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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八一宣言到皖南事變 下F

*1月15日*

1月15日凌晨，軍部衛士連抬着身負重傷的袁國平，艱難渡過青弋江。部隊在章家渡北岸休息時，躺在擔架上的袁國平乘周圍戰士不備，舉槍自盡。
（註：袁國平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共東南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常委）

15日當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皖南事變的發言，毛指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於新四軍的領導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新四軍本來可以北上，但項英動搖，如不是項英動搖，是可以不失敗的。對於皖南事變，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採取）像前年我們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那樣的非常強硬的態度。只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對袁、項的錯誤須立即宣布。

該次會議非常高效，又急不可待，仿佛早有準備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
還在抗戰開始（時），項英同志即與中央存在着關於政治原則與軍事方針的分歧。項英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國民黨省黨部紀念周上發表的演說，即喪失共產黨員的立場，此後，他對統一戰線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他不認識統一戰線中我黨的獨立性鬥爭性，他對於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從來就沒有領導過鬥爭，精神上早已作了國民黨的俘虜，並使皖南部隊失去精神準備。

在此問題上，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同志，是完全和項英一致的。他所領導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黨的獨立性，引導新四軍去適合國民黨要求的。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的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
。。。
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則自尋絕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羅網，剛剛開動走三十里，又停下來，在涇縣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進，讓反共軍逐漸合圍，最後，除傅秋濤同志率領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脫離大包圍），主力約七千人全部覆滅。該部於一月五日開至茂林，在蔣介石、顧祝同、上官雲相指揮之反共軍七萬人合圍後，倉促應戰，除項英、袁國平等數人仍然表現出可恥的怯懦動搖外，全體指戰員在軍長葉挺與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二人領導下，與反共軍激戰七晝夜，展示了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的英雄氣概，但由於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準備，臨事復無機動作戰之指揮與決心，遂至陷於失敗。此次失敗，是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常偶然的戰鬥失敗可比。至此次失敗是否有內奸陰謀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許多情節是令人懷疑的。。。對於項英壓制幹部積極性的家長制態度，黨內不滿意的人是很多的。。。

為了今後正確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勝利地進行抗日反漢奸的鬥爭，中央對於項英、袁國平所犯錯誤特有如下之決定：
（一）軍隊幹部，特別是各個獨立工作區域的領導人員。。。決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否則是異常危險的。過去的張國燾與現在的項英、袁國平，都因不服從中央而失敗，全黨全軍應該警惕，引為鑑戒。當與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時，項英、袁國平也是參加的，但隨後他們卻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
（二）當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處於嚴重困難關頭。。。我全黨全軍必須以項、袁為戒。。。方能粉碎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反共進攻，與勝利的進行抗日戰爭。
（三）在全黨全軍的高級幹部內宣布中央決定，開展反項、袁的鬥爭，但暫時不得向下級傳達，尤不得向黨外宣布。
（四）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

15日晨，周恩來再找張沖催問停火令事，張以電話向蔣報告，蔣答覆稱:12、13日已有兩令給顧，或許下達遲延，但顧不會不聽命。周可電告葉項放心東進，他可再發一電給顧要他停戰解圍。葉劍英當日詢問劉為章，劉也是同樣說法。

上午10點半，何應欽在辦公室召集臨時會議，研究皖南善後處置辦法。軍令部提出了兩個方案：甲案是明令撤銷新四軍番號；乙案是不撤銷其番號，任其渡江北上，以觀其動態如何，再作處置。張治中贊成乙案，白崇禧則堅持甲案，二人發生激烈爭論。最終，乙案被否決，明令撤銷新四軍番號的決定被通過。

大約午後時分，張沖給周恩來打來電話，告之：本日十一時半，何應欽、劉為章同顧祝同通話，顧稱自昨晚起前線戰鬥已停，也無葉挺、項英被擒下（消息）（註：葉挺14日傍晚已被五十二師控制）。周恩來要求對方保證葉、項的安全。

當天，在收到周、葉通報的“新四軍北開中央絕不留難”的蔣介石表態，和孫科、馮玉祥力勸中共中央顧全大局勿施報復的意見後，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葉劍英並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間派孫、馮等調和退讓論是有害的。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收到毛澤東“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的指示後，15日亥時，劉少奇向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發出長電，提出了“在全國主要實行政治大反攻，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暫時不實行反攻”的不同意見：
現葉、項已被俘（註：項英實際未被俘）， 皖南新四軍已全部殲滅。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作全面的大反攻，這裡的同志於義憤之餘，亦有立即大舉反攻之主張，然根據各方面情況，平心靜氣一想，我們卻有下列意見，望中央細心考慮。

（甲）情況：
一、全國局面，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共黨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何應欽下令只說嚴防我軍報復，未說即此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
二、目前華中我占領地區很大，兵力不夠，仍不能鞏固。皖東北敵偽匪猖獗，已全部成游擊區，原來鞏固地區均已喪失，淮海區亦不能支持，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占，海安亦有被敵占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鬥， 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

（乙）根據上述情況，我的提議：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因為：
一、目前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幾着:
1、打韓德勤、沈鴻烈。
2、華中主力集中，經雪楓地區過新黃河出擊。
3、陝北部隊向西蘭大道出擊。
4、華北部隊向河南或向綏遠出擊。
5、全國各地黨部實行武裝起義。
除此以外就只有個別小軍事反攻之可能了。

二、上述各着，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系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國民黨實行這種反攻和破裂，不獨將引起中間分子的非議，即自己部隊亦難長期在精神上維繫不發生動搖，如果再遇挫折，則對我更有極大不利，那時，反共高潮更難壓制，國民黨更可藉此向我大舉進攻，故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而政治上反攻則較易行。如
(一)向國民黨抗議並發宣言，提出釋放葉、項及所有被俘人員及全國所有被捕黨員，不得殺害一人，賠償所有損失及撫恤死傷，槍決上官雲相等肇事兇手等要求。
(二)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徹底解決前，華中我軍決不再考慮北移之命令，國民黨再向我華中進攻，即認為正式與我黨破裂。
(三)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宣傳抗議皖南事件，揭破國民黨的分裂行為，以孤立頑固派，並在全國造成我實行軍事反攻之理由。

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可能使蔣、何在半年至一年內，不敢再向我華中進攻，使我能鞏固華中陣地，以待變化。
我的意見如何，請考慮示復。

剛剛得到皖南事變消息的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新任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於15日約見了周恩來、葉劍英。周恩來控訴說，何應欽和自崇禧是這一陰謀的策劃者，戴笠也參與其中，但我們清楚，這一陰謀的真正鼓動者是蔣介石。潘友新表示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必須向廣大群眾指明真正的禍首”。崔可夫更明確表示：我認為，在你們的政治工作中應當指明，蔣介石是所有這一切事變的禍首。周恩來問：這合適嗎？潘友新持重地回答：在你們的政治闡釋工作中不要援引破壞國共合作的這一陰謀的策劃者—蔣介石的名字。

應毛澤東事前的要求，周恩來提出，中共希望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以對蔣介石實施軍事反攻。對此，潘友新答覆：“我認為，目前的主要敵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對國民黨主動展開進攻，這只會促使中國內戰擴大，於抗戰不利。必須千方百計保持合作；（當然）但這並不意味着你們應該自甘受辱，必須繼續進行業已開始的對國民黨的政治進攻。”

潘友新建議中共通過會談解決衝突，潘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必須同蔣介石會晤，不要期待蔣介石向中共乞求，要就所有的問題進行會晤和交談，形勢要求這樣做，這一會談只會對中共和中國有利。”

15日（一說14日）這天，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發電：
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我們新四軍的萬人以上部隊在葉挺的指揮下由長江以南地區向北轉移，但受到蔣部署的七萬人部隊包圍，雙方已血戰八晝夜。
（國民黨）在西北已集結了30萬名士兵，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在其周圍建起軍事設施，封鎖此邊區幾千里長的地方。
我軍有被全殲的危險。與此同時，蔣介石派了20多個師對我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的游擊隊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進攻。他們正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反革命氣焰甚為囂張。我們不能不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決反擊蔣介石實施的這種廣泛進攻。

同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新四軍問題，應注意俄態敵態，英美關係，德倭關係，以及決裂後如何收拾也。

*1月16日*

16日，周恩來致電延安，傳遞蘇聯方面的意見，電報中說，蘇方認為：目前局勢須有全局的觀察和布置，尤其要從各方面探查，蔣介石是不是與日本有秘密聯絡，或有新的談判。要判斷蔣是否有意破裂，不僅要注意華中國民黨軍，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國民黨軍的動向。雖然必須積極加強軍事準備，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戰繼續。”

就對蔣進行軍事反攻並實施報復作戰，周當天再次致電延安，認為不宜打韓、沈（註：韓德勤、沈鴻烈），而應打李品仙和李仙洲。周在電報中說：打韓、沈，在政治上為報復，在軍事上為攻堅，易於持久，消耗彈藥，為敵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報復的藉口。如準備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則政治上為自衛，軍事上為以逸待勞，易於求得速決的運動戰，且可獲得補充，使韓、沈更孤單，使頑固派軍隊更膽寒，更可教訓蔣、白。因為我們一出手，以能打得響、打得快，而仍爭取抗戰繼續為有利。如拖和延長，消耗大，陷於被動，而造成不得不擴大局面，是不利的。

16日前後，周恩來拜訪了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向卡爾“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英國政府在收到卡爾報告後，致電蔣介石表示，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TruslerJohnson)16日致電美國國務院稱，蔣介石在1月12日收到新四軍遭襲消息後立即下令停止了攻擊；中共方面則認為局勢極端危急，稱如果產生國內衝突，中共將不負責任。

16日，在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等的強烈堅持下，蔣介石批准了“明令撤銷新四軍番號的決定”。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消其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澈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即使俄械與飛機，因而停運不來，亦所不惜也。

*1月17日*

17日，陳毅、張雲逸、鄧子恢、張鼎丞、粟裕、戴季英、羅炳輝、周駿鳴、郭述申、彭雪楓、李先念、譚希林、孫仲德等新四軍將領向全國發出通電，抗議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圍殲皖南新四軍的罪行。

17日，國民政府向全國發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宣布新第四軍抗命叛變，撤銷番號，通令如下﹕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刪（十五日）亥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涇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膽敢明白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為敵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我前方被襲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若不忍痛反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衛，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餘，瞻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為應付危急，伸張綱紀，不得不為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全部陰謀，業於十三日將拿獲該軍參謀處長（註：指趙凌波，兼任新四軍軍部第一縱隊副司令員）之供詞，電陳鈞察。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不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所有處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行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着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撤銷，該軍軍長葉挺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着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

17日當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還就皖南事變經過發表了專門講話﹕
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之遭受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緣中央為調整軍事部署起見，曾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註：指1940年12月9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頒布的《展期限新四軍北移手令》），限新四軍全部，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並指定繁昌、銅陵一帶，為其北移路線（註：該路線為1940年12月10日，蔣介石致顧祝同“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電令所定），詎該軍並不遵照命令行動，又復藉端要索，希圖延宕。顧長官為維持軍令尊嚴，督令該軍，遵由原地北渡（註：40年12月30日，顧祝同電複葉、項，再次否絕了皖南新四軍以主力從蘇南北渡的要求），該軍悍然不顧，仍擅自行動，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涇縣向太平地區南竄，企圖襲擊上官總司令部。適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早已詳悉其行軍道路，及知該師於本月一日到達三溪，遂於四日晚，全部潛赴茂林（涇縣南約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襲擊，該師倉卒被襲，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資自衛，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為整飭紀綱，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該軍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獲該軍長葉挺等，現已交軍法審訊，該軍番號業經明令撤銷，此該軍違反軍令卒被制裁之經過也。

此次新四軍違令叛變，非出偶然，而實本於該軍一貫之陰謀，據顧長官元亥電，轉報拿獲該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趙凌波之供詞，即可明了其真相，該項供詞如下（見本段後注）。該軍叛變陰謀昭然若揭。第四十軍（註：應為四十師）倉卒應戰，出於自衛。顧長官對該軍（指新四軍）相機處置，全部編遣，實為維持軍紀上必要之措施。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長官分別交軍法審判，嚴緝治罪。此次事變，幸賴前方將士戮力用命，當地民眾明辨忠奸，協助戡亂，而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用能於數日之中，平定變亂，此未始非顧長官應變若定所致雲。

註：趙凌波供詞如下：
（一）葉挺等奉命開動時，決意不遵令北調，早已定謀，移赴蘇南，先盤踞金壇、丹陽、句容、朗溪、溧陽等縣，擴充東南政治分局，加強機構，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   
（二）先以政工人員幹部官佐武裝士兵陸續開赴蘇南，在金、丹、句、朗、溧五縣間，擴充細胞，以待全部到達後，展開反抗，併吞第二游擊區內之抗戰國軍（註：指冷欣部），再演蘇北黃橋之局勢，以便向太湖浙西擴展。
（三）為要開拔費及彈藥各五十萬計，集中兵力於涇縣、繁昌一帶。
（四）嗣奉令規定由皖南原地渡江，頗為失望，但仍希領到彈款，再籍口敵艦封鎖，決不由皖南渡江，以貫徹盤踞蘇南之目的。
（五）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詳悉其行軍道路嗣知該師於一日下午到達三溪與榔橋鎮之間，新四軍認為此乃其襲擊第四十師唯一之機會。遂於江（三）日定謀，支（四日）夜全軍潛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發制人手段，以期各個擊破。其所定計劃，係殲滅第四十師後，即以其左支隊在丁王殿板橋一帶，牽制108師，以中右兩支隊急趨胡樂司甲路東岸一帶奪倉庫被服糧彈，直襲某地上官總司令部。然後與左支隊分趨朗溪溧陽會同蘇南部隊再夾擊冷欣部，及朗溪一帶抗戰之國軍，造成擴大紛亂之局，使中央窮於應付，脅迫中央容納其要求。
（六）葉項等微（五日）辰分發各電，婉轉陳詞，係故作緩兵之計，且佯示無意啟釁，以便嫁禍國軍。
（註：筆者感覺，該供詞許多內容太過，難於取信。為加重其罪而弄出這樣一份供詞，原本完全占理的事，反讓人懷疑是構陷了）

解散新四軍通電發布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令頒發，文人多疑懼，而軍人皆贊成，此事對於俄國之關係固大，然為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計，若為處置軍令，而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則國權旁落，比抗倭失敗之悲慘更甚，故決心下令嚴處，即使俄械已運之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停止不來，亦所不來〔惜〕，且正可因此，以試驗俄國助我抗戰之用意如何也。
（唉，何須試驗？）

得悉通電，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稱：此間幹部提議以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立在蘇北成立軍部，在隊號召，可否望復。

同一天，季米特洛夫給莫洛托夫（蘇聯人民委員會委員兼外交人民委員）打電話，告之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來的電報，莫答應把問題向斯大林反映並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季米特洛夫還就此事給鐵木辛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去電。

17日晚，蘇聯外交次長洛佐夫斯基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轉告國民政府：勿做使敵人快心之事。

*1月18日*

1月18日凌晨，重慶，周恩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登載於中共《新華日報》。

18日（或19日），中共在桂林所辦的《救亡日報》（社長郭沫若，總編輯夏衍），因拒登國民政府中央社（中央通訊社）關於皖南事變的聲明，當天報紙全部被扣，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周恩來得到消息，當即通過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通知夏衍、范長江迅速離開桂林前往香港，同從重慶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在香港建立對外宣傳據點。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17日國民政府通電與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毛澤東在會上說：國民黨最近消滅皖南新四軍，現在又公開宣布取消新四軍，這表明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大破裂的決心。國民黨干出這件大事，定有帝國主義指使，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義（意）。國民黨（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齊電”是準備破裂的具體步驟，我們去“佳電”不能轉變其態度，這就證明國民黨下了決心反共。現在國民黨準備大舉進攻華中部隊，在各處大捕共產黨員，因此我各辦事處須實行自衛式的撤退。。。資產階級中間派讓我讓步，顧全大局，實際上是有利於國民黨而不利於我們的。

會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指出：皖南事變“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國民黨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表示“已在準備着與我黨破裂，這是七七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重大政治變化的表現”。中央決定：各抗日根據地經過刊物、報紙、會議、群眾大會，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覺性和作戰的充分準備。

中共《中央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皖南新四軍軍部及主力八千餘人於本月四日起，開始遵照黨中央向國民黨讓步的決定，服從蔣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動，不料國民黨當局早有“聚殲”計劃，我軍行至涇縣之茂林即為國民黨軍隊七個師重重包圍，激戰七晝夜，全部覆歿。這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應該引起全黨及全國人民的注意。國民黨現已公開宣布新四軍叛變，葉挺交軍法審判。國民黨這一政治步驟，表示他自己已在準備着與我黨破裂，這是“七七”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重大政治變化的表現。

（二）國民黨這一表現的原因是：
第一，親日派何應欽及西西系陳立夫等經過反共，準備投降的陰謀活動；
第二，頑固派頭子及英美派代表，由於英美集團與德意日集團間矛盾之擴大與英美拉攏中國之積極，及日本在中國的進攻行動受到了英美的牽制等原因，他們的氣焰大為高漲，認為此乃向我党進攻以鞏固其統治的有利時機。皖南事變即是三國同盟以來國民黨內親日派、英美派同謀的一連串反共事變的繼續發展。

（三）皖南事變及國民黨的公開處理，在全國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國民黨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真面目，暴露着他們的陰險毒辣，沒有信義，沒有道德，它將使國民黨的威信大受損失，同時揭破其關於統一軍令政令之宣傳的全部虛偽性。因此，皖南事變同時造成了我們在政治上給國民黨親日派、英美派向我們的進攻以有力回擊的有利條件。新四軍是積極抗日的，北移是服從命令的，現在得着的是被消滅，被宣布為叛變與被交軍法審判。一切理由都在我們方面。

（四）為了反對國民黨的進攻，中央特決定：
（甲）在各抗日根據地內經過刊物，報紙，會議，群眾大會，對於國民黨親日派，頑固派同謀殲滅皖南新四軍的行動，提出嚴重抗議，併到處提出下列口號：
（子）立刻釋放葉軍長，釋放一切被俘將士，撫恤傷亡，懲辦禍首！
（丑）立刻停止華中二十萬大軍前進剿共，反對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前線國軍同八路軍新四軍團結起來，槍口一致對日！
（寅）立刻停止陝甘寧邊區周圍的碉堡線，把一萬萬元的碉堡建築費，用到國防建設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卯）取消一黨專政，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釋放張學良，楊虎臣，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國的政治犯。保障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
（辰）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驅逐親日派頭子何應欽、陳立夫！
（乙）在宣傳鼓動工作中應無情的揭破國民黨當局自抗戰以來對人民，對革命分子則肆意壓迫與屠殺，對日寇、漢奸則消極應付與寬容，有功者罰，有罪者賞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動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民主，才能使抗戰堅持到最後勝利。
（丙）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覺性和作戰的充分準備。
（丁）在大後方應經過各種不使黨的組織遭受破壞的，側面的，間接的方式去動員輿論與群眾，特別抓住物價高漲去提高人民的不滿情緒到要求驅逐親日派，改組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18日，劉少奇聯名陳毅致電中共中央，報告皖南事變後工作布置的意見，再次建議：在蘇北成立新四軍軍部，並以陳(毅)代軍長。

同一天，劉、陳發出《關於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藉口的通報》，通報運用大量“具體事實”，逐條駁斥了國民黨為取消新四軍而製造的種種“誣衊”，深刻揭露了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通報稱：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聽調動”，“不按指定路線由繁昌、銅陵一帶北移，而經涇縣南想襲擊友軍的言論，純屬捏造”。
（註：筆者認為，該通告對了解皖南事變真相是非常有價值的，但不知何故，其原文竟已銷聲匿跡，無從查閱了。）

18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國民黨已準備破裂，你們在重慶的環境日險，應即離渝返延。

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致電季米特洛夫，報稱：我軍已被徹底消滅。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其助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被蔣介石軍隊俘獲。

當天，季米特洛夫就皖南事變專門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我們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到的兩份密碼電報和蘇聯現有的情報表明，蔣介石顯然認為目前是對中國共產党進行總攻的適宜時機，因此，他手下的將領們卑鄙地襲擊新四軍並進一步採取針對八路軍和邊區的侵略行動。
無論中國共產黨人的處境如何艱難和危險，他們都不可能不反擊蔣介石對新四軍的強盜式進攻，也不可能不對蔣介石軍隊對八路軍和邊區的攻擊進行自衛。
假如蔣介石不終止其總的侵略行動，則不可避免地將燃起內戰。當然，這種戰爭只會對日本人有利。

為避免這樣的內戰，在蘇聯方面採取可能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這將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我認為，這一運動應按下列兩種方式開展：
（1）在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報刊上揭露中國反動派破壞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罪行；
（2）由中國人民的朋友（各種協會、組織、社會知名人士）向蔣介石發出抗議信並向他和中國人民呼籲不應允許爆發內戰和分裂抗日統一戰線，不應允許日本人用‘中國人的手’來征服中國。

我們有辦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關組織這一運動的指示轉達給我們的朋友。
懇請告知您有關我們是否應採取這些步驟的意見。

致
友好的問候
季米特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