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续一）


红军长征抵陕北后张学良的穿针引线，“抗日统一战线”从设想走近现实（上）


宋氏家族是红色代理人家族，但除了孙夫人宋庆龄，宋家其它多位张学良亲密同志的红色代理人身份至今仍是深藏的秘密。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节制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11月下旬或11月底，张学良参加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后自南京赴上海；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1935年12月2日至7日）等会议的张学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张学良上海公馆位于高乃依路（今皋兰路）1号。

两赴上海期间，张学良会见了部下、抗日将领李杜，秘密探监（化妆探监）了心腹幕僚杜重远（12月中旬）。阎宝航、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人是张学良最核心的幕僚，他们对张学良的重要性仅次于黎天才。杜重远入狱是因为其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新生》周刊35年5月初发表了艾寒松（邹韬奋得力助手）化名“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引发了中日外交纠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递交照会，称该文对日本天皇“大不敬”。为平息日方愤怒，1935年7月，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共同诽谤罪”（“共同散布文字诽谤”）“象征性地”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杜重远在漕河泾模范监狱享受独居三间平房等特殊待遇（半年后又“保外就医”，住进了医院），生活相当舒适、自由、充实，“在狱中，杜重远每天都受到工人、学生、实业家、文化界人士、东北军官兵探监慰问。杜还阅读了周恩来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大量马列主义刊物（1931年11月，杜重远经夏衍介绍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并不时和常来探监的胡愈之、孙达生等人讨论时局。”

胡愈之（中共建政后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差不多每个周日都来探监杜重远。长期以党外著名“爱国人士”身份工作的“文化出版界巨人”胡愈之，其秘密共产党员身份直到1979年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公布；胡还是长期直属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一位苏联-共产国际间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国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同样也是一位苏联-共产国际间谍，但其身份至今仍秘而不宣。张学良及其幕僚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长期致力于制造、激化中日矛盾，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戏，见本系列中篇）中苏作战期间的1929年11月，他们就通过伪造、抛出《田中奏折》，将苏联入侵东北引发的高涨的中国反苏舆论逆转为反日浪潮），他们的所作作为客观上是在将中日两国不断推向全面战争。而将日本长期计划、准备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战争，使日军深陷中国，无力北上西进，用中国人的血肉铸造苏联的防波堤，用中日战争的血海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这正是斯大林全力经营并最终如愿以偿的远东战略。为保全本集团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包括保全苏联干预中国政局的最具实力的一支军事力量），日军近在眼前时绝不抗日，绝不身体力行地率先投入自己的部队抗日，只在看不到日军的后方高呼最激进口号，煽动、蛊惑其它国人去抗日。张学良、阎宝航、杜重远们的目的、使命是挑起中日战争，而不是亲身投入对日作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这位战前极力煽动国人抗日，极力煽动国民政府对日开战的著名“爱国者”，在大功告成后已经失去了赶赴抗战前线的兴趣。1939年1月，应另一位红色代理人、张学良曾经的部下盛世才之邀，杜重远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远离日军锋芒的新疆，去经营、巩固这块红色基地。这一次，他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 约在1943年10月（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经历长时间软禁、囚禁后，杜重远被自己的开原同乡，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曾经的战友、同志，因失宠于斯大林而投向蒋介石的盛世才秘密处死灭口。

1935年11月~1936年1月两次赴上海期间，张学良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当时还不为外界所知的军事机密告知了宋庆龄。虽然未查到明确的文字记录，但二人很可能在35年12月底秘密见过面（张学良精于化妆）；上述消息也可能是张学良通过宋庆龄身边的胡愈之（胡于1932年底参加了宋庆龄创办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很可能是胡愈之在共产国际的直接上级）等人转告宋庆龄的。此前所有文章都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提供者隐略不提，但从以下情况推断，将这一重要情况直接或间接告知宋庆龄的人，就是张学良。
1、当时身在上海，最了解红军动向的最权威人士是张学良；
2、从稍后将介绍的宋庆龄派出两路秘使的时间判断，宋应是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初（也有说法称是11月，这一说法与相关事实不吻合）期间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这一时间与张学良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第二次赴上海的时间恰好吻合；
3、宋庆龄的莫斯科秘使胡愈之赴苏汇报的内容包括张学良要求派其秘密代表莫德惠赴苏（胡大约是36年1月中旬离开上海赴苏联的），请苏联方面作出相应安排，与胡愈之共同从莫斯科返回中国的潘汉年受王明委托，在香港协调、促成了莫德惠赴苏一事。这表明张学良在1月中旬前与宋庆龄或胡愈之秘谈过；
4、早在1924年12月，张学良就和宋庆龄见过面（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路过天津时）；张学良与宋子文、宋美龄的关系都非比寻常（这两人的亲苏仇日政治立场和他们的二姐宋庆龄毫无二致）；两赴上海期间张学良很可能还秘密会见了胡愈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秘密共产党员或红色“民主人士”（据孙铭九《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等），这四个人全都与宋庆龄关系非常密切；张学良委托宋庆龄物色一位中共党员到其身边工作（兼任多重联络员），宋庆龄推荐了当时躲藏在路易·艾黎家中的前中共特科成员刘鼎。流行说法之一是，张学良是在宋庆龄秘使董健吾赴西安、陕北期间（具体情况见下）通过董代为委托的（还有通过李杜辗转委托之说）。董健吾是36年3月中旬返抵上海的，而张学良高级参议赵毅3月20日便已将刘鼎接至西安，与赵毅、刘鼎乘火车同行抵达西安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当时乘陇海路火车从上海到西安单程时间超过三天（冯雪峰、董健吾同年4月从西安坐火车到上海花了约五天时间），赵毅很可能在董健吾抵上海前便已从西安出发。由此推断，张学良与董健吾在西安商定的，不是物色某共产党人来陕，而是派人赴沪接刘鼎来陕的时间，刘鼎来西安一事很可能在张学良两赴上海期间便已敲定了（张、刘可能在上海已秘密见过面）。而且，宋庆龄对刘、斯、马三人西安之行，应该已提前安排妥当，一俟赵毅抵上海便可立即出发。种种情况表明，张学良与宋庆龄交往非常密切且彼此高度信任，张两赴上海期间，即便二人出于某些考虑没有碰面，张学良也一定会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极重要的情报通过杜重远或胡愈之等人告知宋庆龄。

注：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来自鄂豫皖苏区）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于陕西延川永坪镇，组建了红十五军团；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红一、三军团）抵达陕西保安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地区会师，重组了红一方面军。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去了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陕北中共中央才恢复了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的潘汉年、陈云虽都辗转到达莫斯科，但苏联-共产国际只能获悉二人出发前的情况（潘出发于1935年3月，陈出发于同年6月）中共中央与红军的情况。张学良两次上海之行的首要目的，就是向苏联-共产国际系统报告已长征到达陕北等红军重要近况（宋庆龄团队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触角）。

得知中央红军完成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史沫莱特等亲密战友在艾黎的三层洋房内兴奋地举杯庆贺。宋庆龄团队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艾黎三层洋房顶楼的小间内。

为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为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和中共近况，36年1月，宋庆龄向莫斯科、陕北各派出了一路秘使。

前往陕北的宋庆龄秘使是“红色牧师”董健吾。

简要介绍一下董健吾。

董健吾1917年毕业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在扬州、西安、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等地圣公会开办的中学任校长。1926年9月17日，8月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北伐，所部称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不久，董健吾随同学浦化人（二人是苏州桃坞（圣公会）中学、圣约翰大学双料同学）进入冯玉祥（冯有“基督将军”之称）军中，被冯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一说为宣传处秘书长）、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兼任冯的英文秘书和家庭英文教师；董以随军牧师的身份在军中传授“红色”教义。公开资料称，1928年，董健吾经浦化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共。28年秋董离开冯部返回上海（一说27年夏冯玉祥不流血清党时将董护送出境）后进入中共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先后在陈赓、潘汉年领导下工作，掩护身份是上海圣彼得堂牧师兼松柏斋古玩店经理。

董健吾与宋家关系密切，他和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好友；他是中共特科与共产国际宋庆龄上海团队的联络人；董的女儿董惠芳在宋庆龄家做“小保姆”，实际是宋庆龄的地下交通员、联络员。

董健吾也是李德全和张克侠（佩剑将军，李德全妹夫，冯玉祥连襟）的联络人（蒋介石的枕边有宋美龄，冯玉祥的枕边有李德全）；

1933年9月，董健吾曾护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董曾扶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五年。1936年夏，经张学良、潘汉年共同安排，毛的两个儿子随张学良的部下李杜（化名王原华）经欧洲前往苏联，化名同行，与毛岸英、毛岸青共同抵达莫斯科的还有张学良的秘使莫德惠（李杜当时未进入苏联）。

1936年夏，董再受宋庆龄委托，一年内二赴西安联络张学良，由张安排东北军将红色记者斯诺，红色医生马海德，及十几箱药品和医疗器具送至陕北苏区外围（董本人此次未同去陕北）。

言归正传，下面是1936年初董健吾一赴西安、陕北的情况。

得到张学良秘密通报后，宋庆龄在寓所约见了董健吾，给他一封盖有火漆印的密信，委托他前往陕北，将信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1936年1月初，化名周继吾的董健吾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姐夫）亲笔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委任状，自上海前往西安，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原名王绪祥，1935年初从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处调至上海任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化装成佣人（随从）与董同行（也有文章称董、张二人是各自从上海出发在西安偶遇的）。

董健吾、张子华乘坐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约于1月中旬前到达西安，因为冰雪天气，道路阻塞，哨卡密布，二人在当地滞留了四十多天（他们住在董的圣约翰大学同学钟可托家，钟时任西安禁烟督办），一直找不到进入苏区的机会。董健吾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张学良。确认了董的身份（宋庆龄秘使），作了一些掩饰性的表面文章之后，约在2月20日（一说2月21日），张学良用私人座机将董健吾从西安送到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辖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其让给红军，不久改称延安），接着又派东北军骑兵连将董、张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董健吾到达肤施的那天（2月20日），红军正以“打通抗日路线”的名义发起了攻打山西的东征作战。东征的真正目的是由晋入绥（绥远，毗邻外蒙），打通获得苏援的战略通道（附带目的包括扩大根据地、补充兵员），东征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在阎锡山的地盘上缴获一部大功率电台，恢复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这一目的未能达成）。四个月后的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当月月底，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接通。这部大功率电台的来历是个未解之谜，官方从未作过交待、说明。它究竟来自何方？1936年7月前，中共自身残存的上海党组织远未恢复元气，他们没有能力提供这部电台；从苏联运出的一部大功率电台当年4月在陕北被反共民团中途截获；其它有意愿、有能力为陕北中共中央提供、运送这部大功率电台的人选大约只有张学良或宋庆龄，二人中最有能力，最有便利的是张学良。即使这部大功率电台不是张学良提供的，没有张学良的暗中帮助，宋庆龄或其它人想把电台送达陕北也难比登天。

注：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中共西安特科创建和领导者王超北曾在上海为中共中央订购装配过一部250瓦的大型电台，并将之运至中共在西安的办事机构。但是，1936年12月前中共在西安是没有办事机构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才得以在西安设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及后续的“西安办事处”，所以，王超北订购的250瓦电台抵达陕北的时间应不早于1936年12月，因而，1936年6月调试成功，与苏联恢复通讯的那部大功率电台，并非王超北订购的250瓦电台。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在东北军骑兵连的护送下抵达瓦窑堡，将宋庆龄的密信（其中有宋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及张学良所写的致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密信（有说法称是张学良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张在信中“向中共表达了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交给了留守陕北的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时在山西主持东征。

宋庆龄的秘信应该还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主旨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保卫苏联安全）或“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人起草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和各党派、军队放下彼此的争斗歧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的有关精神及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再次）合作”、“联合（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有关指示。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发出了致博古转董健吾（周继吾）的电报，3月5日，董健吾持从山西送来的毛泽东致宋庆龄的复信离开瓦窑堡，原路返回（由东北军骑兵连护送至肤施，再乘张学良座机飞西安）。董健吾离开瓦窑堡的同一天凌晨，张学良、李克农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二次洛川（化装）秘谈（这次会谈始于3月4日下午，张学良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首次洛川秘密会面的时间是36年1月20日晚）。

3月中旬，董健吾抵返上海。据说，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三人当天在宋庆龄府邸设宴，为董健吾接风洗尘。

（董健吾到底是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还是直接受中共领导？为何陕北中共中央领导人无一知道其真实姓名？）

董健吾返回西安时，同行的张子华则随博古前往山西东征前线面见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汇报与曾养甫所派的谌小岑接触等情况。

1936年3月8日至27日（一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育英）、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人会集东征前线，移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晋西会议），专门研究统一战线问题（包括与张学良合作）。在近三周的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学习了（宋庆龄密信代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国共合作抗日），“全面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政治、外交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的政策、策略有所调整。

得知张闻天准备发布一个“讨蒋令”文件，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致电张闻天，提出不同意见：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4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结束东征，回师西渡；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改称其为蒋介石氏。

有资料称，“同月（1936年3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但诸多其它资料显示，刘长胜是1936年5-6月才抵达陕北的，而且其任务是携带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络的密电码（密电码和大功率电台，是接通对苏联络的两大要素）。即使刘长胜同时携带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等文件，36年3月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上研究、讨论的相关文件，也不是刘长胜，而是宋庆龄交由董健吾带至陕北的。另外，1935年11-12月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并未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或《八一宣言》的文本文件，他只是凭记忆传达了部分会议或文件精神（《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被派回国时共产国际七大尚未开完）。

有文章称，宋庆龄之所以派董健吾赴陕北，是因为“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委托宋庆龄，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这一说法是片面、错误的，它在回避宋庆龄、张学良的秘密身份，掩盖宋庆龄的真实动机和历史真相。

首先，“传递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意向”不是董、张二人的唯一使命，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使命。董健吾、张子华负有双重使命，或者说各有使命，董的使命是代共产国际联络失联已久的中共中央，向其传达有关指示精神，这是宋庆龄派董赴陕北的最核心使命；张子华的使命才是传递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意向（有资料显示，1936年1月3日晚上，张子华化名黄君，与陈立夫、曾养甫派出的联共、搭桥人员谌小岑、左恭面谈过，张4月自陕北返回后又在南京等地与曾养甫接触、谈判过数次），这一使命要相对次要一些，因为国共谈判是共产国际指示（七大决议、八一宣言）的必然结果。“传递谈判意向说”以次要（的相对公开的）使命隐匿了首要的隐秘使命（张子华的使命可以对国民党方面公开，他的同行对董健吾的使命有掩护作用），隐匿了宋庆龄的共产国际身份，隐匿了董健吾陕北之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张学良上海之行的因果关系。

其次，众多资料显示，当时受蒋介石委托联络中共的不是宋子文，而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蒋联苏或联日的两手准备之一是，为抗日而谋求苏联支持，与中共结束敌对关系），宋子文与蒋介石政见分歧极深，他不是蒋介石可信赖、可托付此事的人。1935年12月、36年1月邓文仪（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与苏联-共产国际方面及王明、潘汉年在莫斯科的接触、谈判，36年7月7日，陈果夫、张冲（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在香港《生活日报》以登寻人启事的方式联络自苏联回国负有国共谈判使命的潘汉年，同月曾养甫（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在南京的会面，11月潘自陕北返回后与陈立夫在上海、南京的正式谈判；及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交通部劳工科长，周恩来旧交）等1935年11 月起与中共地方人员吕振羽、周小舟、张子华等联络、谈判的尝试，所有这些蒋介石授意下的国共接触，都未见蒋安排宋子文介入的痕迹（文字记录）。

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是宋庆龄自行安排的，与蒋介石无关；董履行的是共产国际的使命，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务。没有资料显示，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过董健吾（周继吾）的陕北之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