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問題中，人們常把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概念聯繫在一起，甚至會認為只有自由才有平等。不過德國古典哲學巨擘黑格爾在對中國的歷史及文化進行研究之後認為，中國歷史文化是一個平等但不自由的文化。在他的傳世名著《歷史哲學》[1],[2]中黑格爾說道，“除掉皇帝的尊嚴以外，中國臣民中沒有特殊階級，沒有貴族；只有皇室後裔和公卿兒孫才享有一種特權，但是這個與其說是由於門閥，不如說是地位關係。其餘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聖人的人得做行政官吏，因此，國家公職都由最有才智和學問的人充當。所以他國每每把中國當作一種理想的標準。。。在中國，實際上是人人是絕對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別，都和行政連帶發生，任何人都能夠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中國人既然是一律平等的，又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關於中國人缺乏自由這一點，他從更為深層的政治文化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人缺乏自由的文化根源在於缺乏主觀的自由，而且這種缺乏是東方文化的共性。比如他說，中國“一切都是由上面來指導和監督。一切合法的關係都由各種律例確實地加以規定；自由的情調----就是一般道德的立足點因此便完全被抹殺了。” 其實，人類文明的歷史對於黑格爾哲學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那是他的哲學思考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而中國歷史又是黑格爾考察世界歷史的重點之一。他在《歷史哲學》序裡面提到，“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是歷史的終點，而亞洲是起點”，然後在該書的第一部“東方世界”的第一篇“中國”裡面，他又說，“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它的原則具有那樣一種基本性，使得它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帝國。”當然，他的這些評論中洋溢着的是對於歐洲文明，或更確切地說對於日耳曼文明，的自豪及對於古老東方文明的悲憫。正如他在該書的序里所感懷的，“。。。地球雖然是圓的，歷史並不圍繞它轉動，相反地，歷史有一個確定的東方，那就是亞細亞。那個外界的物質的太陽在這裡升起，然後在西方落下：而自我意識的太陽在那裡升起，散播着更為高貴的光芒。世界的歷史就是使未經管束的天然意志服從普世的原則並達到主觀自由的訓練。東方只知道一個人的自由，希臘與羅馬知道一些人的自由，而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人是自由的。” 中國的歷史文獻之龐大是令黑格爾讚嘆的一件事。對此他評論道，“沒有哪個民族擁有如中國人那樣不間斷地出現的歷史作家。其它亞洲民族有古老的傳統，但是沒有歷史。。。但這樣的（政治）構成和發展的歷史一種顯著的形式存在於中國。中國傳統可以追溯到基督前3000年；而作為他們的典籍的書經，從基督前2357年的堯開始記載。”但他同時又說，“我們沒有必要深入考究這種詳細史冊，因為這種歷史本身既然沒有表現出又何進展，只會阻礙我歷史的進步。他們的歷史追溯到極古，是以伏羲為文化的散播者，開化中國的鼻祖。據說他生存在基督前第二十九世紀---所以是在書經記載的歷史以前；但是中國的史學家們把神話和史前的故事也都作為完美的歷史來記載。”當然，黑格爾在揶揄中國史學家們拿傳說當正史的時候似乎忽略了這正是記載遠古史的一種基本方式，被作為西方人了解古希臘文明史的重要依據的荷馬史詩對於歷史的描述採用的也是同樣的方式。 黑格爾對於中國文化特徵所進行的哲學分析有其獨到之處，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他對於中國歷史的介紹卻有不少荒腔走板之處。比如他說，“亡父的遺體每每在屋裡擱置三四個月，在這個時期內，無論任何人都不得在椅子上安坐或在床上安眠。”這顯然是一種缺乏想象力的把傳說當歷史的搞笑。別說三四個月，在營養遠不及今天的中國古代，三四天不許安坐或安眠恐怕都會鬧出人命來。再比如，他說中國人喜歡自殺因為這是報復敵人的最有效的手段。他說，中國“自殺的人生前的仇人都要被捕去收嚴刑審訊，如果查出了一個人，由於他的凌辱造成自殺事件，這個人和他全家都要處死。所以受人凌辱後，中國人寧願自殺而不願殺他的敵人；因為他既然終究不免一死，但是自殺後可以依禮殮葬，而且他的家屬還有取得仇人家產的希望。”這顯然是想象力過於豐富而幾近在寫天方夜譚了。 不知西方世界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曾經受到黑格爾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析的影響，也不知這樣的影響在今天還存余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把黑格爾對於中國歷史的介紹過於認真，那一定會在很多細節上被誤導。 從他的《歷史哲學》中可以看出黑格爾對於中國歷史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遺憾的是，雖然在該書中黑格爾以他著述的一貫風格試圖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給予巨細靡遺的介紹和討論，從關於伏羲的傳說，到被他認為是中國第一本正史的書經，到中國的地理特徵，皇權父權甚至對於母親的尊重，以及妻妾中各自的合法地位，喪葬習俗，科舉制度及相應的文武官體系，法律體系，語言文字，五行說，傳統科學和數學極其缺陷，文化心理，秦始皇焚書坑儒築長城，甚至一些坊間的傳說，不一而終，覆蓋範圍相當廣泛，但是，由於他所受到若干因素的限制，他對於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介紹和討論是相當片面和有着很大失誤的。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黑格爾所處的歷史的局限對於黑格爾看待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世界史的影響。以前面提到的他所說的“東方只知道一個人的自由，希臘與羅馬知道一些人的自由，而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人是自由的。”這句話來看，如果他生活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的話，相信他對於這一點的自信心就會大打折扣。再比如，黑格爾對於中國的日常白話與書寫的文言文之間的脫節對於中國科學與文化的發展的桎栲的評論是非常中肯也切中時弊的，不知他的相關評論對於日後中國所推行的白話文運動是否起到任何推動作用。但是，他顯然不可能知道幾個世紀後當中國的書面語言已經實行白話文而且在科學與數學領域引入西方字母與數碼文字之後，在某些方面反而凸顯出他所看不起的中文單音節複合涵義的象形字的優勢來。 但是，黑格爾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析的片面性更主要地來自於他個人的近乎天真的過度自信。儘管他確實下過一番功夫，但如果以為他那幾千字的討論就能涵蓋中國數千的政治與文化史，確實有些過於天真。從他在《歷史哲學》中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介紹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幾乎是從書經里對於堯的記載，點擊秦始皇之後，直接三級跳到與他同時期的滿清王朝。對於這三點之間的歷史他幾乎一無所知，所以在他來說，堯帝的故事，秦始皇的一些作為，及滿清的文化習俗就是中國的文化；他甚至似乎並不知道在堯在位的時候中國曾經出現過大水；在他看來中國與鄰國的主要矛盾似乎就是與韃靼之間的；而他對於中國經典文化的了解也主要基於他所知道或聽說過的書經，易經，詩經，禮記，春秋，樂經這幾本書。對於其實和他的哲學最為接近的道德經他恐怕也只是聽說而未能實際涉獵，他只提到了道德經這個名字而對於老子他也只提到孔子曾經去拜訪老子一事，而且將道家與道教完全混為一談。他甚至把中國的道與西方的理性思考（reason）混為一談。 而黑格爾的過度自信導致了他在討論中國文化時經常以點代面，將一些極個別的事例一般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介紹說中國人會把對於一個人的褒獎全都歸於那個人的父親，而他所依據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宰相請皇帝封鎰宰相的父親，皇帝發出一條諭旨，內稱：‘方邦國之災也，爾父實賑谷以濟飢黎明，何其仁也！方邦國之危也，爾父實奮身以相護持，何其忠也！。。。’這裡歸於父親的一切德行，都是兒子所做的。”即便歷史果真有這樣的故事那也只是極個別的例子而已，可是黑格爾卻拿它來說事，這一方面體現出黑格爾在對於史實的了解方面之捉襟見肘之困窘，另一方面也說明黑格爾對能夠從管窺之見識來理解中國之能力的過於自信。 儘管如此，應該承認黑格爾對於中國文化中一些缺憾的洞見還是很有啟發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關平等而不自由的評論以及對於有關體罰和榮譽感的對比的討論之外，在《歷史哲學》第一部第一篇的結尾他對於中國文化所做的總結也是入木三分的：“以上所述便是中國人民族性的各方面。它的顯著的特色就是，凡屬於精神的一切----在實際上和理論上沒有束縛的倫常道德，情緒，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 一概都離他們很遠。。。中國人把個人自己和人類一般都看得。。。輕微。雖然沒有因為出生門第而起的差別，雖然人人能夠得到最高的尊榮，這種平等卻足以證明沒有對於內在的個人作勝利的擁護，而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這是一種還沒有發達成熟的意識，還不能夠認出各種的差別。” 最後順便提一點，黑格爾《歷史哲學》恐怕是黑格爾的著作中最通俗易懂的一部。本文的討論是基於該書的由J. Sibree, M.A翻譯的英譯版，以及由已故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王造時先生翻譯的中文版。王先生的中文版應該是由J. Sibree, M.A翻譯的英譯版翻譯而來的。除極個別地方之外，王先生的翻譯是信達雅兼顧的，黑學迷們研讀黑格爾的一部佳品。。。。。。
[1]歷史哲學 （中文版：），作者 黑格爾，譯者 王造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出版，網上鏈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TfD391HhAwODdiZ2xROXZoRUE/view [2] 英譯版：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y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ransl. J. Sibree, M.A. 網上鏈接：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hegel/histo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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