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之死仍是謎：蘇聯人帶走屍骸受質疑

希特勒之死是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標誌着納粹德國的徹底滅亡。但由於希特勒一直“死未見屍”，所以長期以來，就其死亡時間、死亡方式、屍骸去向等問題，產生出種種虛妄的猜測、荒誕的故事和離奇的傳說。事實上，國際史學界從未停止對希特勒之死的嚴肅研究，現對西方相關實證史學研究做一簡單的梳理、回顧，有助於我們澄清認識，進一步了解事實的真相。

　　西方實證史學對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二戰結束至上世紀60年代後期，這一時期，對希特勒之死的記載多採信英國學者羅珀的研究成果。羅珀認為，在納粹帝國末日降臨的時刻，希特勒向嘴部開槍自殺身亡，其屍體被焚燒殆盡，所剩骸骨無跡可尋。

　　H·R·特雷弗·羅珀，二戰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歷史講師；二戰期間，在英國的秘密情報部門服役。二戰後，他受到英國情報部門的委託，趕赴柏林調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羅珀走訪、訊問了不少當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國末日來臨之際，和希特勒一起在帝國總理府地堡中生活過的政治家、軍人、秘書以及勤雜人員等。1947年3月，羅珀出版了《希特勒末日記》一書。根據該書記載，1945年4月30日下午3點30分，當希特勒的侍從林格打開房門的時候，發現希特勒已向嘴部開槍自殺身亡，其妻埃娃·布勞恩吞服了氰化物毒藥，也已經死去。隨後，希特勒的副官京舍、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阿克斯曼等人進入房間。根據希特勒臨死前的囑託，他們搬出希特勒夫婦二人的屍體，在地堡出口附近的空地上澆上汽油加以焚燒。羅珀認為，焚屍滅跡的工作做得相當成功，“已經沒有被人發現的危險了”。羅珀的敘事、結論是以實地調研為基礎的，無疑具有很強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因此，該書一經面世就大受歡迎，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直到上世紀60年代後期，羅珀的說法在西方都是一枝獨秀，無人能夠撼動。

　　上世紀6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蘇聯的某些調查結果漸漸浮出水面，這些結果顯示，經確認的希特勒屍體有服毒跡象。對此，西方學者的反應不一，有的表示強烈質疑，仍維護羅珀的觀點，有的乾脆擺出分歧，迴避激烈的爭論，還有的學者綜合了東西方的兩種認識，試圖給出第三種解釋。

　　1968年，蘇聯記者列夫·別西緬斯基在西德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一書，書中透露了迄今為止西方知曉不多的、蘇聯政府和軍隊在戰後調查希特勒之死的某些情況。根據他的記載，1945年5月5日，在帝國總理府花園內地堡出口附近的彈坑內，蘇軍發現了兩具屍體殘骸，認為是希特勒及布勞恩的屍體。蘇聯人找到了屍體顱骨中的牙齒，由此確認了這兩具屍骸的身份。蘇軍驗屍專家還對屍體進行了解剖，根據男屍顱腔內發現的安瓿碎片，及屍體散發出來的苦杏仁味道，他們認為，死者因氰化物中毒而死。報告還提到，男屍的部分頭蓋骨失蹤了，但在現存的屍骸中，找不到中彈的痕跡。以上結論一經傳入西方社會，就引發了不小的震動。

　　針對別西緬斯基的顛覆性說法，德國歷史學家維爾訥·馬澤爾提出了強烈的質疑。首先，他認為，當年希特勒自殺後，屍體被焚燒得非常厲害，臉部根本就燒光了，殘餘的頭部及身體其他各部也高度碳化。在焚毀加掩埋後，再從屍骸嘴中發現安瓿薄壁玻璃碎片是不可能的。其次，馬澤爾指出，1971年10月，當年幫着蘇聯紅軍鑑別希特勒牙齒的牙科技師埃希特曼翻供，說他不能肯定那就是希特勒的牙齒。最後，屍骸檢測報告顯示，該男屍缺左側睾丸，而馬澤爾出示了希特勒1944年的外科體檢報告，報告顯示，希特勒的身體各項器官未見異常。根據上述質疑，馬澤爾斷言，蘇聯人找到的所謂希特勒遺骸，根本不是希特勒本人。有關希特勒的自殺方式，馬澤爾還補充道，他不排除子彈打在太陽穴上的可能。

　　與馬澤爾的全盤否定不同，另一位西德學者約阿希姆·費斯特對別西緬斯基的說法持謹慎的態度。在研究中，他乾脆擺出上述分歧，不予評論。還有的研究者，如美國人詹姆斯·奧唐奈，試圖將槍殺說和服毒說糅合在一起，對希特勒之死做出第三種解釋。這些說法都未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可，未能平息學界的爭論。要想打破僵局，形成新的研究局面，也只有等待新材料、新證據的出現了。

　　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所藏希特勒之死檔案隨之開放。這些檔案顯示，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史家們對別西緬斯基的揭秘式研究的質疑是頗有道理的。蘇聯現存檔案中證據不足，不少證據前後矛盾，不足以支持希特勒服毒自殺說和希特勒屍骸發現說。在諸種口供、證據中，能夠令人信服的是，希特勒向右側太陽穴開槍自殺身亡。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第三階段的研究多採信了這一點。

　　戰後，蘇聯方面為了找到、確認希特勒的屍體，為了證實希特勒確已死亡，做了大量的秘密調查、審查工作。在蘇聯政府檔案開放前，學界根本無從知曉調查過程的全貌，即便是別西緬斯基對此也只略知一二。事情的開始正如別西緬斯基所描述的，戰後蘇軍找到了被認為是希特勒和布勞恩的屍骸，通過解剖判斷，二人系服毒自殺。但在隨後進行的屍體器官組織提取物化驗顯示，這兩具屍體均未含有氰化物。檔案中的這一點，不僅推翻了希特勒服毒自殺說，更讓人懷疑這兩具屍體的真實身份。為了確認希特勒已經死亡，蘇聯方面不僅做出了尋屍、解剖、化驗的努力，還完成了一系列的審訊、現場指認、刑事鑑定工作。上述調查結果都支持希特勒開槍自殺的說法，蘇聯方面的結論是，希特勒向右側太陽穴開槍自殺，他的妻子埃娃·布勞恩服毒自殺。

　　鑑於蘇聯檔案在希特勒之死問題上暴露出來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西方史家在近年來的研究中，多不採信服毒自殺說和屍骸發現說，而是對羅珀的學說稍加修正，採取了較為保守的提法。例如，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現代史教授克肖在其力作《希特勒》一書中，採用了最保險的說法，即德國巴伐利亞州貝希特斯加登地方法院於1956年做出的結論：1945年4月30日下午，約3點30分，希特勒向右側太陽穴開槍自殺身亡。這個結論與蘇聯方面進行的現場刑事鑑定結果一致。至於屍骸的去處，克肖採用了現場目擊證人的供述，屍骸被長時間焚燒，燒毀的程度“令人吃驚”，“用腳輕輕一碰，就散了架”，而且根據京舍的猜測，在蘇軍重炮的轟擊下，總理府花園內的屍體殘骸早已化為齏粉，不知所蹤了。蘇聯人將希特勒屍骸帶走的說法受到西方學界的質疑。

　　(李維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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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明背後推手也許是神秘的外星人

作者：蘇言 徐剛 

英國文豪莎士比亞曾在名劇《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對人類發出了一連串由衷的讚嘆，然而直到今天，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尤其那蘊藏着無窮潛能的腦內空間依然知之甚少。有人試圖通過研究愛因斯坦的大腦，揭開人類智力的謎團，但結果令人驚訝：是誰賦予了我們驚人的思維能力？又是什麼在暗中影響着我們的行為？原來我們並不了解自己，從遠古時代流傳至今的神也許真的存在，只是他的真容並非我們一貫想象的那樣。

　　捫心自問，我們人類究竟是誰？我們從何處借來了發達的大腦和智慧，拓展了這顆生存的星球？在從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把自己尊為宇宙里的超級生命，只有一個虛無的神支持着信仰。但是當人類所有的知識越發無法解釋我們自身隱藏的矛盾和秘密時，那個“神”便從虛無走向了具體。

　　我們的祖先在很早的時候就見過他們，但是現在我們才了解，他們並非來自天國，而是外星。

　　天才們的背後

　　1955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與世長辭。有人認為他是自艾薩克？牛頓以來最偉大的學者：他奠定了現代物理學的基礎；他對理論科學的認識遠遠超越了他所在的年代；他在1905年提出的著名質能方程式E=mc2，直到100多年以後才被德國、法國和匈牙利的科學家們證實為出奇地正確；他同時也是一位出眾的哲學家。

　　就在這位科學天才逝世後不久，一位名叫托馬斯？哈維的病理醫生未經任何人許可，就在驗屍過程中私自取下了他的大腦。哈維希望將這顆大腦保存下來，以便未來人們通過研究找出愛因斯坦如此聰明的原因。

　　雖然做得隱秘，但哈維的偷竊行動沒多久就被美國政府得知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受到干預。隨後，哈維對愛因斯坦的大腦進行了測量和拍照，並把它切成240塊，裝在顯微鏡載片上送給各個領域的科研人員進行分析，而他自己由於經常搬家，也時常帶着大腦切片以及許多相關的資料來往於美國各地。然而哈維不知道，這一切其實都在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在他第一次將大腦帶出實驗室，準備橫貫美洲大陸送往西海岸的科研機構時，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竟然秘密跟蹤了他4000公里。直到1998年，愛因斯坦的大腦才終於回到了普林斯頓大學醫療中心，一直保存至今。哈維於2007年去世。

　　在愛因斯坦逝世的時候，遵照他的遺囑，沒有舉行葬禮，沒有建立墓地和墓碑，並把骨灰撒在了永遠保密的地點，以免讓他的埋葬處成為無數崇拜者的聖地；可惜事與願違，哈維破壞了愛因斯坦的全部打算，儘管肉身已成灰燼，最終他的大腦還是被供奉在了實驗室最重要的位置，令無數科學界的景仰者以研究的名義繼續着無上的膜拜。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愛因斯坦大腦的興趣反映了人們對高智能的尊崇。1905年，只是瑞士專利局一個普通技術員的愛因斯坦發表了五篇跨時代的論文，一舉開啟了相對論、量子理論和布朗運動理論三個新領域的大門，奠定了現代物理學的基礎，為科學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紀元。然而在當時，原子和分子的真實性都不明確，相對論更是無人能懂，誰能想到一個人的思維可以領先一個時代這麼多？也難怪100年以後的2005年被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聯盟定為世界物理年，以紀念愛因斯坦里程碑式的發現；更難怪很多人像迷信上帝般相信，愛因斯坦是整個20世紀唯一的天才。

　　一直以來，人類都無法忽視我們自身在智力方面的差異。每一個時代，仿佛上天註定一般，總會有一些“天才”橫空出世，將整個人類文明帶往更高的境界——這僅僅是一種巧合嗎？所謂的天才究竟來源於什麼？

　　對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便是基於這樣一個疑問，但是半個多世紀的研究結果並未帶來什麼具有說服力的發現。這顆大腦與常人並無明顯差異，除了相對更加健康，甚至重量還要稍小一些。也就是說，從大腦的構造中，並不能有效地說明天才的成功之處究竟為何。

　　而聯繫到常常被用來和愛因斯坦比較的17世紀另一位偉大物理學先驅艾薩克•牛頓爵士，科研人員倒是發現了他們身上的一些共同之處：這兩位著名的學者竟然都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這種精神病症導致他們的思維和理解模式異於普通人，以至於難以和人進行溝通。他們不能理解我們所表達的意思，當然我們也無法進入他們的世界。但是在另一些旁人看來極為高深的領域，譬如高級數列組合、化學分子結構，他們卻玩得遊刃有餘，並樂在其中，讓別人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天才總是寂寞的，但你不能把他們都歸入精神病的範疇，雖然歷史上大多數偉大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精神不太正常，例如拿破崙、亞歷山大、陀斯妥夫斯基……那又該如何為之定義？

　　托馬斯•愛迪生最著名的一句話是“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但這句話或許只對他自己適用。如果真的沒有那百分之一的天分，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只是無用功；而對天才而言，勤奮應該是生活的另一種樂趣。

　　從上世紀中期開始發展壯大的基因理論似乎給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把所有的差異歸結到基因上，但仍然沒有直接點明天才的成因，因而也就不能緩解人們內心深處的擔憂：如果有一天，這個世界不再有愛因斯坦那樣的天才出現，人類的文明是否也就走到盡頭了？

　　儘管現在這聽上去好像是杞人憂天，但回顧瑪雅文明的例子，也有人認為是那個社會中擁有高智商的文化階層的沒落直接導致了文明的整體衰落，而這樣的事發生在如今這個時代也並非全然沒有可能。

　　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當今全球的每一個國家都比任何時候更加重視基礎教育，為了提升全民素質不過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罷了，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發現和培養天才，從而通過他們賦予文明不斷進步的動力。雖然科技總能讓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精英，但如果某一代只剩傻瓜了的話，那麼世界離重歸原始也就不遠了——英雄造時勢，總是不變的真理。

　　可惜的是，對愛因斯坦大腦研究的失敗告訴人們，天才終究無法被複製，他們的形成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究竟是什麼在背後控制這一切我們卻不得而知。

　　於是另一些科學家把疑問投向了地球以外的空間：如果一些假設表明，人類的出現或許與地外文明相關，那麼是否有可能是外星人在用這種方式——選擇性地將一些才能出眾的人投放到地球——引導和操縱我們的文明進程？

　　即使艾薩克•牛頓這樣卓越的物理學家，晚年同樣從理性的實驗中回歸到對上帝的信仰，但從他的筆記中人們可以讀出，他相信一個理性的世界，但必須以主動的理性去理解，可這“主動的理性”究竟為何？它所指向的大概未必是世人眼中的上帝。愛因斯坦雖然表示他不信奉宗教，卻又有些矛盾地說：“有一個無限的高級智慧通過我們脆弱無力的思維可以感受的細節來顯示他自己，對此謙卑的讚美構成了我的宗教信仰。”這些偉大的學者們虔誠的話語中所指的，是否是那個隱藏在人類視線以外的高等外星文明呢？

　　有研究顯示，在西伯利亞的某個不知名的小鎮，俄羅斯政府一直在秘密訓練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兒童，一方面基於培養未來社會精英的考慮，另一方面也試圖和那些孩子們背後的神秘力量取得聯繫。沒有人知道俄國政府從這個實驗中收穫到了什麼，但大多數知情者肯定了這種力量的存在。

　　於是一些人相信，天才的誕生絕非偶然，而是外星人通過無法想象的手段將他們的智慧藉助這些傑出的大腦植入人類社會，雖然這些大腦看上去和我們並無二致。這些才能卓著的人為整個社會創造出巨大的價值，也自然成為世界的精英步入領導者的行列。利用他們的能力和影響力來遙控人類文明的走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對人類來說，可能也是一種雙贏。在工業發展導致地球生態平衡被打破、環境遭受重創的時候，總會有精英分子率先將環保理念遍布全球，儘管大多數人或許還未意識到這一點。但這些精英們真的僅僅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嗎？克制強烈的利己主義、無限的欲望和貪婪，把地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似乎不像是人類的覺悟，那麼一定有誰在背後指導着這一切，地球生態的平衡也必然和他們息息相關。

　　儘管這種假設無法完全以理性的證據來解釋，但也同樣無法否認，在文明的更高處，難免有一雙眼睛從亞特蘭蒂斯和瑪雅時代起就一直在注視着我們，注視着這星球上的一切。

　　暗中的拯救者

　　1908年6月30日，俄羅斯西伯利亞埃文基自治區。

　　這一天早晨，幾個正在貝加爾湖北岸的當地人看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壯觀景象：一個巨大的火球划過天空，亮度超過初升的太陽；幾分鐘以後，一道強光照亮了整個天空，隨即便是一陣驚天動地的爆炸。爆炸的氣浪席捲了幾百公里的範圍，一些當地居民的窗戶玻璃被震得粉碎，甚至有人看到在很遠的地方有一朵燦爛的蘑菇雲在天空中升起。他們驚恐萬分，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以為世界末日已然降臨。

　　爆炸立刻被歐亞大陸地震站所記錄，而遠在英國剛剛發明安裝的氣壓自動記錄儀也偵測到了極其不穩定的氣壓，證明是由這場爆炸引起的。隨後的幾個星期，俄國西部乃至整個歐洲的夜晚亮如白晝，甚至深夜裡讀書都不必開燈；同時，美國的威爾遜山天文台也觀測到大氣透明度連續降低了好幾個月。

　　然而在那個年代，由於爆炸發生的地點太過偏遠，再加上歐洲政局風雨飄搖，所以並沒有引起多少人關心。直到1927年，俄羅斯科學院的礦物學家庫列克才深入西伯利亞調查這起事件。由於爆炸發生在通古斯河附近，所以以後的科學家們將之命名為“通古斯大爆炸”。

　　開始時庫列克認為這可能是一次隕石撞擊事件，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在周圍發現任何隕石坑。一般來說，能造成如此巨大衝擊力的隕石不可能在大氣層中完全燒盡，但搜尋了良久，庫列克始終沒有找到期望中的隕石坑。

　　到了五六十年代，另一支調查隊在這個地區發現了許多極細小的玻璃球，裡面含有大量的鎳和銥，從而斷定他們來自地球以外。而根那迪•普列克哈洛夫的研究報告則證明，這裡沒有異常輻射，所以，這不是一次自然的核自爆現象。而1975年，以色列的科學家分析了地震波的資料，確信這場爆炸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000枚廣島原子彈。究竟是什麼引發了這樣一場驚天動地的爆炸呢？100多年來，這個疑問始終沒有很好的解釋，科學界普遍的看法是：一顆彗星在通古斯河上空5～10公里處的爆炸導致了此事。

　　然而有一些科學家堅持認為通古斯爆炸不是彗星撞擊。1945年，前蘇聯軍事工程專家卡薩茨夫第一次表示，他確信這就是一場核爆，因為它與廣島原子彈爆炸時的種種跡象極其相似。然而人類的第一顆原子彈1945年才試驗成功，幾十年前，地球上不可能有這種超級武器，因此卡薩茨夫斷定，這次核爆是由一艘訪問地球的外星飛船引起的。

　　這個觀點勾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尤其是俄羅斯科學家、通古斯空間現象基金會主席尤里•拉維博士。經過多年的研究，拉維反覆驗證了卡薩茨夫的觀點，並做出了自己的猜測：這場核爆的確是由外星人引起的，而目的則是為了摧毀一顆撞向地球的隕星。

　　拉維博士提出了相關的證據：他在大爆炸現場找到了多塊石英碎片，部分碎片上穿有小洞，就好像可以串成一線那樣，上面還印有奇怪符號。拉維博士認為這些碎片是外星飛行器控制板殘留物，如果將它們拼湊起來，便會成為一幅協助外星人在太空航行的地圖。由此他相信，有可能他們使用飛船撞毀了這顆隕星。“以人類技術無法將這種符號印在晶體上。此外我們還找到鐵硅酸鹽(Ferrum Silicate)，(這種物質)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產生，除了太空。”拉維博士這樣論證了他的觀點。

　　儘管這個假設發表後願意支持它的人並不多，但是UFO專家，曾於1991—1994年間領導英國UFO入侵防禦部的尼克•波普則表現得非常謹慎。他說：“通古斯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謎團之一，之前人們都認為導致此事的原因是一顆在大氣層中自然爆炸的彗星，一個微型黑洞或是一種反物質，所以(拉維博士的)說法總會令人覺得奇怪而不可思議，但我們還需要對現場發現的這些石英片做更多的調查才能證明(這種說法)是否可靠。”

　　雖然無法證實，但是通古斯爆炸確實給了人們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一些人甚至將它比作俄羅斯的羅斯威爾。耐人尋味的是，前蘇聯政府也並未對此事發表過明確的看法，因而通古斯的神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點也不遜色。

　　事實上，拉維博士的假設相當令人深思。如果成立，那麼人們將有理由相信，在地球以外，外星智能生命不僅僅在關注着我們，而且有能力也完全有可能影響我們生存的星球。在危機到來的時候，也許人類已經不止一次被拯救，只是我們根本不知道罷了。

　　人類究竟是什麼？這從來就是一個難解的命題。從柏拉圖“兩條腿而無羽毛的動物”的簡單定義演化至今，我們卻越來越不知道自己的歸屬。

　　我們曾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存在的唯一高智能生命體，但如今這個信念也在一點點被模糊，因為了解越深，就越無法解釋存在於我們身體和心靈中的各種矛盾。

　　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科學研究證明，人的大腦只有10%能被真正利用，而且只有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才做得到，一般人的應用率只在3%，達到5%你就已經相當聰明了。那剩下的90%呢？幾乎完全處在被封閉的狀態。

　　試想，如果人們可以充分開發腦內空間，那麼我們文明增長的速度將是爆炸式的，而且再也不需要期待什麼天才，但我們始終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大腦研究專家的實驗結果令人沮喪。依照人類目前的身體狀況，無法承受對大腦的過度開發，一旦開啟那90%的區域便意味着生命的終結。除非我們的身體可以進化到與之相匹配的程度，否則那90%的腦內空間永遠是一個智力的禁區。

　　深入去想，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既然我們的大腦蘊藏着如此巨大的潛能，為什麼卻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身體來承載這種思維能力？難道說，是某種來自太空的力量控制了我們的身體？而這種控制的意義何在？是否是對人類的另一種救助，令我們免於由於獲得無法控制的強大思想力量而導致的墮落和毀滅？

　　多年以來，人們一直被驕傲自大蒙在鼓裡，如今才似乎漸漸找回了自己的正確位置。但我們能夠謙虛地認識到自己的渺小，也許並非科技與社會的進步所帶來的覺醒，而是因為外星智能生命已經決定從暗處現身，將他們的目的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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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祠：至今不知中央怎麼決定逮捕江青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

　　10月6日夜裡，江青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里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夜也押在那裡，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並沒有像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所以，根據當事人張耀祠回憶，拘捕江青毫無戲劇性！

　　汪東興布置另一批人馬埋伏在中南海懷仁堂。當晚以在那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使前來開會的江青的同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落網。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據告要討論的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也被拘捕。

　　這樣，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乾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

　　筆者再三問張耀祠：“汪東興對你所說的‘中央決定’，粉碎‘四人幫’，這‘中央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是誰作出來的？”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當時，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執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會也不可能向汪東興問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當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執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慣江青的所作所為。所以，我執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堅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也沒有向汪東興問過‘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向來遵守紀律，不該知道的事情從來不問。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

　　依據張耀祠所說，汪東興理所當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樣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東興在醫院裡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這樣說：

　　關於行動的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時，我們在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時，華國鋒、葉劍英同志就坐在那裡，事先我已寫好一個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國鋒宣布。我負責組織執行。張春橋先到，宣布決定就順利解決了。

　　接着來的是王洪文，他有一點掙扎，當行動組的幾個衛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時，他一邊大聲喊叫“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一邊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動小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雙臂押到大廳里。華國鋒同志把“決定”又念了一遍。還沒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聲，掙脫開警衛人員的扭縛，像頭髮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帥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帥的脖子。因為雙方距離太近，我也不能開槍。就在他離葉帥只有一兩米遠時，我們的警衛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戴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揪帶架把他抬出門，塞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裡，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着，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裡解決。結果，姚文元也來了。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他聽完後好像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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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並非上吊自殺身亡

                          ——秦城監管“兩案”主犯內幕

                             生活上的優待沒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監獄管教科科長。據他介紹，這個職務主要是名義上的，實際上大家都在一線，6個監區(編號從201到206)各有負責人。他負責的204監區，當時主要關押的是林彪集團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剛”，是1976年12月29日被送進秦城監獄的。

    幾天前，監獄已經開會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幾條規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煙，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復興醫院和北京醫院；犯人到時要把他們的領章帽徽全部摘下來。

    29日當天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給警衛講課。看守204的是一個中隊的戰士，約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們沒有上下級關係，主要是業務指導。他教育這些對政治一無所知的年輕戰士，要跟犯人劃清界限，謹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麼言行和活動要記錄下來。

    當晚7點30分，204監區迎來了押送黃永勝的車隊。8點30分，李作鵬被押送到。

    晚些時候，吳法憲和邱會作也先後押到，但關押地是201監區。

    黃吳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在人民大會堂被捕的，分別被關在北京衛戍區的不同地點，接受隔離審查。“四人幫”倒台後，他們以為自己的問題應該解決了，所以對入獄都毫無思想準備。

    吳法憲後來向何殿奎透露了當時的心情：“來前他們說是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我當時心情特別激動，誤認為是要解決我的問題，結果相反，把我關進了監獄。我有罪這是事實，但不應該騙我嘛。”

    大約幾個月後，監獄做了調整，把林彪集團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吳法憲和邱會作此時才遷出了201，搬到了條件較好的204，房間大了一倍。江青集團的則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層的青磚樓房，呈倒U字型，每層有監房15間。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樓，其他的住在一樓。

黃永勝的編號是7601，住二樓中；吳法憲7602，住二樓西；李作鵬7603，住二樓東；邱會作7604，住三樓西。

彼時的204監區，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別優待沒有了。

    房間的地毯沒了，裸露着水泥地。沙發床換成了低矮的單人木板床。海參、魚翅等“特供”伙食更沒有了。不再發檸檬茶和方糖，喝白開水。

    邱會作在自己的回憶中寫道：在秦城五年，過的是真正的饑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見肉。大冬天連襪子都沒有。吳法憲也回憶，冬天暖氣不足，凍得不行；夏天屋裡溫度則達到40度。

    然而，何殿奎卻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犯人的伙食標準為每人每個月30塊錢，所有人都一樣。通常，早餐是稀飯饅頭就鹹菜，偶爾吃一次油條。中餐和晚餐一般為兩個菜，一葷一素。每次由三個值班員推着餐車在三個樓層中同時送餐，為的就是怕飯菜變涼。

    冬天，因為屋子背陰，秦城監獄裡一般早於市政開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熱。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建築質量很好，房頂之上蓋有一層很厚的隔熱瓦，跟天花板之間的空間大到一個人可以貓腰走過。頂上還安裝有巨大的抽風機，用於通風。

    監獄夏天統一給犯人發白布褲、短褲和汗衫，冬天發棉衣褲、棉鞋，可把夏天的單衣單褲穿在裡頭，至於毛衣和秋衣褲，那確實沒有。鞋襪穿壞了就發新的。

                                放風和看病

黃、吳、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風。

    天氣好的時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風。監區裡有專門的放風場，但這4個人不在狹小的風場裡放，而是在院子裡的小路上放。

    按習慣，黃永勝在樓東邊的小路上，李作鵬在西邊小路上，吳法憲則在中間來回走。邱會作不愛出來放風，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風的時間也是錯開的，犯人絕不能互相照面。但具體時間和長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陽好的上午，夏天則在涼快的晚飯之後。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黃永勝放風，然後是吳法憲，再是李作鵬，最後是邱會作。

在長期的相處中，何殿奎逐漸摸熟了這幾個人的脾氣。

    在他眼裡，黃永勝愛擺“老革命”的資格，有機會就要向工作人員發泄不滿，而且聽起來還“蠻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誡下屬，要“知而不理”，如實向上級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黃在生活上“比較講究”，經常挑剔伙食，對不愛吃的東西不僅不吃，還說什麼“不讓人活下去”，甚至絕食過。

    李作鵬則很“沉悶”，不愛跟工作人員說話，但是很服從管理。放風時讓他停就停，讓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給多少就吃多少，如果問他夠不夠，他的回答就一個字“行”，就好像“沒有任何意見的機器人”一樣。

實際上，這個看似沒有意見的人，卻在自己的回憶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小詩和回答審問的提綱(發給犯人的紙都是編號的，必須全部收回)。

    但對此，何殿奎卻認為沒有可能。他說，監獄一周要對監房進行兩三次檢查，一般在犯人放風時查，怎麼可能藏得了寫滿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來，4個人中最不愛說話的是邱會作。他永遠只說，“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軟一點的食品”。

    其實，邱會作遠非無話可說。多年後，他在自己的回憶中用了很多狠話來形容這裡的生活，同時也記錄下了別人對他的好處。比如，為了解決他冬天不吃冷食的問題，監獄專門設有電爐子給他加熱食物。而且，有的監管員不僅將飯菜加得很熱，還是跑步送來的。

    但何殿奎認為，好話也不是事實——沒有電爐子加熱之事。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監獄度過4個寒暑之後，1980年11月，“兩案”（“文革”期間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公審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團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和江青集團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陳伯達——吃過了晚飯，換下了黑色囚服，換上了一套新發的灰色衣褲。

    天黑之後，一個由30多輛車組成的車隊，從秦城監獄浩浩蕩蕩出發了。每個被告乘坐一輛車，前後各有一輛備用車，以備車壞時替換。沿途早已戒嚴。

    何殿奎坐在黃永勝所在的車上，處於車隊的前方。駛到小湯山西邊的白山時，要經過一個大轉彎。他回頭望去，只見車燈閃耀成一條長龍，望不到尾。

    車隊過小湯山，西拐到沙河，過沙河大橋，到北太平莊，往東進安定門，過美術館，走南池子，抵達了位於正義路7號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樓一樓由辦公室臨時改成的10間宿舍里，離公審的大禮堂只有50來米遠。

    何殿奎是這次看管被告的兩個總負責人之一，負責值後半夜的班。12點交班時，他發現江青還沒有睡覺，在屋裡來回走動。他擔心她第二天會以有病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須睡覺。他告誡說：“如果你到時候耍賴的話，我告訴你，我們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讓全國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說，確實睡不着。何殿奎讓醫生給她吃了安眠藥，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別法庭開庭。經過近兩個月的審理，於1981年1月25日進行了宣判。黃永勝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李作鵬、吳法憲被判處17年，邱會作被判處16年。

    從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關押10年，均已超過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當年就被保外就醫，於八、九月間出獄。黃永勝被安排到青島，吳法憲到濟南，李作鵬到太原，邱會作到西安。

江青則於1984年保外就醫，但沒有離開秦城監獄，只是在監獄內換了一個地方。“出去的話，誰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說。

    監獄二門裡，有一個獨立的小院，原來是戰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戰犯全部釋放後一直空置着。此時經過裝修，被隔成了三間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東邊是活動室，有電視，中間是工作人員的值班室，最西邊是江青臥室，帶衛生間。臥室和值班室之間的隔牆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動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個4人小組24小時值班，看護江青。

    何殿奎雖然沒有直接看管過江青，但是他是參加監獄辦公會議的成員之一，對她的情況多有所知。

江青搬到“戰犯洗衣房”後，每天要吃三根新鮮黃瓜，據說是為了美容，保持臉部有光亮。工作人員每天都要到監獄菜地里去現摘，問何殿奎收不收錢，他說“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調來的勞改人員栽種的，他負責管理這部分勞改人員。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覺，卻再也沒有醒來。值班人員早晨發現她時，她的身體已經變硬。她經過精心準備，攢下安眠藥自殺了。

    江青去世後不久，新華社於6月4日發布了她的死訊：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改判無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

《舊聞新讀》201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