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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由張學良和楊虎城控制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在西安發動兵變，扣押中國國民政府當時的軍政領袖蔣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為名停止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的要求。這個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要不是張學良和楊虎城，我們很難想象當時被國軍圍困在陝北一隅的中共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西安事變一直在我黨官方歷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說成是當時民心所向的標誌。但是官方宣傳一直故意忽略一個重要史實：很多積極策劃和實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後來都當了漢奸。這些漢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偽那裡做官，後來又在“新中國”安享榮華富貴。他們的人生軌跡就這樣清楚地描畫出了日本侵華和我黨成功之間的關係。

　　這些漢奸中最出名的是孫銘九。孫西安事變前是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執行了張的捉蔣命令。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國民政府軟禁在南京，東北軍的主要將領主張和平解決，但企圖以營救張學良為名義趁機從高級將領手中奪權的孫銘九卻一意孤行，要和中央軍武力相見，為此他濫殺無辜，東北軍主要將領王以哲，蔣斌，宋學禮等都死於他的手。這場東北軍的內亂不但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解體，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慘遭兵火之焚。為了個人野心闖下了這場彌天大禍後，……孫銘九乾脆投靠了汪精衛政權，擔任汪偽駐河南的特派員，後來又跑到山東當了日偽保安副司令。

　　孫銘九這個漢奸的級別還不是最高的。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抗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那裡有個抗日同志會，實際上是我黨的秘密組織，其書記應德田專門給張學良提供所謂的抗日思想和理論，還編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小冊子，可以說嘴上比誰都更愛國，也因此深受中共讚賞。但西安事變後他投靠汪偽政權，當了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在西安事變中最忠實執行張學良的捉蔣命令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擔任汪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張學良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曾經一再鼓動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說不要替國民黨打內戰。但西安事變後來卻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

　　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參與了西安事變，之後長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偽政權得了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

　　這些漢奸，凡是沒有死的，後來又愛上了“新中國”，1949年之後不是受到重用，如張學銘在天津市當高級幹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老死在政協。但在中共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他們當過漢奸的那段歷史常常被刻意隱瞞或淡化。不但如此，他們還舞文弄墨，美化自己，醜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孫銘九殺害的東北軍將領說成是蔣介石的特務，從而把自己的殺人罪一筆抹掉。他們關於西安事變的文字是1949年以後偽造和篡改的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變了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在海峽兩岸，國共兩黨的歷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敘述和評價。我黨說它是愛國的，國民黨說它是禍國的。究竟誰說的有理，外人和後人只要看一看這起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後來的言行就知道了。一個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日偽漢奸，它所策動的那個事件難道可能是愛國和抗日的嗎？

　　孫銘九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實際是政治流氓和軍事賭徒，“愛國主義”在他們那裡成了無法無天和隨意殺人的遮羞布。所謂“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用在他們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們所策動的西安事變，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因為事件的後果是中國名義上是抗日了，但日本人再也不用擔心一個政治統一上下齊心的中國的存在了，有人在那裡合法地拆國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偽軍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日本人和汪偽都慷慨地收留了這些“愛國者”，按功領賞嘛。

　　西安事變根本沒有什麼民意，就是一起兵變。它打着愛國的旗號，實際是誤國和禍國，最後主要參與者都順理成章地叛國做了漢奸。這個過程，也可以拿來對認識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殺的“愛國憤青”們做一個參考。

　　在“偉光正”那裡，“愛國”當然就是以自己的黨派利益為標準。西安事變時，“愛國”的標誌就是反蔣。愛國和反蔣是同義詞。只要能削弱和損害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地位，只要能幫助“偉光正”地方割據，這樣的事都是愛國的。哪怕那些“愛國者”後來都當了漢奸，他們幹的那些叛國事還是愛國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