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的男社员们个个抽烟，从半大小子到老汉，人人烟不离口。插队前，早就听说过“东北三大怪”，其中一怪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我们屯妇女抽烟的不少，但很少见年轻姑娘喷云吐雾，更没见过大姑娘叼大烟袋。或许，时过境迁，民俗也有了变化吧。

除了几个老汉叼烟袋，老乡们不拘男女，都是自己卷烟。香烟是用来招待稀客、贵客的，平时家里来了串门的乡亲，递上装着烟叶的烟笸箩，就算尽了地主之谊。镇上百货店里香烟种类不多，都是吉林本省的产品。上品是“大生产”，一盒三毛二；中品是“迎春”，两毛；下品是“勤俭”，一毛五。最差的香烟是白盒，没商标，据说是用下脚料做的，里面烟梗子很多，要火儿(吸的时候容易灭)，味道也有些暧昧，九分钱就能买一盒，所以俗称“九分笋”。社员家里一般都备着一盒“迎春”待客，不算太贵，也还拿得出手。社员们自己卷烟，不抽香烟，有着一套说法：“烟卷儿没劲儿! 光燎嗓子，不过瘾! 试试咱这蛤蟆头(一种烟叶)，照肺叶子里来一口，看不噎你个跟头!”

遵照上面的规定，队里订着一份人民日报，此举深得民心。卷烟要用纸，所以报纸是抢手货。邮递员把人民日报送到队部后，往往不出几分钟，报纸就被裁成大约一寸宽、两寸长的纸条。报纸的白边儿最受欢迎，没油墨味儿。有时见到社员嘴里叼着红烟卷，煞是醒目，定睛细看，原来是套红印刷的最新指示。文革期间，一些人由于无意中亵渎了伟大领袖而被投进大牢甚至枪毙，人数究竟多少，恐怕永远无从得知了。插队之前，这种事听过不少，而且多半对领袖的不敬严重程度远不及红烟卷，就已大祸临头。刚开始，眼看着贫下中农们一口接一口，满不在乎地把最高指示化做缕缕青烟，心中不禁暗惊。后来看得多了，也就坦然了。毕竟城乡有别，贫下中农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于是农村许多现行反革命得以漏网。然而，从大兴杀人、广西吃人来看，革命大潮之下，农村未必可做世外桃源，但运动的暴烈程度会因各地民风差异而有所不同。我们那一带民风敦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抵只是虚应故事，敷衍上级领导，所以文革中极少有人无端遭难。

在屯子里，纸是稀罕物件，专用的卷烟纸买不起，手纸更不用说。有一个小青年告诉我，可以把高粱桔一劈两半，用中间的瓤子做手纸。这个小青年是热心肠，见我将信将疑，便顺手从一个柴禾垛抽下一根高粱桔，麻利地做好一小把“手纸”递给我，说：“试试呗，成舒服了。”(“成”是“特别”的意思)我接过“手纸”，左打量右打量，再用大写意手法凌空试试，犹豫再三，还是鼓不起勇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变革梨子，于是也就终于不知道梨子的滋味。

我们那里民风严肃古板，虽不到“男女授受不亲”的地步，但男女之大防还是很讲究，以致自由恋爱的事很少见。男女社员干活儿通常不在一起，偶尔碰上，大姑娘、小伙子之间难免调笑几句，但也仅止于此。一时忘形，话说过了头，就会遭到上年纪的人厉声呵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屯小伙儿娶的都是外屯姑娘，本屯的闺女则是嫁到外屯。男婚女嫁，完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先是媒人上门说亲，父母觉得不大离儿，便约定日子，男方到女方家相亲。相亲很关键，好事是否能成，往往在此一步。我们屯有位青年，外号“赵大耙”，老实本分，就是饭量奇大，而且吃相欠佳，不管稀的稠的，都是狼吞虎咽，一副饿死鬼模样。赵大耙几次相亲，都因吃相不雅而告吹。好不容易，又对上一门亲事。出门相亲前，长辈们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在饭桌上务必检点小心。不幸，这次相亲还是以失败告终。原来，那天女方父母请赵大耙吃饺子，大耙牢记长辈的教导，在饭桌上强做斯文之状，刚吃了三个饺子就撂筷子。结果，女方父母对媒人说：“这人不中，不实诚。”可怜的大耙，不知后来什么时候才娶上媳妇。

如果相亲顺利，男方向女方交过彩礼，就等新媳妇过门了。彩礼分四百元、五百元、六百元几等。男方家境越好，离女家越近，女方彩礼收得越少。我们屯的闺女嫁到西荒(几百里之外的一片地区，很穷)，男家都要交六百元彩礼。交罢彩礼，新媳妇过门儿之前，假使女方反悔，就要退还彩礼，如果反悔的是男方，彩礼就拿不回来了。退亲被看做不光彩的事，好像很少发生。

每个集体户都有一位老贫农“户长”。我们的户长毕大爷五十来岁，育有三女一子。老大秀兰，老二秀霞，生下老三，又是闺女。毕大爷盼子心切，便给三闺女取名“岔子”。不知是歪打误撞，还是岔子的神通，两年过后，毕大爷果然抱上了大胖儿子。毕大爷意犹未足，给儿子起名“漏子”，用意非常显明。可惜，这回名字不再灵验，毕大爷的弄璋之喜止于漏子。话扯远了。一天，铲地歇歇儿，和一帮女社员碰到一起。几个妇女唧唧咕咕，说是毕大爷的二闺女秀霞订了亲，过些日子就要过门儿，嫁到西荒。我听到这话，不由四下张望几眼。只见秀霞独自一人，远远蹲在地头，神色漠然。不久就要远离爹娘，孤零零去一个陌生地方，和一个只见过几面的男人居家过日子，未来生活是茫然一片，只能听天由命。秀霞姑娘当时的心情，一定糟透了。有专家说，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相比，自有优越之处。不知专家做研究时，是否把秀霞们的感受算做一个评估因素。

春种夏锄秋收，冬天刨粪送粪，上年纪的人喊叫“累拉拉胯了”，可年轻人还是精力过剩。有一帮爱跳爱唱的，居然排出了一整出《沙家滨》。公演那天晚上，屯子里热闹得翻了天。三队队部场院里有个土台子，谁也说不清建于哪年哪月，正好充做戏台。院子里有一根电话线杆，中间挂一盏气死风灯，点起来，呼呼作响，亮得耀眼。我们屯这个版本的“沙家滨”似乎是自创剧种，腔调介于二人转和评剧之间，有两把二胡、一支唢呐伴奏，再加上一面锣，一面鼓，台上唱得热热闹闹，台下看得高高兴兴。演员们唱念做打都很卖力，不大一会儿功夫，脸上重重的油彩已被汗水冲得深一道、浅一道了。台下观众不论男女老幼，对台词都很熟悉，所以马虎不得。胡司令一不留神，说出一句“阿庆嫂？日本人（应为“自己人”）！”台下立刻哄堂大笑。后来，郭建光唱道：“要防止骄傲的情绪萝边(蔓延)滋长。”观众们倒很大度，不去计较。不知什么缘故，《沙家滨》只演了一场，戏班子就散了伙，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