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苦難與榮耀-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俄國政府向全世界發布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致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宣言》，宣布：“俄國政府放棄沙皇俄國時代在中國因侵略而獲得的一切土地，放棄領事裁判權利等各種特權，並無條件地將帝俄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礎上建立兩國邦交關係。”，史稱《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次宣言是紅軍對高爾察克軍隊轉入反攻進入烏拉爾地區和西伯利亞之際發表的。

13。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俄國發表對蒙古聲明，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14。1920年4月，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7月4日到北京，7月5日至7日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共（布）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聯繫上於上海的陳獨秀；

1920年9月27日，俄國外交人民委員部發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這次宣言全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政府的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內容。這次宣言發表時，蘇維埃俄國已占領了西伯利亞和原俄羅斯遠東的大部分地區，與白俄勢力及外國干涉軍的作戰已接近勝利。

15。1920年8月，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蘇俄紅軍在華沙戰役中被畢蘇斯基元帥領導的波蘭軍隊擊敗，蘇聯向歐洲擴張和輸出革命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敗；

1923年，曾接受蘇聯援助的土耳其凱末爾將軍在國內全面清除布爾什維克；

在歐洲接連受挫後，蘇聯逐漸將革命輸出與外交突破的目光瞄準了亞洲，特別是中國；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於1919年收復外蒙及唐努烏梁海的皖系大將徐樹錚戰敗潛逃；

1921年5月，蘇軍驅逐外蒙的中國駐軍，占領外蒙，蘇聯開始向遠東滲透；

1921年7月下旬，在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倡議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上海（會議最後一天轉至浙江嘉興）舉行，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馬林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參加了會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第三國際成了中共的實際領導者；

16。1922年7月，在土耳其“革命”局勢逐漸惡化的情況下，重視對華外交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

1922年8月，越飛與當時的北洋政府（黎元洪、曹錕）代表顧維鈞談判，試圖建交，由於北洋政府堅持蘇聯撤出外蒙，歸還中東鐵路的使用權等條件，雙方的談判遂不了了之；

隨後，越飛致函直系洛陽派領袖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經過斟酌，吳佩孚拒絕了蘇俄合作；

1922年6月16日，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驅逐欲武力北伐的孫中山，孫退居上海，廣州中華民國政府瓦解。

1923年1月26日，越飛與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宣言聲明蘇聯將協助孫文促成中國統一，而孫文則同意蘇軍留駐外蒙。孫文與蘇聯及共產國際之間的合作暨聯俄容共政策開始；

2月21日，在擊敗陳炯明後，孫中山返回廣州，設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重建軍政府，與北洋政府對抗；

蘇俄給予孫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孫文於同年10月聘請蘇聯兼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為政治、軍事顧問，與鮑羅廷一同幫助孫籌備建軍北伐的還有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之一的遠東軍魂布留赫爾。布化名加倫將軍，在1924年和1926年兩次奉派到中國，任廣州軍政府軍事總顧問，參與指揮國民黨東征和北伐，為蔣中正所倚重。

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成立，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中國國民黨黨代表。

17。1923年12月，蘇聯駐北洋政府全權代表加拉罕（即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發表者）開始同馮玉祥進行接觸，馮與蘇俄的聯繫人是李大釗，李大釗同時還是馮與南方國民政府的重要聯繫人；

18。1924年1月，孫文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眾多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中占1/4比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19。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1924年10月23日，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在南方國民黨和蘇俄暗中支持下，突然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與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北京政府；

從1924年起，蘇俄就以軍事援助就不斷支持馮玉祥，派去軍事顧問團，當時名為鄧希賢的鄧小平被直接從蘇聯派駐到馮的部隊。1925年，蘇俄未來五大元帥中的另一位葉戈羅夫被派往中國任駐華武官，他成為馮玉祥主要的軍事顧問之一；

自1924年至1926年8月，蘇聯援助馮的國民軍飛機10架、三英寸口徑炮60門、炮彈58000發、鐵甲車8輛、機關槍227挺、步槍35000支、子彈510萬發；

1924年，奉軍重要將領郭松齡，通過共產黨北方領袖李大釗，與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進行了密集的接觸（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郭與馮玉祥聯絡，以期對付張作霖；

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斯大林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孫中山去世和援助馮玉祥國民軍問題，蘇聯設立了負責對華外交的中國委員會；4月17日，蘇聯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專門討論援助馮玉祥等問題；6月5日，在中國委員會會議上，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提出在蒙古境內組建國際部隊以便支援馮玉祥，該部隊的組建及其軍事器材的供給完全由蘇聯負擔；馮玉祥一躍成為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

1925年，在蘇聯與中共李大釗的參與運作下，指揮奉軍精銳部隊的將領郭松齡與馮玉祥結盟。11月22日郭松齡在灤州（今河北唐山灤縣）發動兵變，要求張作霖下野。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拒絕為張作霖運兵，還威脅入侵哈爾濱。郭松齡部進展順利，一個月後攻到瀋陽西南郊巨流河。起初奉行“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不甘蘇俄在東北勢力擴張，派關東軍(旅順、大連、南滿鐵路日本守軍)介入戰事，襲擊郭部隊，並威脅蘇聯不得入侵哈爾濱。郭兵敗被殺；

20。1925年5月，為了幫助南方國民黨鞏固實力，斯大林簽署命令“為組建（國民黨）部隊撥出必要的資金……為同樣的目的撥出2萬支步槍10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額的擲彈炮和手榴彈”；

1925年底，斯大林接近成為蘇聯獨掌最高政治權力者。斯大林選擇了一條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實用中國政策，大力支持國民黨北伐，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當時中國唯一可以打擊帝國主義的力量，對國民黨右派與中國地主商人應該象榨檸檬一樣在榨乾拋棄前充分利用它們；

在隨後的1926年5月、10月、11月，斯大林多次召開會議決定給中國委員會撥款和批准中國委員會的半年預算開支，截止1927年4月之前，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資金超過541萬盧布；截止1926年1月，僅廣州地區就有超過一百四十蘇聯軍官作為國民黨軍隊的顧問；這些來自蘇聯的資金、武器和人才，極大地增強了國民黨的力量，使其具備了北伐中原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美國對華軍事情報報告》卷11中引述蘇方《廣東政府的發展》中所言：“（廣東國民黨之）創立之初，所需皆仰賴我方（蘇聯）援助。”

1925年11月，國民黨元老林森、居正、鄒魯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要求國民黨“清共反蘇”；

1926年6月，蘇聯顧問鮑羅廷、駐華大使加拉罕曾通過中共領袖陳獨秀，要求蔣介石延緩北伐，遭到蔣介石拒絕。（朱洪《陳獨秀風雨人生》）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自兩廣誓師北伐。

21。1925年五卅運動後，蘇共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產國際代理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遂與家人逃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兵營，後其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也一起搬到了蘇聯使館軍營內；

1926年4月，張作霖的奉系部隊控制北京。1926年12月，北方十二省及蘇皖浙三省共十五省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

1927年4月6日，張的京師警察廳突襲北京蘇俄使館軍營，逮捕李大釗等人，查獲七卡車檔案資料，千餘文件。其中最醒目的是蘇共給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應設法延長中國內戰並牽制“帝國主義國家”；內含大量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訓令，還有與馮玉祥的合作文件，組織紅槍會，煽動農民運動，及其它赤化、顛覆、操縱中國的文件檔案。張作霖方將所獲文件整理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向外界公布。經軍法審判，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共人員被以「里通蘇俄」罪絞刑處決，李時年38歲；

1927年6月16日，張作霖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又稱安國軍政府），自任中華民國安國陸海軍大元帥，行使大總統職權；

22。1926年11月2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布哈林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暴力奪取土地方面不夠堅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支持國民革命同時，着手解決土地革命問題；

1926年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蘇俄與第三國際撤換其代表鮑羅廷，以蔣為代表的國民黨派系加強了對軍隊及黨政權力的爭奪，一部分中共黨員及國民黨左派被排斥、逮捕和槍殺；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在當選的80名執監委及候補委員中，中共約占三分之一，國民黨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及其秘書，共產黨員亦占一半以上。此外，中共黨員蘇兆征任勞工部部長，譚平山任農政部部長，林伯渠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該次全會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有權審判、殺害其認定之工賊。

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其中為農會的燒殺搶掠叫好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痞子是最革命的，是革命先鋒，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在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有土皆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的極端口號。在他的推動和蘇俄駐長沙的領事館提供資金支支持下，湖南農會會員迅速發展到了兩百多萬人，農會暴虐從鄉村蔓延到縣城，最後發展至到省城長沙屠殺，全省各地暴力猖獗，村莊被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遍地焦土、屍體。很多地方把擁有田地稍多者，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作土豪劣紳鎮壓，在開大會時不問姓名地帶高帽遊街，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或用梭鏢刺死。按照共產國際要求，南方各省的農民運動領導人照搬湖南農民運動經驗，也大張旗鼓地鼓動殺人；

4月，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易（M.N.Roy）來華，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負責指導中國革命，並傳達斯大林指示，要求將農民運動進一步升溫。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據羅易和蘇俄駐長沙領事館的指示組織幾萬人農會武裝向長沙進攻。陳獨秀認為農民運動已經過激，指示湖南省委停止進攻長沙，提出“黨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中共的另一領導人瞿秋白也批評農民運動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羅易否決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非常消極，否決了我鎮壓湖南反革命的建議。”斯大林、布哈林嚴厲批評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是在對抗共產國際決議，讚揚主張暴力的毛澤東。根據斯大林的表態，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發表了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

1925冬至1927年7月間中共主導的農民運動（農運），“一切權力歸農會”，奪產，分田，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是很自然的事。捕殺“土豪劣紳”的事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被殺者中的知名人士包括長沙工商界巨子金裕華，軍界聞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與章太炎齊名的名士葉德輝，還有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

被殺或受害的眾多地主鄉紳，很多是前線官兵的家屬，連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農會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時任北伐軍第七軍軍長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 十六年（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

23。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蔡元培、李烈鈞等在南京清共，逮殺共產黨並取締蘇聯顧問，是為四一二事變；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清共"，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

4月18日，蔣介石、胡漢民等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是為“寧漢分裂”。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汪精衛）為首，拒絕分共，表示自己“站在工農一邊”。在李宗仁斡旋下，寧漢雙方未發生大規模衝突，採取了互不干涉，各自北伐的策略；

5月21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得到情報，稱中共計劃在5月25日進行大燒殺，許遂於當晚發動“鏟共行動”，包圍控制了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捕殺涉事人員，釋放所有在押的地主，並宣布擁護蔣中正及南京國民政府，是為「馬日事變」；

5月17日，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響應南京國民政府右派分共，從宜昌發兵攻打武漢，為葉挺獨立團擊敗；

5月29日，武漢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軍委會七人主席團成員，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通電反共，同時表示扔汪反蔣立場不變；

6月1日，共產國際最高代表，印度人羅易將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五月指示拿給看，該指示內容有：“開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組國民黨，接管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領導權；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及兩湖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十個師團，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6月19日，馮玉祥與蔣在徐州會談，會後馮玉祥以兩人名義發通電，要求武漢早日驅逐鮑羅廷，實行清黨，完成北伐；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主持召開國民黨會議，公開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指責共產黨的政策，但主張以和平方式遣散共產黨人，這一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武漢國民政府展開和平形式的七一五分共；

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

24。1927年下半年，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各省發動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奪取政權；

七一五分共後，瞿秋白在武漢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根據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人的建議，決定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全面暴動，中共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責組織暴動；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打響，中共軍隊當日占領全城，8月3日，暴動軍隊被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部隊擊敗，撤出南昌向外地轉移；

25。1927年8月7日，斯大林派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至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清算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錯誤，會議確立瞿秋白為新一任中共中央領導人，並確定了中共今後工作的總方針：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26。1927年9月9日，毛澤東作為黨代表領導發動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在攻打平江、瀏陽先後失利後，毛澤東率領殘餘隊伍轉進井崗山；

27。1927年11月9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十一月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就南昌暴動，以違反共產國際指示的“政治紀律”問題，決定將譚平山開除出黨，並給予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等人處分，張國燾制止南昌暴動不力，也被處分；

同時，評價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十一月擴大會議”決議實行全國武裝總暴動，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其中要求蘇光征、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制定廣州暴動，並在廣州成立秘密行動總部；

28。借11月17日廣州張黃事變之機，1927年12月11日，中共發起廣州暴動，至第二日暴動軍隊被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率軍擊敗鎮壓。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以上，其中包括100多名朝鮮人和5名蘇聯人；

12月14日，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蘇聯領事館，1923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徹底結束。

29。在米夫提議下，自1928年6月起，共產國際設立代表團制度，不再派遣常駐各國代表，改由各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導該國革命。首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由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組成。

30。1929年7月，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在蔣中正及中央政府支持下，決定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防止赤化。7月底，中蘇開戰，至11月底，東北軍戰敗被迫停戰求和；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42號通告，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因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而被中共開除黨籍；

31。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導致共產國際遠東局主任牛蘭夫婦1931年6月15日於上海被捕，並被搜查出數百份共產國際遠東局給東亞、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和遠東局，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同時，搜出共產國際遠東局1930—1931年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摺，存款總數達四萬七千元，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將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組織的活動經費。牛蘭夫婦在中國的被捕，在隨後一段時間截斷了蘇聯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的資助。為營救牛蘭而從蘇聯運送疏通資金的奧托·布勞恩（李德），完成任務後並未立即回國，而是找到朋友博古（秦邦憲）並成為他的助手。

32。1931年9月初，由於代理總書記王明(陳紹禹)將赴共產國際，而另一領導人周恩來去中央蘇區擔任書記，故中共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王明、博古同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11月10日，王明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

33。1931年11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國大陸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定都江西瑞金，稱其所控制區域為中央蘇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是蘇聯直接控制與指揮的。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寫到：“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文件的制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直至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

34。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張聞天、陳雲等險遭被捕。在請示共產國際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決定將中央首腦機關整體遷入江西中央蘇區；

35。1933年9月底，剛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分配入蘇聯總參謀部，就被安排從蘇聯運送牛蘭疏通資金的德國共產黨員奧托·布勞恩（李德）進入中央蘇區與朋友博古相會，並被博古授予紅軍指揮權，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三人團的成員之一（另兩人為博古和周恩來）。李德的指揮被認為在戰略戰術上都遜色於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應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負一定責任；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嚴重脫離中國革命現實情況”為由剝奪權力，第三國際逐漸失去了對中共直接控制。

36。1933年1月，林育英（林彪（林育蓉）的堂兄）被任命為中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5年，林育英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他被派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會議指示；

當年11月，林化名“張浩”抵達陝北，旋即出席了瓦窯堡會議，代表共產國際支持張聞天、毛澤東對中共的最高領導權；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致電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陝北）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表示張國燾可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1月27日，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謀求黨內統一；

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長徵結束；

37。1936年7月初，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電報中準備在西北實施的方針與蘇聯的新政策相左，即向斯大林請示：“這些問題需要和您進行商量並得到您的指示：

(1)關於中共和中國紅軍在西北的政治軍事計劃、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統一戰線問題上總的政治方針；

(2)關於向中國紅軍提供物資援助事宜。”

38。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出政治指示電報，對中共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的建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方針提出異議，建議中共聲明：

“主張成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主張在普選基礎上召開全國議會和成立全國國防政府”，

“在成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條件下，蘇區將成為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組成部分，將參加全國議會並在自己的地區實行為全國確立的民主制度。”，

電報還指出，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軍隊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

接到共產國際指示後，中共中央先後公開發表或對黨內傳達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8月25日），《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9月l日），《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9月17日）等文件，其內容皆依照815政治指示，一些重要文字甚至大段大段地摘抄前者；

39。1936年9月8日，卡岡諾維奇與莫洛托夫致電斯大林提出兩點建議：“

1，同意中國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即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

2，事先確定，在中國紅軍占領寧夏地區後，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支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著名的烏里茨基外國公司售出，同時準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

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覆：“同意”。

40。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從十一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進攻寧夏。”。進行寧夏戰役的已過河部隊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瞬息萬變的國內外局勢及其它因素後來將這支2萬多人的部隊推向了滅頂之災。

41。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張學良與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

西安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後給斯大林發出三次電報，請示可否“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斯大林措辭嚴厲地回電反對中共的殺蔣計劃，指示中共釋放蔣中正；共產國際也回電指示：無論動機如何，張學良的行為只能有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並助長日本的侵略，要求中共堅決地和平解決事變；

42。1937年2月和3月，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

不要再提出組織各黨派聯合的國防政府的要求，而是應主張“在承認南京政府為全中國的政府的基礎上調整南京中央政府和蘇區政府的關係”，

建議中共提出“願意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實施而奮鬥”,

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建議中共的提法改為“真誠渴望與中國各階層人民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侮”，停止內戰，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上述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採納；

43。從1937年初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談判正式開始。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人與國民黨的蔣介石、顧祝同、宋美齡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進行了長時間的艱苦談判，圍繞共同抗日問題基本達成一致；

1937年7月15日，中共發表宣言，以三民主義為基礎與國民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9月22日，國民黨正式公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對中共宣言發表談話，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抗日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場。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44。1937年12月，王明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執行共產國際的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政策，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攻陷南京，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王明發表《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主張聯合國民黨擴大抗日統一戰線，遭到毛澤東為首的國內派反對，稱其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幻想依賴國民黨，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行為；

1937年肅反運動中，米夫被揭發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王明當即批判米夫，和他劃清了界線。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秘密處決，享年37歲；

此後，王明在與毛澤東的權力鬥爭中逐漸失勢；

45。抗日戰爭中，東北抗日聯軍因通訊及地域限制不能與中共產生直接領導關係，受第三國際支援和指導。

46。1940年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布結束使命。

47。1941年4月13日，《日蘇中立條約》簽定，蘇聯停止了對華軍事援助；

48。1945年2月4日，美英和蘇聯簽訂《雅爾塔密約》，為了減少本國傷亡，美英請求蘇聯出兵東北，並且同意將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和旅順、大連交由蘇軍全權使用，支持蘇聯一直想要的蒙古獨立；

蔣介石得知遭到出賣，極力斡旋，派蔣經國兩次與史達林面對面交涉，均無功而返；

斯大林在觀望中並未立即出兵；

49。1945年8月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向廣島；

蘇聯8日向日本正式宣戰，150萬蘇軍同時自北、東、西三個方向向滿洲發動進攻；

9日，美國向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電台宣讀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在翌日開始停火。

蘇軍很快就占領了我國東北及熱河、察哈爾等省各重要城市，隨即展開了對中國東北的奸淫擄掠；

50。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主要內容包括：

一、蘇軍三個月內從東北“撤完”（自9月3日密蘇里號投降儀式日算起，應於12月3日撤完）；

二、鑑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沒有時限。

51。1945年9月16日，蘇蒙聯軍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將要求八路軍晉綏軍區轉告延安：由於國民政府依據中蘇條約的規定，反對蘇軍進入東北三省以外的地區，他們必須退出目前占領的察綏（察哈爾、綏遠）地區。他們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前往接收，包括他們不久後將要撤出的東北地區；

幾乎與此同時，重慶的蘇聯大使也直接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根據蘇共領導人的意見，中共應當“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線，防蔣進攻”；

52。1945年10月之前，蘇軍將日軍集中繳械所得的30萬支步槍、13000多挺機場、2600多門火炮和大量的彈藥，交予中共的東北民主自治軍手中，其中一部分後來運送給華東、華北戰場的中共其它軍隊；

53。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被蘇聯操控的外蒙當局的監視和控制下舉行公民投票，以公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結果顯示97%的公民贊成外蒙古獨立；

54。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應於12月3日前完成自東北撤軍，但蘇聯未履行此期限；

至隔年1946年3月1日，蘇聯告知中國政府開始撤軍。在完成撤軍前，蘇軍對東北的電力、煤炭、鋼鐵、機械、礦山、化學、紡織、實驗室、醫院等行業、部門進行了洗劫式拆遷，有70%~80%的設備被運送回蘇聯。後經國民政府調查，已確切證明的直接損失，為12億3千6百萬美元；

55。蘇軍在具體從每地撤退時，採取了提前通知共產黨，卻不通知國民黨的做法。當蘇軍撤退後，中共軍隊控制了東北大部分地區，國民黨軍隊則只占領了北平至長春鐵路沿線地區和瀋陽周圍；

蘇軍在撤出東北之前共向中共東北武裝移交了59.4萬名戰俘（含婦孺），其中有幾萬人的專業技術人員、戰術人員被留下來為中共軍隊服務；

蘇軍還把旅、大兩港的行政管轄權移交給了共產黨；

1946年底，中共在大連建成兵工廠和軍用物資生產廠，召集了一大批技術人員在蘇軍俘虜的日本專家指導下開展工作；

到1947年中，中共設立的大連彈藥廠、印信廠陸續投產，由於蘇聯已把原日本的滿洲化學、大華煉鋼等6家重要工廠移交給中共，使得中共在大連形成了完整的槍支、火炮和彈藥生產系統；

自1946年底的3年多，中共在大連的兵工廠共生產了軍械236萬餘雙、軍服300萬套、彈體中碳鋼3000噸、無煙火藥450噸、火炮1430門、炮彈50多萬發、引信80多萬枚和大量的藥品、醫療器械等；

利用大連的工業優勢和便利的交通，中共將大批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運往東北和關內；

中共開闢了從旅順港途經朝鮮半島至山東榮成俚島的運輸線，將武器、糧食由東北解放區運至山東半島，再進而運送至其它戰區；

大連的軍工產品對中共東北、華東和華北軍隊提供了極有力的支援，極大地影響了各地的戰局；

在淮海戰役完勝國軍後，中共指揮官粟裕感慨的說：“華東戰場，特別是淮海戰役的勝利，離不開山東老鄉的小推車和大連生產的炮彈。”；

56。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與維辛斯基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效期為30年；

57。1949年，金日成奔走於莫斯科和北京間要求聯合發動戰爭“解放”韓國，在金日成再三要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林彪部隊將朝鮮族的2個師的兵員包括其最基本的輕裝武器交給訪問中國的朝鮮南日大將；

隨着相關因素的變化，經朝蘇密切協商，斯大林逐漸“同意朝鮮領導人對局勢的分析和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以南發動全面進攻，朝鮮戰爭爆發；

6月25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82號決議，“斷定”“北朝鮮部隊對大韓民國施行武裝攻擊”，“構成對和平之破壞”，“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促請北朝鮮當局即將軍隊撤至北緯三十八度”；

6月25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授權在朝鮮半島北緯38度以南地區出動美國海軍、空軍部隊攻擊朝鮮人民軍，沃爾頓·沃克將軍奉令率美軍第八軍出擊；

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出兵朝鮮和台灣，杜魯門命令美第7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以防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動渡海攻擊台灣，或中華民國國軍反攻大陸；

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組織統一司令部之決議，美國駐遠東部隊總司令麥克阿瑟被美國總統任命為「聯合國軍總司令」；

同日，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南軍區調撥兵團至東北，改編為東北邊防軍；

從1950年1月到8月1日，蘇聯因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加入聯合國而聯合一些國家抵制安理會，缺席並棄權了相關安理會投票；

朝鮮戰爭，韓國國軍節節敗退，朝鮮人民軍不到1個半月時間，就占領朝鮮半島90%以上地區和92%以上人口，韓國及聯合國軍退到釜山附近洛東江一帶堅守；

9月15日，美軍在麥克阿瑟指揮下，在仁川港大規模登陸，朝鮮人民軍大部被切斷在朝鮮半島南部，遭到聯合國軍南北夾擊，集結在釜山前線的北韓主力轉瞬潰敗；9月25日，聯合國軍重奪漢城；

10月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376號決議案，呼籲朝鮮半島統一，授權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10月9日，美軍第一騎兵師越過三八線，向平壤推進，10月19日，美軍占領平壤；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出兵援朝；

10月8日，根據朝鮮政府要求，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出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之命令，命令中宣布「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毛澤東電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

朝鮮戰爭死亡數字：聯合國軍總共死亡628,833人，其中美軍死亡54,246人，南韓軍陣亡50萬人；中國軍陣亡超40萬人（美方統計），北韓軍陣亡與失蹤40萬人（大英百科全書）；平民死亡與失蹤60萬（大英百科全書）~300萬人；

中國因朝鮮戰爭而欠蘇聯的軍事貸款數額在57~86億人民幣之間；

58。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斯大林）去世，享年74歲；

1954年9月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提出把軍港旅順及民港大連歸還中國。毛澤東擔心中國失去蘇聯的軍事保護，要求延遲撤出，赫稱：“假如你們遭到進攻，我們可以前來救援”；

10月12日，中蘇兩國政府發表《關於中蘇會談的公報》和《關於旅順口海軍根據地問題的聯合公報》。《聯合公報》稱：“雙方議定蘇聯軍隊自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蘇聯軍隊的撤退和旅順口海軍根據地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於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在1955年5月末前，蘇軍全部撤離旅順、大連，蘇聯將大連及旅順的駐軍、防務等主權歸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59。1956年2月25日，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作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錯誤，蘇聯開始實行去斯大林化；

60。中蘇交惡及論戰

1958年，毛澤東在全中國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12月4日，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與美國議員休伯特·漢弗萊談話，稱，公社制度對蘇聯不合時宜。赫魯曉夫還表示，“公社”這個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緣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是一種城市形態而非農村形態。他接着說，中國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曾嘗試過公社，但行不通；

1960年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

1960年6月初在北京召開的第11屆國際工會大會理事會上，中共積極地組織活動批判蘇共立場；

同年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

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中止蘇中全面合作。隨後，蘇聯召回了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了部分技術圖紙，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

蘇共與中共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相處決策上的嚴重分歧：

蘇共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的滅亡，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

中共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

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覆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

作為回應，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

中共認為在蘇聯資本主義已經復辟，中國和蘇聯以及華沙條約國家的共產黨劃清界限，中共認為蘇聯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則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61。1969年3月中蘇在烏蘇里江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是為珍寶島事件；

1969年6月10日，在中蘇邊界新疆塔城地區塔斯提河畔（巴爾魯克山），發生塔斯提事件，中國女牧民孫龍珍被蘇軍開槍打死。

1969年7月8日，黑龍江主航道之中國一側發生八岔島事件，蘇聯方面一隻巡邏艇沉沒。一人死亡，三人負傷。

同年8月，蘇軍在中蘇西部邊界鐵列克提（今中國－哈薩克斯坦邊境）對中方實行報復性軍事打擊。中國一支巡邏分隊28人（包括3名隨軍記者）被圍全部陣亡。

以上事件合稱為1969中蘇邊界衝突。

中蘇處於臨戰邊緣；

62。1969年8月，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為了我國和美國共同的戰略利益，我軍大本營準備對中國的重要軍事目標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解除中國的核武器。請你秘密地徵詢一下美國當政者的意見，最好能和尼克松總統或者基辛格博士個別面談。我們只攻擊軍事目標，不會傷及無辜生命，而且我們釋放的當量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會造成環球大氣污染，也不會對地球的生態平衡有很大的破壞。”；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希望美國保持中立；

8月2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則題目為《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文章。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其後，基辛格向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正式闡明了美國政府對此事的立場：中國的利益同美國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對於蘇聯的行動，美國不能坐視不管。戰爭一旦爆發，美國會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同樣的行動。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將招致中國方面的報復。核戰爭所產生的污染會直接威脅到美國在亞洲駐紮的數十萬軍人的安危，並會使全球的生態平衡受到破壞，這是美國不能容忍的；

中國隨後開展了全國範圍的防範核戰爭行動。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林彪為防備蘇聯以談判為掩護，向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命令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時任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將此緊急命令命名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第一號令使毛對林增忌；

63。1999年12月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和來訪的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利欽簽訂了《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這個議定書成為中俄邊界的法律文件，該文件完全承認了清政府與俄國間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2001年7月江澤民再訪莫斯科，與普京簽定《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以條約形式肯定兩國國界線。中國和俄羅斯之間98%的有爭議邊界，是江澤民在任時加以確認的。

2004年10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李肇星與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中蘇大致平分了黑瞎子島（大烏蘇里島）。

64。2004年9月30日，程翔在明報以“江澤民要向中國人交待的一件事”為題發文稱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和葉利欽簽訂“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單方面放棄對被蘇聯侵占領土提出要求，以新的‘平等條約’來合法化舊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約1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不算外蒙古）。程翔隨後因此被判入獄。

65。2014年5月，中俄達成30年期天然氣供應協議-紐約時報中文網，合同中規定的最終天然氣價格將保留為“商業機密”。

66。2014年12月，俄對華原油出口每桶均價90美元高出國際油價50%-新浪財經

67。2017年7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授予了俄羅斯國家最高勳章“聖安德烈”勳章。-觀察者網

68。2018年6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頒授儀式在京隆重舉行習近平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首枚“友誼勳章”-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