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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秘闻: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2018-08-18 06:59:46

红朝秘闻: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作者: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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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氾滥,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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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曾亲笔信手令山西八路军贩卖烟土。(网络图片)

笔者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氾滥,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陈云亲笔信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这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便成了后娘养的。用他的话说,陕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开。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这位老干部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王震领导三五九旅生产大烟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笔者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分卖到民间,部分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张思德死于烧大烟的窑洞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其中描述的那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特种物资

贩卖大烟养活共产党

这位老干部给笔者看了一篇几年前在大陆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产救活了自己。

文中记述,从一九四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

革命便要不择手段。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所谓经营土特产就是贩卖大烟的勾当,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让读者了解所谓经营土特产绝对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文中描写道: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南氏: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文章接着写道: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共产党历史无比丑恶

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卖大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一次毛夫人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江青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南汉宸的救党之功,封了他一个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职。

前述那位老干部还告诉笔者,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灵出对共产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原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可见说共产党当年是靠贩卖大烟养活自己并发展壮大,一点也不夸张。

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种鸦片的事谢觉哉的日记里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专门的研究文章可看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其实鸦片交易更早前就开始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摘录一些:

彼得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任弼时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附录: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日颁布

(作者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1、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2、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3、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4、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5、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1、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2、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3、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

1、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征收之。

2、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换兑。

五、罚则:

1、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2、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3、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4、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1、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2、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因报告而查获者,以所得罚金百分之二十作为提奖。

3、处罚权限属于县政府或烟土总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自行处罚。

七、本办法经水东办事处批准后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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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鲜为人知:斯大林逼迫蒙古大屠杀 中国侨民一个不留! 2018-08-18 05:33:30

鲜为人知:斯大林逼迫蒙古大屠杀 中国侨民一个不留!

——苏联逼迫蒙古国搞"大清洗":中国侨民几乎被杀光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1-05 讯】

作者:李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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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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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核心提示:1991122518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2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

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尴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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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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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在外蒙古独立进程中,大批无辜死难的中国同胞!

(一)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

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纪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爹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1930年代与苏联同步发生的蒙古大清洗,由于其规模远远不及苏联,更加之长期与世隔绝,外部世界几乎对草原上曾经的惨烈红色风暴一无所知;在蒙古国内部,由于苏联的严密控制,它也没有过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对大清洗的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上去,它将在人们的缄默中被永远遗忘。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打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这段历史虽然尘封日久,但并不乏当事人的见证。伊苏策零,一位老态龙钟的86岁老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外简陋的蒙古包里,他是五十余年前内务部行刑队的头目,曾经处决过无数的僧侣,这位老者希望通过交待事实换取政府的奖励。沉默了几十年的伊苏策零在BBC镜头前把当年行刑场景娓娓道来,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追随乔巴山(蒙古建国时期重要领导人)的指示行事,屠杀责任不该由他个人来负。

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说,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和委员会成员们被所知道的事实震惊了。仁钦认为,根据埋尸坑和直接间接证据的挖掘情况,以及对人口档案的研究,应有10万人死于大清洗;3.6万的数字,学者普遍认为被低估,10万是目前估计最高的数字,但还不是最终的学界定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哪个数字,蒙古的遇难者总数,在苏联和柬埔寨同样原因的受害者数字面前,都相形见绌,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中共给斯大林祝寿

(二)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这位传奇的蒙古总理,是斯大林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当面对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做一件在当时能把胆小者吓尿裤子的事──当众对斯大林劈头盖脸痛骂,并抢过斯大林的烟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鲁葬粗俗,性格张扬好斗,女人和酒是他两大嗜好,一方面他极力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又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列宁20年代初根登喝醉后曾说过这样的胡话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遵嘱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愈发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这点手法岂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

根登很快丧失了的斯大林的宠信地位。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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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无数埋尺坑。

我们再接着谈斯大林授意外蒙古制造大清洗冤案前,另一段屠杀华人历史。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然而,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当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自杀!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

据统计: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则为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此后,蒙古亲苏派屠杀华人手段更是变本加厉,如前文所及,本文不忍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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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转自: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105/862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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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转帖] 2018-06-22 07:43:17

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炎黄春秋    2014-04-21 08:11:19

http://new.qq.com/cmsn/20140421/20140421005798
炎黄春秋    2014-04-21 08:11:19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炎黄春秋    2014-04-21 08:11:19

2014/04/21炎黄春秋

  大清洗纪念馆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这幢红色小楼原来是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名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的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击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由苏联直接指挥制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档案文献不完整,蒙古大清洗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从3.6万至10万人不等的版本。

  根登:觉醒的害人者最终被害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

  根登,极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项恐怖政策:强制集体化、消灭民营经济、关闭寺院、没收教产充公……这场浩劫激起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之后,斯大林又在党内寻找路线的替罪羊,多名领导被驱逐,但根登却幸免于难。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很快丧失了斯大林的宠信。

  1936年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再次训斥根登不能贯彻清洗宗教界的政策,并对其百般嘲讽。根登终于忍耐不住,仗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红沙皇!随后,根登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碎在地,然后把桌子板凳砸个稀烂。

  在座者全部瞠目结舌,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根登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斯大林随后命令一直与根登争宠的乔巴山重组中央会议,解除根登一切职务。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与会者严厉批判根登破坏苏蒙友谊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了无数的埋尸坑。

  红俄外蒙的诞生

  1921711日,苏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签订苏蒙条约,互相给予承认并派驻代表。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员踏足外蒙。

  人民党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苏联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藏于幕后,在苏联军政、特务机关配合下,监督人民党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苏化政策。

  如果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党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被处决。

  1923222日,30岁的苏赫巴托离奇死亡(乔巴山后来说他是被丹增毒杀的),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斗争,原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侣、学者在此期间亦被排挤、逮捕。

  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份,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整党改组大会,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声称要按莫斯科指示贯彻绕过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实行内政外交一边倒,逐步掀起阶级斗争,加快把苏联之外所有国家资本驱逐出去的步伐。

  创党元老丹增此时接替死去的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他不赞同共产国际代表制订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他拒绝参会,8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立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人民革命党宣称用马列主义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战斗道路,但苏联为在国际社会面前营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选择和内部自然演变,非其插手所致的假象,亦为了不引起其他国家紧张,所以人民革命党一直假装不叫蒙古共产党

  只要外蒙还存在对外交往、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宗教信仰和对传统文化敬畏,苏联即难以实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外蒙已被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其对外贸易额中,苏联仅占两成份额,苏联国企的劣质商品在蒙古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甚至处于入超状态,如此则苏联也不能以低价或免费方式从蒙古获得皮毛、木材和矿产。

  苏联始终认为人民革命党的党员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旧思想,难以改造,无法忠实贯彻斯大林命令,解决的思路是从娃娃抓起

  在苏联,共青团必须绝对接受苏共领导,为其下属组织,但在外蒙,却用蒙古革命青年团来监督蒙古人民革命党,若党有贯彻莫斯科政策不给力的情况,青年团可以抨击和告密,甚至矛头公开指向党的领导人,青年团还负责发起各种苏式社会改革战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被选拔赴苏进行政治培训,回国后送到青年团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经过历练后再充实到党的高层。

  青年团挑选狂热成员组建了意识形态战斗旅,其职责为:发起对传统文化、习俗服饰的清除运动;贬损蒙古传统社会中地位崇高的僧侣、学者的威望,转化和打击信教百姓;协助搜查、举报、没收寺庙财产,摧毁寺院和文物;搜查集体化运动中牧民隐匿的财产和抓捕逃亡牧民。

  战斗旅做过的最荒诞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处的游牧民集合到一个地方,强迫他们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进食,同一时间睡觉,没完没了的开会和学习。

  在青年团的要求下,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传统新年——白月节,白月节是一个封建节日,尽管已被禁止,但还有很多蒙古人在过节,党的领导必须有人为此受谴责,一位叫卢瓦桑的青年团成员曾这样炮轰人民革命党中央。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不满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万名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他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苏联禁止任何其他货币在蒙古流通,控制蒙古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万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头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蒙古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一个牧民家庭,若以5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蒙图的财产(相当于6头母羊),不管家庭成员数量是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格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蒙古,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严厉批评了人民革命党,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并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这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抓出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前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000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击,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蒙古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人民革命党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蒙古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他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蒙古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限,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蒙古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蒙古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蒙古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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