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心理不健全是残疾，权利、自由不健全也是残疾。本文所说的人权残疾就是指权利、自由的不健全。人有各种权利自由，人权残疾也包括各种具体残疾。当某种具体的权利、自由不健全，或出现行使能力的障碍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具体的人权残疾。人权残疾的致病根源是专制制度，包括极权型专制和普通（非极权型）专制，人权残疾因权利、自由被专制强权剥夺、侵犯、摧残、禁锢、限制而发病。人权残疾是专制强权制造的，但如果社会成员认可了被强加的不健全，并习以为常，那么，他也有可能自我制造人权残疾。极权型统治制造的人权残疾远比普通专制严重。生理、心理残疾是个体偶发的，而人权残疾则是社会群发的。生理、心理残疾是病，人权残疾也是病。是病就有症状，就有危害。从微观角度讲，人权残疾是个体的病，从宏观角度讲，人权残疾又是社会的病。人权残疾兼有个体症状和社会病状，兼有个体危害和社会危害。人权残疾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人生活能力或社会生活能力的障碍或缺失，这些不健全的能力可能包括交流、沟通能力，学习、求知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创造、创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社会事务参与能力、社会监督能力，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能力等等等等；伴随这些能力而失去的，还有他们生而为人应有的活力，应有的精彩，应有的做为，应有的担当，应有的贡献，应有的杰出，应有的了不起。人权不健全还使社会成员失去了最基本最有力的自我保护，他们不得不为此一次次付出利益、健康、安全、尊严的代价，在被夺去生命时，他们的名字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他们只是成为统计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统计数字忽略。人权残疾是社会群发性的。在群发人权残疾的社会，权利自由属于少数人，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和特供。这样的社会，人权、民权衰微凋零，特权则猖獗肆虐，从根本上远离了公平、公正。对制造人权残疾的极权或专制统治者来说，他们的统治权（欲）、控制权（欲）、支配权（欲）远比国民的人权重要，他们残忍、冷酷，极度自私虚伪，人性淡漠，其治理、运行社会的目的就是延续特权和极度不平等，满足他们无限的权欲、贪欲。他们爱标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难道是以权利自由残缺的人为本么？他们时刻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他们把‘为人民服务’写在每一块牌匾上。‘公仆’把‘主人’玩弄于鼓掌之上，‘为人民服务’到不让人正常说话，难道还有比这更登峰造极的强奸吗？用再华丽的幌子，也遮掩不了铁一样冰冷的事实：他们制造着广泛而深重的人权残疾，他们不把人当人，他们把国民降级为资源和工具。不妨把社会看成一个肌体，把社会成员看成细胞，把统治者粗略看成大脑，那么权利、自由不健全的社会，就如同为满足大脑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而将自身细胞高比例致残的人体。健康、正常的社会需要公平公正，需要人权健全的社会成员，需要社会成员充满个人活力，需要社会成员贡献其社会功能。社会的活力首先来自其成员的活力；几乎每一项社会机能，如参政议政、舆论监督、民生保障、环境保护、公益慈善、社会防错与纠错等等，都离不开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所以，制造人权残疾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一定是机能异常的，一定是运转畸形扭曲的。权利自由关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多少权利自由问题，就有多少相应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些各地高发的社会问题，如各种民生问题、环保问题、官民冲突问题等等，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权利自由问题。在特色国度，丛生的社会问题无法治本，不能探根究底，否则就会‘破坏’稳定，动摇特权体制，或者成为一根导火索。掩盖、粉饰是唯一的选择，问题被掩盖，再爆发，周而反复，社会危机不断恶化加剧，每个人都离深渊又近了一步。统治者越不把人当人看，人权残疾就越严重，人祸也越高发，人祸不时与自然灾害互相助推、放大，引发惨重、巨大的人间悲剧、人间灾难。时至21世纪的今日，世界上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长期生活在人权枷锁的重负和折磨之下，承受着人权残疾的痛苦、不幸和煎熬。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每一个地球子民都应拥有健全的权利和自由，都应捍卫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勇敢争回被无良统治者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消除人权残疾，将人们从人权枷锁下解放出来，将人们从人权残疾的荼毒中解脱出来，还每一个人应有的健全的权利和自由，让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与时代相符的健全、自由的现代公民。这是我们的良知与责任。具体的人权残疾言论残疾言论残疾即言论自由不健全，或者说不能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言论残疾是言论控制的结果。在中国，言论控制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环节。言论控制包括宏观控制手段和微观控制手段。党对社会各行各业的高度控制为言论控制提供了宏观手段，相关例子：对信息生产、输出行业的控制，如对各种媒体，对出版行业的审查和控制，对电信业，对网络的控制等；对信息传播行业的控制，如教育、培训行业、娱乐行业；对有重要信息副产品的行业的控制，如医疗卫生系统（控制疫情信息，病患、医疗、财务相关的非隐私信息），环保系统，慈善系统，彩票福利系统，房地产行业等等；宏观控制是大粒度的面状的控制。宏观控制以牺牲各行各业的社会透明度为代价。言论控制还需要相对微观的针对社会个体的点状控制，相关例子：通过组织（如党组织）的纪律来控制组织内成员的言论；通过机构规定，通过机构内的党组织，或通过机构领导的命令、通知、要求来控制机构成员的言论；通过其它过度而非正常的保密要求来阻止成员向社会公开信息；监控、审查网络论坛等重点言论场所，适时屏蔽信息，或删帖、禁言、封号；窥探、监控、审查微信、电子邮箱等通信、交流工具，适时屏蔽信息，或封号、注销帐号；监控课堂教学，对教师‘违规’言论予以举报、告密；窥探、监控有社会影响力的明人明星，采集他们的言论把柄，隐私把柄，以对其本人进行处理，或用于操纵、转移社会舆论等等；言论控制手段还包括针对言论“违规”者或异议者的惩戒、惩罚措施，言论恐怖措施，这类措施的例子有：喝茶（传唤、约谈），冠以造谣之名行政处罚（如训戒、拘留等），停薪、停职、开除，停业或勒令整顿，跨省、失踪、冠以口袋罪，经济罪、刑事罪，制造“意外”死亡等等。言论残疾有以下个体或社会症状：难于自由发声，难于表达自我意愿和要求，甚至真情实感；有要求不能言，应讲的不许说，有苦难诉，有冤难伸，不是哑巴，如同哑巴；声张个人权利，或说出真相会成为过错、罪行；言论恐怖使民众自我言论审查，自我言论设限，自动回避敏感话题或内容，自觉使用最安全的言论--模仿、复制官方言论；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出现表达鹦鹉症，语言单调、呆板、机械、僵硬，内容模板化，毫无个性；说真话、实话者越来越少，说假话、谎话、套话者越来越多，说得越来越习惯和自然，越来越没有负罪感；官场盛行官话、套话、空话、安全话，官员言辞蛮横、流氓、无赖，有党性没人味；民间盛行歌功颂德，流行点赞、加油、激动、振奋、厉害了；不同声音被扼杀，社会呈现‘只有一种声音’的病态特征；难言真相，因为真相来自言论（或信息）对照；社会缺乏透明度；民众缺乏知情权；谎言盛行，愚昧密布，常识扭曲；不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提出问题、揭露问题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排斥不同声音、打压异议的社会是黑暗而非光明的；言论残疾有以下个体或社会危害：把人变成以下几种：宠物鹦鹉，沉默羔羊，或“社会稳定”的“威胁”。敢于追求言论自由，对抗言论控制，就要付出生计、安全等方面的代价；舆论、媒体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失去了批评、批判、揭露、监督的社会功能；错误，包括极为危险的做法不能被及时指出、质疑和叫停，社会纠错机制不能正常运转；讳疾忌医，在对问题的一再掩盖、粉饰之下，社会积弊日深，直至积重难返；言论残疾的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异常。社会的自然信息传播方式是：民众->民众，或民众->媒体->民众。在中国，为了保证党对社会信息的绝对控制，信息被强制以如下模式运转：信息源->党的信息触角->信息在党的体制内上报->信息在党的体制内审批、筛选、加工->媒体->民众。党要确保自己比民众先知情，党要在任何时候都手握主动权、主导权，党要决定人民什么可以知道，可以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稳定第一，红色江山第一，党不在乎对民众捂掖前兆，严重迟滞民众的知情时效。为什么民众迟迟听不到警钟、哨声，看不到警兆，每每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对危险、危机反应迟钝，不能防患未然，不能及时趋利避害？为什么国人屡屡成为人祸与灾难的祭品？因为党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控制言论，控制信息，制造言论的残疾不健全。言论残疾使小灾难变成大灾难，万马齐喑（重度言论残疾）往往是荒诞、疯狂的开端，大灾难的前兆。如：五七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言论残疾是极权社会人祸和灾难频发不绝的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