彪事件真相属于主流观点。而网络文章《林彪的最后岁月》就认为，一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二是也没有证据明确证明林彪登机出逃是他本人的意思。因此，他怀疑“九一三事件”是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合谋的一次政变?是否他们安排了置林彪于死地的攻击措施?陈晓宁在《质疑林彪“9.13”事件》中也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林彪事件中的许多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例如，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是否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提供的证据;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说明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⑧]。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也表明“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⑨]。

　　3、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

　　关于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问题，党的文献非常清楚明确地以林彪集团来统称以林彪为首的一伙。金冲及、逢先知、李文普、康庭梓、吕学文、孙一先等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所谓林彪集团的所作所为与林彪之间是否密切相关，目前存在争议。如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⑩]、“九一三”事件叶群祸起说。陈益南提出，林立果等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林彪事先已知道?现在能证明林彪参与指导林立果的那些事的证据，就是1971年9月8日写的那张纸条：“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但仅仅凭这样一张存在有无数种意义解释的纸条，显然还不可能就得出是“林彪指示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结论。林立衡主动向8341警卫部队报告此事时，也认为“老虎和和主任要把林彪带走，他们可能要逃跑。老虎在外干了不少坏事，他还说要谋害毛主席，害不了跑了。”[11]。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留下了大量的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审判“两案”时候，只发现一个林彪“手令”，而他在调查中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是横竖，而且有两个人正式看到了第二个“手令”。而且认为林彪事件有很多的“套”。再如，“三国四方会议”是惟一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拟定后的一个集体行动，但很多资料表明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三国四方会议”，包括王国维、陈励耘、周建平都被冤枉了;又如，审理“两案”时候，已经搞清楚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划武装政变、谋划杀害毛泽东)没有关系，证据是最高人民法庭的起诉书中，他们每人三条罪状，都没有“两谋”;还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为何要带头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大将张春桥?她认为林彪本人有缺点，但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张宁：自己写自己》也有类似观点。

　　(二)“九一三”事件原因研究综述

　　大约在林彪事件至今的30多年里，海内外有以“知情人”、“未亡人”和“研究专家”为名的人，提出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原因有如下主要的几种说法：

　　林彪篡权失败“叛逃”说。“九一三”事件是林彪篡权失败叛逃的结果。金冲及、逢先知等认为，“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林彪集团篡权和政变失败后林彪集团的慌乱中的错误选择。吴德、李文普、康庭梓、孙一先等在回忆录中也明显支持主流观点。而张宁等则认为林彪出走是“被劫持”的。丁文凯在《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和《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之二》两篇文章中，探讨了所谓林彪涉入“政变”一事。[12]他认为，林彪在历史上追随毛泽东几十年，虽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有过争论，但那都是就事论事，到文革前期林彪本身并无搞阴谋的问题。韩钢在其《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一文中，对有关个问题的研究有较为详细的介绍[13]。

　　毛泽东南巡“逼逃”说。“九一三事件”与毛泽东南巡有关。涤生在《毛泽东突然回京与林彪出逃》中分析了毛泽东突然回京与林彪出逃之间到底有何关系[14]。认为：(1)毛泽东在杭州对可能表问题性质说的很重，这个信息很快团到林彪耳朵里;(2林彪听到毛泽东的谈话后内容后，指导自己阴谋已经败露，他下了暗杀毛泽东的决心;(3)在杭州的毛泽东发觉情况异常，他感觉到他处在危险之中，引起他的深思并决定快速离开杭州北上。(4)毛泽东突然回京，储户林彪意外令他感到末日来临。王年一、何蜀等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认为 “‘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梁遇春认为，这里有待一系列问题的调查研究。例如，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上海，而且谁也没有告诉，一路不停，直奔北京?要么是毛泽东感觉到了危险，那么这种危险消息是怎么获得的;要么是毛泽东急急忙忙跑回北京想干什么?第二，毛泽东到北京后干了什么?尽管王媛媛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为数司令吴忠》、吴德的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但是毛泽东究竟做了什么部署，仍是个迷。第三，林彪逃跑与毛泽东的措施有何关系?林立果究竟为什么要从北京赶往北戴河林彪住处，叶群和林立果向林彪说了些什么?周恩来与叶群通话中说了什么，周恩来的电话对叶群林立果们出走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等等?

　　毛林“矛盾积累”说。“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林彪矛盾积累的结果。厚而实的《林彪为何要逃?》详细地分析了九大之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对内政策、对外政策、权力分配和接班人问题四大分歧，从“九一三事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认为林彪出逃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的结果。陈立旭在《林彪集团与江清集团的权力之争》中认为，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利用毛泽东的信任形成了自己的集团，但其野心已经存在还在膨胀;文化大革命成了江清集团的催产素，依托中央文革在党中央的特殊地位，形成了以“笔杆子”为特色的江清集团;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两个集团相互利用各怀鬼胎，矛盾逐渐加深;九大文件起草权之争，陈伯达转向林彪，林彪集团权力进一步膨胀，两个集团矛盾加剧;围绕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江清集团与集团林彪矛盾激化，毛泽东带头批陈伯达，林彪集团感受危机，直到“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集团土崩瓦解。丁文凯在《“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中也认为，研究“九一三”事件不能不追溯到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冲突之起源，这就要从1969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之争、林彪“一号令”以及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谈起。

　　九届二中全会说。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分歧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1)“天才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此次会议上林彪才提出的，实际上早在《毛主席语录》再版(1966年12月)前言中林彪就已经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林彪此次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真实意图从陈伯达等发言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北组参加讨论时的谈话可以看出，所谓赞成“天才论”，就应该在宪法中设置国家主席，且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所谓反对“天才论”，就是反对宪法中设置国家主席，“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2)该不该设置国家主席。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如下问题：①从国家制度和国家政府组织体系考虑。从现代国家体制来看，设置国家主席是现代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从毛泽东个人角度考虑。第一，毛泽东在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自己不愿当，在第二、第三届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第二，“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迫害，毛主席在非常情况下自己没有兼任而是安排董必武兼任国家主席;第三，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多次表示，他本人主张不要设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关键由谁来当，他本人不当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国家主席了[15]。③从林彪集团角度思考。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指出：“‘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党章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16]

　　(3)林彪的发言是否打乱了大会议程，突然袭击。据汪东兴回忆，“林彪要讲话，将写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17] 毛泽东南巡中多次谈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行动。“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18]

　　(三)“九一三”事件的过程研究综述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的过程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如林彪的“随卫”警卫员吕学文的《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舒云的《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朱元石的《吴德口述：我所亲历的“林彪事件”》等文章或著作中对此问题均进行了探讨。主要热点问题是：

　　1、中央如何知道林彪即将发生重大行动

　　大家一直认为，林立衡在刘吉纯陪同下先后向8341部队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姜作寿、张宏副团长报告了紧急情况，姜大队长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由汪报告给周恩来。[19]

　　2、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发生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措施

　　王媛媛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朱元石在《吴德口述：我亲历的“林彪事件”》等文中对周恩来提出的紧急措施有所陈述，前者指出五条措施，后者指出前四条措施，其他四条措施基本一致。[20]

　　林彪出走是我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映，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当时确实无法预料。但是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必须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只是当256三叉戟飞机飞跃中蒙边境时，毛泽东、周恩来才果敢下达全国禁空命令。有的由此撰文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下达禁空令是导致林彪飞机失事的重要原因，于南、周敬青则撰文提出了反驳。他们认为，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确实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空令，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飞机在何处?第二，党中央的态度是要林彪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有要求降落的表示?[21]并通过当时亲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这项命令的当事人朱秉秀、梁璞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最有力的证据。康庭梓的《“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对于北京沙河机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劫持一架飞机的处理经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另外，吕学文在《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中详细回顾了9月12日晚林彪身边人员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以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按照北京指示，林彪警卫大队姜作寿大队长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并保证其安全事宜;一方面命令警卫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是：关于李文普的枪伤是他伤(是谁)还是自伤(为什么)?李文普、吕学文在回忆文章[22]中强调是林立果所伤。但是也有文章根据李文普受伤前后的情况分析，对此提出了质疑。

　　3、256三叉戟的飞行路线及其失事的原因

　　关于林彪座机是如何掉下来的，曾传说纷纭。有的说飞机是被打下来的，是被谁打下来的?飞机右翅膀上怎么会有个40厘米的大洞?有的说是在空中先着火而后掉下来的，还是落地而后爆炸等?舒云在《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中指出了两个重要事实：(1)空军指挥所跟踪了256飞机的飞行情况，针对飞机即将飞出河北进入蒙古，吴法宪、李德生先后分别向总理提出要不要拦截的请示?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的不要阻拦的指示。所以，尽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已经下令让附近机场的航空兵部队和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但始终没有下打的命令。(2)据朱秉秀回忆，当时我们也没有条件打下三叉戟飞机。当时对付直升机我们有手段，而大三叉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5、歼6，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再引导范围内。低空但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地空导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都是两碗米高度，而三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

　　可以肯定我们没有打256三叉戟飞机。但苏联和蒙古是否打了呢?目前由于飞机的黑匣子没有被苏联公开，相关资料不足，这点难以断定。1971年11月20日，由蒙古苏联调查小组形成的《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导航问题，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为弄清楚坠机情况，原林彪座机的副驾驶康庭梓指出：“飞机不是被打下来的，机翼根部的洞口上下没有穿透，是油箱爆炸所致，不是导弹或高射武器所为。”[23]根据分析得出结论：飞机即不是高空爆炸，也不是接地后再爆炸，而是飞机按正常的场外迫降动作进行降落过程中因为剩余油料太多，迫降动作不成功而坠毁的。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也详细地记录了我国专家们分析飞机失事的原因及其善后处理的经过。同时也经过分析得出飞机进入蒙古之后，没有遭到苏联或蒙古的导弹攻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庭梓的《“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对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及其处理情况进行了回忆，但是，该飞机上究竟存在多少秘密，至今未能公开。

　　4、256飞机残害和失事飞机有关人员的分析

　　关于飞机残害去向问题，康庭梓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窦应泰的《林彪三叉戟座机残残骸贵国前后》、康松乔等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紫荆》杂志1998年11期)等文献中，对林彪出逃座机的残骸的去向做了详细的研究，残害存放地点基本弄清楚，确定黑匣子仍在苏联。关于失事飞机有关人员这个问题，根据目前资料，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调查那次飞行事故的负责人托格沃斯金和参与人托米林透露：“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确实在飞机上，并且因飞机坠毁而丧生。”其中综合各种研究成果资料，林彪确实在飞机上，其他8人也基本清楚。只是关于潘景演的因公牺牲的定性问题有极少数人认为有待商榷。关于飞机坠毁段情况和我国外交部对外交涉的情况，许文益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孙一先等都已经或著书或发表文章，是可靠的。李安定在《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洋记者揭开林彪叛逆内幕》等文章中，披露了有关情况。

　　(四)“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影响研究综述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林彪所处的特殊地位，事件对党和国家、人民军队、中外关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1、“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影响。林彪作为被写入“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叛逃无疑对党和国家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使党和国家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研究者通过分析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活动记录，指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党和国家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邵一海指出当总理接到林彪乘坐的飞机已逃出国境的报告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做好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在这严峻的时刻，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24]周总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分析了形势并作出了比较严密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25]莽东鸿的《“九一三”事件的传播》中指出，在短期保密的前提下，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26]采取逐级传达通知的方式，使事件对社会的震动降到了最低点。郑谦、张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深刻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尽管这些材料免不了一些牵强、不实之处，在认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大乱初定、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的时候，这一措施对于统一认识、安定人心、稳定形势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2)“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金冲及、逢先知[27]、陈立旭[28]、张化[29]、张田水[30]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这一事件最终促使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冷静思考并逐步清醒，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胡绳在叙述“九一三”事件的影响时写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31]周敬青认为：“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重新审视，对一些过激做法加以更正。”[32]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多次做自我批评，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正“左”倾错误，但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调整举措，表明毛泽东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并开始初步纠正文革的错误。“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反思是具体的，没有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没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运动的方向，从而结束这场灾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当1972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问题上产生分歧时，由于毛泽东的不正确“裁决”，由批林彪极“左”思潮改为批林彪极右思潮。第二，当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层层深入，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候，便成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事情，于1976年4月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毛泽东不能整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及其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

　　(3)促使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一些论者认为，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政治架构开始破旧立新。周总理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整顿，将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左”倾思潮，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经济调整，努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到1972年形成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气象。郑谦、张化所著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此有比较详细深入的论述。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加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职能;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一批被林彪打倒的干部开始复出并逐步掌握了重要部门的权力，林彪集团及其党羽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人民公社认真处理积累和消费分配的关系、多种经营合法化、工业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外交政策开始向积极方面发展。但是，这些具体调整由于“四人帮”的反扑和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后来被迫中止，国家政策又有反复，“左倾”错误又有所滋长。

　　2、“九一三”事件对人民军队的影响

　　根据刘志青的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提出 “突出政治”等“左”倾错误观点,使军队各项工作严重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以各种名义广泛培植亲信，排挤迫害军队高级干部，使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部队开始了各个方面的整顿工作，部队建设开始走上正轨，枪指挥党的现象得到扭转，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加强。(1)全军广泛开展揭批活动，肃清了林彪集团流毒。[33](2)初步整顿国防工业，取得了一定成绩。[34](3)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关系得到调整。刘志青在《“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中凭借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特别对军事训练方针、组织、效果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研究。

　　3、“九一三”事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逢先知、金冲及等认为“九一三”事件有助于毛泽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外交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倾向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抑制苏联的严重威胁，从而决定调整我国外交战略。而这时林彪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坚决对抗的观点。”九一三”事件后，通过调整，叶剑英主管军队、李先念主管经济。毛泽东因此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但是，“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方针的调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蒙古、俄罗斯以及我国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学术界论述不多。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众说纷纭。前驻蒙古外交官孙一先所著的《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说：“九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35]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英国《卫报》、香港《快报》、英国《新观察家》都进行了评论报道。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并继续走向缓和。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在处理坠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后来由于苏联的介入，蒙方没有把飞机残骸、死者尸体和遗物交给我们，但也没大做什么文章。“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36]中苏关系仍然保持紧张状态，苏军进入战备状态。事件发生后，蒙军和驻蒙苏军都进入了战备状态。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周总理和外交部预先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准备了应对措施。孙一先在回忆录中就亲身经历指出中国北部边境面临的严峻形势。

　　促使中美打开关系僵局，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集中更多的精力积极推动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在慎重转变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继续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第三次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但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巩固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与西欧、日本等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37] 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

　　4、“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社会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林彪曾被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给予了他无限信任，他的叛逃对毛泽东个人的打击是很大的;周恩来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大管家”，事件无疑也给周恩来个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也给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物的命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线上的人员，同时使256三叉戟等机组里的人等的命运发生了彻底转折。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开国将军受到牵连，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有些处理是正确的，可其中又犯了扩大化的毛病，错整了一些人。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民众对文革的反思，为历史转折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成绩及面临的差距和问題

　　“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的学术爱好者队伍和研究阵地;第二，历史事件亲历者们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著作或文章，提供了比较好的史料;第三，有关林彪事件的学术探讨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氛围，部分问题已经弄清楚事实真相。但也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是资料问题。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关档案材料至今没有解密，能看到中央一些会议文件和记录的学者是极少数，“九一三事件”档案材料的查阅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大多数学者则只能依据亲历者回忆录、第二手材料，间接地进行考证，这不能不影响到“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学术质量。二是“九一三”事件的资料大多散见于各地、各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亲历者们年老体弱，史料抢救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形成一支较强的学术团体，也不利于开展学术交流。

　　其次是涉及“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文章和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黄克诚在评价林彪时直接指出对林彪要功过分明，文革中林彪不是错误，而是犯罪，文革之前有功有过，东北有很大功劳。陈云同志在评价林彪时也指出林彪在文革的犯罪不能掩盖他以前的成绩。而今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试图用林彪当初为革命立下的功勋来掩盖他文革的犯罪或者推卸他的应有责任，是不是显得不那么客观?同时也不能因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而否定林彪的一生。同时，对于林彪事件的细节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弄清楚事件真相的基础，但是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或纠缠于若干细节问题的研究，而要侧重社会管理体制设计、制度建设等宏观问题的研究，以求得未来发展的借鉴。

　　[①] 刘祖爱(1969.11-)，湖北省巴东县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410074。

　　[②] 丁文凯：《“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 知情人反复查证披露林彪真正死因》，北京青年报 ，2001年9月11日。

　　[④] 刘明钢：《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党史天地》2005年 第3期 ，第41页。

　　[⑤] 刘明钢：《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党史天地》2005年 第3期，第42页。

　　[⑥]《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788页。

　　[⑦] 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69期，2005年12月6日。

　　[⑧] 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见《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357-365页。

　　[⑨] 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1年2月号，第41页。

　　[⑩]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11] 吕学文(口述)、王松山(整理)：《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10期，第43页。

　　[12] 丁凯文：“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之二”，见《重审林彪罪案》，第221-253页。

　　[13]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原载《往事》第9期(2005年2月)和第16期(2005年6月)。

　　[14] 《毛泽东突然回京与林彪出逃》，《世纪桥》， 2005年 第12期，16-19页。

　　[15]《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第775页。

　　[16]《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第777-779页。

　　[1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18] 金冲及、逢先知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594页。

　　[19]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文史精华》，2005年4月，第45页。

　　[20] 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文史精华2006年4期，第12-13页;朱元石：《吴德口述：我亲历的“林彪事件》，出版参考，2004年7月，第19页。

　　[21] 周敬青：《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则史实辨析》，《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22]《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02;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文史精华，2005年4月，第46页。

　　[23] 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文史精华》，2004年9期，第20页。

　　[24]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 262 页。

　　[25]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26] 莽东鸿：《“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党史博览》2003年第4期，第52页。

　　[27] 金冲及、逢先知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605页。

　　[28] 陈立旭：《“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1期。

　　[29] 张化：《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2期。

　　[30] 张田水：《试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轨迹和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1期。

　　[3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32] 周敬青：《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和废黜》，《党史纵览》，2004年第1期，第40页。

　　[33] 刘志青：《“九一三”事件后军队的揭批运动》，《党史博览》2005年第7期，第10页。

　　[34] 刘志青：《“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01页。

　　[35] 孙一先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36] 孙一先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37]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