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借机兴起，在中国泛滥成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奴隶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开战70周年，当我们再一次忍着剧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c。这两个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两三年后被日本处死，谈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这是两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外国人。

佐尔格，混血的德国人，后被招募为俄国间谍。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说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他最初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身份暴露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由于他的精心运作，在整个30年代对苏联和中国命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在他的忌日，苏联官方炮制了一系列传记来纪念他，更为不平常的是，对一个外籍间谍，还为他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苏联如此高调地纪念这样一个外国籍间谍，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尔格最根本的功绩，就是由于他避免了日本对苏联直接作战。

尾崎秀实，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以记者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同美国的间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坑害中国的活动，史沫特莱称赞尾崎秀实，说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其实她也一样，他们在中共看来都是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同情中国的解放事业，支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主张为共产国际的利益牺牲中国利益，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现由共产主义掌权的目标。史沫特莱是有名的婊子、“骚货”（贺子珍的评价）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为中共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

二、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苏联一直担心会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着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予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引起苏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克格勃全史》196页）

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莫斯科经历了与日本战前的恐怖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间谍组织，说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

1932年，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兄弟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破坏日本军队经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运输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本施加影响，以避免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由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作用，在中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因为这些间谍组织也都十分清楚苏俄对德、对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要尽量避免苏联与日本直接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

三、

1930年，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间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时即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资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资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佐尔格就是通过尾崎秀实和他的日本同夥了解日本的动向，并对日本对外政策施加影响。

在“9．18”事变前后，佐尔格主要工作就是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情况，以情报工作配合中共作战。佐尔格想尽各种办法设法接近蒋介石，蒋介石喜欢赛车，正好佐尔格也是个赛车迷。在一次比赛中，佐尔格发挥出色，始终以半个车身的优势领先蒋介石，只是快到终点时，才让蒋介石率先通过终点。赛后，蒋介石径直走到佐尔格面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尊姓大名，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作客。佐尔格也就借此机会深入到蒋介石内部，蒋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为佐尔格获取情报提供了方便。左尔格还成功地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Sto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后来中共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缘于佐尔格的情报。

“9．18”事变后，莫斯科非常小心地处理同日本方面的关系，生怕不慎引起日苏之间的战争。对于日本发动侵犯中国东北之后会有什么行动，莫斯科要求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答案了，由于日本以尾崎秀实为首的左翼势力对日本政策的影响，日本暂时将进攻的目标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这使莫斯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四、

根据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免同日直接作战。

首先，让中国用战争缠住日本，使其无力北顾同苏联作战。在第一次日中淞泸战争爆发后，由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乘日中开战的机会在全国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并不是要同日本作战，而是以内乱的方式将战争吸引在中国国土上。他们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同日本一道夹击国民政府。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

第二，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中立政策。由于佐尔格的情报显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苏联边境推进；美英等西方国家对“9．18”事变后的远东局势没有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甚至希望日本关东军向北进攻苏联，用苏联来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们在华利益。苏联的因应对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们的中立立场。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

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1931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他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1932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企图以条约的方式对日本北韩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绝。

第三，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满洲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保持远东的平静，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第四，加强边境的看管，不让中国人在中苏边境抗日。“9．18”事变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以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史达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毫无二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短短几年时间，受迫害华人不下三十余万。

第五，苏俄后来发展为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战行动，也主要是出于考虑到本国利益，史达林很清楚地看到，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史达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史达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的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史达林的严厉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是由于中共深明民族大义，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总之，苏俄当时的一切政策行动，都和佐尔格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佐尔格及时的情报和日本间谍尾崎秀实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苏俄成功躲过了苏俄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从而把中国推入战争的血海。

五、

尾崎秀实也有一个实力很强的间谍组织，主要是由日本的一些倾向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组成，中西功、西里龙夫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及时帮了苏俄间谍佐尔格的忙。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这些，其实都是尾崎秀实说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国作战的一部分理由。理由的另一部分就是苏联过于强大，日本不可能将其击败。佐尔格将尾崎秀实所提供的情报及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7年6月4日，一位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从而对其寄予极大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麿，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风头十足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的间谍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和中共高层人士相互配合地左右中国命运。

如果说以前尾崎秀实只是对日本对外国策施加影响，而在近卫文麿当上首相后，他其实差不多已经有了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开始传播：“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即“九一八”事变。

已经有很多迹象都表明，“七、七”事变并不是日本想发生的。据今井武夫的回忆，由于有“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传闻，日本政界要员大谷光瑞和军界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先后来到北京，看在日本军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如果有，就及时加以制止，以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他们都认为：“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考查的结果让他们很放心：“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见林治波：《不可思议的预告－－“七夕之夜”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以往，我们对尾崎秀实有过很多宣传，这个在日本决策层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人物一直被宣传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但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这些关键时刻，这个日本友人在干什么呢？他作了一些什么对中国有利的事？有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七、七”事变，就发生在近卫文麿当上首相后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尾崎秀实已经成为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在对外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历史中没有关于他制止日本进攻中国的记载。有资料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其本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期间有哪些相互配合的活动，直到现在也还是个谜。“七、七”事变是不是里应外合制造的事件（编按：担任过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曾准备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证说，芦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芦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但是，东京国际法庭开庭时，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当庭作证。相信有一天，这个天大的秘密终会得已公开……）

六、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象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拼的各方势力太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中共上蹿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国带入战争的血海。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国的合法政府能够同日军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整个抗战史上，中共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同日军要过仗，他在看着国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无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用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达到借乱夺权的目的。

据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卢沟桥事变后，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张治中引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把中国推入无边的战祸之中。该书称：“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治中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

在以后几天里，张治中不断传播虚假资讯，制造混乱，并不听蒋介石命令，擅自向日军进攻，加速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维琪百科评述说：“蒋中正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幸好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兵力有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已无法对全国各地的军阀造成威胁，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淞沪会战后大量的游勇散兵，中国国民政府无力加以收编，往往造成后方百姓的困扰，或者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吸收，造成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急速扩充，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编按：中共中央1939年的文件已一再称“我党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

七、

现在看当时苏联间谍和日本左翼势力的间谍在中国工作的重点，就是避免苏联同日军的直接作战，并把这场战争的祸水引到中国来。现在看来，他们的目的是完完全全达到了，国家不幸，生有逆贼，断送了中国的前途。崔可夫曾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8页）

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看到战争在中国实实在在打起来了，他就借这个机会，向日军发动了两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夺取了中国大片土地。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槛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苏俄轻而易举地从日本手里夺走了中国大片土地。1939年后，苏日签订协定，停止军事冲突。日本陆军从此可以专心打中国。当时全国都认为被苏联出卖了，可是共产党却叫好，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

“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毛泽东选集．团结到底》）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初，苏联一直不放心，生怕日本进攻苏联，也正因为如此，苏联间谍佐尔格和日本亲共间谍尾崎秀实一直在为将战争控制在中国的范围内作着努力。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恨透了这些间谍，正是他们将日本引入了中日战争不能自拔，日本没能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利益。于是在1944年特意选择10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两人施行了绞刑。这两个人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即使在他们被捕后，他们所控制的间谍组织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监视，生怕日本将战争转到苏联方向去。有一篇名为《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的网文，发在《西西河》网站，里边有如下一段儿描写：

1942年的到来。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会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他说，战争的前途无疑正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能掉以轻心。“9．18”以来，日本海军基本没有使用，陆军在中国和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过重创（编按：在日军曾屡屡受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重大胜利，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大片领土，短期看其战争实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沈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甘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乘远东苏军大量西调之机，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不能用对常人的眼光分析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吴纪光点着头说：“对！延安来电也要我们特别注意盯住日军在北方的行动！”

以上的描述表明，起码在1942年，延安和苏日间谍的工作重点都还是在想法将战争限制在中国土地上。佐尔格被捕了，但他的组织并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中西功、西里龙夫都是他忠实的助手，他们将战争死死地拖在中国，直到二战结束。

八

如此写这篇文章或许会被一些人骂为汉奸，民族败类，但我想问一下，把四亿五千万人推向战争的血海，付出3000万生命代价，给国家造成6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这一切都只是为一个和中国公民毫不相干的共产国际作牺牲，这同逃避战争甚至作一些必要的妥协比哪个更爱国？某些人或组织为了一己私利，竟为了别国利益，将中华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确实，我们现在还缺乏某些直接证据来证实我文章里所写内容，但我们现在能得到直接证据吗？佐尔格1933年暴露身份后去了日本，苏联解体后，一些秘密档案解密，却没有佐尔格在中国活动的档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人们找不到他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但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做了坏事，你就别想着别人会永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