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會文化可以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這是我在《公平人生》一書中提出的社會選擇原理區別於之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論點的一個直接結論。我們在中國大陸出生然後移民來北美的人對此可能會深有感觸。中美兩國由於歷史背景的不同，兩國的文化之間有着很大的反差，而這種反差自然就表現兩個民族性格的不同上來了。本文將通過對兩國國民的忍耐力的不同對這種反差作一簡單的透視。

2007年我在北京看到這樣一則新聞，其大概情節是，有一輛押運錢袋的裝甲車停在一家銀行門口，幾個押運的人進去取錢，另一個人持槍站在開着的車門旁邊以防有人把車裡的錢拿走。這時有一對年輕男女朝這邊走來，持槍的押運人要求那對男女不要靠近押運車，可那對男女偏要走近押運車，持槍的人於是提高嗓門要求他不要靠近，他這一提高嗓門惹怒了那位男青年，於是他上前把那位持槍的押運人員拳打腳踢一頓，然後揚長而去。

在這個事件中或許那位押運人員經驗不足稍微過於緊張一點，但是，不論如何，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美國，那麼那位動拳腳的男青年可能早已倒閉在押運人員的槍擊之下了。前兩年，在紐約，一位著名影星因為與旅店服務生發生爭執而用電話砸了那位服務生一下，幾乎未造成任何傷害，結果該著名影星被監禁了一個星期才被保釋出獄，而這類事情在中國最多也就是賠個理道個歉。記得我過去在中國上班的時候，常聽到張三或李四因為對領導不滿而大發牢騷，甚至向領導拍桌子，而領導也沒什麼辦法。而在美國的公司里，雖然大家平時泛泛而談的時候都很大氣，好像在民主國家什麼也不用怕，但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利害關係，就算有人對老闆不滿意，除非他有特別的後台，一般人的忍耐力可以是出乎中國人意料的，他們總會設法來“一笑泯恩仇”，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輕易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一涉及到被認為是國家大事或政治問題的時候，就都顯得非常的謹慎，而美國人則可以大咧咧地在公司里或網上隨便說國家領導人的壞話或醜化國家領導人。而當代美國政治文化的另一個特色是，大家在公開場合輕易不敢隨便談論種族等敏感問題，且把這叫做“Politically Correct”，據美國學者說這“Politically Correct”是從毛澤東的紅寶書中學來的。而在中國則談論種族問題或國際問題時大家都幾乎毫無顧忌，甚至熱血沸騰。

上述的中美兩國國民在不同類型的問題中忍耐力的不同其實反映出了中美兩種文化體制中的自由度的不同。兩個國家並不是象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簡單地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國家更自由，而是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方面的自由度不一樣。在美國，作為世界上的第一警察大國，它的民主自由的一個基本前提保障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時誰也不要跨過一條線，一旦有人跨過這條線，那麼人與人的關係就成為了人與法的關係。因此，美國的人口雖然不是世界最多的，但是美國監獄裡的人口據說是世界第一的（我幾年前看到過一項統計是這麼說的，這些年來可能也未必有變化）。不但，打人罵人可以被抓進監牢，就是離婚之後拖欠贍養費或其它任何可以被稱之為藐視法庭的行為都可以構成被抓監禁的理由。所以，在這種文化體制的適者生存的社會選擇之下，美國國民個性的整體就表現出在人際關係上非常敏感，而且也期待着別人敏感。在公共場合不但沒什麼人喧譁，就是有個別人喧譁，別人也會馬上表示不滿。

但是，美國各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又使得美國的權勢階層比較害怕集體性的不滿。這就造就了美國的社會政治的一個特色是，一旦出現了不滿，大家輕易不敢以一個人的面目出現，而是通過政治手段，糾集很多人一起表示不滿，這樣的話，不但不滿的呼聲更容易被聽到，而且個人遭受報復或懲罰的機會也會大大減少。同時，各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和制約也使得憲法所賦予的政治言論的自由一直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努力捍衛的一個中心內容。所以，人們在各自發表政見上又顯得比較大膽（當然，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美國人的這種大膽也往往是建立在要逐步地得到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前提之下的。最簡單地，在一群人當中，如果某個人的政見與其他人不同，那麼那個人通常比較乖地shut up，而不是與大家硬爭）。

相對而言，在中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發泄不滿的自由度比較大，不用動不動就怕被抓進去，因此人與人之間反而容易出現衝突，因為人們不象美國人那樣從小就被“打”乖了而不敢在人際關係上越線，中國國民在人際關係上的矛盾一般不被認為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按照我們小時候的流行的政治術語叫做“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中國國民對於像美國人喜歡的那樣糾集眾人形成社會共識以表達一種社會觀點的做法的容忍度比較小，而且一旦出現就會嚴打，而且中國各階層都有一些政治的禁忌，因此中國國民對於政治問題比較謹慎，尤其是對聚眾討論政治問題比較害怕。

因此，中美兩國國民的個性並不是象某些人認為的是遺傳基因的不同，而主要是因為兩國的政治文化體制的不同，因而是一種適者生存的社會選擇原理作用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