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文人家庭。听说姥爷家从前是个大户，七十二间房的大院，想来那是何等的风光。可风光总是靠不住的，后来家道中落，最后竟落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在姥爷不喝酒，要不也难保不去学孔乙己赊账喝一壶。

母亲赶上了个好时运。1949年，红色的太阳升起来了。各行各业都缺人，母亲那时刚高中毕业，就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她进了税务局，开始在账本和算盘之间度过了她的小半辈子。

母亲是个谨慎的人，从来不敢拿单位的一张纸回家。正因为这样，三反五反也好，反右也罢，她都熬了过去。可到了文革，厄运却追上了她。有人揭发母亲是“地主的女儿”，说她隐瞒成分混进了革命队伍。于是批斗接二连三，硬是让她交代家里怎么剥削劳动人民。母亲说，“我们家哪来的地主？小时候我就记得天天饿肚子，我妈隔三差五到亲戚家借米，难不成这是地主该有的日子？”可红卫兵不听，说她狡猾，说她嘴硬。吊起来，不给饭吃，直到母亲昏死过去。后来，他们以为母亲死了，把她扔在大街边自生自灭。还好，好心人救了她，母亲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文革过去，母亲熬着，夹着尾巴做人。终于，她熬出了头。因为1949年10月1日前就参加工作，她成了“共和国的功臣”。离休之后，月入一万五，外加公费医疗，母亲的晚年算是风光的。

可岁月不饶人。85岁以后，各种老年病一齐找上了门：糖尿病、高血压、脑中风、关节炎，还有白内障。我们四兄妹，有三个都在国内，轮流照顾母亲；我则远在美国，只能靠微信视频问候。

母亲时不时要住院抢救，折腾得苦不堪言。医生说，老人家90高龄了，很多病其实不必治了。推荐了一台氧气机，说急需时吸吸氧气能缓一口气。我想着国内的氧气机多半不靠谱，就提议买台进口的，钱我出。没想到兄妹们推来推去，一直没买。

后来的一天，母亲呼吸困难，带着氧气罩也不管用，不过一小时，就走了。

我质问兄妹们，为什么迟迟不买进口氧气机？他们一个个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心里愤怒，夜里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着，如果当初有一台好氧气机，母亲是不是能多活几年？

后来，我幡然醒悟——他们不买氧气机，是要让母亲安乐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