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东方间谍之都 zt
港英当局从来没有订立有关间谍或者颠覆政府的刑事条例，香港的政治环境一直受到各路间谍偏爱，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谍都”。
1949年前后，中共与国民党双方均将香港视为谍战要地。在中共建政后，国民党特工试图从港澳进入大陆，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的活动了如指掌，这些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1954年，中共在香港截获“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情报并警告港英政府，足见中共在港经营之深。 然而在文革时香港左派发动的五月风暴中，港英政府逮捕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 日后承担情报工作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内地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不过19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些人员搜集社会情报可以，掌握港英政府情况已大不如前。 与中共情报组织被摧毁后力不从心相比，英国的情报工作在政治部主持下风生水起。窃听，这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针对实际上主管社会情报工作的新华社，分社内部成员皆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侦察。 尽管如此，新华社只能消极防范，例如许家屯刚到香港时，第一社长王匡便告知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
直到许家屯上任后，重新整合了各自为政的情报组织，才重新发挥了作用。这个情报系统远达不到1967年前的水平，但已经在中英谈判中作出贡献。 1995年，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政治部进入解散的倒计时。但一批政治部的骨干早在几年前就秘密转移至海外进行培训，并于日后随着移民回流香港，安插在香港的政府机构、重要组织里。 1997年，香港虽然回归，但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说道：要做到“英国撤出香港了，但英国的影响力永远不会从香港撤退”。英国外交大臣Hugo Swire毫不避讳地说，英国有一千家左右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 基于此，港英政府走的并不“干净”。1997年，驻港部队接收位于中环添马舰基地的威尔士亲王大厦时，赫然发现大厦内部很多隐蔽之处都被装了先进的窃听器。 2005年6月，曾荫权就任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决定将官邸迁回礼宾府，在入住前的装修中，发现宅邸内有大量窃听器。
除了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英国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 曾是中联办秘书长、前司法部部长蔡诚之子蔡小洪，其家族成员深深扎根香港。在1989年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后，受到军情六处华人特工的策反。 2002年6月，中国情报机构在一次例行的监听行动中，意外发现英国方面对江泽民的访港行程了若指掌，由此展开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是蔡小洪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机密消息，并涉及收受约6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蔡小洪所担任的职务足以接触到对港政策的核心，北京对港政策的所有举措，在中英谈判中对西方情报机构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有媒体评论认为，这宗案件的打击和影响远远超过刘连昆案的损失。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是局部的，蔡小洪却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甚至在某些重要领域是摧毁性的，而该案冰山的一角，还有数名新华社干员也被破获是间谍，被判了无期徒刑等重刑。蔡案暴露出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扎根之深的。中方从此调整对港情报工作的部署，十八大后更将港澳办及中联办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系，将中港关系由地方层面升格至国安层面。只是作为中国涉外关系的第一扇窗，香港必然还会扮演着东方谍都的角色，美国驻港领馆有1000人的规模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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