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文化可以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这是我在《公平人生》一书中提出的社会选择原理区别于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论点的一个直接结论。我们在中国大陆出生然后移民来北美的人对此可能会深有感触。中美两国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两国的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自然就表现两个民族性格的不同上来了。本文将通过对两国国民的忍耐力的不同对这种反差作一简单的透视。

2007年我在北京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其大概情节是，有一辆押运钱袋的装甲车停在一家银行门口，几个押运的人进去取钱，另一个人持枪站在开着的车门旁边以防有人把车里的钱拿走。这时有一对年轻男女朝这边走来，持枪的押运人要求那对男女不要靠近押运车，可那对男女偏要走近押运车，持枪的人于是提高嗓门要求他不要靠近，他这一提高嗓门惹怒了那位男青年，于是他上前把那位持枪的押运人员拳打脚踢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在这个事件中或许那位押运人员经验不足稍微过于紧张一点，但是，不论如何，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那么那位动拳脚的男青年可能早已倒闭在押运人员的枪击之下了。前两年，在纽约，一位著名影星因为与旅店服务生发生争执而用电话砸了那位服务生一下，几乎未造成任何伤害，结果该著名影星被监禁了一个星期才被保释出狱，而这类事情在中国最多也就是赔个理道个歉。记得我过去在中国上班的时候，常听到张三或李四因为对领导不满而大发牢骚，甚至向领导拍桌子，而领导也没什么办法。而在美国的公司里，虽然大家平时泛泛而谈的时候都很大气，好像在民主国家什么也不用怕，但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利害关系，就算有人对老板不满意，除非他有特别的后台，一般人的忍耐力可以是出乎中国人意料的，他们总会设法来“一笑泯恩仇”，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轻易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一涉及到被认为是国家大事或政治问题的时候，就都显得非常的谨慎，而美国人则可以大咧咧地在公司里或网上随便说国家领导人的坏话或丑化国家领导人。而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大家在公开场合轻易不敢随便谈论种族等敏感问题，且把这叫做“Politically Correct”，据美国学者说这“Politically Correct”是从毛泽东的红宝书中学来的。而在中国则谈论种族问题或国际问题时大家都几乎毫无顾忌，甚至热血沸腾。

上述的中美两国国民在不同类型的问题中忍耐力的不同其实反映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体制中的自由度的不同。两个国家并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自由，而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方面的自由度不一样。在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警察大国，它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基本前提保障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谁也不要跨过一条线，一旦有人跨过这条线，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与法的关系。因此，美国的人口虽然不是世界最多的，但是美国监狱里的人口据说是世界第一的（我几年前看到过一项统计是这么说的，这些年来可能也未必有变化）。不但，打人骂人可以被抓进监牢，就是离婚之后拖欠赡养费或其它任何可以被称之为藐视法庭的行为都可以构成被抓监禁的理由。所以，在这种文化体制的适者生存的社会选择之下，美国国民个性的整体就表现出在人际关系上非常敏感，而且也期待着别人敏感。在公共场合不但没什么人喧哗，就是有个别人喧哗，别人也会马上表示不满。

但是，美国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又使得美国的权势阶层比较害怕集体性的不满。这就造就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特色是，一旦出现了不满，大家轻易不敢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而是通过政治手段，纠集很多人一起表示不满，这样的话，不但不满的呼声更容易被听到，而且个人遭受报复或惩罚的机会也会大大减少。同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也使得宪法所赋予的政治言论的自由一直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努力捍卫的一个中心内容。所以，人们在各自发表政见上又显得比较大胆（当然，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美国人的这种大胆也往往是建立在要逐步地得到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前提之下的。最简单地，在一群人当中，如果某个人的政见与其他人不同，那么那个人通常比较乖地shut up，而不是与大家硬争）。

相对而言，在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泄不满的自由度比较大，不用动不动就怕被抓进去，因此人与人之间反而容易出现冲突，因为人们不象美国人那样从小就被“打”乖了而不敢在人际关系上越线，中国国民在人际关系上的矛盾一般不被认为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按照我们小时候的流行的政治术语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中国国民对于像美国人喜欢的那样纠集众人形成社会共识以表达一种社会观点的做法的容忍度比较小，而且一旦出现就会严打，而且中国各阶层都有一些政治的禁忌，因此中国国民对于政治问题比较谨慎，尤其是对聚众讨论政治问题比较害怕。

因此，中美两国国民的个性并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是遗传基因的不同，而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政治文化体制的不同，因而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社会选择原理作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