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補充）

27日上午，主管意識形態和新聞輿論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主動找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主要報社負責人進行座談。座談會一開始，各報社負責人就紛紛訴苦：這幾天不知被多少人罵了。。。記者們採訪了遊行的學生，到大學裡與師生交談，可他們寫的稿子都壓在我們手裡。記者們發牢騷，說，學生們現在不願與我們談，都願意跟外國記者談，因為我們不會發表他們的談話，而外國記者會報導他們的談話。如何掌握對這次學潮報導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確意見。

胡啟立說：我認為，報社主編有權決定可以報導什麼，或不報導什麼。不一定事事都要請示。

芮杏文說：我們新聞戰線的確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幾十年一貫制。新聞改革是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聞改革必須堅持既積極又穩妥的原則，新聞報導一定要說真話，千萬不能製造假新聞，不能失實。

4月28日

28日，首都各大報紙普遍對“四·二七”學生遊行作了比較客觀、公正的報導，這種情況，自胡耀邦逝世以來，尚屬首次。

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李鵬指示，袁木起草的語氣相對溫和的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社論稱：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背離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

嚴家祺、包遵信、蘇紹智、徐良英、張顯揚、吳祖光、於浩成、李南友、戴晴、蘇曉康等知識界、新聞界人士30餘人，聯名簽署《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抨擊、抗議上海市委處理欽本立，干預《世界經濟導報》報務。

在李鐵映、何東昌主導下，國家教委向全國教育系統發出了第六個《通知》。《通知》說：當前北京的局勢仍很複雜，一些學校不時出現大小字報，蠱惑人心。還有相當一部份幹部、教師的思想認識還沒有統一起來。。。群眾對社論不易完全理解。。。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仍然十分艱巨。。。這場鬥爭是極少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國外勢力的配合下，經過相當時期的準備挑起來的。他們製造這場動亂是有長期準備和預謀的。我們必須看到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　

28日上午，李錫銘、陳希同召開全市高校校長、黨委書記會議。會上，北大、清華、政法大學、人大、北師大等高校負責人反映，現在學生是反反覆覆，看來不達到和中央對話的目的是不會罷休的。不少高校領導建議：中央應針對黨內存在的不正之風等現象，干幾件漂漂亮亮的實事，這樣群眾的情緒才會安定下來；同時，還要把學生中憂國憂民的合理情緒和動亂分開，否則會失去一部份群眾；中央有關領導應該出來和學生見面，讓他們發發牢騷，耐心聽聽他們的意見，這樣也可能使學生平靜下來。　

李錫銘強調：要把這場鬥爭作為政治鬥爭來看，現在有些同志思想還不轉過來，應儘快轉過來，特別是黨內同志要頭腦清醒，不要被學生搞得亂七八糟。　

陳希同對平息學潮作了進一步安排，措施包括：
一、各學校總結經驗，找出與四二六社論的差距；
二、要千方百計爭取中間群眾，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時也要同學生開展理論鬥爭，從理論上說服他們。　
三、如果再出現遊行事件，繼續採取克制態度，勸阻學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們的力量。
四、解散非法學生組織。若他們又重新組織，則繼續解散，和他們開展拉鋸戰。　 
五、積極分子也應貼大字報，把他們的大字報蓋住。　

28日下午，李鵬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李鵬說：人民日報社論（註：指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在全國各地引起很強烈的反響，在全國人民頭腦中敲響了防止動亂的警鐘，對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懾作用。。。這對穩定全國局勢特別是北京的局勢很有利。當然，一些教師、學生、社會上的群眾對社論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幹部的思想也還不能統一到社論的精神上來。。。這場動亂是由國內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勾結國外反華勢力進行長期預謀和準備的結果，是蓄謀已久的。因此，我們一定要充份認識到這場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

楊尚昆說：我認為絕大部份學生的主觀願望是好的，對學生的行為總的是要疏之導之，不能壓。到現在為止，我們對學生上街遊行一直採取寬容的態度，昨天這麼大規模的學生遊行我們都沒有強行阻止，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的克制和寬容。但是，一定要讓學生知道，安定團結局面的來之不易，一味地遊行、罷課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很可能還將走向事物的反面。

喬石說：學生。。。有不少是出於一腔熱血，為國擔憂的。學生提出的口號中，有不少是與中央一致的。。。但是，學生們的行為缺少理性和冷靜。。。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們應該儘快與學生開展不同層次的對話，增加透明度。

楊尚昆接着說：喬石同志的意見很好，我們應該要求各地各部門與學生乃至教師、工人等開展不同層次、形式多樣的對話。北京可以帶個頭。

田紀雲說：這次學潮在群眾中同情、支持者為數不少，這是因為學生所提一些口號在群眾中很有吸引力，容易與學生形成共鳴。所以，中央通過這次學潮也該好好反思一下，為什麼會鬧出這麼大的動亂？有個別壞人利用學潮這不可否認，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給人以把柄。。。老百姓一聽就心寒了。黨的威信已經降到了很低點，不端正黨風，就不能消除腐敗，動亂仍不可避免。

薄一波說：學潮發生以來，國外對我國的政局說三道四的又多起來了。。。而加速激進的改革就是要我們實行多黨制，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言下之意，中國現行的改革沒有出路。國外大量散布這種論調，目的是給學潮鼓勁，搞亂我們的黨心、民心。

宋平：確有一些人想利用這次學潮反黨反社會主義。方勵之。。。真是厚顏無恥、赤裸裸的賣國。

陳希同說：。。。他們公開把矛頭直接對準小平同志，污衊小平同志“垂簾聽政”，在這次學潮中造成很大影響。。。關於小平同志與中央政治局的關係問題，黨的十三大曾有過明確規定，小平同志雖然不擔任黨內領導職務了，遇到重大問題，中央政治局仍然可以向他請教。小平和陳雲、先念、彭真等老同志都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姚依林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學生們是帶着歷史的使命感自覺參與這場運動的，並無人在背後操縱。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楊尚昆再次發言：聽外交部反映，最近一個星期，海外對這次學潮已越來越關注。。。呼籲政府與學生早日對話，不要對學生採取武力。“四二七”學生遊行，我們沒有採取強硬手段阻止，國際上反映是比較好的。

胡啟立說：隨着學潮持續，新聞界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不少有關學潮的報導，都被總編們壓着。。。一些記者已越來越強烈地呼籲要求進行新聞改革。《世界經濟導報》遭整頓後，全國新聞界反應非常強烈。。。當然，我們支持上海市委的決定。同時，我們可以在適當的範圍內與新聞記者進行對話，並適時地進行新聞改革。

會議決定：由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安排，29日下午，由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學生代表進行座談對話；30日下午，由李錫銘、陳希同等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同時，要求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負責人與學生開展不同層次、多渠道的對話。

各高校學生也在關注、探討對話問題。 清華大學貼出署名“清華人”的題為《對話11條》的大字報，提醒學生把重點轉向研究對話的先決條件，並就對話內容提出有關建議。

北京大學一篇無署名的《幾點建議》大字報說：對話的依據是憲法和北大7條（18日《七條要求》），要達到目標，必須（要求政府）對7條有明確答覆，正確評價此次運動，反對稱之為動亂，（要求政府）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下午2點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紡織工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輕工學院等天津高校學生5000多人舉着橫幅走出校門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抗議四二六社論。

晚8點，“臨時學聯”30多名學生代表20多所高校在政法大學主樓平台開會，會議決定：
1. 各高校不能單獨與政府對話，必須以學聯整體名義，由真正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平等對話，對話時間、地點、政府出面人員要得到學聯的認可；
2. 專業性的藝術學校、外語學院明天可複課，其它高校要繼續罷課到“五四”；
3. 撤銷周勇軍學聯主席職務，由吾爾開希繼任主席。主席職務今後原則上7天一換屆；
4. 29日在北師大繼續開會討論與政府對話內容；
5. 根據政府的態度決定今後是否還要遊行；
6. 努力爭取學聯的合法地位。

當天的會議還決定，“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政府方面稱之為“高自聯”）。

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28日在評論北京四二七學生遊行時說，“布什總統相信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的原則，這一原則正在那裡（北京）得到證明。”“我們希望這一示威將繼續保持和平形式，也希望中國當局對之採取克制態度。”

4月29日

北京大學貼出無署名的《對話基礎的七條建議》大字報，簡要內容為：     
1. 必須公開承認學生自治會為合法學生組織；   
2. 必須澄清4.20新華門事件真相；
3. 必須公開全面報導4.22天安門廣場請願活動；    
4. 必須徹底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
5. 必須公開全面地報導4.27學生遊行示威活動的全過程以及目的；
6. 對話必須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對話的時間、地點、雙方代表人選及人數由共同協商決定；
7. 對話必須公開進行，允許中外記者採訪報導。

下午2時30分，袁木、何東昌、袁立本、陸宇澄在團中央大樓會議室與高校學生進行座談對話。這次對話的學生代表、對話時間、對話規則、媒體採訪都有一些特別之處。

這次對話的45名學生代表，來自16所高校，是官方的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安排邀請的。45人中，除吾爾開希、周勇軍、項小吉、郭海峰4人外，其它代表都是來自官方學生會的學生幹部，某些學校的對話代表據說是由校領導親自挑選的“可靠”人選。

對話開始時間為4月29日下午2點30分，當天中午12:00，對話通知才發致各高校，致使學生代表匆匆參加，無法認真針對性地準備；

這次對話規定，每個學生代表只有一次發言機會，而且只能以“提問的形式”發言，“對話”淪為問答式的“發布會”；

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媒體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台灣的記者則被拒之門外。

會議開始不久，項小吉就對話學生的代表身份問題提出質疑。爾後，吾爾開希要求以北高聯主席的身份發言，被拒絕，吾爾開希憤而退場。

此後的對話成為袁木對學生代表的答問表演。

關於“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袁木回答：我還是認為我們黨就總體或者它的大多數來說，黨的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但是存在着嚴重的問題。

就“中央如何過緊日子”的提問，袁木說：往年中央、國務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辦公。。。要增加一筆財政開支。。。今年。。。已經正式宣布不去了，從此我想也不會再去了，並己決定從現在開始，不再進口豪華汽車。

關於“新聞要講真話”，袁木說：我可以很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們國家現在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關於‘四二六社論將北京的學生遊行與西安、長沙的打砸搶混為一談’問題，袁木說：我倒覺得北京高校裡頭一些在背後策劃的人，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一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學生）的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　

袁立本在答覆‘我們是愛國行動而決不是動亂時’說：但是同學們也要想一想，特別是有的長鬍子的人，我說是老一點的人，是不是真轉過來了呢？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深思。

關於‘因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導致胡耀邦下台’問題，袁木回答：耀邦同志1987年辭職的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是黨內的正常生活，不能反映說黨內的生活不正常。

29日當晚，王丹、吾爾開希等在香格里拉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承認四二九對話。

同天晚上，武漢、長沙、蘭州、長春等城市各有數千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自編自導自演“四二九對話”。

關於四二九對話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避實就虛政府言啥立本，下聯：裝瘋賣傻國家何日東昌，橫批：袁木求愚

4月30日

9點，北大研究生會監委會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罷免了現研究生會主席團，並以北大籌委會（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自治籌委會，4月20日成立）中的研究生成員組成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北大校方宣布對此不予承認。

上午，趙紫陽自朝鮮返京。

北京農業大學貼出署名“校自治會”的大字報，抨擊四二九對話“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強烈要求政府在平等、公開，時間、地點由雙方認可的情形下對話，學生代表必須是代表廣大同學意見的代表”。

當天下午，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樓會議室，與市學聯組織的北京市屬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學生進行了一次對話。沒有北高聯代表沒有參加該次對話。

國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國家教委直屬高校發出第九個通知，要求各校組織學生收看四二九對話錄像，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引導學生認清鬥爭性質，統一認識，不承認並堅決取締一切學生非法組織。

封從德當天被選為北高聯輪值主席。

據北京市委的調查統計，30日，北京仍在大規模罷課的學校有45所，無罷課或偶有罷課的學校為12所。天津市委30日的報告說，“《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四天來，罷課學生總數仍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間居高不下。”

5月1日

上午9點至10點20分，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六十多名中外記者與會，二千多名學生旁聽。
會上宣讀了北高聯的對話要求與聲明。對話要求簡要內容為：
1. 正確評價胡耀邦功過；
2. 重新公正客觀評價報導這次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為；
3. 懲處“四二零”事件中的直接責任者；
4. 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康華問題；
5. 儘快出台《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
6. 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布全國政協三個調查組關於北京市教育經費的調查結果；
7.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分析去年通貨膨脹的原因。

會上宣讀了一些學者、作家致中共中央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公開信中說，近日來，北京高校學生通過各種渠道，反映了政府腐敗現象和社會存在嚴重分配不均等問題，這一行動是正義的，我們予以支持。簽名該公開信的有北島、蘇曉康、鄭義、韓少華、戴晴、宋偉、孔捷生、陳建功、史鐵生、趙瑜、劉衛華等數十人。

會上宣讀了500多名留美中國學生和學者的支持信。信中說，中國大陸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不僅不會破壞安定團結，反而會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強烈要求中國當局正確評價學生運動。

會上宣讀了“北京大學（學聯）籌委會”（北大籌委會）的倡議書，要求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一行動，號召全國高校學生總罷課。　

當天，高自聯還召開了一次常委會，討論當前形勢及與政府對話問題，決定在5月3日成立不隸屬高自聯，獨立運作的對話團，負責與政府對話。

1號當天，《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科技日報》、《文藝報》等報社幾百名記者打電話給《世界經濟導報》表示慰問。

下午，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參加者有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常委，有權列席的楊尚昆、薄一波，被要求列席會議的李鐵映、李錫銘和陳希同。

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匯報說：這次學潮到現在算是一個低潮。鬧得最凶的是“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那兩天。。。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這幾天膽戰心驚，生怕被抓。看起來，我們的對話和分解政策是有效果的。。。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開始相互指責對方有野心，甚至指責是團委或學生會的人。。。這對化解學潮很有利。　

在回答楊尚昆的問詢時，陳希同又說：五四學生大規模遊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估計會有三四萬人，規模不太可能超過二十七日的遊行。。。這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將慢慢被孤立起來。

李錫銘說：針對五四可能舉行的大規模遊行和下一步學潮動向，市委制定了反對動亂的七條具體對策。。。我認為，製造動亂的人不會死心，他們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我們要爭取中間群眾，爭取大多數，這是決定這場鬥爭成敗的關鍵。。。關鍵是我們自已的隊伍要堅強、團結。。。同時，堅決抵制非法串聯活動。。。個體勞動者協會對個體戶要進行教育，指出他們給學生捐錢不合適。。。我們已明確要求各單位直至居民委員會，說服和動員市民對遊行不要圍觀，如果在五四發生學生遊行，市民千萬不要摻合。

李鐵映說：從全國高校的情況來看，學潮的面在擴大而不是縮小。但是，各地禁止外地高校學生進行串聯的措施正在起作用。。。十八個城市的高校都發現有外地學生。全國高校所採取的統一措施是，一經發現，由校方保衛部門出面立即攆走，這個辦法很管用。。。特別是採取對話以後，分化學生的目的已開始逐步見效。我認為，五四全國高校學生大規模的遊行避免不了。五四過後，學潮將慢慢地消退。

喬石說：我的看法是，這幾天學生們正處於守勢，他們在積蓄力量，準備打持久戰。我看了一些材料，總覺得學生的情緒平靜不下來。。。他們沒能把自己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區分開來，覺得自己反正已經參與了‘動亂’，一不做二不休，看政府能把我怎樣？還有一些教師從過去的學潮風波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不再輕易表態，一直保持沉默。。。我們應該進一步闡明政策界線，將絕大多數學生從“參與動亂”的思想包袱下解脫出來。

胡啟立說：學潮拖得時間越久，參與的人會越多。現在新聞界的思想比較亂。到現在為止，全國新聞界就有四五百名記者以各種形式聲援《導報》和欽本立，有的公開向上海市委提出抗議，要求有錯必糾。這幾天上海高校的形勢比較緊張。　

趙紫陽說：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上海市委的處理大草率、匆忙了，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法反而使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當然，我們仍然要支持上海市委已經作出的決定。

姚依林說：處理學潮應該宜早不宜遲，工作早做早主動。。。再這樣拖下去，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對學生，該強硬的地方就得強硬，一時思想轉不過彎來，也是能夠理解的。。。　

薄一波說：千萬要阻止學潮勢態的進一步擴大。現在一些學生已經開始到全國各地串聯，這可不得了呵！千萬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全國上下一定要步調一致，否則就會亂套。。。這幾天，一些海外報紙又從他們的臆斷出發，猜測說中國的領導層存在鬥爭。。。也許存在嚴重的內部份歧，學生運動可能發展成為一場深入的權力鬥爭。因此，越是處理這類敏感問題，我們的決策就越是要堅決，態度越是要鮮明。與學生開展對話是爭取時間瓦解和平息學潮的一種好的策略。如果我們能以軟性的方法平息學潮，我們就會得很多的分。

楊尚昆說：五月份北京有兩個很重要的國際性活動。一個是四日就要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銀行理事年會。還有一個就是戈爾巴喬夫同志來訪，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因此，能否把這次學潮處理好，是對我們能力的一次考驗，事關我們的國際影響。在當前形勢下，我們通過對話進行疏導，避免激化矛盾的策略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中國共產黨是有能力、有信心通過和平手段平息這次學潮的。

趙紫陽說：我們要繼續以疏導為主，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並堅決勸導學生儘快複課。我想在後天北京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主要講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在我國，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當然，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那種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

楊尚昆接話：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這樣我們的黨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　

李鵬說：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所以，我們當前首先要穩定大局，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胡啟立說：民主政治的建立要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步進行，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當前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穩定。當然穩定不是不讓人說話。。。假如政局不穩，已經取得的成就也會失去。

薄一波說：的確如此，兩者相輔相成。。。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地去搞民主建設。當然，當前的頭等大事是如何儘快平息學潮，平息動亂。

李鵬說：這場學潮的嚴重程度前所未有，其影響面和波及程度相當嚴重。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正在策劃更大的活動。。。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民主法制、什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性的倒退。

趙紫陽說：。。。不可否認，在這次學潮中有極少數人混水摸魚。。。但學生們提出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是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相一致的。我的想法和同志們一樣，儘快使這一已經擴大了的事態儘快平息下來。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前提就是社會穩定。。。如果把穩定都破壞了，我們就什麼都得不到，只能得到動亂。


當天的會議決定：屆時（5月4日）對天安門地區實行交通管制，以保證亞洲銀行年會開幕式的順利進行。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動員機關人員、居民不上街，不參加遊行。

5月1日，趙紫陽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要求立案調查其兩個兒子，如查明確有（倒賣）等違法行為，依法處理，如查明沒有問題，也予以澄清，以清除給黨中央帶來的不利影響。

1號當天（晚上），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學生在各自學校集會，準備次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會議詳細制定了“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的綱領、目的、要求、行動安排。可能是復旦大學提出的遊行要求為：　
1. 堅決要求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職務，要求將四月二十四日的《導報》原版重新發行；
2. 堅決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及藉口進行報復；
3. 堅決要求遊行集會自由；
4. 要求新聞出版自由，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及時地報導這次學生運動。

會後，題為《上海市高校聯合會公告》的傳單迅速在上海各高校散發。傳單主要內容如下：　
我們決定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現特公告如下：　
一、綱領：我們的行動決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支持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民主進程。　
二、目標：1.結社自由，我們的組織應是合法的；2.遊行自由，廢除限制遊行的條例；3.新聞自由，開放報界，解除報禁，如實報導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4，出版自由，允許私人辦報。　
三、要求：1.保障同學安全；2.如實報導這次遊行；3.抗議警察打人，懲處兇手；4.解釋海南出租；5.解釋《世界經濟導報》的查禁；6.調查嚴懲破壞份子。　 
四、標語口號：不得超出本綱領，更不要有反動口號。　

5月2日

北大貼出未署名的大字報《學生運動向何（處）發展》，文章中說：中國所有的問題根源在於制度，即政治、經濟、法律的三位一體，而政治是統帥，為此，民主進程的突破口，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

李洪林、嚴家祺、於浩成等數十名知名知識分子聯署了《紀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議書，倡議書中說：中共11屆3中全會開始的改革，使中國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現代化道路。但是舊體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這是當前一切問題的總根源。。。青年學生一片赤誠，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對專制，痛恨腐敗。這是極其可貴的愛國行動，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大動力，是五四精神在新時期的繼續。

下午1點，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七千餘名學生按昨日的計劃舉行了示威遊行，學生高呼口號，沿途散發《告上海市民書》。遊行學生到達人民廣場後靜坐、演講，並向上海市政府遞交了請願書。當天遊行口號有：聲援北京學生！愛國無罪！修改遊行條例！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推進民主，嚴懲官倒，清除腐敗！快復《導報》原狀！反對特權！增加政治透明度！等等。

下午2點30分，王超華、王丹等北京四十多所高校七十多名學生代表集體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中辦國辦信訪局局長鄭幼枚遞交了“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請願書”，請願書包括“對話十二條”要求和四點聲明。

請願書中說：
在“四二七”遊行之後， 政府通過新聞媒介表達了願意與學生對話的願望，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歡迎，為儘快達成實質性的對話，向政府和黨中央提出我們對話的要求如下：
一、對話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公認推出。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組成學生代表團，從中推舉出若干名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補充發言、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務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允許雙方邀請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
六、雙方發言人發言機會均等，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允許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對話人員應儘量回答問題，並在會後儘量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
十、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布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請願書還聲明，希望政府在5月3日中午12點以前予以答覆，如屆時得不到答覆，學生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遊行請願的權利。

鄭幼枚立即將請願書以特急件呈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和楊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即決定，5月3日上午，由中國記協邀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對學生的請願書內容予以回應。　

2日下午，趙紫陽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請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議題包括學潮、新聞立法、黨內腐敗、高乾子女經商等問題。《李鵬六四日記》說，談話結束後趙紫陽對閻明復說：“四二六”社論對學潮定性錯了，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說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說一句，“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明復約楊尚昆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閻明復向楊尚昆轉達了趙的意思，但楊尚昆說：小平同志對動亂的看法是深思熟慮的，不能改變的。

5月3日

北京市公安局發出通告，為保障五月四日（官方主辦的）各項五四紀念活動順利進行，對天安門地區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五月四日晨七時至晚六時，廣場禁止行人通行。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人民大會堂西側路、廣場西側路，除持有官方紀念五四大會車證的車輛外，禁止其它車輛和行人通行。

3日上午，趙紫陽、楊尚昆、李鵬、萬里、鄧穎超、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出席了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趙紫陽在會上發表講話，趙紫陽說：
十一屆一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夠貫徹實施，改革和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條件是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維護的結果。。。身在穩定之中，有時不覺得穩定之可貴，但是，如果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我們渴望辦成的事，就一件也辦不成，連已經取得的成就，也會毀於一旦。如果把穩定破壞了，能得到什麼呢？什麼也得不到，只能得到動亂。　
如果再發生動亂，發生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無政府狀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的沒有前途的中國。。。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法制化的正道。。。建立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無疑是現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所必需的。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這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讓我們大家互相溝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團結、同舟共濟的氣氛中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吧！

這個講話由鮑彤起草，事先經過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員的審核。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李錫銘等人建議在講話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最終未加。

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鐸、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答覆學生2日就對話所遞交的請願書。　
袁木表示：
1. 不能將合法的學生組織（即官方學生會、研究生會）排除在對話在外；“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是非法成立的學生組織；
2. 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
3. “請願書”是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是帶威脅性的。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廣大青年。。。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儘快複課，停止示威遊行這類活動。
4. 有極少數人出主意，蓄意製造動亂，這些人主要不是學生，但也不排除有極個別的學生。
5. 應由官方的學生會、研究生會來組織學生進行對話。

下午，北高聯在北師大物理樓開會，47所高校（一說28所）的學生代表與會。會上以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次日舉行遊行的決定。會後，北高聯進行緊急部署，在各高校張貼題為《五四行動》的傳單。

傳單內容為：
一、8點從各校出發，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沿途散發傳單，不演講，少喊“打倒”。
二、下午4點，市高聯在廣場發表《五四宣言》，然後各校自由組織活動（集體活動結束）。《五四行動》傳單提出7個宣傳重點：
1. 支持改革，反對倒退；
2. 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
3. 要求對話，對話要講誠意；
4. 維護憲法的言論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5. 集會、結社自由，高自聯合法；
6. 反對官倒，打倒腐敗；
7. 全國高校聯合起來。

在制定“五四遊行”方案後，當天與會的各校代表還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對話團”，會議決定“對話團”的運作獨立於北高聯。項小吉被推舉為對話團團長，沈彤被推舉為對話團的秘書長。項小吉、沈彤兩人婉拒，只同意擔任對話團的召集人。項小吉提出了對話團的三大工作方向：
1. 改變政府“動亂”的定性
2. 深化改革
3. 落實憲法第35條（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下午，北京一百多名新聞工作者繼續在魯迅博物館召開“五四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表示聲援《世界經濟導報》。關於5月4日遊行一事，與會者爭論到晚上，最終擬定採取兩項行動：
一、在首都新聞界發起請願書籤名，要求與主管新聞輿論的中央領導對話；
二、5月4日與學生一起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新聞記者或編輯可以用請願、集體圍觀、集體採訪的名義加入遊行隊伍。

5月4日

北京50餘所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在各自學校集合，拒絕校方勸阻走上街頭，分西、北、東三路向天安門廣場行進。突破警戒線後，各路學生於下午2點前先後到達天安門廣場。下午3點，遊行學生在廣場集會，發表、宣讀了《五四宣言》，該《宣言》要點包括：
這次學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自由、人權，促進法制建設；
我們促請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證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能得到落實，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剷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
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校園內率先實行民主體制改革和嘗試，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學生積極參政，堅持要求與政府對話，促進政府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
讓我們的吶喊來喚醒年輕的共和國！

接着，宣讀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決定：　
1. 從五月五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複課； 
2. 由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繼續與政府交涉、對話；
3.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保留鬥爭的權利；
4. 在北京市內廣泛開展演講活動，將今年五四請願活動介紹給廣大的市民。 

隨後，各校學生陸續撤離廣場。

當天的遊行人數與四二七大遊行相當。約二百名記者、編輯（李鵬六四日記稱500名）和一些外地的高校學生也參加了此次遊行。當天遊行中的口號有：
對話對話，平等對話，對話對話，真誠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
向欽本立先生致敬；還我本立；新聞要說真話；
不是文革，不是動亂；貪污腐敗，懲辦不殆，特權衙內，必須治罪等等。
橫幅有：新聞公開有利於安定團結；不自由毋寧死；德先生你好；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已經過了七十年，還要再等七十年？受窮只因讀書，流血為爭自由；
結束老人政府；一小撮等於十億乘以九十九％；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等。　

五四當天，共51個大中城市的青年學生進行了示威遊行，紀念五四70周年，同時表達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爭取民主、自由、法治的意願。學生以和平的方式遊行，很好地維持着自我秩序；同時，政府作出了決不能對遊行學生動用武力的明確要求。這一天全國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沒有發生一起暴力事件。

同一天，香港13所大專院校學生也舉行了香港有史以來最長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愛國無罪！民主萬歲！中國萬歲！”等口號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聲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

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同時，下午3時，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各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並發表講話。

趙紫陽說：我認為，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繼續前進，（這）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在談到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時，趙紫陽說：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有意見？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事件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趙紫陽還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

這次講話後來被稱為不同於“四二六社論”的“第二種聲音”。

亞行講話當天，李鵬說：“紫陽同志，你的話講得很好，反應不錯。我在明天會見亞行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趙紫陽說：“這個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希望這個講話能起到促進學潮平息的作用，同時也能增強外資對中國穩定的信心。”在這次二人私下交談中，趙紫陽還談了他對“四二六社論”的看法，他說：李鵬同志，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似乎四二六社論已經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心結。我們能否採取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李鵬回答說：紫陽同志，你知道，四二六社論是根據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特別是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發表的。這個社論裡面有些（內容）可能表達得不很準確，但要改變這篇社論的定性是不可能的。　

4號當天，中顧委秘密書長李力安給李鵬打電話，說，中顧委100多名委員討論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講話，絕大多數委員認為當前形勢十分嚴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25日常委碰頭會的意見，現在全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會上有個別同志沒有表態，有兩三位同志不贊成把學生鬧事定性為動亂，並強調對學生要多疏導。

李鵬當天找姚依林商討當前的局勢和政府工作，姚“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打鄧倒李保趙？”

（本文是在既有各方資料基礎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