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現在這個年齡，日思夜想的內容中往事回放變得多了起來，有點對一輩子做總結的意思，也有點“蓋棺定論”的味道，呵呵。

腦子裡最多轉悠着的是那些曾經給過我幫助的人和事，很想見見他們，道一聲謝謝，或為他們做點什麼。

 想到了小學中學給過我幫助的那些老師們，很想知道他們的近況，身體好嗎？在做些什麼？我把他們的名字一個個的輸入電腦，驚喜地發現有的做了廳局級領導，有的成了民主黨派理事，也有的一點信息也查不到。

如有時間，很想見見他們。

 忽然發現， 心底里最想見的是和我一起插隊農村的同組的5個姐妹。

1974年3月15日，我和同一中學的5個同學一起下放到了安徽六安地區一個大山裡的鄉村林場。五個同學中，雲和我高中同班，大英小英和我同屆，芝和珍是應屆初中畢業。這幾個同學中，四個都比我大兩歲，只有珍最小，當年只有15歲。

 在那片貧瘠的土壤上，曾有我們青春的汗水和淚水的流淌。我們一個鍋里吃飯，一起下地幹活，想家時，一人哭，個個都流淚。唱歌時，一個人唱，全體都和。每個人曾輪流做飯，挑水，大雪天也曾一同在屋子裡睡懶覺聊天。給農民辦掃盲夜校時，我們輪番去做老師，我們的知青點成了公社先進，縣先進，地區先進。

 1976年9月，我們的知青點，有了一個招工回城的名額。

 聽說過其他的知青點曾為招工和入黨鬧的不可開交的傳聞，哭鬧上吊的都有。哪一個知青都有一個回城夢，誰不盼望早日回家？我覺得，大概是過分的關注，大家對這件事都閉口不談。

 決定的時候終於來到了。分管我們的大隊副書記晚飯後來到我們的知青點，把全體知青包括後來兩年陸續來插隊的，統統召集到了院子裡，他說：大家都知道了，公社給了我們大隊一個知青上調名額，但是這麼多的人都夠下鄉兩年以上的條件了，誰都想回城，每家都有每家的困難。我們大隊黨支部決定，讓誰走這件事情交給你們自己做決定，希望你們推薦出這兩年多表現最好，讓她走你們都同意的人。書記的話完了，會場一片沉默。因為有私心，我的心裡也難言的緊張。書記又說，大家發言，老知青和新來的都可以說。這時候，琴（來了一年多）說話了，她說：我也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們都知道，誰是這幾年我們中間表現最好，最優秀的人。這就是花兒（我名字的諧音），我提議讓她走。她的話音剛落，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和我一直住在一個屋子裡的雲接着就說話了，她說：花兒是我們的頭，這幾年她為大家為這裡做的最多，我同意讓她走。大英發言：花兒是我們這裡每年工分掙的最多的人，她極少回家，讓她走我服氣。小英表態：我同意雲和大英的提議，讓花兒走。芝和珍發言最簡單，都是：我也同意讓花兒走。最後，書記讓新老知青再做一次集體表決，他說，同意花兒上調回城的舉手。

我忐忑不安的看了一眼，只見姐妹們齊刷刷的舉起了手。書記說，好了，這張招工表給花兒了。

這個討論會一共用了大約5分鐘。

 這是我永生難忘的姐妹們。

現在每每回想到這一段，我沒有了最早的那種“同學們一致推薦我回城”的驕傲，有的是更加深深的感恩。

我一起插隊的知青姐妹中，我知道雲家裡的生活條件不好，家裡孩子多，媽媽沒工作且身體不好，靠父親一人養家。大英媽媽給她介紹了一個對象，那人在等着她回城。芝腦子似乎出了點問題，她經常說起她的“男朋友”，一會兒有，一會兒沒有，常常哭。小英也常嘆氣，說回城是猴年馬月的事了。珍曾經無奈地說，我大概要在這裡干一輩子了。

 當年，在那次會議上，大家卻義無反顧的把回城的機會給了我，把希望和光明給了我，把快樂和未來給了我，我卻一言未發。我算的哪門子優秀？今天的我，在她們面前是慚愧的，她們的人格比我高尚得多。

 1976年10月，我回城進了一家工廠做車工，年底雲和小英回城探親還來工廠看過我。後來，在知青大返城中，她們都回城了，做了工人，售貨員和幼兒園老師等。我在街上遇到過大英，在菜市場遇到過正在買菜的珍，雲結婚前來過我家，說了點姐妹的近況。

 78年我從工廠里考上了大學，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她們了。

 信主後，每當唱起一首聖歌中的那幾句：“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主啊，是你緊拉着我的手，把我帶在你身邊......”在我心中閃過的人的影像中，就有那幾個知青姐妹的臉孔。我感覺，這幾個姐妹那一刻是天使，是神讓她們舉起了手，托起了我。

我在google上把她們的名字也一一輸入，遺憾的是一點兒痕跡也沒有。

老公說，你回去在報紙上登一個尋人啟事。他知道我想找她們做什麼。

親愛的姐妹們，我心中永遠青春靚麗的你們現在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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