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与告别革命

1959年5月27日首演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明年将届公演60周年。这部曲子已成了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西方音乐界称作“The Romanced Butrate”即《蝴蝶的爱情》。国内《梁祝》协奏曲的唱片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并随着嫦娥飞船，进入月球轨道。九十年代初，北京“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金牌，献给了《梁祝》协奏曲。

　《梁祝》协奏曲的两位作者，何占豪与陈钢，在完成这部成名作时，年龄分别为26岁与24岁。那年，他们还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首演时，指挥，独奏，和交响乐队全部由学生组成。 （乐队指挥是指挥系学生樊承武）。

不可否认的是，《梁祝》只有在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才能产生。俞丽拿在纪念节目中承认，管弦系的教授们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演出人员的配置都是依据教授们的经验。

副院长丁善德教授当起实质上的“艺术总监”。在接受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后，他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修改意见。

民乐系主任、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向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提供各种艺术示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又新教授，为小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当两位作者决定将二胡的指法写进协奏曲时，有人以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坏小提琴的演奏法则”。两位尚幼稚的学生犹豫了。刘品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组织全系的专家展开论证，以韦尔汉的“Ｇ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摩西幻想曲”为例子，Ｇ弦单根弦上可以唱出动人的歌，现在将二胡的技巧移到小提琴的两根弦上，完全可以。为两位学生的艺术创造提供实践与理论依据。

中国二胡琴的滑指手法，首次出现在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现满腔悲愤、痛苦欲绝的情感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还有中国越剧、京剧中常用的倒板、嚣板等，也首次进入协奏曲，使《梁祝》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小提琴协奏曲在此实现了一次彻底的中华民族化。

俞丽拿在节目中，没有提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人孟波，是个很大的缺憾。

在上海音乐学院1959年的校刊上，何占豪、陈钢合写的《“ 梁祝”的诞生》一文，提到孟波“是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刘品同志常和我们一起务虚，和我们共忧乐，不断给我们鼓励”。孟波则认为：“没有丁善德，就没有《梁祝》。”孟波和刘品，分别是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和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丁善德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他们是《梁祝》创作的主要组织者。

孟波是这部作品的“总策划”，没有孟波《梁祝》是不会诞生的。

1958年初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探索西洋音乐的民族化，就是孟波提出来的。

响应孟波的号召，上音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几个同学，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组建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奋斗目标为，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

在去农村劳动的途中，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最后集中在３个题材：１、全民皆兵；２、大炼钢铁；３、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一封征求对以上题材意向的信，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在温州的乡村，何占豪这天刚收工回到农舍，门口出现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受院党委书记孟波的委托专程赶来。刘品传达的选题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惊。 孟波收到意向信后，毫不犹豫地在３个题材的“３”字打了一个“√”，《梁祝》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

原先，何占豪和他的热血同学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者梁祝只是凑数。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当时勾了前两者，就没有了今天的《梁祝》。

孟波三十年代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抗战歌曲。以后几十年，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

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题材，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

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刘品把孟波的选材依据一一告诉何占豪。

此之前的一次学校晚会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园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拉中国乐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刘品却跑到何占豪宿舍，赞扬他“有志气”。刘品看到了何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他鼓励何占豪为创造民族的交响音乐大胆探索，这也是孟波提出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这位学院党委书记的感召，管弦系的初生牛犊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因为受到了刘品的直接鼓励，何占豪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

何占豪进一步探索创造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已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刘品原是总政歌舞团的长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本科。温州之行，显示了他与他的直接指挥者孟波所共有的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导能力。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 同时成对高飞。

在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疑虑。《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那儿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

《梁祝》在向国庆１０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

陈毅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在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 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命。 

早在延安时期，孟波就任过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交响乐团指导员。在刘少奇任校长的鲁艺华中分校，孟波分管教务，兼任音乐系主任。建国后，他任过天津、广州市文化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之前，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任秘书长。这些经历赋予他卓越的艺术统筹才干。

《梁祝》协奏曲最精彩的“化蝶”是孟波定的创意。

原作的最初一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在审读了初稿之后，他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怀念是必要的，但给人压抑的感觉。音乐要传神。”孟波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他向两位学生讲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把两位学生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品因此实现了ＡＢＡ的曲式结构，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更显完整。要主要的意义，它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 、“灵魂所在”。

“点睛之笔”出自孟波，也非偶然。他不仅是音乐事业的组织家，也是个优秀的作曲家。他抗战年代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六十年代初作曲的《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都唱遍中华大地，并成为中国一段历史的代表作。出色的生产组织家，自己应该是专家。这样就能在关键时刻，给作品来个“点睛之笔”。

在告别革命的时代，《梁祝》继续大放异彩，不应忘记的是，革命时代曾有孟波和刘品那样的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