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红四方面军的决定作用

由于政治运动的某些表面相似性，一些论者将文革的起源不断前推，由庐山会议，反右，延安整风，一是推演到井冈山时代的肃反，毛泽东成了文革的先知，显非研究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无周密计划，他先说“一年发动，两年发展，三年收尾“。后来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他又想1967年就结束文革，当然做不到。    其实，文革之名是彭真等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提出来的， 戚本禹等毛领导下的文革干将称，因为刘邓先搞出自己一套文革运动，毛才决定搞文革对抗，加了”无产阶级“在前而已。也是由于刘邓派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毛才提出造反有理。     

毛泽东是个行动主义者，运动就是一切。他少年时从体育活动得出“人乐动”的看法，年轻的时候的作文就称：“天地之下唯有动而已”，以后发展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信仰。1939年延安纪念斯大林生日大会上，他正式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有理”，变成行动理论。 他的生命实践确实严酷，斗争谋略已成其本能，驾轻就熟，不仅党内第一，对付蒋介石，斯大林，尼克松都信心十足，好像老在下先手棋，实际是应时而动，不拘于计划，运动战致胜。   

他用林彪掌军时，并不信任林。 历史上，林在遵义会议前曾反对老毛指挥军事，解放东北时对毛的指令几次反驳，对韩战也不赞成； 他和高岗关系不一般，50年代高岗的行动事先都和林通气，林也支持他，以至处理高时，毛事前要和林打招呼。

所以毛用林时，同时安排贺龙任军委副主席，林彪生病他就用贺龙代替， 有贺龙制衡，林必须紧跟老毛。当时，毛未必已决定用林搞文革，就如任命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就先任命林彪任党中央副主席，党内高于彭德怀，让彭心里有数。官场权术和办公室政治，国内国外哪里都有，毛是高手就是。

他决定要林彪支持江青搞文革，给林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同时安排徐向前进入政治局，又用徐出任军队文革组长， 徐自然取得制衡地位，这一招事后显示关系重大。      由于徐向前的山头是军队最大的山头，毛文革中重用的谢富治，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李先念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而且都是掌握一方军权的悍将，对林彪的一军团和其他山头都起了有力制衡作用。  后来，林彪生死关头之所以没有发动政变，受徐向前系统的制衡是很大原因，因为即使林彪下命令，他知道四军的人根本不会听；相反，只要徐向前下命令，他们就会镇压林彪及其死党政变企图，他们的人力和战力绝不在林部之下。只有林立果小舰队蠢动，连林的死党都讽刺为“小孩子办家家“，只能害死老爹老娘。

最后端掉四人帮，就显示四军人马是关键。 毛生前任命陈锡联主持军委和军队调动，叶剑英和华国锋动四人帮前，不了解陈的态度，又不敢问他。  由于李先念和陈锡联同是四军老干部，陈主动向李透气支持搞掉四人帮。这样大军在手， 打掉只有上海几万民兵的王洪文一伙，就如风卷残云了。  

 最后时刻，叶剑英请徐向前一道和原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谈话， 问他还能不能调动南京军区的军队。当时许已经调到广州军区，而南京军区政委是张春桥，司令丁盛不可靠，南京军区对防止上海政变是关键。 许世友称六十军是南京军区的老部队，可能听他指挥。叶剑英和徐向前决定将六十军特别调给许指挥。许世友是徐向前四军时代的部下，六十军是四军的老部队，徐亲自命名的临汾旅就在六十军。这样，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就临时接管指挥南京军区的六十军，按正规军令系统是做不到的，可见山头的厉害。  戚本禹回忆称，他在毛主席办公室工作时，原总参谋长杨成武跟他说：军队之间表面客客气气，但关键时候还是听老首长的，就是现实。

毛泽东对四军有戒心，但深知徐向前的军事能力，1949年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解放东北，抗美援朝，他都是第一人选，可惜生病。  1978-1980，徐再任国防部长，是越战的决策人。

1955年共军授1000余名将领军衔，红四方面军有700余名，占三分之二。    胡耀邦，李先念，秦基伟，刘华清，陈赓，王树声，洪学智，都是徐向前的老部下。    大部分军区司令，韩先楚，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谢富治，皮定均都是徐向前的部下。    抗日战争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被分散，徐向前和主力被调入129师，徐任副师长，徐海东的一个旅被调入115师，李先念的部队调入新四军发展为第五师，这样使徐的老部下遍及共军各个部队。  徐在129师时单独指挥响堂铺战役，击毁日寇200辆汽车，为抗战消灭的最大的日寇机械化部队。   解放战争时，徐向前将地方民兵训练成6万人部队，消灭10万阎锡山部队。徐指挥的太原和临汾攻城战，都是以少胜多，建立新战例。共军自定的十大典范战例，徐独占4个。    长征时，红四方面军拥兵八万，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军团加起来不到2万。  

徐，黄埔一期；林彪，四期，什么时候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