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以“护法”之名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中国产生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

孙中山、段祺瑞这对仇敌有一个共同点，都强烈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广州军政府成立后，二人先后下达了对对方的通缉令、讨伐令。

1917年10月6日，南北战争（即护法战争）在湖南打响。

参加南方护法的武装有：与孙中山合作的桂（陆荣廷为首）、滇（唐继尧为首）两系军队（包括滇桂系在省外如广东的军队）；同盟会员，如湖南程潜、、四川熊克武领导的军队；贵州刘显世的军队；还有程璧光统率的部分原北洋海军。护法战争初期，护法军控制的地区包括滇、桂、粤、黔四省，以及湖南南部和四川的部分地区。

护法战争初期形势图-1。图中有一个小错误：海南岛当时由亲段祺瑞的原广东督军龙济光占领。

护法战争初期形势图-2。此图也有一些错误，如护法战争开启前，冯国璋已赴北京就任大总统，李纯由江西督军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则入替江西督军。

交战双方军力比较，北方远胜南方；然而，战局并未出现一边倒的势头，北方也并未取得速胜。

北方最大的问题来自内部。许多北洋将领心理上，不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如袁世凯那样的强者，他们希望自己有更大的自主权，主动权，比较弱势的中央对他们更有利。所以，当南方的威胁变大，或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时，他们才会努力反击一下；但他们没有多大动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消灭南方，实现国家的统一。缺乏远见和危机意识，是他们的普遍问题。在战争中，北洋将领经常出工不出力；将领们会一边作战一边和中央谈条件；抗命不遵，擅自罢战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将领甚至在战局胶着时突然从前线撤军，致使友军被重创；在孙文心中，北洋势力是要消灭的对象，而许多北洋将领却期待与孙文合作，有人还视另立政府，分裂国家，发动叛乱，不夺权到手誓不甘休的的孙文为正义者，而将欲平复叛乱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视为穷兵黩武者。

不仅地方将领和中央不齐心，连中央的两个首脑也是两条心。大总统冯国璋，力主“和平统一”。然而，“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只能有一个成功，如果段总理的“武力统一”成功了，那么冯大总统自己的“和平统一”也就无疾而终了。对段内阁武力统一之举，冯国璋不只是见机拆台、使绊子，冯还专门派人破坏已方的作战、已方的进军，并与孙中山及其它南方军阀，也暗通款曲，协调行动。身为大总统的冯国璋，眼界狭小，目光短浅，偏好卑鄙、下作的手段，胸无北洋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非常可悲的。北洋分裂的最早责任人，不是段祺瑞，不是曹锟、吴佩孚，而是冯国璋。

北方不团结的原因还有两个：北洋是一个组织涣散的系统，北洋是一个已被严重渗透的群体。相比之下，效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份改组为国民党），以及早年以孙为领袖的同盟会，都是严密得多的组织；到护法战争时，这两大组织或明或暗的成员遍布全国，已深入渗透、广泛分布于北洋军政界内，他们中许多人身为北洋高层的部属和幕僚，这些人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留洋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对北洋政府和北洋将领影响巨大。通过这些人，孙中山不仅有能力对北洋政局加以某种程度的干预，还能屡屡成功地从内部分化、瓦解他的敌人，不战而胜。

战争是灾难，也是英雄豪杰表演的舞台。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开始在顶级军阀、政界人物间游走、周旋，开始了他非凡的政治表演；三年后，不晚于1920年10月，李大钊已成为苏俄与中国军政人物接触的中间人（详见后文）。李大钊绝对是民国最杰出的纵横家，他对政治介入之深，对中国政局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相信，在本文之前，没有人知道，1917年底，李大钊在一次南京之行中，成功影响了中国政局--改变了护法战争的走向。

1917年10月21日，李大钊自上海赴南京再度拜会江苏督军李纯（8月下旬，李大钊已去过一次南京）。李纯是时任大总统冯国璋的第一心腹，长江三督（另二人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是冯国璋心腹）之一。二李会面的介绍人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叫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时为李纯幕僚的白坚武。

对二李之会，《白坚武日记》记载，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

白坚武应该知道某君是谁，但他却在自己的日记中把此人名字隐去了。某君到底是谁？李大钊当时在为谁工作？解开《白坚武日记》隐藏的秘密，并不是很难，这个人是--孙洪伊。

孙洪伊又是谁？此人是李大钊留学日本的资助人之一，曾先后任段祺瑞内阁的教育总长、内务总长。不过，孙洪伊不是段祺瑞的人，孙洪伊是中华革命党（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党）的重要成员，是孙中山派到北京政府的内线。1917年8月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孙洪伊被任命为军政府内务总长。

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护法军政府内务总长孙洪伊派来的，来南京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代表护法军政府和直系谈合作。合作什么？我们把目光转向李纯的老大冯国璋。

二李南京会谈期间，冯国璋派女婿陈之骥拿着冯的密令和一笔巨款去了湖南，陈在湖南前线见了两个人：北军湘南总司令王汝贤（北洋第8师师长）、副司令范国璋（北洋第20师师长）。陈要这两个人办什么事？一会就会揭晓。

有资料说，李大钊去南京是和李纯商谈赴日考察事宜。实在可笑，赴日考察这种事，和白坚武谈就行了，还用得着和李纯谈？李纯是闲得蛋疼，还是想和李大钊搞基？一个早稻田大学的退学生，一个29岁的待业青年，在一省督军那里呆了整整20天，是在商谈赴日考察？直到离开南京的前一晚，11月10号，李大钊仍在和李纯秘谈。

11月11日，二李终于不再谈了。李大钊高高兴兴地告别李纯，离开南京，去北京上班了。大钊认识的贵人好多，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主任）章士钊已经在北大图书馆给他安排好了工作。

孙洪伊安排的事，李大钊办妥了没有？答案就在下面。

11月14日（李大钊离宁后第3天），正在湘南前线指挥作战的王汝贤，范国璋突然发出联名通电，指责南北方的主战派，主张双方停战息兵。看一下电文摘要吧，写得还是蛮不错的：

“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府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借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力主和平解决。。。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是所至盼！特此电闻。”

通电当天，二人率部撤离衡山（衡阳）前线，北返长沙。有资料称，由于二人私自撤兵，从山西调来的商震混成旅几乎全军覆灭；18日，二人又撤守长沙。南方护法军自湘南长驱直进，于20日进占长沙。

王、范私自撤兵让段祺瑞愤怒痛苦至极。10月16日，段祺瑞发“铣电”提出辞职。在这份“铣电”中，段祺瑞痛责部分北方军人不顾大局，“启阋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决心以辞职来避免北洋分裂，甚至同室操戈的危险，段祺瑞还预言，不团结将导致北洋灭亡。电文也值得摘要一读：

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竞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

。。。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

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辈阴谋之中，以维持国家于不敝。。。临别之赠，幸审存之。段祺瑞。铣印。

段祺瑞提出辞职后两日，11月18日，直系四督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发表“巧电”，痛陈内战之害，主张和平解决南北纷争，又给主张武力统一的段祺瑞强力一击。

“巧电”文字上以曹锟领衔，但却是李纯代表四人发出的。发出前，李纯曾向曹锟征求意见，曹锟不知电文详细内容，双方哪个都不想得罪，来了个未置可否，李纯便视之为默认了。

11月中旬，段祺瑞的小舅子，段氏“四大金刚”之一，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兵败重庆。

11月19日，冯国璋准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一职；22日，冯又准段辞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二任国务总理只当了四个月便再次下台。

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段祺瑞卸职下野时，李大钊则刚刚在北大图书馆入职。

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此后2个月，北南双方进入不战不和状态。

12月初，段祺瑞的心腹，前陆军次长徐树铮居于幕后组织了北洋天津会议，会议参加者为北洋各省督军（长江三督未与会），直隶督军曹锟被推举为会议盟主。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主和的续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下台；促使政府重新作出征讨西南（孙文的护法军政府及参加护法的滇系、桂系、湘军、粤军、川军等西南武装）的决策。天津会议一直开了40多天。

为缓和与北洋主战将领间的关系，12月18日，冯国璋任命亲段祺瑞的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冯又任命已下野的段祺瑞为参战督办。这个参战督办负责的是中国一战参战事务，而非中国南北内战。

1918年1月15日，天津会议结束。在主战派的压力下，1月16日，冯国璋发表电令，任命直督曹锟为南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任命鲁督张怀芝为第二军总司令，分东西两路南下征讨南方护法军。两个月来南北不战不和的局面即将被打破。

征南军的具体进军路线是，第一路军沿京汉路南下，先入湖北平叛，再待机入湘；第二路军沿津浦路南下，待机攻打湘东。

有资料称，这个电令并非正式的总统令，有点不伦不类。该电令下达后，冯国璋仍暗中令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设法从东西两路阻挡北军南下。

1月22日，北军吴光新部击败了原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荆宜镇守使石星川部，为北军光复荆州（吴光新的部队是11月中旬从重庆败回湖北的）。石星川本属北军，上年12月初被孙中山派来的蓝天蔚策反独立（自主）；25日，征南第一路军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所辖第三师第五旅张学颜部击败原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襄（阳）、郧（西）镇守使黎天才部，光复襄阳。黎天才同样是在上年12月初被孙中山策反独立的。

冯国璋本想借北方声势重振之机与南方和谈，但南方未予以配合。1月24日，护法联军在湖南境内主动向北军进攻，攻打湘北重镇岳州（即岳阳）。

南军北攻，率先开启战端的消息传来，冯国璋勃然大怒，当众表示要“亲征”（湖北是北军地域，北军攻荆州、襄阳属于平叛性质，并未越境攻击南方），第二天，冯又改口，说要“南巡”。26日，冯国璋率领一旅总统精锐亲军从北京乘专列南下。27日，湘粤桂联军攻占岳州。28日，专列到达蚌埠，与前来迎接的皖督倪嗣冲见面后，冯国璋突然下令停止南巡，掉头北返。有称冯国璋被倪嗣冲痛骂了一顿，被骂得以袂掩面，当场涕泣。北洋人物缺点多多，但和后来的中国政治人物相比，人家至少还有羞耻感，至少还要脸，至少还有正邪善恶是非之分。

冯国璋“南巡”的真实目的是离开被主战派包围的北京，回自己的大本营南京，以便与南方进行和谈，甚至在南京另组政府。

1月30日，返回北京的冯国璋立即正式下达了一系列讨伐南方的总统令，其中一条命令说：“。。。是前此布告，期弭战祸，为民请命者，反令吾民益陷于水深火热。本大总统抚衷内疚，隐痛实深。各督军、都统等，叠电沥陈，佥以衅自彼开，应即视为公敌，忠勇奋发，不可遏抑。本大总统深惟立国之道，纲纪为先，若皆行动自由，弁髦法令，将致纷纷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国？用特明令申讨，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师行所至，务须严申纪律，无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北军南征的法律手续至此算是完备了。正当主战派额手相庆，准备大举进兵时，倒戈将军冯玉祥登场了。

1917年11月，尚未下野的段祺瑞命令冯玉祥率第16混成旅南下援助闽督李厚基。冯部自直隶南下，一路拖拖拉拉，又是要饷，又是沿途招兵。12月初，冯的军队到达滁州、浦口（今南京浦口）就停下不走了，冯玉祥成天和李纯混在一起，一直呆到1月底。1月下旬，冯玉祥还和李纯勾结，命令自己在滁州的部队阻挡南征第二路军张怀芝下属施从滨山东暂编第一师过境。2月初，北洋政府将冯玉祥援闽的命令改为援湘，冯离开浦口西行。2月5日，冯军到达湖北东部鄂、皖、赣交界处的交通要冲武穴（今黄冈武穴，曾称广济），停兵驻扎，又不走了。驻兵浦口、武穴期间，除了李纯，冯玉祥还和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徐州镇守使张文生，驻芜湖的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等人进行了联络。武穴是南征军第二路军的必经之地，屯兵武穴，可以再次阻挡北军南下；冯玉祥还有一个意图，他想和李纯等人联合，驱逐亲段祺瑞的皖督倪嗣冲，拥戴自己的姑丈陆建章（前陕西督军，陆军第7师师长）取而代之。

11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主和通电，指责段祺瑞“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电文还说“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愤，成败得失，不难立辨。。。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唯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玉祥人微言轻，以明知必触当轴主战者之怒，然区区天良，爱我国家，爱我总统，即有所见，不忍不言。。。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请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

18日，冯旅长又发一电，指责段祺瑞“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并要求恢复旧国会“唯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冯玉祥第一电还站在冯国璋立场上，到第二电时，他已经跳到孙中山的立场上发言了。

冯玉祥武穴（位于今黄冈市）通电后，主和的声音又喧嚣起来了。

徐树铮认为，只有段祺瑞再次组阁，才能解决和战纷扰，让北洋走上正轨。他决定借助张作霖的力量来镇慑主和派和冯国璋。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亲段的北洋军多已调往南方，此时张作霖代表着北方最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二是自南北战争开启以来，张作霖多次通电，坚决主战，情绪激昂，一再要求派奉军去南方参战，张一直站在段祺瑞这一边。

合作之前，这位前陆军次长决定先给张作霖送上一份大礼。

在徐树铮极为周密的布置、安排下，1918年2月24日（一说25日），由杨宇霆、张景惠率领的奉军在秦皇岛劫取了北洋中央购自日本的一批价值四千万的军械（其中有小部分军械是晋督阎锡山和陕督陈树藩定购的），并将全部军械运回了奉天军械局。

这批军械包括：日本明治38年式大枪（三八大盖）2万8,000枝，机关炮36尊，野山炮数尊，各式子弹1,250万颗。这些军械足以配备多达12个旅的军队。

3月12日，张作霖在天津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以杨宇霆为参谋长。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辖陆军暂编第1师及第1、第2混成旅。这是张作霖奉军第一次入关（2月22日，已有部分奉军为劫械入关）。

奉军入关后，张景惠、孙烈臣各率一个混成旅，分别编入南征军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远赴湖南，与护法军作战。

3月18日，曹锟、吴佩孚率领的南征军第一路军收复岳阳。

3月19日，以曹锟为首的19省区督军（包括长江三督）、省长及松沪护军使联名致电段祺瑞，敦劝段再度出山组阁，通电说：“顷奉大总统删（15日）电，亲诣寓邸敦请，未荷允诺。奉谕之下，焦灼异常。。。锟等已互相约定，我公如允任揆席，则同人等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是全国之安危，同人之离合，均系于我公之一身，论情论事，皆当俯就。伏乞准如前所请，惠然出山。”

3月22日（一说23日），冯国璋下大总统令，批准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段祺瑞第三次就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