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经济学诺奖肯定市场外部性计划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12日揭晓。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米尔格罗（Paul R. Milgrom）和威尔逊（Robert B. Wilson），奖励他们对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 他们的拍卖理论的普遍意义就是市场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整体计划，才能消除失灵现象，促进效益。

诺贝尔颁奖辞中评价认为，他们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出新拍卖形式，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对经济学的意义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导致的内生性失灵，必须通过外部机构预设规则，才能避免，带来最大交易效益。这就补充了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说明外部性因素可以是良性的。

拍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拍卖已经从公开竞价的传统英式拍卖，转变为广义的形式多样的拍卖，例如碳排放交易现在也是通过拍卖，将有限的碳排放许可交给能创造最高利润的企业。

拍卖现实生活影响广泛，经济学界对拍卖理论研究已久。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William Vickrey等，以奖励其对完全私有估值拍卖理论及机制设计的贡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Roger Myerson等，奖励其对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和发展。

2012年，因在市场设计实践的研究贡献而获诺奖的Alvin Roth提出，经济学家应当作为“经济学工程师”，运用机制设计、激励理论的基础为社会设计出有效的市场，解决市场摩擦，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则是在私有估值拍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估值”（common value）：同时存在私有估值和公共估值的情况下的最优拍卖设计。

拍卖的核心是通过一定方式的机制设计，将有限的商品分配给潜在买家。影响拍卖结果的要素有：拍卖机制（一价拍卖、二价拍卖、英式拍卖、荷兰拍卖），买家对商品的估值（相同估值、不同的独立估值、共同估值）以及市场上的信息（人们对其他参与者对商品估值的预期）。

对私有估值的研究来自于Vickrey，他证明了在买家独立估值的情况下，市场上流行的不同拍卖机制——英式拍卖、荷兰拍卖、一价、二价拍卖——将带来同样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威尔逊首次提出了共同估值的市场结构：人们对商品的估值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信息，同时取决于竞价竞标的其他买家的信息。

比如油田竞标拍卖，每位开采商对油田产油量、开采难度都有有限的私有信息，但每个开采商的信息都会对其他所有人的估值带来影响。开采商在竞标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还需要考虑其余买家通过竞标或退出拍卖所释放出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估值。

威尔逊提出了“胜利者诅咒现象”：竞标成功的人基于自己的信息报价最高而夺标，但真实价值很可能低于竞标成功者所掌握的信息，导致竞标成功者出价过高而交易受损，也就是市场有效性受损。

而米尔格罗在此基础上将买家独立估值与共同估值结合，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不同拍卖机制的有效性。米尔格罗提出，由于英式拍卖中拍卖从最低价开始上升，通过参与竞拍者的竞价与退出行为的观察得到不同买家的估值，提升市场有效性。

而荷兰式拍卖由于从最高价开始下调，买家无法通过其余参与者的行为得到有效信息，最终成交价格更低。在这样的拍卖市场中，英式拍卖比荷兰拍卖有效性更高。这个结论可以被推广为：卖家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向买家提供足够多的信息，帮助买家做出正确的决策，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买家退出意愿，提升市场的有效性。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强调了新经济学理论——市场设计理论。传统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买卖规则早已无法应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愈发复杂的交易规则、难以量化的差异化商品和服务，以及愈加庞大的数据信息，使得大量的市场交易存在着失灵现象。

今年的诺奖获得者通过机制设计，成功地使难以发生交易的市场重新组织了起来，并达到了较好的交易结果。通过重新制定市场交易的制度规则，使得势力不均衡的交易双方获得相对平等的地位，在保障权益的同时促进私人信息的流通。

这种在市场层面对机制进行顶层设计、让市场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是未来经济学的重要方向。这就需要经济学家为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规则，而不是停留在自由主义市场供需均衡的老一套理论。

在对拍卖理论做出贡献的同时，两位诺奖得主为现实中的市场设计出了全新的分配机制，其中最为出名的即美国无线电频率拍卖。

20世纪初，无线电的频率分配主要通过企业游说官员进行分配，企业将巨额的成本花在游说上。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公司的增多，游说制度不再能完成分配，政府尝试采用摇号的方式分配频率。但因为美国各州对无线电频率的分配是独立完成的，国家公司无法在各州得到统一频率的使用权，所以跨州公司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

为了解决这一无效率分配问题，同时为弥补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美国通讯局于1993年开始启用拍卖机制。

当时拍卖的难点在于，由于买家不知道自己在其他州会拿到什么样的频率，无法估计不同频率对他的价值。例如某公司将在麻州、宾州和加州提供无线电服务，假设他首先参与宾州频率拍卖，由于他不知道他会在马州和加州得到哪一个频率，因此他无法在宾州进行有效的频率估值，从而导致他的出价竞标意愿很低，最终拍卖成交价格偏低，卖方即政府收入受损。

米尔格罗和威尔逊提出了“多商品多轮拍卖竞标”（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将不同地区不同频段的拍卖同时进行，通过运用英式拍卖，允许多次竞标，降低了由于不确定性和“胜利者诅咒”带来的福利损失。

新的拍卖形式在1994年第一次投入使用，当时美国通讯局卖出了10个频率，获得了6.17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之后的二十余年，这一新拍卖形式为美国政府带来了12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同时提升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权在公司之间的有效分配。新的拍卖方式也被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众多国家所效仿，并被应用到电力系统、天然气等众多领域，可见交易方法设计者对市场的干预并不是坏事。

显然，未来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些领域，通过市场设计手段提升市场效率。设计，计划，管制和市场效率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内外结合的合理化，看不见的手必需看得见的手的支持，设计和规制本来就是经济历史的现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经济学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经济总是国家领导和专家规制的，无论重商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现代国家机构如白宫不可能脱离经济管理，川普不管经济能上台吗？

  像哲学的危机一样，经济学家不能停留在解释经济现象阶段，而是要迎合社会发展，不断创造新世界。否则就是经济学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